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篆刻大師—韓登安2

韓登安的篆刻藝術

□〔日〕野田悟

　　【按】日本留學生野田悟2002年至2005年在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攻讀研究生，導師為陳振濂教授。《二十世紀金石書畫家——韓登安（1905—1976）研究》是他的碩士學位論文，分為：緒論、韓登安的生平事迹、韓登安的書畫及詩文藝術、韓登安的篆刻藝術、年譜、結論六章節。並附錄有《韓登安書畫表》等。於2005年6月14日通過答辯。現選載這篇論文的第四章，略有刪節。

淵源及承傳

一、以浙派印為宗

阿、

韓登安在《樓辛壺先生印存·序文》寫到：「庚申辛酉之間，余年十六七歲，攻訓詁之餘，偶學篆刻，鄰居縉雲朱丈文園以其鄉友樓辛壺先生印存二冊借余觀摩，得益良多。」[1]這是韓登安因病辭職於武林鐵工廠後不久，立志學習書法篆刻之始。因為家境清貧且印譜頗貴，所以韓登安反覆考慮，借來印譜，詳細做勾摹。

韓登安早期受徐三庚影響，所作多婀娜之姿，以求生動，如「王侯螻蟻同歸於盡」、「寒柯堂詩」朱文印與「張盈印信」（1923年，19歲）白文印，因為有特徵的弧線及其對空間的靈活自由的運用，特別是白文印的「印」字的構造令人想起徐三庚印風。經師友指點，他領悟到徐三庚作品「吳帶當風」有過分強調、似嫌做作、格局欠寬大、易流於俗媚的弊端，後來主攻浙派，以求穩健，兼仿缶翁，得其雄厚，呈現出浙派風格。同時吸取了前輩吳昌碩、同輩沙孟海的韻味，所作刀味筆情墨趣濃重，氣韻圓厚，如「頌陶」（1926年，22歲）朱文印、「高一鴻印」白文印、「沙孟海印」（1928年，24歲）白文印、「敘倫長壽」白文印等。至於「伯蘇」（1928年，24歲）白文印、「效寬」（1951年，47歲）白文印數印為沙孟海書篆，經韓登安刊刻，甚獲渾厚華滋之韻，如雜諸沙氏印作中抑或令人不能辨之。

韓登安27歲時，獲識王福庵，學浙派善探源。王福庵印格渾厚蘊藉，耐人尋味。後學不知其理，襲其貌而離其神，線條有卑弱之趨。韓登安學王，貴在得其精髓，線條剛健挺拔，曲盡其意。推其質，王福庵為力糾浙派後期「徒恃刀法，妄生圭角，損害筆墨的陋習」[2]，用刀碎切而以圓出之，線形以圓為主，然而王福庵印本宗趙次閑，趙次閑論印，要在「工整中貴有蒼勁刀法」[3]，因此，王氏印作線條圓中寓方。韓登安學王能透過王福庵圓渾線條的表象，抓住以穩健的刀法立骨這一實質，「以刀法來強調筆勢，在蒼莽中求其渾穆」。[4]線形以方為主，方中有圓。當時兩者的作品從外形上看，王福庵多圓，韓登安多方，兩者不同，但其內在的骨力卻是相近的。韓登安正是學到了王福庵的精華。韓登安曾稱：「浙派風格特點，從西泠前四家丁、蔣、黃、奚來看，沒有一定的規律，變化萬千，總的談來，仍有明人遺風而變之。章法平穩，有方亦有圓，排疊均勻，特點是用『碎刀』而筆勢挺秀……然而方必求其自然，圓亦求其姿勢之不同，才可以顯示出文人作品的所謂『書、畫、氣』也。迨乎後四家陳曼生與趙次閑出現了浙派刻印筆勢的一定規律，人們則又謂之有『勢氣』了。」[5]

