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 陶文釗

讀《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陶文釗由中央黨校姜長斌教授和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哈佛大學研究員羅伯特?羅斯（陸伯斌）博士主編的《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以下簡稱《再探討》）一書新近出版。拿在手上，書沉甸甸的，很有份量。本書是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合作項目的結晶。1996年10月在北京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1998年5月在波士頓又舉行了一次學術討論會。現在作者將兩次學術會議的論文作了認真修改，合在一起出版，為學術界奉獻了一份厚禮。收入書中的中外學者的16篇論文探討了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美關係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兩次台海危機、中美大使級會談、越南戰爭與中美關係、中蘇分裂與中美關係，等等。一些美國學者對中國中美關係的研究有這樣一種批評，即中國的中美關係史研究基本上是美國對華政策研究，他們希望中國學者更多研究中國的對美政策。對中國學者來說，這裡有諸多主觀和客觀原因。原因之一是，我國中美關係史研究隊伍的構成問題。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世界史的學者來說，研究美國對華政策較之研究中國對美政策方便得多，他們的長處主要在這一方面。要改變中國中美關係史研究以研究美國對華政策為主的狀況，就要改變研究隊伍的構成。《再探討》在這一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嘗試。論文集的六位中國學者中，五位是研究中共黨史和軍史的學者，他們的教學背景和工作條件決定了他們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政策方面具有別的學者不具備的優越條件，《再探討》收錄的他們的八篇論文中有五篇是專門研究中國對美政策的，其他三篇也側重探討中國對美政策。這是特別令筆者感到欣喜的。這裡，筆者也想著重談談讀了中國學者這幾篇論文後的感想。所以本文不是對這本論文集的全面評價，而只是對其中中國學者論文的讀後感。筆者以為這些論文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論文對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 的中國對美政策作了系統的回顧。作者把這20年的中國對美政策分作三段。(1）三年緩和。從1954年到1956年底，中國的對美政策主要是積極爭取緩和，實行和平共處。1953年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標誌著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發生了新的飛躍。五項原則的鮮明特點是：主張各國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平等相待，是對「一邊倒」方針在內涵上的新補充，外延上的新拓展。其間雖有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初的第一次台海危機，但中國在示強之後立即發出尋求緩和的信號，從而導致了1955年8月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開始。(2）十年對抗。1957年起，由於國內國際的種種原因，中國對美政策重新強調鬥爭，前一階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比較穩妥、比較務實的外交政策被革命的理想所沖淡，中國外交政策的發展方向被鎖定為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這種對抗支配了此後十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即使在中蘇關係走向破裂的時候，緩和中美關係的考慮也完全被中國領導人擱置起來。在1964年，在美國侵越戰爭升級的情況下，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必須立足戰爭，立足於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總之，從1958年到1967年，中國同外部世界的對抗越來越尖銳。(3）新的選擇。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美蘇兩極格局開始動搖，國際關係開始重大調整，美國由於在越南戰爭的泥淖中越陷越深，首先感到調整對外政策的必要性，中國為了打破文化革命帶來的外交困境，也有調整的需要，1969年的中蘇邊界衝突成了這種調整的突破口。筆者以為，這樣的分期是符合中國對美政策的客觀演變過程的，是實事求是的。中美接近意味著中國逐漸走出冷戰的陰影，使中國外交打開了一個新的格局。讀《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美國研究第二，論文對各個時期中國的對美政策作了比較全面、均衡的分析，避免了簡單化的結論。如在第二次台海危機中，毛澤東確定了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的原則，而是用戰爭邊緣政策對付美國的戰爭邊緣政策。面對越南戰爭的迅速升級，中國領導人決定支持越南把戰爭打下去，直到取得徹底勝利；但同時，中國領導人又利用不同場合向美國傳話：中國不主動挑起反美戰爭，但如果美國轟炸中國，就是向中國發動戰爭，中國對此作好了準備。筆者以為，對抗而避免直接的軍事衝突，既是當時中國決策者，也是美國決策者的政策。這是中美兩國從朝鮮戰爭中吸取了教訓的結果。在朝鮮戰爭中，中美兩國的物質條件相差甚大，但美國沒有在戰爭中取得優勢，美國確實領教了中國領導人的意志和決心。通過朝鮮戰爭，中國方面也認識到，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武器裝備、軍事技術和後勤保障對於決定戰爭勝負具有更加重大的作用。這正是在劍拔弩張的台海危機中，在硝煙瀰漫的越南戰爭中，中美雙方都表現得比較克制，都在謹慎避免直接軍事對抗的原因。