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白居易

唐代詩人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是唐代三大詩人之一，他一生創作了近3500首詩篇，深受國內外人士的尊重和喜愛。

公元772年2月28日（唐大曆7年正月20日），白居易誕生於河南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他的父親白季庚曾任彭城縣令。白居易從小就很聰明，5、6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辨別聲韻。關於他的聰明，史書上有很多記載，他自己也有不少敘述。這自然是他成為一個大詩人的有利條件，但更重要的還是他的勤奮和好學。他從小就背詩誦文，青年時代更加酷愛學習。他每天很早就起來讀書，從清晨一直讀到深夜。遇到好詩、好文章，就反覆閱讀，一讀就是幾十遍、上百遍。除了讀書，就是練習寫詩、寫字，天天伏在桌子上寫，天長日久，連胳膊肘上都磨出了一層厚厚的繭子。《與元九書》上對他這段的學習，有過一段生動的記載：「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學問不僅來自書本，也來自社會生活。白居易從11歲起，為避兵禍，就離家遠遊，南北奔走。有一首詩生動地記敘了這段苦難的遊歷生活：「孤舟三通楚，贏馬四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貧困的生活，使他接近了人民。他每到一個地方，都訪賢問聖，了解當地的歷史、地理，了解戰亂、災荒和殘酷的階級剝削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夜宿農家，他便同村夫村嫗親切交談，了解鄉俗俚語，收集土語方言。長期的漫遊和廣泛的接融社會，使白居易增長了淵博的知識。29歲那年，他考中了進士，做了校書郎，開始踏入官場。805年，他改任周至縣尉，幫助縣令維持治安，催討賦稅和徭役。

漫長的仕途，使他深刻地了解了社會的上層，更了解社會的下層，積累了豐富的題材。公務之餘他把一切時間都用在了寫詩上。白居易的詩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這就是富於人民性。他敢於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揭露統治階級的暴虐、荒淫與腐朽，同情人民的遭遇、凄涼與苦難。他每遇不平，就展紙命筆。

唐朝從貞元末年起，宮廷需要的東西由宦官到市上直接採購，這些人橫行不法，甚於強盜，常常買了東西不給錢，隨便撕一塊破綾抵價，人民敢怒不敢言。白居易看到這種情形，悲憤填胸，於是便寫下了著名的長詩《賣炭翁》。在這首詩里，他刻划了一位伐薪燒炭的老人，「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由於他的一切都要依靠於木炭，所以在嚴寒的冬天，仍「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老人滿指望賣個高價兒，誰料「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刺，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可憐的老人，一個錢也沒有拿到，得到的僅是「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在他的詩作中，為人民呼籲吶喊的傑作比比皆是。有的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統治者的殘暴，如在《杜陵叟》中，他就爆發出來這樣的怒吼：「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有的揭露了兵役制度的殘酷，如在《新豐折臂翁》中，他借一個88歲老翁之口，追述當年人民不願參加不義之戰的情景。詩中描寫當時拉兵的情況是：「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老翁年輕時為躲避抓兵，「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造成終身殘廢的悲劇。有的以深切的同情，描述了農民的疾苦，如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農民「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場面和「家田輸稅盡，食此充肌腸」的貧苦生活；在《采地黃者》中，他寫了農民終日像牛馬那樣辛勞卻食不果腹，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餘糧），他悲憤地寫道：「願易馬殘粟，救此苦肌腸！」

白居易還以大量的詩篇訴說了封建社會婦女的悲慘命運。在《後宮詞》中，他寫道：「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在《過昭君村》中，他又寫道：「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許多年輕女子，為逃避做宮女的厄運，燒毀自己的面容。在著名的《上陽白髮人》中，他寫一個宮女「臉似芙蓉胸似玉」，「入時十六今六十」，卻一輩子也沒有見過皇帝的面，有力地鞭撻了封建帝王「一人歡樂萬人愁」的荒淫無恥。

白居易不僅以現實主義的筆觸，再現了社會的黑暗，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很高的成就。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就是他的代表作。《長恨歌》前半寫實，後半寫虛，不僅辭采絢麗，而且氣勢生動，情節曲曲折折，波瀾層層疊疊，感情充沛真摯，沒有一點枯竭之感。《琵琶行》描寫細微，音調和諧，一連串的比喻：「急雨」、「私語」、「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幽咽泉流」、「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入刀槍鳴」等，繪形繪色，不但寫出了音樂的美，而且和盤托出丁「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和心，成為膾灸人口的千古名篇。

白居易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是他繼承了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傳統，建立了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指導了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和開展。他特彆強調詩歌的現實色彩，認為必須「補察時政」，「泄導人情」，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之目的。他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口號，在他以前，還沒有誰明確地提出過這樣的觀點。白居易還認為，文學必須植根於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他寫詩，都是「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他還闡述了詩歌的特性，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他提出「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情」和「義」是內容，「言」和「聲」是形式，「實義」最為重要，「實義」即為果實。他特彆強調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為內容服務。《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渝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所以他「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而是力求語言通俗易懂。

他寫詩的一條原則，是學老百姓的話，替老百姓說話。傳說，他經常帶著自己的詩稿來到村舍，念給不識字的老太太聽，念一句，問一聲，看能不能聽懂。遇到聽不懂的地方，他就反覆推敲修改，直到老太太聽懂為止。許多人攻擊他的詩「元白輕俗」，像「要飯化子打的蓮花落」。白居易蔑視這些嘲笑和攻擊，堅定地走詩歌改革的道路，創作出了大量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好詩。有一年，他遭貶從長安去江州，走了3、4千里路。在這漫長的旅途上，他看到學堂里、寺廟裡、旅店裡、牆壁上，甚至車棚上、船板上，到處都寫著他的詩；他聽到到處都有人在唱他的詩，連一字不識的放牛娃、趕車夫、寡婦、老太太和小姑娘，都能唱了一首又一首。對一個人民詩人來說，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感欣慰呢？

新樂府運動開創了詩歌創作的一代新風，自晚唐的皮日休，經宋代梅堯臣、張耒、陸遊等，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形成了一個通俗詩派，為祖國文學寶庫譜寫了新的篇章。

白居易一生刻苦，不僅在年輕時創作欲旺盛，即使到年老多病時，還是把寫作當作一種最大的快樂，沒有它就不能過日子，經常寫詩寫到近乎發狂的地步。他自己也說：「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色，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在《自解》一詩中，他又寫道：「……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詩歌。不然何故狂吟詠，病後多於未病時。」病後寫詩比未病時還要多，足見他入「魔」程度之深。他的詩留下來的有近3500首，以現存詩歌的數量來說，是唐代詩人中首屈一指的。

從68歲起，他就得了風痹之症，75歲逝世，葬於龍門山。人民為失去自己的詩人無限悲痛，相傳，到他墓前用杯酒祭奠的人絡繹不絕，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乾燥的時候。他的詩，不僅傳遍了國內，也傳到了國外。

唐宣宗李忱在一首弔唁他的詩中寫道：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瑟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