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

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沈伯俊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繫全書的靈魂。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諸葛亮這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三國演義》還有什麼看頭,還怎麼能成為世代相傳的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作者耗費筆墨最多的藝術形象。從「水鏡先生」司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號「伏龍」(即「卧龍」),為他的出場預作鋪墊(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劉玄德遇司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後被安葬於漢中定軍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遺計斬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處於作品情節的中心,當之無愧地成為全書的第一號主角。羅貫中滿懷摯愛之情,傾注全部心血,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將他塑造為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典型。  一  歷史上的諸葛亮(181~234),本來就是漢末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生於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十四歲便隨叔父諸葛玄離開家鄉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輾轉來到劉表控制的荊州。十七歲時,諸葛玄病卒。儘管此時諸葛亮年未弱冠,又與荊州牧劉表及其大將蔡瑁都有親戚關係,但他胸有大志,襟懷高邁,不願託庇於權門,於是帶著弟弟諸葛均,毅然隱居於隆中(漢代屬荊州南陽郡鄧縣,今屬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隴畝,一面關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國用兵之道,長達十年之久。建安十二年(207),奮鬥半生而屢遭挫折,當時依附劉表、屯兵新野、勢單力薄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請教。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闢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制定了先佔荊、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勢,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待時機成熟,再分兵兩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業的戰略方針。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出山輔佐,從此成為劉蜀集團的棟樑,在歷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圖,創造出非凡的業績。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親率大軍南征,劉表病卒,次子劉琮繼位,不戰而降,劉備敗走江夏。在此危難之際,諸葛亮主動要求出使江東,說服孫權,建立起孫劉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軍,使劉備趁勢奪得荊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孫權佔據的南郡。此後,他又協助劉備奪取益州,順利地實現了跨有荊、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戰略目標,使劉蜀集團達到鼎盛時期。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丟失荊州,使劉蜀集團的地盤減少了將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劉備又在夷陵之戰中遭到慘敗,次年託孤於諸葛亮,在羞憤與悔恨中病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諸葛亮以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智慧,獨力承擔起維繫蜀漢國運的歷史使命。他高瞻遠矚,勤政務實,勵精圖治,清正廉明,把蜀漢治理得井井有條;他堅持「和」、「撫」方針和「攻心為上」的原則,迅速平定南中地區,較好地處理了民族關係;他不畏艱險,屢次北伐,始終對強大的曹魏保持了進攻的態勢;他善於治軍,賞罰嚴明,重視裝備的革新和戰術的改進,創製了令人稱奇的「木牛流馬」和「八陣圖」;他忠於職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西晉傑出的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篇末高度評價道: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僅深受蜀漢民眾的尊崇,甚至還得到敵方的敬重。在他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集中體現於《隆中對》;二是忠貞,集中體現於《出師表》。總之,他確實不愧為一代賢相,名垂千古。  二  諸葛亮逝世以後的一千餘年間,歷代胸懷壯志、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深情地緬懷和頌揚著他,廣大民眾一代又一代地傳頌著他的業績,各種通俗文藝也反覆講唱和渲染著他的故事。羅貫中繼承了這種尊崇諸葛亮的社會心理,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了通俗文藝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創造,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諸葛亮形象,一個家喻戶曉的光輝形象。這樣的諸葛亮形象,雖以歷史人物諸葛亮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變異,比其歷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範,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為了塑造好諸葛亮藝術形象,羅貫中花費了大量筆墨,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諸葛亮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  歷史上的諸葛亮,儘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他剛出山時的身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沒有記載,估計是幕賓之類。赤壁之戰以後,劉備奪得荊州江南四郡,諸葛亮始任軍師中郎將;此時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早已封漢壽亭侯,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諸葛亮的地位略低於關、張。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定益州,諸葛亮升任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掌管左將軍府事務,此時劉備的官銜是「左將軍領荊、益二州牧」),其官品與關羽、張飛同列,而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則超過關羽、張飛。直到劉備稱帝(221),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為蜀漢的頭號大臣。而且,在劉備稱帝之前,諸葛亮雖曾參與謀議,但大部分時間是留守後方,足食足兵,從未統管過軍事 。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淳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這是他面臨的第一場考驗。這時——  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一開始便將指揮權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的勝利,樹立了諸葛亮的威信,也確立了他指揮一切的地位。從此以後,他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四十九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於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於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二)竭力渲染諸葛亮的智慧,特別是出神入化的軍事謀略  上面說過,歷史人物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於把握天下大勢,善於總攬全局,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的政治智慧,《隆中對》就是其集中體現。