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二卷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萬（圖 【時局深度】

去年7月21日，中共中央首次召開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今年1月11日，黨史第二卷出版；近日，中組部、□□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又聯合發文，決定今年在全國開展黨史的學習教育。同時，各級組織部門將指導黨校、幹部學院搞好黨史的課程設置和教材編寫，加大黨史特別是黨的歷史經驗教育在幹部教育培訓中的分量和力度。對於近期黨史工作的多項並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向記者介紹了近年來黨史研究的發展，並解析新出版的黨史二卷的特點，漫談研究黨史的心得。 人物章百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黨史、中國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開放史。現在，對一些在歷史上犯有過錯的領導人不再簡單加以斥責，而注重從他們失誤的地方吸取歷史教訓；如果他們曾有功績，也如實承認和肯定。對一些尚難定論的事件和人物，則允許探討，不急於做出最後結論。——章百家「文革」慘痛教訓凸顯修史之重新京報：今年是建黨90周年，最近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聽說這一卷寫了很長時間。章百家：這部書記載的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約29年的歷史。中央正式批准編寫這部書是1995年，至今已有16年。如果從1977年葉劍英、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要編寫一部信史，到現在已34年。新京報：儘管過了這麼多年，黨史研究對許多人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章百家：黨史研究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領域，歷史研究最基本的一點是求真求實，黨史研究並無例外。不過，與一般歷史研究相比，黨史研究具有更強的政治性與現實性。「文化大革命」前，黨史研究的內容局限在民主革命時期。據一些老同志回憶，大約在1964年左右，中央曾考慮編寫一部權威性的黨史著作，把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些內容也放進去。但這項工作尚未進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這件事也就擱置了。「文革」結束後，黨史研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史研究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期。新京報：「文革」後，中央對於黨史研究的態度為什麼發生了轉變？章百家：「文化大革命」教訓慘痛。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全局性失誤？痛定思痛，這是不能不思考的問題。「文革」結束後，葉劍英、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就提出，要重視黨史研究，要寫一部信史公之於眾。這樣做一是為了撥亂反正，恢復歷史本來面貌；二是為了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新京報：黨史研究也有撥亂反正的問題嗎？章百家：「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黨史遭到林彪、江青等人隨意篡改，以致人們對黨史的認識非常混亂。例如，井岡山鬥爭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歷史。「文革」時一度把「朱毛會師」說成毛澤東和林彪會師。在一些展覽里，連朱德的扁擔也被換成了林彪的扁擔，這就顯得很滑稽了。從黨史的全貌看，最嚴重的歪曲是把黨內的不同意見和分歧通通說成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文革」後期，黨的歷史被概括為「十次路線鬥爭」。如此一來，內容極其豐富的黨史就只剩內部鬥來鬥去；而共產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社會進步的奮鬥，這個主流和本質方面就被抹殺了。評價歷史問題不再非對即錯新京報：請用幾句話簡要概括一下黨史研究的總體情況？章百家：大體來說，黨史研究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對檔案資料進行系統的徵集整理，探討各種新問題；九十年代是建立整體框架，開展專題研究；從新世紀起，黨史研究進入深化階段。在這三個階段的發展中，人們對黨史的了解由粗到細，研究的重點也逐步從民主革命時期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轉移，並向改革開放新時期伸延。新京報：都有哪些突破和進展？章百家：首先，通過新史料的挖掘、檔案的公開和研究的展開，黨史上的不少疑點和懸案被解開了。如黨的一大召開的時間，由於沒有明確的記載，原來只知道是在1921年的7月，具體日期一直不清楚。經過研究者多方查找線索，最後確定一大是在7月23日召開的。又如遵義會議，原來了解十分有限，直到找出陳雲與會後不久所寫的一份報告，許多情況才得以證實。這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黨史學界兩個引人注目的發現。同時，隨著專題研究的開展，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也被完整地披露出來。如民主革命時期的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重慶談判、三大戰役等。至於新中國成立以後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幾乎都是在這三十年里經過大量研究考證才逐漸弄清楚的。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現在的黨史書中對許多事件的記述都與以前有所不同，以前迴避的一些問題現在也據實寫出。新京報：隨著新研究成果的出現，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會改變嗎？章百家：如果對基本史實的認定出現重要變化，那自然會影響到觀點和評價；但新成果也可能是對以往看法的再認定或補充，那就須做些修正。我認為，現在對歷史問題的評價不僅跳出了以往一切都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框框，也開始跳出那種非對即錯的簡單思維模式。新京報：對人物評價有變化嗎？章百家：沒有人物不成歷史。改革開放以前，黨史人物主要是宣傳革命先烈和英雄，評價問題比較簡單。