又葉一葦在《浙派論》一文中認為浙派的特點有四[6]：

1.在藝術思想上突出了一個「變」字，獨創一派（表現突出的是丁敬），推動了篆刻藝術的發展，作出了繼承與創新的榜樣；

2.把篆刻藝術與金石考據學緊緊聯繫一起，豐富篆刻學的寶庫；

3.在篆刻藝術創作上，創造了寓蒼莽於平正的章法，使結構緊密、穩健，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取切刀徐進的方法，表現出筆畫「屋漏痕」的意味，正如馮承輝在《印學管見》中說的「畫不難於直，難於直而曲，似曲而直」；文字一般採取最簡化的篆書，參以隸意，善於創造，富有變化，簡邁古樸，有鮮明的特色；

4.大大擴充了邊款的內容，寓印學理論於邊款，單刀刻款各體畢備，密密蠅頭，開拓著微觀世界。

韓登安的篆刻以篆法工穩、章法安排妥帖、用刀精絕見長，是「浙派印藝的後起之秀」[7]。現將其在學習繼承浙派傳統風格的篆刻作舉例說明如下：

⑴朱文印「梅王閣書畫記」——運刀霍霍如陳曼生，有英邁豪爽之氣。

⑵白文印「佩蘅館」——得陳曼生筆墨渾厚，氣宇軒昂。邊框相對印文細一點，所以此作品有凸出的立體感。

⑶白文印「還朴精廬」——款曰：「社之西，辟堂三楹，俯瞰西泠古渡，蘇小香冢，皆在眼底。幽獨勝堪，清滌塵襟，吳缶丈題額並記。癸未登安。」（1943年，39歲）這是韓氏中年代表作品《西泠印社勝跡留痕》中的仿錢松風格。鑿痕明顯，古拙雄健，渾厚茂美，天趣橫溢。

⑷白文印「金石刻畫臣能為」——款曰：「次閑有此刻，福庵老人曾模之。壬子春三月，登安再模之，以贈乾良，亦金石因緣也。」（1972年，68歲）用刀承趙次閑及王福庵仿漢切玉法，得挺健光潔有力之姿。

⑸朱文印「破研宦」——款曰：「定戡得秦田水月銘破研，或曰天池遺物也，因以破研名所居。室蕭然環堵，斯其長物也歟！癸丑初夏，湖上登安刻。」（1973年，69歲）為浙派方角朱文印的典型，雄偉典雅，具金石氣。

從韓登安的印作中可知其受浙派的影響很深，尤以陳曼生、趙次閑兩家之法為基調，此兩家的作品，刀法明顯，作品亦多，頗得眾之所好，用刀如蟲蛀蠶蝕，漫不經心中賦予線條以盎然古趣。要言之，韓登安的佳作中，其用刀有直行橫勒之妙，線條有豐富的可讀性，單線條的本身，高度地顯示出刀法之獨立的藝術性。

二、遠宗秦漢 廣擷兼資

奚岡曾曰：「印之宗漢也，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8]的確，漢代是中國篆刻藝術的極盛時期，韓登安也多稱篆刻「工於漢」。袁三俊在《篆刻十三略》開宗「學古」中認為：「秦漢六朝古印，乃後學楷模，猶學書必祖鍾、王，學畫必宗顧、陸也。廣搜博覽，必有會心」。[9]在桂馥《續三十五舉》中，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真手跡。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真足襲藏者也」。[10]秦漢印章，古樸渾厚，富有金石韻趣，自元代趙、吾大力倡導文人篆刻以來，習篆刻者無不以善宗秦漢為標榜。

漢印是兩漢至魏晉時期印章之通稱，使用範圍廣泛，製作精美，且風格多樣，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兩漢官印中將軍印和少數民族的官印以鑿刻為多。印文篆體方正端莊，布局謹嚴有度而不板滯，變化多姿，其印風渾厚樸實，給人以淳靜蘊藉之感。[11]韓登安的篆刻在摹秦仿漢上，下了很深的功夫，既能掌握漢印的神髓，亦能得到古璽、秦印的韻趣，只有很少數的篆作，稍失之拘謹，或可以更放意、自然一些。

