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學從政、身名俱滅的吳晗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頭版發表，文中尖銳的指出《海》劇是一株「毒草」。　　如今很多國人在看到教科書上看到這一段文革序幕時，很難想像一出京劇的寫就與排演竟能牽累出中國歷史上最為駭人的十年動蕩。　　1966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明確表態：「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同時，毛又在上海說，吳晗發表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不管不問。1968年3月，吳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吳晗於關押中死亡，距姚文元的檄文刊發不滿三年。 作為北京市副市長，1966年之前的吳晗仍然斷斷續續的與學術界發生著某些關係。　　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載了吳晗與梁思成夫婦的一段公案：　　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林徽因也說，「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築保存優良的傳統」……　　這時吳晗拍案而起，橫眉冷對：「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據理力辯，吳晗便道「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　　1957年在批判「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1948年秋秘藏下來的羅隆基讓他轉交在港民盟領導人的密信交給了黨的領導，羅隆基在信中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導。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並最終導致羅隆基淡出政壇。同時，吳晗還揭發章伯鈞，「在1951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我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作為民盟中央領導的章伯鈞，對作為民盟北京市領導吳晗所說應該是民盟中央與民盟北京市委的關係問題。當時兩者的關係頗有齟齬，章的話頗有和解之意，與反對共產黨領導並沒有什麼關係。　　反右開始不久，吳晗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聲色俱厲地討伐所謂『章羅聯盟』。吳晗聲稱：「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兇惡的敵人！」他的發言博得了「長時間的鼓掌」。　　積极參与政治的吳晗在學術研究中頗為重視毛澤東的意見。1943年吳晗寫了《由僧缽到皇權》一書，走的是「影射史學」的路子，用以影射蔣介石的文字獄；而到了六十年代改寫為《朱元璋傳》又變成了「命題史學」。他在不少公開場合大談「紅太陽」如何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見，並且刪去朱元璋文字獄的殘酷事例，以達到迎合上意的目的。同時又以明史專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也把彭德懷說成是「假海瑞」。　　恰是在這真假海瑞之間，吳晗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姚文元在他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用較大篇幅針對吳晗採用史料的標準和改編提出了極大質疑，不由得令人想起前文提及的1937年羅爾綱著述太平天國時受到胡適的教訓——「時髦」的吳晗，就這樣「莫須有」地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8年3月，吳晗被公安部逮捕。　　1969年10月11日，吳晗死在關押中。　　吳晗的妻子——引領吳晗棄學從政的袁震也被關進「勞改隊」，於1969年3月18日去世。袁震臨終前，對看管人員的要求只有兩個，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吳晗一眼，可惜都沒能實現。　　吳晗的出身和成長經歷使他對胡適的「讀書救國」論頗為懷疑，抗戰中積極投身政治，然而，在政治運動的漩渦中，吳晗再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最終落下「爾曹身與名俱滅」的結局。（騰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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