真正複雜的是對領袖人物、包括對黨的早期領導人的評價，這不僅牽涉到歷史，還往往帶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現在，人物研究的成果是大量的，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袖人物的傳記、年譜等，關於其他黨史人物的出版物也不少。在人物評價方面，我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不再從一些概念化的結論出發，而是把那些重要人物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據實分析。現在，對一些在歷史上犯有過錯的領導人不再簡單加以斥責，而注重從他們失誤的地方吸取歷史教訓；如果他們曾有功績，也如實承認和肯定。對一些尚難定論的事件和人物，則允許探討，不急於做出最後結論。新京報：能不能舉個例子？章百家：例如對於陳獨秀，黨史學界已有詳盡的研究。現在，對於他在建黨方面做出的功績予以充分肯定；對他在大革命後期所犯的錯誤，依據已公開的共產國際檔案作了細緻分析，哪些應由他負責，哪些責任主要在共產國際已基本清楚；對他所犯錯誤的定性也力求客觀，不再斥之為「右傾投降主義」，而改為「右傾機會主義」；對其一生，總體採取惋惜的筆法來敘述。黨史二卷文稿不刻意求突破新京報：最近出版的黨史二卷與其他黨史著作相比，有哪些特點？章百家：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權威，二是全面。這部書的寫作是在中央指導下進行的，反映了黨對自身歷史的總體認識和經驗總結；同時，這部書也集中反映了黨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修改定稿的最後階段還請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幫忙把關，吸收了他們的意見。所以，這部書不同於一般僅由史家獨立完成的著作。新京報：在內容上有哪些突破？章百家：就新中國成立後黨史的大線索而言，這部書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脈相承，基本結論也大體保持一致。但視野更寬闊、內容更豐富、對歷史的總體把握更全面、更準確。如果問這部書有什麼突破的話，應該說突破不是在個別點上，而是全面的。例如，在全國執政後，黨要處理大量的外交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在以往的黨史書中，由於這些方面的研究還不深入，敘述只能是粗線條的，這些因素對國內政治發展的影響說得也不太清楚。在黨史二卷中，對這些重要方面都做了相當詳細的記述。新京報：編寫這卷史書為什麼會花這麼長時間？難點在哪裡？章百家：一是這段歷史內容豐富。黨史二卷分四篇敘述了新中國的建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和向改革開放過渡。其中有意思的內容包括中蘇條約的簽訂、抗美援朝決策、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廬山會議、經濟調整、反修防修、發動「文革」、真理標準討論等。第二，一部信史不僅要全面反映成就還必須正視失誤。一般地說，新中國成立後，前七年的發展比較順利，此後十年則比較曲折，「文革」十年出現了全局性錯誤，最後是擺脫困境、醞釀改革開放的兩年。要正確把握這段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經歷了曲折和挫折的歷史十分不易。這不是簡單說說這件事做對了、那件事做錯了就可以了，而要從總結黨的執政經驗教訓的角度說清楚。全書結尾放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也經過反覆斟酌，一是要說明我們黨有能力糾正自己的失誤，二是這次會議是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標誌，是新時期的起點。新京報：有評論說，黨史二卷首次公布了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權威統計。章百家：這個說法並不準確。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就引用了國家統計局的這一數據。應注意的是，書中說「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這僅僅是1960年一年，而非三年；減少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至於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各有不同說法，差距懸殊，但引用任何個人的統計都會引起爭議。因找不到權威數據，我們最後還是決定按過去的表述。對歷史真相的復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部書並不刻意尋求突破。一些有爭議的觀點、一時仍難弄清的問題，以及個別仍比較敏感的問題都沒有寫到這本書里。改革開放30年提上修史日程新京報：編寫黨史第三卷的工作是否已經開始？章百家：改革開放已走過33年，這已經是一段不短的歷史了。我們開展這方面研究也有十幾年了，但總體上還處於起步階段，主要工作是收集史料、勾勒基本輪廓、構築框架、開展專題研究。不過，隨著黨史二卷的出版，新時期將成為黨史研究的重點，撰寫第三卷的任務可以說已經提上日程。新京報：怎麼看當代人修當代史？章百家：「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是過去史家較通行的做法，但並不絕對。事實上，歷史越修越近，反倒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現象。就中共黨史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當代人修當代史，這是黨史研究吸引人之處，也是難點。吸引人是因為這段歷史離我們近，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難，也是因為近，不僅許多事情還很敏感，更主要的是沉澱不夠，許多事情的結果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無論如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越快，人們越需要及時了解自己所處的方位，歷史研究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也必然會不斷縮短。只有對歷史瞭然於胸，才能找准方向，知道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本報記者 楊華雲 實習生 郭玉輕