⑴白文印「錢唐韓競字登安印信」——仿漢印多字印，輔以切刀，形式上更為整齊。結體平直方正，風格雄渾典重。

⑵白文印「祝紹周印」——仿秦印田字界欄者，細線條有重韻，空間部分挺秀。

⑶朱文印「耿齋」——款曰：「吾涉世垂四十年，所更利鈍非一。人遇我善，我善之；不善，我亦善之，未嘗一息少易其守。人謂我耿，吾果耿耶！果信為耿，非耿吾將焉守？吾行信芳，九死未悔。爰署其齋曰：耿，而自跋之。甲申九月十九日登安自製並記，時客大。」（1944年，40歲）仿古璽寬邊細文者，左上的殘破自然，文字細如毫髮堅挺。

⑷白文印「東壁圖書府」——款曰：「『東壁圖書府』印社藏書處也。在仰賢亭之東，其北為『寶印山房』。壬午花朝登安。」（1942年，38歲）仿將軍印天趣橫生，錯落自然，鋒芒畢露。

⑸白文印「謝稚」——仿漢玉印，章法嚴謹，筆勢圓轉了無板滯之意。

韓登安的篆刻是屬於典雅一路的，將傳統古典之唯美風格，作了較好的詮釋與表現，受到當時文人頗高的評價。在《韓登安印存》中，絕大多數是姓名印與鑒藏章，這些作品多為仿古璽、秦、漢印之風格所篆成，另一部分則是其專擅之玉箸篆及鐵線篆（合稱細朱文）。

韓登安的篆刻藝術上溯周秦兩漢古璽、宋元圓朱、明清流派篆刻，亦取時風之所長，因此功力全面，工、寫兼善。

韓登安作為王福庵藝術傳人，在加入西泠印社後，交往漸多，見識漸廣。印風上多方取法，除了古璽及秦漢印以外，還取法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黃牧甫及吳昌碩、喬大壯、鄧散木諸家；另一方面擅刻細朱文印，依憑「繼起應爭第一流」的思想，並沒有局限於老師王福庵已成的風範，形成了在莊重嚴謹之中注重清秀勁肅的風貌。例如，王福庵擅刻一兩句詞句的多字印，所作圓轉流美、細勁平和，那麼，韓登安則擅作完整的一詩一詞多字印，刻面小大由之，朱白皆妙，這即是他立足於王福庵印風基礎上的個人獨創。他刻的大印，如「鐵如意館」不規則朱文印，印文僅四字，恰似鐵畫堅挺，而線條頓挫有致，意趣蒼勁。1963年所作「王一品齋筆庄湖穎譜」白文印（長方形，長8.7厘米,寬5.0厘米），款云：「王一品齋筆庄湖穎譜。癸卯初冬杭人韓登安刻」。此印章法端正穩重，切鑿刀刀精飭，字畫筆筆到位，全印渾成一體。巨印字少，容易鬆散疲軟，篆刻家多目為艱難，要力能扛鼎、意境渾穆，誠非易事。韓登安1964年所作「沈尹默印」白文印(正方形，近8厘米見方)，款云：「尹默社長教正。甲申上巳日西泠韓登安刻」。此印採用迴文印法，「沈」、「默」筆畫較多，「尹」、「印」筆畫略少，各成對角，虛實平衡，切刀遒勁；而轉折之處，尤其喜用接筆，而與單刀小篆邊款諧合，益見筆墨有力，意境深遠。

宋朝詩人陸遊《示子譎》詩中云：「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治印亦然。韓登安一生印外求印的道路十分寬廣。

