世界記憶中的魯迅

核心提示：歷經幾十年的生活體察、智性思考和艱辛創作，魯迅向世界呈現了豐盈的文學成果，成為真正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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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先驅導報9月30日報道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短暫的，但又是偉大的——他為中國乃至世界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

我們在紀念魯迅時，到底在紀念什麼？多少年來，這樣的問題始終縈繞在人們的心頭。回顧起來可以發現，後世在探討魯迅思想遺產時，往往偏重突出魯迅充滿民族魂魄的愛國主義——他永遠夾著一支點燃的香煙，身體清瘦、精神飽滿的孤獨而偉岸的鬥士形象已常駐人們心中，但對於他的世界主義研究卻寥寥，人們似乎忘卻了他也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站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時值魯迅先生誕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紀念年之際，我們將魯迅立於全人類視野和精神之中，探討其國際主義精神的本源——追溯他與外國友人交往的歷史，尋覓他在國外的蹤跡，重新審視其世界眼光和世界影響，不僅期冀可以豐富魯迅的個體形象，也契合當今全球化時代的脈搏。正如專家所言，「他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對話聯繫，又拒絕成為主流文化的附庸的文化立場，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豐厚的啟示意義」。

魯迅：真正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中國作家

清末中國，多數讀書人對國門外狂飆突進的世界潮流渾然不知，坐井觀天、不思進取。1898年，青年魯迅來到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求學，在這所新式學堂閱覽室里，嚴復翻譯的赫胥黎著作《天演論》讓他睜開瞭望向世界的眼睛，他在散文《瑣記》中回憶了閱讀這部奇書的驚艷：「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惟有天造草昧……』」從此，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魯迅面前次第敞開。

青年魯迅進入新式學堂求學，意味著他從傳統文化的超穩定系統「離家出走」，從此他不再囿於中國視野看待社會文化萬象，獲得了立足於人類整體觀照世界的全球眼光。歷經幾十年的生活體察、智性思考和艱辛創作，魯迅向世界呈現了豐盈的文學成果，成為真正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

獨特的中外文化交流理念

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對話聯繫，又拒絕成為主流文化的附庸。這一文化立場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豐厚的啟示意義

1902年，眼界大開的魯迅負笈東瀛。正是在日本留學的7年間，魯迅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現代知識體系。

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等幾個強國，以及以這些強國為中心的主流文學上。青年魯迅卻非常有個性，他除了閱讀上述主流文學讀物，還對世界上弱小國家的主流文學給予了持久的關懷。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自己當時和一些青年憎惡專制、渴望自由，「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這些弱小民族文學爭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思想表達，與魯迅等中國青年尋求民族自強的心聲產生了共鳴。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國家飽受列強侵略直至亡國，對於這些國家的悲慘命運，魯迅等具有正義感的中國知識分子給予了深切的同情。魯迅在1908年寫的《破惡聲論》指出，歐洲列強征服了波蘭、印度等國家，作為同樣飽受列強欺壓的中國本應採取感同身受的立場。對於當時嘲笑「受欺壓的弱小國家是自取滅亡」的某些「志士」，魯迅則譴責了這些人的冷酷無情。他在1918年的《隨感錄》里寫道，每當聽到有中國軍人唱「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便覺得臉上和耳輪同時發熱，背上滲出了許多汗」。在揭示某些中國國民崇拜強權、欺軟怕硬的勢利嘴臉時，魯迅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和超拔的國際視野得以呈現。

魯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譯《域外小說集》的作品基本都來自世上的弱小國家，後來許多翻譯家仿效他們，形成了弱小民族文學翻譯模式。魯迅的這種立場也曾招來批評，林語堂在《今文八弊（中）》嘲諷魯迅譯介弱小民族文學是媚俗行為：「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魯迅在《題未定草》中對此回應說「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弱小民族文學翻譯者不僅不媚俗，反而是超越了文學上的勢利主義。

魯迅特別欣賞中國漢唐時代的開放胸襟和勇於吸收異域文化的姿態，他在《看鏡有感》中感嘆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基於此，魯迅提出了置身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現代文化的基本進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到了30年代，魯迅進一步地把這種文化開放立場提煉為「拿來主義」思想。

一方面魯迅堅決批判閉關自守的文化保守主義，經由翻譯實踐向後進的中國社會引入外國新的觀念、思維、美學，以及新的語法和寫作藝術；另一方面他又同崇仰列強文化權力的全盤西化思想保持距離，努力在弱小民族中尋找精神的盟友，致力於譯介弱小民族的文學，並與強勢的西方主流文學形成抵抗式的對話關係。

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對話和衝突成為各民族文化關係的關鍵詞。拒絕對話和強化各民族文化的對抗，都將會導致人類文化新的災難；反之，不珍惜各自民族的文化，完全向單一的主流文化併攏，同樣會破壞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豐富性而導致世界文化的衰微。魯迅獨特的文化理念和姿態，顯示了知識分子獨立、理性的文化姿態：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對話聯繫，又拒絕成為主流文化的附庸。這一文化立場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豐厚的啟示意義。

