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張寶明：胡適為何不支持漢字橫著書寫？

新文化運動時，關於漢字的書寫問題，曾爆發過一次爭論，錢玄同認為漢字書寫方式應該改為橫排，此論獲得魯迅支持，但胡適則認為不必急於改，夾在中間的陳獨秀則首鼠兩端，沒有明確態度，以至於漢字橫排書寫還要等到若干年之後才得以實現。河南大學張寶明教授對此進行了詳細梳理，展現了當時的爭論情景。以下為原文：

作者 | 張寶明

▲錢玄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作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引領中國語言文學從傳統走向了現代：從「文言」到「白話」，從「句讀」不知到「標點」分明。本來，從「豎行」到「橫排」也應該是《新青年》的一大舉措，但它始終都只能坐而論道，致使「左行橫迤」的倡議坐失良機，最終成為新文化元典一個永遠的遺憾。

這個遺憾，本人常常會頓生疑竇：如此提倡科學精神的《新青年》何以與如此科學的排版方式失之交臂呢？

《新青年》雜誌的前身是《青年》雜誌，1915年9月創刊，主編為陳獨秀。在此之前，包括陳獨秀參與編輯的《甲寅》雜誌也都是句讀不分、豎行直排的印刷格式。1917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的再三邀請，赴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一職，《新青年》也隨之搬到了北大，從此成為由該校同仁執筆的同仁刊物。當時，在社會上看來，《新青年》的怪招百出，花樣不斷翻新。所有這些，在一些人眼裡就是一種「獵奇」，一種追求流行的廣告策略。

1917年5月15日，錢玄同寫信給同仁討論關於外來語與漢語的對接翻譯問題時，順手牽羊地帶出了漢語編輯和印刷的「橫寫」說法。他反覆論說翻譯「麻煩」、「不準」的同時，引出了一個深受其害的編輯例子：「中文直下，西文橫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十九世紀初年France有Napoleon其人』」，則要「將本子直過來，橫過去，搬到四次之多」，顯得編輯和作者都不方便、太麻煩。所以他以非常明確的態度率先表態：「我固絕對主張漢文須改用左行橫迤，如西文寫法也。」為了讓編輯部同仁儘快舉手，他又從現代醫學的視角大談特談：人的眼睛是左右並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顧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費力」。從而肯定「橫行」比「直行」可行與便利。「右手寫字，必自左至右」，這就是教科書從小學起「一律改用橫寫」的原始資料和由來根據。錢玄同的急切心情得到了陳獨秀的公開回答：「仆於漢文改用左行橫迤及高等書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譯音之說，極以為然。」（《通信》，《新青年》3卷3號，1917年5月）不過，陳獨秀這時看到了「多數國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的習慣問題，顯得有些懈怠。本來，陳獨秀是一個雄於言、力於事的性情中人，總是以發表激進、激情甚至帶有衝動的文章為耀，但此時作為主編的他一反爽快利落的常態，給了錢玄同一盆不冷不熱的溫吞水，有些讓錢玄同摸不著頭腦。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拜訪魯迅並約稿，於是有了日後發表在《新青年》4卷5號上的《狂人日記》。就在這次約稿時，錢玄同給魯迅送去了《新青年》近期部分雜誌，並樂呵呵地告訴他說，《新青年》將要改成橫行印刷。這個說法很快得到了周氏兄弟的支持。

魯迅的隨感錄《渡河與引路》，其實不僅是對白話文的支持，他對「引路」式的文體革命也充滿了敬意。當魯迅將《新青年》介紹給周作人時，周作人也對《新青年》的導向充滿興趣。1918年11月，周作人參加編輯工作後很快進入角色，並以同仁名義給讀者回信說：「來信以為可『竟改作橫列』，我卻十分贊成。」　　

▲陳獨秀，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改革家、啟蒙思想家

可是，如同魯迅所預料的那樣，「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改革的阻力中，外部因素和內部緊張同時存在。