分期論析及風格特色

筆者文中印例以《韓登安印存》、《西泠印社勝跡留痕》與《毛主席詩詞刻石》三本印譜及《未發表私人收藏的韓登安篆刻作品》為主。為了能夠較清晰地掌握韓登安篆刻創作的風格發展及其演變的脈絡軌跡，將其印作加以整理、對比與分析，並就其創作生涯加以探索、歸納，試分之為四個階段來討論：一、27歲以前為奠基時期。二、27歲至40歲為廣擷兼資時期。三、41歲至60歲為印風形成時期。四、61歲以後為成熟時期。

一、 奠基時期

這是指韓登安與王福庵相識即27歲以前之印作，在《韓登安印存》中所得印拓與「王侯螻蟻同歸於盡」不規則朱文印合計，筆者見到33方：

⑴白文印「潘天授」——款曰：「天授正鑿。戊辰四月登安。」（1928年，24歲）此印仿漢鑿印加吳昌碩風格，實則表現更多的筆趣與墨韻。

⑵朱文印「邵裴子藏書記」——款曰：「裴子先生屬。戊辰十月競。」（1928年，24歲）細朱文的初期作品。韓登安可能想效仿徐三庚與吳讓之印風，由於邊框殘，線條比較碎。

⑶朱文印「曾藏竹影居」——款曰：「己巳歲不盡二日，登安，影字許書作景。」（1929年，25歲）表現二李的筆意，章法有協調。

⑷白文印「善征陳祥麟印」——款曰：「漢印朴而不巧，工而有致，若徒以形相求之，遠矣。刻貽善征兄正之。辛未冬登廠記。」（1931年，27歲）章法安穩平正，筆意渾厚，用刀徐進短切，轉折處切刀有趣。

韓登安的篆刻奠基時期，便已顯示出其不凡的功底。雖然他到27歲已經輯成《登安印存》33冊，但已佚失。從上述印例來看，此一時期，韓氏用直線條較多，似乎於修改較為著意。

二、廣擷兼資時期

韓氏在抗戰爆發後離杭，從27歲到40歲為廣擷兼資期。當很多印社社員暫擱鐵筆的時候，韓登安共集《登安印存》69冊。他刻得特別多的是在1932年（8冊）、1933年（9冊）、1934年與1935年（7冊），為作者精力最充沛的一個時期。

從韓登安27歲時到上海拜謁王福庵，他的細朱文印風逐漸多起來，變化也多了。這一時期的創作中，他還不時吸取鄧散木雄渾的風格特點。另外韓登安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從37歲開始刻「西泠印社勝跡留痕」篆刻作品。

茲舉此期印作，加以說明：

⑴白文印「仁者壽」——仿白文古璽之作，較工穩。右下的殘破部分頗為自然。該印筆意濃郁，線條顯得十分遒勁、圓潤和含蓄。

⑵朱文印「延景樓」——款曰：「擬元人法，奉序文先生鑒教。癸酉新秋，韓登安記。」（1933年，28歲）筆者認為此印受王福庵所作「春駐樓」影響，特別是木字旁的曲線狀態。很明顯作者進一步想要表現的是元人的意味，即汲取「圓朱文」的精華。章法布白均衡，文字意態溫和，張力內斂。

⑶白文印「登東皋以舒嘯審容膝之易安」——款曰：「予嗜彭澤宰文，與坡仙有同癖，顧不勝和韻，與集《歸去來辭》為詩詞。適《歸去來辭》中兩語有賤子名，可謂巧合，視矯揉而成有間矣，因製為印章，他日並欲題楹以見志雲。癸酉花朝，登安並記。」（1933年，29歲）作者在取法王福庵的同時，上溯汪關、林皋、趙時等這一細朱文體系中的代表印家。結字雍容，章法勻滿，驅刀流暢，線條圓潤，可見年輕時韓登安的功力。

⑷白文印「西泠後人」——款曰：「辛巳元宵，登安刻於永康。」（1941年，37歲）此印是未發表的韓登安作品之一。仿秦白文鑿印，所用單刀，古樸盎然，結體變化，空間舒展。這類風格在韓登安一生中比較罕見。