至於軍事方面,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說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意思是說諸葛亮善於管理軍隊,治軍嚴整,但在運用奇謀妙計上卻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幹,優於當統帥的謀略;隨機應變的本領,不是他所擅長的。有人認為陳壽貶低了諸葛亮;但事實是,歷史上的諸葛亮確實並不特別擅長出奇制勝。然而,在《三國演義》里,羅貫中不僅充分表現了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過大量的虛構情節,著力突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把他塑造為用兵如神的謀略大師,成為中華民族無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國演義》里,諸葛亮出山後取得的第一個勝利——火燒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虛構成分。歷史上,劉備曾與曹操大將夏侯?、于禁等相拒於博望,「久之,先生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三國志?蜀書?先主傳》)那是在三顧茅廬之前,自然與諸葛亮無關。羅貫中來了個移花接木,將此事安排在諸葛亮出山之後,使他成為克敵制勝的英明指揮者。作品先寫曹軍的氣勢洶洶,寫十萬曹軍與劉備數千人馬的懸殊對比,釀造出泰山壓頂的緊張氣氛;然後寫諸葛亮調兵遣將,關羽、張飛對他的計謀都心存懷疑,「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結果,戰鬥的進程完全按照諸葛亮的預計發展,劉備軍大獲全勝,使得關羽、張飛這兩個心高氣傲的大將心服口服,稱讚道:「孔明真英傑也!」(第三十九回)於是,諸葛亮料事如神的軍師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現。  隨後的火燒新野,純屬虛構的情節。在這次戰鬥中,諸葛亮水火併用,層層設伏,讓曹仁、曹洪率領的十萬大軍先遭火燒,再被水淹,損失慘重(第四十回)。從此,諸葛亮的無窮妙計,不僅贏得了整個劉蜀集團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軍十分害怕,動不動就懷疑:「又中孔明之計也!」  在決定劉蜀集團命運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戰中,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來,在歷史上的赤壁大戰中,最主要的英雄應該是周瑜;諸葛亮除了出使江東,智激孫權聯劉抗曹之外,究竟還有哪些作為,史書上並無明確的記載。然而,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卻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最關鍵的人物。儘管他在吳軍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卻是「赤壁大戰」這一情節單元的真正主角。孫劉聯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孫權抗曹的決心,由他使之堅定;周瑜導演的「群英會」、「蔣干盜書」,黃蓋的苦肉計、詐降計,被他一眼看穿;戰役的關鍵決策——火攻計,由他與周瑜共同商定;而實行火攻的決定性條件——東風,又由他巧妙「借」來。可以說,孫劉聯盟在奪取勝利的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他的智慧;如果沒有他,周瑜要想打敗曹操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孫劉聯盟與曹軍之間的矛盾和孫劉聯盟內部矛盾的旋渦里,在與周瑜、曹操這兩個傑出人物的鬥智中,他的遠見卓識、雅量高致和神機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發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對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圖除掉他,他都一一從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無可奈何,又維護了孫劉聯盟,保障了戰役的勝利。鬥智的結果告訴人們: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諸葛亮,因此,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頭號英雄。  在「三氣周瑜」、「劉備奪取漢中之戰」、「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等情節單元里,羅貫中也安排了許多虛構的情節,從多種角度入手,把諸葛亮的智慧謀略表現得精妙絕倫。在與對手的政治鬥爭中,他總是善於把握全局,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牢牢掌握制勝的主動權。在軍事較量中,他總是知己知彼,重視掌握情報,善於調動對方,善於打心理戰,善於「用奇」,或伏擊,或偷渡,或偽裝,或奔襲,虛虛實實,千變萬化,一次又一次地贏得勝利。《孫子兵法》說:「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勢篇》)「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諸葛亮精通這些軍事原則,真是用兵如神。為了突出諸葛亮的謀略,作品常常運用對比、襯托等藝術手法。心高氣傲的周瑜多次感嘆:「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直到臨終,他還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嘆,強烈地表達了他力圖壓倒諸葛亮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善於用兵的曹操在與諸葛亮交戰時老是疑神見鬼,一敗再敗。老謀深算的司馬懿更是多次承認:「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諸葛亮死後,蜀軍撤退,司馬懿率兵追趕,還被諸葛亮的遺像嚇得狼狽而逃,落了個「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話柄。通過這些第一流人才與諸葛亮的對比,諸葛亮那「無窮如天地」的謀略被表現到了極致。  (三)多方刻畫諸葛亮的忠貞品格  在諸葛亮人生的後半段,即從「白帝託孤」到「秋風五丈原」(223~234),這一方面日益得到強化。在這十二年里,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政局,日理萬機,盡心竭力,為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而不懈奮鬥。平定南方之後,他親率大軍北伐,臨行呈上著名的《出師表》,對後主諄諄告誡,並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禳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長征途上,諸葛亮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也遭受過意外的失敗。首次北伐,雖曾勢如破竹,連奪三郡,但因馬謖自作主張,丟失街亭,蜀軍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毀於一旦。事後,諸葛亮不僅堅持原則,揮淚斬馬謖;而且勇於承擔責任,上表自貶三等;並誠懇叮囑部下:「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強敵,內有庸主的艱難形勢下,他以極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業績。直到最後一次北伐,他因積勞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軍的安危和蜀漢的存亡,仔細安排退軍部署,推薦自己的接班人,還「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在這最後一次巡視軍營中,他懷著無限的遺憾長嘆道:「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在死神即將來臨之際,上至國君,下至部屬,近至眼前的退軍節度,遠至今後的方針大計,他都考慮到了,卻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兒老小。作者以蘸滿感情的筆觸,傳神盡意的描繪,極其鮮明地表現了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奮鬥精神。在寫到諸葛亮溘然長逝後,作品插敘了被諸葛亮廢黜的廖立、李嚴得知噩耗後的悲痛情景,以襯托諸葛亮立身之嚴謹、處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強烈。不僅如此,作者還極力渲染了此時的悲涼氣氛:「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帶血,聲聲含淚,悼惜之情,溢於言表,令人讀來蕩氣迴腸。至此,諸葛亮的光輝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讀者的心中了。  