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丨孔子與六經的關係（上）

「經典古籍庫」

小庫按

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係，過去學界討論甚多，小庫在4·23讀者開放日上也和大家簡單聊過。今天，咱們就先來看一看孫欽善老師是如何看待孔子與《易》《書》《詩》的關係的吧：

經書成書最早，在流傳中的附益之作也最多。相傳六經經過孔子整理，其實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深淺各不相同，應分別論之：

《周易》是一部占筮書，原只稱《易》，自漢代起被奉為儒家經典。今傳《周易》，包括本經和易傳，本經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辭，易傳指《彖》（分上下）、《象》（分上下）、《繫辭》（分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即所謂「七種十翼」。關於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傳統有幾種說法：

一

孔子作易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漢書·藝文志》認為伏羲「始作八卦」，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即重八卦為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並作卦辭、爻辭），「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二

孔子不但作易傳，亦作卦辭、爻辭，見皮錫瑞《經學通論·易經·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為孔子所作》。又《論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一節，更論易傳亦孔子所作。此說很少有人附和。

三

從宋代開始，不斷有人懷疑易傳亦非孔子所作。歐陽修作《易童子問》，始辨《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孔子）之作，但不懷疑《彖》、《象》。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趙汝談《南塘易說》三卷，「專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書無傳。清代姚際恆、崔述等學者皆主此說。

經過近現代一些學者的進一步考證，可以肯定易經、易傳皆非孔子所作（參見李鏡池《周易探源》）。卦辭、爻辭為古代卜史之官所掌管的原始筮辭，經後人編纂而成。易傳七種十篇，作非一人，成非一時，包括了戰國後期至秦漢間學者對《易經》的解釋，其中得《易經》本義者絕少，引申發揮者居多。反映的思想亦較複雜，出於儒家的為主（如《彖》、《象》），亦涉他家。易傳如《繫辭》、《文言》中雖多「子曰」字樣，或為後儒假託於孔子，或如歐陽修所說：「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易童子問》卷三）

關於孔子與《周易》的關係，應從有關孔子生平思想最可靠的材料《論語》中去探求。《論語》直接涉及《周易》的材料僅有兩章，一章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這一章正可與他自己的另一句話：「五十而知天命」（《為政》）互相印證，說明孔子晚年學過《周易》。

另一章是：

子曰：「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子路》）

其中「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系《周易·恆》九三爻辭，孔子引用此語，與「南人」之言類比，並作了說解：「不佔而已矣。」這說明孔子確實對弟子講過《周易》，故此條被弟子記錄下來，見載於《論語》。但是《論語·公冶長》又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由此可知，連孔子較親密的弟子、「十哲」之中的子貢都未聽到孔子講「天道」。這又說明，孔子即使講論關涉「天道」的《周易》，也只是偶爾所及，並未把它作為教學的內容。這並不是因為孔子不信天道，只是因為天道幽深難明，不便言說罷了。因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孔子傳《易》商瞿（字子木），八傳至楊何，值得懷疑。

《尚書》是我國上古誓、誥、命、謨等記言的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彙編，原只稱《書》，又稱《書經》。現在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尚書》，實際上是可靠的《今文尚書》（亦雜有《古文尚書》篇什，如《金縢》）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

關於孔子與《尚書》的關係，傳統有所謂「序《尚書》」之說。《史記·三代世表序》及《孔子世家》所說的「序」即編次之義。至班固（襲劉向、劉歆之說），不僅認為孔子整理、編次過《尚書》，並且還認為孔子為《尚書》作過序，見《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孔子是否真作過《書序》，尚值得懷疑。而今傳《尚書》中的《大序》、《小序》皆為後人偽作，這是經過宋代洪邁（見《容齋四筆》）、朱熹（見《朱子語類》卷七十八）、清代顧炎武（見《日知錄》卷二）等學者的懷疑、考證而終成定論的。

根據《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尚書》在孔子之前已經成書。又《為政》有一章：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裡孔子引《尚書》回答問題。其文不見今傳《今文尚書》，當為《尚書》佚文，而被偽《古文尚書》采入《君陳》。可知孔子當時所見的《尚書》，篇數多於今傳《今文尚書》。還有一章見於《憲問》：

子張曰：「《書》雲『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這裡記載孔子給弟子解釋《尚書》的情況。子張引文見於今傳《尚書·無逸》，文字詳略有異，當為概引。

由此可證，《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的話是可信的。至於是否系統整理過《尚書》，尚在疑然之間。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原只稱《詩》，存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有目無詩，舊稱六笙詩。《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關於孔子與《詩經》的關係，傳統有「刪詩」之說，《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雖未明言孔子由三千餘篇刪成三百零五篇，但亦言由孔子選定三百零五篇。至東漢鄭玄，不取「刪詩」之說，而持孔子「補錄」之說。其《詩譜序》認為自成王周公以前盛時風雅之詩，「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凌遲……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宋代的葉適明確駁「刪詩」之說，其《習學記言序目》卷六說：「《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此說言之成理，多為後代學者所附和，見於王士禎的《池北偶談》，朱彝尊的《經義考》，江永的《鄉黨圖考》，崔述的《洙泗考信錄》、《讀風偶識》、《豐鎬考信錄》，魏源的《詩古微》等。除舉《論語·為政》稱「《詩》三百」，《子路》稱「誦《詩》三百」及《左傳》、《國語》引《詩》範圍以為例證之外，有人還補充《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為例，指出季札聽到樂工所歌《風》、《雅》、《頌》的內容，除十五國風順序與今傳《詩經》有異外，看不出在數量上明顯超出今傳《詩經》的地方，說明在襄公二十九年正值孔子八歲之時，《詩經》已具「詩三百」的規模。通過這些論證，可以斷定所謂孔子「刪詩」之說是不可信的。

在《論語》中，孔子談及《詩經》的地方很多，大致可分幾種情況：有關於評論的，有關於詩教的，有關於解釋的。孔子對《詩經》的評論和解釋，有一個鮮明的標準和目的，就是服務於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和道德，這並不完全是孔子的獨創，它與當時《詩經》在貴族社會的運用情況基本相符。這一點在《詩經》的流傳中產生巨大影響，後儒的各家詩說多源於此。

（以上摘自孫欽善《古文獻與古文獻學》，

出自嶽麓書社《古籍整理出版十講》）

下期預告：孔子與禮樂春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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