早在錢玄同剛剛提倡橫寫之時，有的讀者就已經注意到了他的全方位的「激烈」，並用「駭人聽聞，不能按部就班」作為痛罵之詞。讀者認為這不但會引起「多數人奇異」，而且這類改良有「媚外」的嫌疑。他們舉出了《科學》雜誌標新立異後的「不便」後果（《通信》，《新青年》4卷6號，1918年6月15日）。這封來信一直壓到1918年6月才作答並發表。有趣的是，在陳獨秀回答寫給自己的信時，將這個文字官司給了錢玄同。

關於華文橫式的討論，陳獨秀的態度拖泥帶水，完全失去了他在文學革命問題上「不容商榷」的一貫性情。1917年8月，就在錢玄同向魯迅表達過自己一廂情願的關於「左行橫迤」的樂觀後，他再度以公開信的形式促使主編以及同仁就範：「獨秀先生：我以前所說要把右行直下的漢文改用左行橫迤。先生回答道『極以為然』。現在我想這個意思先生既然贊成，何妨把《新青年》從第四卷第一號起就改用橫式！」錢玄同甚至說，我們算不得什麼過激領先的「出頭鳥」了。以留美學生胡明復、鄒秉文、任鴻鐫為核心的《科學》1915年創刊時就走在我們前面了。他甚至用激將法刺激主編說：「《新青年》雜誌拿除舊布新做宗旨，則自己便須實行除舊布新。」你既然認為是「合理」的新法，就應該「做得到」、「趕緊實行去做」、「以為社會先導才是」。所以「這改直式為橫式雖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於看、寫二層都極有便利，所以我總想先生早日實行。」（《通信》，《新青年》3卷6號，1917年8月）《新青年》聲嘶力竭的抬舉「賽先生」，不遺餘力的將「科學」，可謂什麼放著「科學」不科學，只是坐而論道呢？更何況和我們一樣將科學的《科學》、《觀象叢報》都已經真正「科學」地雄於言并力於行了呢？

陳獨秀的回答則是：「玄同先生：《新青年》改用左行橫迤，弟個人的意思十分贊成。待同發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實行。」究竟是學理自由還是權力民主呢？細讀《新青年》，原來是有一個「個人意見」在起作用，這個人就是胡適。說起胡適在編輯部的權力，完全可以用「無冕之王」來稱呼。人家沒有「主編」、「主撰」的頭銜，但卻可以主宰《新青年》的「橫豎」以及其他。魯迅在30年代撰寫的文章《憶劉半農君》中曾用「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來形容陳獨秀，而用「內無武器請勿疑慮」來描畫胡適之，足見兩人城府與韜略的不同（《魯迅全集》第6卷第71頁）。《新青年》上「二十年不談政治」的默契、「文學改良」的發難、「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挑起、《每周評論》的創刊、南下或是北上的分庭抗禮，除卻胡適外沒有人能和陳主編據理力爭。這也是陳獨秀在某些時候會看風使舵或說丟卒保帥的原因。在這個「商量」背後，一方面有「免生閑氣」的迴避，另一方面也有猶疑不定的心態。所謂的「十分贊成」和「極以為然」不過是主撰在調和各方「神聖」後的一種「權宜」之策。說白了，他是在照顧同仁中的大腕胡適的情緒。

▲胡適，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著名學者，詩人

當時，《新青年》上關於廢除漢字以及改用「世界語」的討論正值高潮。一位名叫朱我農的作者寫信給胡適，希望共同反對錢玄同「根除漢字」的過激提法。在這一點上，他和胡適一樣要求「按部就班」，一步一個腳印。但同時朱我農也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個看法恰恰又和錢玄同不謀而合：「《新青年》何以不用橫行？用橫行既可免墨水污袖，又可以安放句讀符號。我所見的三四本《新青年》每一頁中句讀符號錯誤的地方，至少也有二三處。這就是直行不便用句讀符號的證據。」

在這個細節上，胡適非常有耐心地作了有的放矢的回答：「《新青年》用橫行，從前錢玄同先生也提議過。現之所以不曾實行者，因為這個究竟還是一個小節的問題。即如先生所說直行的兩種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節；第二『可以安放句讀符號』固是重要，但直行也並不是絕對的不便用符號。先生所見《新青年》里的符號錯誤，乃是排印的人沒有句讀知識之故。《科學》雜誌是用橫行的，也有無數符號的錯誤。我個人的意思，以為我們似乎應該練習直行文字的句讀符號，以便句讀直行的舊書。除了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不能不用橫行，其餘的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先生以為何如？」