對於「十年對抗」時期的中國對美政策，作者既指出它受到「左」傾政策的影響，也對中國領導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做的努力給予充分肯定，指出，當時的中國外交有兩個基本要素：緊張對抗和獨立自主。中國領導人更加註重謀求中國獨立自主的戰略地位。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蘇聯企圖加強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控制，從而危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領導人認為這是對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沒有什麼理由認為中蘇之間的矛盾是可以避免的，雖然也許可以採取不那樣激烈的形式；也沒有什麼理由認為中美之間可能較早地出現和解，那種機會沒有出現過。事實上正是由於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才使中國得以在美蘇冷戰尚在繼續的大環境下取得一種完全獨立的地位，並為世界各國所承認，這正是在十年間中國外交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而且由於中國領導人一直謹慎地避免再次與美國發生衝突，從而為以後的政策調整留下了餘地。論文也指出，儘管毛澤東在言辭上與美蘇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但在處理與美、蘇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仍然持慎重態度。表面強硬，實質「務實」是當時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外交的顯著特徵。這樣的分析是對中國外交中肯的、恰如其分的概括，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外交政策和實踐。第三，論文比較全面地剖析和揭示了中國對美政策演變的原因。中國決策者在第一階段主要有三方面考慮：抓住時機，爭取緩和同美國的關係；分化美國與其盟國的關係，首先打開同英、法的關係；防止台灣問題固定化。重新強調對美鬥爭，也有諸多客觀和主觀的原因：美國頑固堅持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對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三管齊下的政策，尤其是與台灣實行「共同防禦」，有可能使台灣與祖國的分離永久化、固定化，這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變化和波匈事件；高估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優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作了漫畫式的圖解；國內「左」傾政策影響。在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一系列新的因素導致國際關係和中國對美政策的變化：持久的越南戰爭給美國社會帶來了空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中蘇分裂改變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文化革命的極「左」政策使中國外交陷入困境，中國急需擺脫這種困境；等等。第四，論文對中國國內政治與對美政策的關係作了深入的探討。論文指出，在「十年對抗」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發展是與中國國內政治中的「左」傾發展相平行的。從1968年開始，這些激進政策的消極後果充分暴露，中國國內政策開始出現某些重要調整，這對中美關係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最終導致了中美關係的解凍。論文指出，1964年10月中國爆炸原子彈成功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它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也在美國引起震動，這實際上預示著一個人為地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舊的國際秩序的結束，一個必須爭取中國積极參与的國際新秩序的即將誕生。本來這是中國調整對外政策的一個極好契機。但當時聲勢浩大的「左」傾思潮席捲全國，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表現是，對王稼祥提出的「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的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概括為「三和一少」加以批判。結果使中國失去了一次調整外交政策的良機。「文革」導致全國政局失控，外事部門未能倖免，直至發生1967年8月的火燒英代辦這樣登峰造極的嚴重事件。毛澤東決心收束天下大亂的局面，並為此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驟。它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重新逐步確立毛周體制；(2）逐步健全外交部領導機構；(3）改變四面樹敵的極「左」做法，採取務實的態度處理國家關係，並對重返聯合國採取積極的外交姿態；(4）重新思考國際戰略格局，逐漸明確了中美聯手、對抗蘇聯的戰略構想，決定：「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筆者以為，這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是極其重要的。雖然中國的政局仍然處在「文革」的混沌之中，但中國外交的新時期的曙光卻已經顯現。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從整體說來是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那麼中國外交的新時期從70年代初卻已經奏響了序曲。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我們對內政對外交的影響深信不疑，但外交對內政是不是也有某種反作用呢？