　　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會後，緊接著在全黨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在各級黨組織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少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在這次「反右傾」鬥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而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實際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他們受到不應有的打擊，並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響，不能正常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這對我們黨是非常大的損傷，對國家和人民的事業是個重大損失。　　「反右傾」在政治上造成的嚴重後果，是把階級鬥爭引入黨內乃至黨的高級領導層。8月16日，毛主席在《機關槍和追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又說：「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經驗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這是毛主席對廬山會議「反右傾」鬥爭的理論概括。他以為是發展了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進一步嚴重地擴大化了。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問題的這種新觀點，不僅混淆了黨內鬥爭和社會階級鬥爭的界限，而且也違反了他關於社會主義時期中國資產階級(指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有對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對抗性的一面的正確論斷。同時，也埋下了把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主戰場逐漸轉移到黨內的種子。廬山會議以後，黨內鬥爭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這裡。　　「反右傾」在經濟上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掀起了繼續「躍進」的高潮。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各種「大辦」一擁而上，如大辦鋼鐵，大辦糧食，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等等，在城市則大辦城市人民公社，大辦街道工業等等。9月24日，國家計委和國家建委決定新開工230個限額以上項目，使全年施工的限額以上項目又達1000項以上。1960年1月中央批轉的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產鋼1840萬噸，糧食6000億斤。後來，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更加強調鋼鐵的重要性。7月，毛主席同李富春、陳正人同志和我談話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在毛主席的號召下，全國大煉「爭氣鋼」。國際社會的鬥爭，是以實力(國家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為基礎的，歷來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有「一口氣」、「一股民族精神」，自強不息，奮鬥不已，方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道理都是對的，毛主席深諳此理，他注重用這些道理來激勵幹部和群眾發憤圖強，這也是很必要的。問題在於「爭氣」的精神一定要立足於實際，不能脫離開現實的主客觀條件，要看到「憋一口氣」趕上世界發達國家，必然有一個過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辦到的。而這一點，看來毛主席是注意不夠的。這就不能不發生要求過急的問題。由於各種「大辦」，廬山會議前有所收斂的「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又大刮起來。平調範圍，土地、糧食、房屋、生產工具、勞力以及生活傢具，無所不有；平調單位，省、地、縣、公社和生產隊，一級比一級搞得厲害。兩年持續「躍進」，雖然重工業項目，靠著拼體力、拼設備、拼資源，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如鋼產量1959年達到1387萬噸，1960年達到1866萬噸，煤、鐵等也增長較多，但重工業的這種「單兵突進」，進一步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輕工業急劇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壞的是農業。拿糧食來說，1959年產量僅為3400億斤，比1958年的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1960年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1年的2874億斤還低。在這兩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豬等主要農產品，也都大幅度減產。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　　在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講話的當天晚上，彭德懷同志在筆記中曾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寫這封信，是在西北小組會議上，一些不便講的問題，要點式的寫給毛主席作參考的，希望主席考慮信中的一些問題。主席竟把問題提到如此十分嚴重，如此十分尖銳，提到離開現實情況的高度原則。因此，國內在經濟建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在『左』傾急躁冒進的基礎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它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它將要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引起更加嚴重的比例失調，甚至引起黨內外一段時間內的混亂，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後果!!」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彭德懷同志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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