⑸白文印「西泠印社」——款曰：「西泠印社。秦漢既邈，印學寢微，自吾浙八大家出，流風復振。清季丁輔之、王福庵、葉舟、吳石潛諸丈立印社於孤山西泠數峰閣之側，精舍日辟，□拓日宏草創於甲辰，觀成於癸巳。樓閣玲瓏，花木掩映。經營慘淡，歷三十年而大備，不唯潤色湖山，為裙屐游觀勝地，而同人研尋觀摩，是學亦得以發揚光大。誠盛事也。今倭寇占杭薦食上國，印社與西子同蒙不潔，三載於茲，回望吳峰，豈勝慨嘆。辛巳清明節，杭人韓登安並記於方岩客次。」（1941年，37歲）此印作為西泠印社的標誌被用得最多。從整體來看，作者用細線條，所以留紅空間均勻安詳，然而線條有粗細變化，造成有動感和立體感的筆意。

⑹朱文印「湖山最勝處」——款曰：「康更生為印社題字，刻於龍泓石像之側。登安治印。余於癸酉之秋，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紀年日，由王福庵、葉舟、丁輔之、阮性山、胡木庵諸丈紹介入社。是時，社友各出所藏歷史文物及金石家書畫，都二千餘件，陳列其中，民族風格表達無遺，其盛況非可殫述。今忽忽又十年矣，曾致書海上同人，徵詢近事，性翁答謂：『烽火連年，此事未可遽談』。繭足空山，猶復念在茲，亦自笑也。癸未重九日，韓登安又記於雲和箬溪。」（1943年，39歲）擬圓潤的元人印風。橫寬的「山」字也很諧調，橫弧線是韓登安的一個特徵。年齡漸長，這種特徵愈明顯起來。

三、印風形成時期

41歲至50歲為印風形成期，韓登安在此10年中輯成《登安印存》25冊，又在他50歲時終於完成了《西泠印社勝跡留痕》46方（1963年加刻4方，一共50方）。譜中的每一方印各具面目，手法多變，顯示了韓登安在篆刻上深厚的功底和出眾的才華。

篆學仍然延續前期的「廣擷兼資」，除了遠宗秦漢、近學清賢、甄討臨摹之外，儘管當時韓登安的篆刻藝術已有很高的水平，但他有更高的追求，所以開始作多字印。

這個時期，韓登安在篆刻上追求各種表現形式，一一呈現發展，並逐漸形成個人印風。白文方面：有漢印風格、金文風格、明清流派印風格。朱文方面：浙派風格。細朱文（圓朱文及鐵線篆）風格、金文風格與近現代印風格。特別是在鐵線篆（細朱文）上表現卓然，揮灑如意，宛麗精緻。各種體式都達到很高的成就，可謂是多彩多姿。

另外， 因為韓登安49歲時發現患有肺結核，此後度過的是一邊向死亡的恐怖作不息鬥爭，一邊創作的生涯。

韓登安印風形成時期的印作舉例說明如下：

⑴朱文印「印農」——款曰：「印為畎畝，刀為耒耜，自食其力，其猶農乎。乙酉九月歸杭後作，登安記。」（1945年，41歲）「印農」是韓氏別號。王福庵也是15歲有「石農」，以口語譯之為「耕石的農夫」，為鋤之本字（見《說文》）。仿古璽寬邊細文，宛轉挺秀，蒼朴自然。因「農」字筆畫較多，所以作者將左邊框部分作殘。

⑵白文印「俞承鵬印」、朱文印「雲展」——前者款曰：「雲展屬，登安刻。」後者款曰：「丙戌十月，登安作。」（1946年，42歲）此印為我的老師木本南村收藏的對章。1.1厘米見方里章法絕妙，入刀角度近90度，看見作者之功力。其哲嗣韓經世說：「他刻很小的石頭時才用印床。」筆者認為韓氏刻此印章用了印床輔助。