這是我們至今還很少考慮的問題。第五，論文十分重視中美關係中的蘇聯因素。在本書論述的時期，中國的外交主要是處理對美國和蘇聯的關係，而這兩者又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論文指出，在60年代前期，中蘇關係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的地位超過中美關係。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加強控制的做法對中國安全構成了最大的威脅，擺脫蘇聯的控制和影響，是一個生死悠關的問題。蘇聯所希望的是將中國置於蘇聯的核保護傘下，如同其他華約國家一樣；而中國所追求的是平等的盟友關係，而不是戰略上的附庸。在中蘇關係破裂過程中，中國有得有失。從近期看，中國的損失是巨大的；但從長遠看，中國擺脫了蘇聯的約束，真正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筆者完全同意這樣的論斷，許多歷史事件，在發生的當時常常不容易看清它的意義。孤立地看事情的本身也常常不能正確、全面地理解它。中蘇分裂就是這樣。如果我們僅僅孤立地看中蘇論戰中中方發表的文章，我們是不可能理解這場論戰的意義的。而如果我們聯繫後來1989年到1991年間，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情況，而中國的改革開放的航船卻在驚濤駭浪中繼續前進，那麼我們確實要為中國早早地脫離了蘇聯陣營而感到無比慶幸。第六，論文對毛澤東的外交思想作了比較全面、深入的探討。毛澤東是中國外交的最高決策者，他的思想指導了中國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外交。論文指出，毛澤東的外交思想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發展過程，他的政策總的說來是得大於失。他的功績主要是：(1）頂住了美蘇兩個大國的壓力，捍衛了中國的主權和國家安全，雖然晚年他堅持「文革」這樣的全局性的錯誤，但仍然高度警惕地注視著國家安全；(2）藉助中蘇論戰，最終擺脫了由蘇聯控制的封閉落後的社會主義陣營，在發展中國家中站穩了腳跟；(3）利用美蘇爭霸帶來的歷史機遇，使中美關係由對抗走向緩和，迎來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在建國之初，毛澤東選擇了「一邊倒」，與蘇聯結盟。十年以後，中蘇同盟即將破裂，毛澤東選擇了向兩極格局挑戰，在美蘇格局以外求生存、求發展，這是中國外交走向真正的獨立自主、真正成熟的新起點。而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做法是在亞非拉結交「窮朋友」。這中間有成功，也有失利，一個重要的失利是在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上的挫折。這一挫折表明，同時高舉反帝反修兩面旗幟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文革」使中國外交陷入困境，毛澤東下大力氣在外交上糾「左」，使中國外交逐步走出混亂局面，為70年代實現中國外交的歷史性轉變準備了條件。讀過《再探討》，筆者的一個總的感覺是：收益良多。如果要說有什麼不足，那麼一個比較明顯的不足就是對中國外交中的毛--周體制沒有進行具體研究。《再探討》的作者不是沒有意識到毛--周體制對中國外交中的重要性，指出，毛澤東的思想充滿了哲學家的理想和戰略家兼詩人的浪漫，周恩來則更多地具有政治家的務實精神和外交家的機敏。他們之間雖有過矛盾--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卻誰也離不開誰。建國以來中國外交體制幾經變化，但毛--周體制始終居於中心地位。在對美決策中，毛側重於戰略規劃，周側重於具體指揮和實際操作。書中在一些具體場合也提到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如在1973年11月，在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後毛澤東根據不可靠的彙報對周恩來所作的批評。筆者同意上述這些說法。從中國20多年的外交實踐看，什麼時候毛--周體製得到維護和加強，中國外交就取得進展；什麼時候毛--周體制受到削弱和破壞，中國外交就受到損失。具體研究毛--周體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研究從決策到運作的全過程，將使我們對中國外交史，包括中美關係史的研究深入一步。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任務。陶文釗：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從對峙走向緩和》目錄50年代的兩次台灣海峽危機兩次台灣海峽危機的成因與中美之間的較量1954～1955年的台灣海峽危機：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及其對第一次台海危機的介入「和平的困擾」：艾森豪威爾政府與1958年中國近海島嶼危機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抗中的方向盤、緩衝器和測試儀：從中國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級會談聾子的對話？——1955～1970年中美大使級會談越南戰爭與中美關係衝突與剋制：越南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成功的戰術與失敗的戰略：約翰遜政府與越南戰爭大國關係的變動與中美關係中美日三角關係對中美關係的影響（1949～1979年）中美關係中的日本因素：美、中、日關係和「尼克松衝擊」通向緩和的崎嶇之路——變動的國際環境與中國對美政策（1954～1971）全球背景下的「兩個中國」：50年代的中蘇經濟模式與美台關係國內政局與中美關係物極必反：60年代的中國國內政治與中美關係60年代美國國內政局與中美關係——重新定義：美國國內因素與對華政策50年代毛澤東外交思想述論《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提要黃安年輯黃安年的博客/2010年11月9日發布;學術交流網/美國著作提要/2010年11月9日發布本書收錄了中美兩國學者16篇對話文章，其中美英加學者7人，中國學者7人,分屬5個專題,即50年代兩次台灣海峽危機、中鎂大使級會談、越南戰爭與中美關係、大國關係變動與中美關係、國內政局與中美關係。