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近些年大熱的「文化中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中國」的概念逐漸進入公眾的視野，這一概念的流行與海內外華人群體追尋民族自我認同緊密相關。在探討與宣揚「文化中國」的海內外學者中，用心最深、同時也是理論建樹最多的一位，則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他希望將這一概念與「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霸權心態下的「文化沙文主義」區隔開來，使其成為吸納了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文化中國」概念。今天為大家推薦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沈慶利教授的這篇文章，便是從「『文化中國』的概念由來」「『文化中國』的文化心理特徵」等視角深入解讀「文化中國」概念的一篇富有學術創見的文字，希望對大家了解這一概念所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具有的現實意義提供幫助。溯源「文化中國」——以杜維明為中心

近年來，「文化中國」一詞逐漸進入社會公眾視野，藉助於新聞出版、影視與網路傳媒，該詞不僅成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又耳熟能詳的時尚「關鍵詞」，也變身為倍受社會文化界、商界和網路傳媒所「寵愛」的「熱詞」之一；一系列以「文化中國」命名的網站、影視講壇節目和商業機構也相繼湧現。這充分顯示出「文化中國」作為一個體現著五千年中華文明之象徵內涵的文化符號，所具有的鮮活性、生動性、時代性以及豐富性。不過，隨著「文化中國」越來越被傳媒界和商界所「青睞」，原本附麗於這一概念之上的獨特深邃的文化哲理內涵，以及它所寄託的海內外精英知識分子的複雜情懷與內心衷曲，卻也被大大沖淡甚至扭曲了。有感於此，本文試圖以杜維明、唐君毅等台港暨海外學者關於「文化中國」的論述為中心，對「文化中國」進行「追本溯源」式的理論廓清，並初步探討一下這一概念所隱含的多重文化心理特徵，以及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積極意義。

杜維明，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一、「文化中國」概念由來

根據學者考證，作為固定概念的「文化中國」一詞最初來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一群到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僑生」，其中一位就是後來移居到香港並以通俗小說流行於世的溫瑞安。這群華僑生十分眷戀自己的祖國和傳統中華文明，他們心繫大陸神州卻無法回到祖國內地，只好選擇到台灣學習。正是在台灣學習期間，他們創辦了一個名為《青年中國》的雜誌。該雜誌創刊號即以「青年中國」為題，具有明顯效仿五四時期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之意；第二期以「歷史中國」為題；出版於1979年11月的該雜誌第三期，便是以「文化中國」為題刊發的，主要內容包括了「建立文化大國專題」、「神州文化推廣專文」等，據說這是有據可考的最早的對「文化中國」之術語的使用。時隔六年後的1985年，台灣學者韋政通作為《中國論壇》半月刊雜誌編委會的召集人，策劃籌辦了「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為主題的專號，並召集兩岸學者舉辦了一次意義非常的學術座談會。

青年溫瑞安

韋先生在那次座談會的約稿函中寫道：「自從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學術研究即分別在兩種政體下各自發展，影響所及，不只方法論大有差異，亦形成不同的風貌。唯基於文化中國的立場，雙方學術研究發展各有特殊意義，殊值重視。」這被認為是兩岸三地學術界首次使用「文化中國」這一概念，隨後逐漸為其他學界同仁所沿用。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著名學者傅偉勛教授曾5次以「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為主題，在中國大陸發表演講，對當時的中國大陸學界產生了頗具震撼力的影響。而在探討與宣揚「文化中國」的海內外學者中，用心最深、同時也是理論建樹最多的一位，則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

自1990年開始，他先後在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等西方學術重鎮，圍繞「文化中國」這一課題進行過數次演講與討論，大力宣揚「文化中國」，在英語世界引起了熱烈反響。1999年，杜教授在台灣出版了《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一書，收集薈萃了他多年來對「文化中國」的思考和學術討論成果，稱得上是「文化中國」相關理論探討之初步成熟的重要標誌。

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

依照杜維明教授的界定，「文化中國」可劃分為三個層次不同卻彼此關聯的「意義世界」：第一個意義世界由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組成。這一意義世界中的四個成員地區雖然在經濟發展、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等領域各有分歧，卻擁有「共同的族性、語言、歷史和世界觀」；一些學者如余英時先生等人，曾主張「文化中國」的「第一意義世界」只能由中國大陸「獨自擔當」。但這過於強調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分野的看法，顯然有違於杜教授所主張的化解意識形態分歧、整合中華文明之「精神意義世界」的初衷。杜維明所強調的「文化中國」絕非只是一個政治文化的觀念，更是一個「精神意義世界的觀念」；第二個意義世界是散佈於世界各地，「包括東亞、東南亞、南亞、太平洋地帶乃至北美、歐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作為中華民族的「離散族裔」，這一意義世界雖然在人數上與第一意義世界的主體社會相距甚遠，卻涉及了到更為廣闊而複雜的空間地域，同時也是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與異域各國尤其是西方主流社會互相溝通、彼此關聯不可或缺的重要橋樑；相對而言，杜維明對「文化中國」第三個意義世界的劃分則引起了更大的爭議。因為它包括了「所有在國際上從事中國研究以及關切中國文化的學人、知識分子、自由作家、媒體從業人員，乃至一般讀者和聽眾。」由此以來，那些出身於不同國界、操著不同語言的國際漢學家，以及與中華民族既無血緣又無婚姻關係，僅僅喜愛或者關切中華文化之歷史與未來的國際普通人士、政府官員等等，也統統被納入到了「文化中國」的範疇以內。這雖然為「文化中國」增加了一個較為晦暗模糊的邊緣區域或「中間地帶」，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淡化「文化中國」的文化心理屬性，但由此也大大延伸並豐富了「文化中國」的多重內涵，有助於這一概念在國際社會產生更加廣闊的輻射力和影響力。迄今為止，杜維明教授對「文化中國」三個「意義世界」或「象徵世界」的界定與劃分，依然是海內外學術界對「文化中國」最具權威性，同時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界定和解說。