⑶白文印「慚愧春風四十三」——款曰：「段遁庵句。丁亥元旦，登安刻。」（1947年，43歲）王福庵43歲時刻過風格不同的同一內容（見《王福庵印存》，第12頁）。此是韓登安仿鄧散木印風的代表作品之一，粗細變化與疏密變化頗幽默。

⑷朱文印「福庵居士」、白文印「王之印」——前者款曰：「登安學刻。」（1947年，43歲）後者款曰：「福庵世叔大人誨正。丁亥九月，世愚侄韓登安學刻。」此二印是對章，刀法使轉自如，周密精巧，秀逸雅靜，是他採用王福庵印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的佳作。

⑸朱文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款曰：「輔之世叔大人古稀上壽，謹刻杜工部句奉祝。戊子人日，世愚侄韓登安。」（1948年，44歲）以鐵線篆的形式表現，基本用王福庵篆法，參以鄧石如。全印左右兩行略疏而中間一行尤密，取「疏可走馬，密不容針」之布局，而左右相呼應對稱，從而取得平衡。

⑹白文印「沙孟海印」——款曰：「孟海屬刻，為撫漢私印之至精者奉教。癸巳十一月十一日登安。」（1953年，49歲），用迴文，擬漢玉印。「沙」字與「海」字豎線多，「孟」字與「印」字橫線多，四字似流水潺潺，自然流暢。可以看出，韓登安的白文印和他的圓朱文印一樣，在精巧絕倫中顯質樸厚重，在典雅華麗中見雍容大度，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

⑺白文印「鍾啟恆之章」——款曰：「擬漢官印，應於駁落參錯之中而愈見謹嚴，此作刻意學之就正佑伯姻長。甲午元宵，姻晚韓登安記。」（1954年，50歲）韓登安仿將軍印，用單刀的方直線性，給人以勁利剛毅之感，得陽剛之美，而質樸錯落的章法，頗多天然之趣。

四、印風成熟時期

51歲以後為印風成熟期，無論白文、朱文各種表現形式的風格，已然定型，達到完善的境界，但韓登安仍然孜孜以求。1962年春至1963年夏韓登安終於完成《毛主席詩詞刻石》36方。這本多字印譜在中國篆刻史上堪稱字數之最。

自有刻毛主席詩詞入印，多以一句刻一石；若一首刻一石者，似無前例，蓋其字數最少16字（《十六字令》），多者如《沁園春·雪》、《沁園春·長沙》皆多達114字；《七律·送瘟神》二首一方共112字；《念奴嬌·崑崙》100字；《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93字；《水調歌頭·游泳》92字；一般的亦有四五十字。此印譜為作者篆刻藝術顛峰時期的經典作品，因此時厚積薄發，面貌各異，轟動一時。韓登安自己認為：「弟刻多字印……寫印稿時特別仔細，尤其是每一筆畫的長短上下，穿插的左右上下呼應，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力求字字停勻，方敢落刀。落刀時絕非一氣呵成，若刻朱文則先將空白處全部初步刻去之，然後逐字逐字整理。一次完成以後，用手指蘸濃墨輕輕抹於印面之上，使每字明顯，作第二次逐字整理。全部完成以後，用印泥拓出初樣，逐字細細審查，其有應修改者，用墨筆在拓本上標誌出，然後再作第三次、第四次修改。期其千妥萬適，或者再請別人審鑒，指出意見，再作修改。刻白文亦大致如此，欲求一次刻成，以弟愚拙，認為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事。即或成功，也是粗製濫造的。刻多字印時，或可備一小鏡子，隨時照照看看，大有幫助於字字穩妥與否也。」[12]

幸運的是，筆者得以見到《毛主席詩詞刻石》印譜中《沁園春·雪》與《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原石，他的神奇技巧，讓筆者感動無言。《沁園春·雪》用青田石刻成，印面自是毋需多言，而且雕鈕也是作者一絲不苟刻成。