引起世界知識界的關注

21世紀初以來，他作為中國現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來越清晰，他也愈益成為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作家

魯迅以開闊的眼光吸取世界文化營養，廣泛譯介世界文學；與此同時他大量創作著思想博大、精神深邃、藝術精美的文學作品，他的思想和創作逐步引起世界各國知識界的關注。

作為文學家的魯迅成長於列強環伺中國、華夏民族昏睡的世界格局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文化帶去了災難性後果，一批具有反省精神的西方學者開始批判歐洲中心論，並同東方知識分子開展交流和對話。在這樣的語境中，魯迅的崛起吸引了國外漢學界的目光，他的思想和作品逐漸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向世界傳播的主體內容。

二戰以前，魯迅還沒有真正引起歐美知識界普遍的興趣，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史沫特萊等人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所寫的介紹魯迅的文章，只是把魯迅當作激進的中國思想家推薦給歐美社會。1949年後，被奉為中國現代文化旗幟的魯迅受到歐美和蘇聯東歐知識界的廣泛關注，魯迅大量的作品得到譯介。以色列學者愛倫·埃伯1981年撰寫的論文《歐美對魯迅的接受》指出：「很顯然，魯迅已是世所公認的作家。他的作品譯成了50多種文字，包括25種歐美語言和21種蘇聯各民族的語言。」上世紀50-70年代歐美和蘇東的學術機構紛紛對魯迅思想和作品開展研究，不過這些研究具有較為鮮明的冷戰色彩。

對冷戰思維的反省給80年代以後的世界各國魯迅研究開創了新的局面，探究魯迅作品文本研究的成果逐漸增多。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橫亘在東西方之間的壁壘被拆除，魯迅思想和作品在世界上傳播的渠道更為暢通。21世紀初以來，國外魯迅研究進入了多學科研究方法並置的文化研究階段，原先研究中附著在魯迅及其作品身上的意識形態釉彩逐漸剝落，他作為中國現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來越清晰，他也愈益成為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作家。

被譽為東亞的「文化英雄」

在東亞，魯迅的思想和作品程度不同地參與了各國現代思想和文化的建構，魯迅成為東亞國家價值認同的主要思想來源

在具有自己獨特文化傳統的歐洲、美洲、非洲和南亞西亞等區域，人們把譯介研究魯迅當作一種與中國進行文化交流和對話的方式，魯迅還沒能在深層次上對這些國家的文化產生影響。但是在東亞，魯迅的思想和作品程度不同地參與了各國現代思想和文化的建構，魯迅成為東亞國家價值認同的主要思想來源，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稱魯迅為東亞的「文化英雄」。

在日本，真正具有學術品格的魯迅研究成果是上世紀40年代初竹內好的專著《魯迅》。竹內好以魯迅對西方文化的吸取與抵抗姿態為參照，批判日本近代知識界幾乎完全跪倒在西方文化膝下的奴性，魯迅成為竹內好批判日本現代化道路的鏡子。80年代早期，日本學者伊藤虎丸的專著《魯迅與日本人》指出，日本在飛速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也重複著西方近代以物質扼殺精神、以眾數扼殺個性的偏差，在戰後日本的公司化社會，人成為「操作著電腦的猴子」。日本學者認為，魯迅20世紀初《文化偏至論》等作品對近代工業文明社會的批判，值得現代日本社會借鑒。

在二戰之前的朝鮮，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朝鮮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結合在一起；40年代中期南北朝鮮分治後，推行社會主義政體的朝鮮把魯迅當作革命文學的先驅；在六七十年代，魯迅的遺產成為韓國反美運動和批判國內軍人獨裁統治的思想武器；在80年代韓國進入現代化發展階段，魯迅作品又成為許多韓國知識分子批判工業文明弊端的思想資源。在東南亞國家那裡，魯迅思想是二戰前殖民地人民抗擊殖民主義統治的精神動力；在這些國家獲得獨立後，魯迅思想和作品的傳播起到批判傳統負麵價值、追求社會創新的推動作用。

進入90年代之後，日、韓和新加坡等許多國家的學者逐漸形成共識，魯迅成為現代東亞各國的精神領袖。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2002年出版的《魯迅事典》前言中指出，「（目前）日本人幾乎是把魯迅作為『國民作家』來接受的」，而「在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魯迅文學也被廣泛而持久地閱讀著」，因此「魯迅是東亞共有的文化遺產」。

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對魯迅思想和創作養分的吸收，堪稱繼承魯迅精神遺產最為深入的東亞知識分子典範。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演講時回憶了少年時代閱讀魯迅作品的經歷，並表達了他的感激之情：「很小的時候，我就從母親那裡接受了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說，我的血管里流淌著中國文學的血液，我的身上有著中國文學的遺傳因子。沒有魯迅和郁達夫等中國作家及其文學作品的存在，就不會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在世界傳播過程中，魯迅思想和作品已成為一道豐富獨特的文化景觀。像一切偉大的心靈創作出來的文藝成果一樣，魯迅的思想和作品將繼續長久地吸引著世界上對中國感興趣的人士，吸引著那些對美好的人類精神產品有著敏銳知覺力的人士。（作者系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首都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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