二、「文化中國」的文化心理特徵

以杜維明教授對「文化中國」的論述為中心稍作考察，不難發現這一概念本身具有超越性、批判性、對話性、兼容性、全球性和想像性（虛擬性或曰夢幻性）等幾個明顯的特徵。「文化中國」的提出，本身就含有一種「觀察問題的超越精神」。正如杜維明所說，他希望藉助於這一概念能夠超出特殊的地域、國籍、種族乃至語言的束縛，以一種學術與文化的超越精神重新看待和思考現代中國的各種問題。這種超越精神既得益於海外華人學者所秉承的「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一類的傳統士大夫情懷，一種以文化傳統包容並超越現實社會政治的胸襟和抱負，同時也與他們長期受到西方現代文明的浸染而形成的獨立批判性人格不可分割。正是基於這種徹底的獨立批判精神，這些海外華人學者才一再強調不應將「文化中國」的提出與倡導簡單地理解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相反在他們看來，更為重要和緊迫的任務應是如何繼承與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知識精英的理性反思精神。只不過這種反思精神既包括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揚棄，又包含著對理性主義、啟蒙主義、實證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西方思想理論的批判反思；不僅要對陰魂不散的中華中心觀念給予持久的批判和否定，同時也應對當今世界普遍流行的習焉不察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抱持清醒的警惕性頭腦。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在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中形成一種「具有批判意義的自我意識」，真正站到啟蒙心態的高度去化解啟蒙心態，在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超越五四。

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

按照杜維明等人的界定，「文化中國」還是一種話語平台或「話語社群」，其建構目的乃是希望通過對話與溝通，尤其是以「溝通理性」為主要方式，逐步消解「因不同語言如（閩南、廣東、上海和北京話）、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乃至性別、年齡、職業或階層而引發的異化感」。只有「（不同）語言、地域和信仰，乃至性別、年齡、職業或階層之間」的對話和溝通，才是「文化中國」這個話語社群「結善緣、積功德的康庄大道。」誠哉斯言，如果我們真正做到以對話代替衝突，以交流化解誤會，那麼不論在「文化中國」內部還是「文化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地，都能變得更加和諧安定。而對話各方的彼此平等、相互尊重、坦誠相待以及訴諸理性，則直接決定著「文化中國」這一交流平台的廣度與深度。當然，此種對話性、交流性又與它的兼容性乃至全球性特徵融為一體。「文化中國」的提出與倡導，雖然離不開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為家國天下謀福祉的傳統士大夫情懷，卻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單元的文化沙文主義」有本質區別，正如杜維明教授所說：「我們真切地體認到中國人的覺醒和覺悟絕不能重蹈帝國主義霸權心態的覆轍，不能以暴易暴或用亞太的黃色取代歐美的白色而橫行霸道。」即使有一天，中華民族真的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域中擔當起了領導角色，也「必須聯合世界各地的弱小民族，為他們安排合情合理的生存條件，並以此為基礎結合東南西北的各種民族，形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類的生命共同體。」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吸納了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文化中國」概念，不僅是古老中國內部傳統與現代兩種勢力之間相互對話的產物，更應成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等其它世界文明相互交流的一個紐帶與橋樑。這樣一個由不同意義、不同價值觀念和象徵符號所組成的話語社群或交流平台，對於化解當今世界不同文明傳統和地區國家之間的紛爭，消除因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而造成的誤會、隔膜、偏見乃至仇恨等「偏狹的激情」無疑有重要意義。

瑞士蘇黎世「送冬節」上的中國方陣

作為話語社群或話語平台的「文化中國」，其人文想像性的特徵同樣不容忽視。在「中國」之前冠以「文化」二字，「就是為了突出價值理念，強調人文反思，使得中國也成為超越特定的族群、地域和語言含意的想像社群。」可見想像性、夢幻性或者說虛擬性，應是「文化中國」最本質的屬性之一。杜維明甚至坦言「這個社群目前只是想像中的空中樓閣，並沒有經驗意義的實質內涵。」然而如同任何事物都有既對立統一又相輔相成的雙面特徵一樣，既能想像，便有「從夢想變為現實」的可能，「文化中國」作為一個「從想像逐步落實到日常生活中」的「話語社群」，絕非是一個空洞虛泛的學術命題，相反卻有著深刻的實質意義和廣泛的社會政治意味。它相當典型地體現了一定的政治性、在地性（地域性）和社會現實性，尤其是台港暨海外華人知識分子追尋民族自我認同，尋求和重建中華文明的不懈努力；它還集中表達了全球華人企盼祖國繁榮富強、實現民族中興的美好心愿，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族群以祖國為依靠，期冀不斷加強內部聯繫，減少內耗，團結互助，促進文化心理一體化的共同願望。而以文化想像的方式建構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當然也並非空穴來風或「天方夜譚」，而是以深厚的社會歷史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屬性為堅實基礎的。文化如水，甚至至弱至柔以至無形，但在另一方面，只要假以時日，「水滴」卻也能「石穿」。文化的無用之用恰恰可以成就社會政治、軍事霸權所無法承擔的社會歷史之「大用」。

杜維明著作系列：《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與感悟（1966-1970）》《邁進「自由之門」的儒家——伯克利十年》《現龍在田——在康橋耕耘儒學論述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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