中方主持人姜長斌在《寫給讀者》中說:「這本書是中美學者合作研究奉獻給讀者的一項成果。這項研究始於1995年春。」「1998年春出版了《1955-1971年的中美關係----緩和之前：冷戰衝突與剋制的再探討》一書。」「」現在奉獻給讀者的,不僅有提交給第二次研討會的論文,而且還包括了《1955-1971年的中美關係》一書中經過補充和修改的文章。也就是說，本書囊括了除朝鮮戰爭之外的冷戰時期從1955年到79年代初的中美關係的方方面面。」「雙方學者的論文,內容豐富翔實，幾乎每一個觀點都有歷史檔案和其他史料支持。美方項目主持人羅伯特·羅斯教授對兩次研討會的論文寫的兩篇評論,也收集於此。」 這兩篇評論見於序言一、二。高放 （《理論前沿》2001(7)）、陶文釗（《美國研究》2001 15(1)）等學者發表書評。附圖15張為筆者翻拍自該書。附筆者的一篇短評：國內研究資料和資源共享----從《從對峙走向緩和》談起黃安年文黃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15日發布國內研究資料的資源共享始終是一個問題,許多本該向納稅人開放的公共資源卻成了某些研究機構的單位壟斷資源,甚至成了「搖錢樹」。研究機構間的公共資源相互封鎖和保密,嚴重妨礙了國內學術研究的拓展。這裡說的是一部學術論著面世給我們的啟示，這種情況還能繼續下去嗎？**********************************國內研究資料和資源共享----從《從對峙走向緩和》談起黃安年文 發表：《學術批評網》2001年4月14日；《學術交流網》（www.annian.net）/學術問題評論/2002年5月30日發布；2002年8月15日重發前不久我參加了世界知識出版社為該社出版《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一書的首發式。該書2000年11月第一版，反映了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成果。中方主編是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姜長斌教授，美方主編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羅伯特.羅斯副研究員。這本書的出版將這一時期美中關係研究推向深入，在資料的選用上不僅依據美方的材料，而且突現了大量的中方資料。我注意到陶文釗研究員在《美國研究》2001年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讀〈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文章說：「論文集的六位中國學者中，五位是研究中共黨史和軍史的學者，他們的教學背景和工作條件決定了他們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美政策方面具有別的學者不具備的優越條件，《再探討》收錄的他們的八篇論文中有五篇是專門研究中國對美政策的，其他三篇也側重探討探討中國對美政策。」（第132-133頁）重視中國對美政策的研究和重視利用中國的文獻和研究資料進行中美關係研究，無疑是本書提供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因為多年來我們似乎對於國內的已有文獻資料進行認真深入而系統的研究還不夠，我們的一些研究者往往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文獻和研究資料而忽視中國對美政策的資料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內資料收集和研究的困難比國外要大，此外還涉及某些敏感問題。我粗略統計了該書中中國學者九篇文章（不是八篇）的全部引文，發現共有698處（不含一處中的幾個引文），其中屬於引用中譯本和外文直譯的共47處，也就是93%的引文來自中國的中文資料。在651處的中引文中絕大部分都是引用近些年來公開發表的材料，其中包括《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外交文選》、《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陳毅年譜》、《王稼祥選集》、《彭德懷自述》等，以及大量當事人和中央領導人隨行人員的回憶錄，中學學者的研究心得等。其實這些資料一般學者如果細心收集的話，得到它並不難，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真正重視研究它。當然這些研究者對於這些資料的背景比別的中美關係研究學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因而在資料的選擇上佔有優勢。此外書中確實也引用了一般讀者難以利用的資料。例如中共中央文選研究室研究員李捷在《物極必反：60年代的中國國內政治與中美關係》一文中大量引用了毛澤東的談話並註明了時間，雖然並未說明材料的來源。有的文章引用陳毅《在外交部黨組務虛會會上的發言》也沒有註明材料出處。有的引用《王稼祥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的信》等同樣沒有註明出處。有的引自訪問毛澤東衛士的談話記錄（633-634頁），王藎卿談話記錄（642頁）等，這些談話記錄或者回憶錄的可靠性程度的判定似乎論文中設計不多。當然由於他們的引用也就為人們所注意。我想到在美國，人們可以很容易通過富蘭克林.羅斯福圖書館、杜魯門圖書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肯尼迪圖書館、約翰遜圖書館、尼克松圖書館、福特圖書館、卡特圖書館等文獻和研究機構獲得從對峙走向緩和時期中美關係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是向所有研究學者包括外國學者開放的，充分體現了資源共享的精神。如果在我國能夠明確規定檔案開放的時限為50年前，那麼我們至少可以沒有困難地看到了1951年前的檔案了；如果是30年前，豈不是1971年前的檔案老百姓也能看到了。我覺得怎樣使我們的檔案材料真正不成為少數人手裡的「王牌」，做到資源共享，恐怕也是關係學術平等和學術繁榮的大事，當然這要以有利於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如果做到了這一條，像上面這類研究成果回更多、更快、更好地湧現的，不知何時將這方面的步子邁得更大一點呢？黃安年200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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