三  幾百年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不過,也有一些人對這一形象有所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的這段話:「至於寫人,亦頗有失……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對此應該怎麼理解呢?  我認為,魯迅先生按照嚴格的現實主義標準,指出《三國演義》表現諸葛亮的「多智」有過頭之處,這是對的,所謂「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對諸葛亮的謀略誇張過甚,表現出神化傾向;但這絕不意味著作品對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敗。從總體上來看,作品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這裡特別要強調這樣幾點:  第一,全面把握《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我曾經強調指出:  在創作方法上,《三國演義》既不屬於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於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古典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綜觀全書,羅貫中緊緊抓住歷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大致反映了從東漢靈帝即位(168年)到西晉統一全國(280年)這一歷史時期的面貌,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羅貫中都予以關注,都大致按照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趨勢,作了不同程度的敘述與描寫。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羅貫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調時,都力求實現藝術形象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這樣,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歷史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是人們普遍承認《三國演義》「藝術地再現了漢末三國歷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大膽發揮浪漫主義想像,大量進行藝術虛構,運用誇張手法,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 。  作品中的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實現了「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又進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這種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不僅體現了羅貫中本人「好奇」的審美傾向,而且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典小說「尚奇」的藝術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智謀的誇張和渲染,可謂由來有自。早在西晉末年,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為諸葛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撰文,其中便寫道:  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又何秘要 ?!  這裡已經為諸葛亮的才幹和謀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還引用多條材料,對諸葛亮的謀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諸葛亮已被稱為「智將」。到了宋代,大文豪蘇軾作《諸葛武侯畫像贊》,更是對諸葛亮的謀略大加頌揚: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讚歎,更加突出了諸葛亮的「神奇」。沿著這一思路,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又進一步寫道:  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圍,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謁諸葛》)  這就完全把諸葛亮神化了。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時,對《三國志平話》中的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刪除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之類的神異描寫,使諸葛亮形象復歸於「人」本位——當然,是一個本領非凡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傑出人物。書中對諸葛亮智謀的描寫,大都有跡可循,奇而不違情理。在政治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的「隆中對」、智激孫權,基本上是依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加以敘述,並無多少誇張。在軍事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火燒博望、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空城計等事,儘管頗多虛構,但要麼早有野史傳聞或《三國志平話》的相關情節作基礎,要麼是對史實的移植與重構,即使純屬虛構,也編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 這樣的智謀,雖有傳奇色彩,卻並非神怪故事;雖非常人可及,卻符合人們對傳奇英雄的期待。這與全書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應該承認,《三國演義》在表現諸葛亮的智謀時,確有少數敗筆。一是作品的後半部分,個別情節違背歷史和生活的邏輯,勉強捏合,誇張過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隴上諸葛裝神》中寫魏軍「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卻無法趕上諸葛亮,並借司馬懿之口稱諸葛亮「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會「縮地」之法,便明顯帶有神異色彩。二是羅貫中出於對諸葛亮的熱愛,有時對其失誤之處也苦心回護,導致個別情節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遺計斬魏延」,本來想表現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見之明,卻無法完全掩蓋諸葛亮對待魏延的不當之處,結果欲益反損,反而使讀者感到難以信服 。這種情節雖然不多,卻有可能讓人產生「近妖」的感覺。  第四,應該注意將《三國演義》與其衍生作品加以區別。幾百年來,在《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對其進行改編與再創作,從而產生出大量的、各種門類的衍生作品。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義》的傳播渠道,擴大了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對《演義》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有所強化,有所發展,有所變異。例如:《三國演義》寫諸葛亮的裝束,初見劉備時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戰後南征四郡,也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與王朗對陣,則是「綸巾羽扇,素衣皂絛」(第九十三回)。這些描寫,來源於東晉裴啟所撰《語林》對諸葛亮衣著風度的記載:「乘素輿,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眾軍皆隨其進止。」「鶴氅」亦為魏晉士大夫常用服飾,《世說新語》等書屢見不鮮。而在明清以來的某些「三國戲」和曲藝作品中,諸葛亮動輒穿上八卦衣,自稱「貧道」,言談舉止的道教色彩越來越重,其計謀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強化。如果有人從這類作品中得到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記在《三國演義》的賬上的。  總之,儘管《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描寫存在少數不當之處,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從總體上來看,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書塑造得最為成功,最受人們喜愛的不朽藝術典型,永遠啟示和激勵著後人。(2001年5月初稿,9月修訂)

原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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