⑴朱文印「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款云：「七律《冬雲》，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兼具徐三庚、趙之謙、吳讓之穩健茂密之趣。圓形多字細朱文印起稿已大非易事，而後一刀不苟刻成，則更是難上加難，略有不慎即全印告廢，是以若非功底深厚、精氣充沛者，豈敢為此？

⑵朱文印「鍾」——款云：「丁未初夏汝齋貌元。」（1967年，63歲）上半為楷書，下半為花書的元押陽刻樣式。字形略方，內部空間稍圓。古拙蒼勁，刀法嫻熟，點畫謹嚴銳利，樸質中見清麗。

⑶朱文印「程十發印」——此印是作者70歲篆作。運用絕妙的曲線，讓人聯想起鄧石如的印風，彷彿波浪起伏，是使欣賞者入迷、耐人尋味的精品。

⑷朱文印「梅花歡喜漫天雪」——款云：「安之同志方家教正。一九七六年三月，湖上病叟登安。」此印與下一方印是韓登安最後的作品。從筆意上看，似近於秦權量文，又有漢碑額篆遺意。把這一個個生動的文字，集約於方寸之間，圓潤清秀，一派天真，這就是韓氏的最大本事。

⑸白文印「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款云：「去非同志集北魏賈思勰句督刻，乞方家教正。一九七六年三月，杭人韓登安病腕。」他的絕筆，的確是浙派與漢鑄印相結合的產物，有漢印的典雅端莊，有丁黃的短切刀意，表現渾穆筆意，老而彌健。

書印合一

一、文字上石

篆刻與書法，原本一體兩面，骨肉相連，相輔相成。王元美曰：「論印不於刀，而於書。猶論字不以鋒，而以骨。刀非無妙，然必胸中先有書法，乃能迎刃而解。」[13]

朱簡於《印經》中也說：「吾所謂刀法者，如字之有起、有伏、有轉折、有輕重，各完筆意，不得孟浪。」[14]

韓登安每曰：「刻石如作書，一筆定一字之規矩；一字定通篇之規矩。刻朱文印，一般先刻邊，略可避免刻時刀滑而衝出邊外。至於落刀先後，有一筆清者，即需刻全一筆畫後，再及他筆，較易表現筆意。」[15]

韓氏深刻了解在篆刻上書法的基本功的道理，認為：「若要求高度的藝術性，或形成任何一種風格流派的關鍵，無不在筆勢與氣韻的突出，反之則就拙弱無美感可言。即篆刻而言，所謂書以印入、印以書出者，任何一筆一畫，筆意刀法結合為出之，即或章法稍有未妥，亦能突出動人也。」[16]

筆者有幸看到韓登安在印石上寫的印稿二方。朱文「人民公社」印，是韓登安寫在石上的反字印稿。然而由於某些原因，右上側損壞了一點，後來他又在反面重寫再刻。從鏡中看，當是直接握筆寫稿。此浙派印風印稿的筆法一絲不苟，得以真正窺視到韓登安篆刻藝術神奇奧妙的一面。

第二方是毛主席詩《七律二首·送瘟神》白文印（未竟稿）。韓登安只刻了第一行「綠水青山枉自多」7個字。這是因為從後倒數第二行「三」字已經改完，所以重新寫反字印稿（最後有一次改刻[17]）。作者用水印法，然後把看不清楚的部分直接寫，看得出印稿從起筆到收筆小心謹慎、章法勻稱，線條遒勁。筆者認為，韓氏平時刻印當從印面左上角動刀，此印可證之。

二、印跋藝術

印章印跋是石刻藝術中的瑰寶，是篆刻藝術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素有「袖珍碑刻」之稱，今稱「邊款」。

葉一葦曾曰：「只有刻邊款的技法得到突破、發展，才能以刀代筆，以石當箋，揮刻自如。」[18]又說：「邊款藝術達到了高峰，不特形式多，真草隸篆，字體齊具，而且內容極為豐富，詩詞、銘文，洋溢石間。」[19]

韓登安在《論印尺牘摘鈔》中說印跋的重要性：「無邊不成印，印必有邊，邊與字必須氣勢配合。不僅此，邊欄應為字服務，才能表現一印無缺，邊字不能相呼應，即不能成為完美作品。」[20]

在《論印尺牘摘鈔》來看，韓登安認為：「邊款，約分三種：1.雙刀，即如勒碑者，文三橋最擅長。2.單刀，何主臣所刻如六朝小銅造像的題名者。其後浙派各家均有發展，陳曼生之楷書，吳讓之之草書，趙叔之魏體，皆可取法。3.趙叔又創為陽文邊款，風格極高。」［21］

韓登安印跋之特徵有兩個，第一是他的長款，如「鍾毓龍乙未歲年七十六無泮水可重遊志幸而已」印（朱文，1955年，51歲）的印跋525字，此外，50個字以上的印跋也十分多，比如《西泠印社勝跡留痕》中的，大部分都是長款。第二特徵，是與他的印面藝術一樣，印跋也是豐富多彩的。每種字體都有，而且在風格上加以延展，可見韓氏書法的能力與水平。

刻印工具欣賞者在面對感興趣的作品時，無論內行或外行，一般可能會提出同樣的問題，就是這作品是怎麼作的？用什麼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句古語的要領在「器」。所謂「利其器」，不僅僅指工具的利鈍，更重要的指工具的質地和樣式，以及所施之材及成品的要求而言。筆者對曾見過的韓氏自用刻印工具作一簡介如下：

對於韓登安的篆刻藝術，在線條上，將作者的個性以及性格如實表現出來。其縱橫如意的基本工具就是「刻刀」。韓登安對刻刀有特殊的追求，刻刀是自作的，多是用鋸條作成。

韓登安的刻石刀除了刻巨石少字印以外，都用小薄刀，是以短刀頭插於圓柱形木、牙等柄上，小刀便於使轉靈活。

由於牙角竹木很堅韌，故須特為利之薄刃刀，以利於切削。韓登安刻牙角的刀是單鋒刀，柄上纏皮或繩，以作鏟底之用。

注釋：

[1]《西泠印社》第一期，第68頁。

[2]余巨力著《王福庵篆刻藝術管窺》。

[3]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下），第746頁。

[4][5]《浙江書法論文選》，第58頁。

[6]金鑒才主編《中國篆刻年鑒》，第309、310頁。

[7]余巨力著《韓登安篆刻藝術淺述》。

[8]《歷代印學論文選》（上），第178頁。

[9][10]《歷代印學論文選》（上），第153頁。

[11]陳振濂主編《大學篆刻創作教程》，第106頁。

[12]《浙江書法論文選》，第61頁。

[13][14]《歷代印學論文選》（上），第138頁。

[15]林乾良編著《印迷叢書》（下），第107頁。

[16]《浙江書法論文選》，第57頁。

[17]據《西泠藝報》（第138期）上，章國霖寫《韓登安先生改刻詩詞印》中記載：「1968年，韓師將手拓詩詞印蛻二枚寄余，一為《七律二首·送瘟神》，一為《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信中說：『前刻多字印其中二方略有改正，附拓二份，希即藏之本內，予以換貼，前刻二份立即廢去。因改正，試請核察之，如何如何？哈哈，考你一考！』這真是老師對學生不懈的教導有方的方式。我（章國霖自己）即時將新舊二份對照了一下，複信指出：《送瘟神》一印中『地動三河』之『三』誤刻為『山』，忘了函告為罪……」

[18][19]葉一葦著《篆刻學》，第112頁。

[20][21]《浙江書法論文選》，第55頁。

作者簡介　野田悟：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2005屆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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