在朱我農和胡適之一番針鋒相對的對話後，錢玄同從大局出發做了「附言」：「惟《新青年》尚未改用橫行的緣故，實因同人意見對於這個問題尚未能一致。將來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朱先生之提議，在玄同個人，則絕對贊成此說也。」其實，這未嘗不是錢玄同表面上的敷衍，在內心深處卻是對胡適「個人的意思」的旁敲側擊。陳獨秀有「個人的意思」，胡適也有「個人的意思」，錢玄同也有「玄同個人」的意思，而這裡「同仁意見」很顯然不是同仁的「共同意見」。　　

在《新青年》討論左行橫迤的同時，關於標點符號的用法問題也在激烈的討論中。1918年底，陳望道寫信給《新青年》同仁，發表自己關於橫行與標點的看法，批評遲遲不肯文字橫行是「（《新青年》）諸子缺『誠懇的精神』」。他奉勸《新青年》同仁不要有什麼顧忌，不要讓「後人而復哀後人」，否則諸子的「不敢放膽前去」將遺罪於後人。錢玄同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一方面為《新青年》辯護：「但理想與事實往往不能符合。這是沒有法想的。同人心中，決無『待其時而後行』之一念。」另一方面解釋說3卷6號和5卷2號都有申明，而且打算6卷1號就履行諾言，「只因印刷方面發生許多困難的交涉，所以一時尚改不成，將來總是要想法的」（《通信》，《新青年》6卷1號，1919年1月15日）。從胡適的個人意見、同仁的共同意見轉嫁到外部的「印刷」困難並寄希望於「將來」，《新青年》等來的只是殘缺和遺憾。

1919底，錢玄同求助於陳大齊，再度攪起中文改用橫行的討論。在求助信中，他力數「自右而左」寫法的缺憾，只要不留意懸腕，墨跡就會印在手腕上。但是，有人反對說：「這是你寫字不會懸腕的緣故。要是你會懸腕，那未乾的墨跡，怎會印在腕上呢？」《新潮》的主編傅斯年為了聲援錢玄同，反駁說：「懸腕」之書法家無非是「吃飽飯，沒事幹，閑扯淡」。（《新潮》第1卷）錢玄同說，如果真要論理，我們不要從其功利性的「扯淡」上說。他要求陳大齊將春天兩人談話時說過的生理科學思想寫成文字發表出來。這樣看來，《新青年》「左行橫迤」的受阻撓絕對不是印刷上的問題。在很多時候，改革的阻力不光是外部客觀因素的無奈，更重要的是內部自我心理作祟和習慣使然。

陳大齊按照錢玄同的約稿，從生理學視角出發，作了這樣的闡述：「我們讀書，除了那盲人以外，總是用眼睛看的。但是照生理學上說起來，那眼球的各部分並不是有同樣的視力。網膜的正中點看東西最明白，周圍的部分都不及他；這一點叫做中央小窩（Focus）。因為中央小窩看東西最明白，所以我們看東西的時候，總要把他的像映到中央小窩上去。」陳大齊將「眼球」理論作了長篇大論。針對有人說「我們直讀並不覺得比橫讀困難」，他也承認這話有道理。他說這是因為我們讀書的人「已經」養成了直讀的習慣，如果剛剛學習，而沒有受過訓練的人一定習慣於橫讀。一言以蔽之，這是用今天的「經濟」來換取那明天不必要的代價。

儘管錢玄同和陳大齊的討論頭頭是道、振振有詞，但「左行橫迤」仍然難以兌現。華文橫行作為《新青年》的一個辦刊方向，直到停刊前的倒數第3期還有張東民《華文橫行的商榷》一文發表。作者以「橫行法合衛生」、「橫行字易讀」「橫行字又美觀」為由力陳其中可行性、科學性、可信性。第一個理由可以「延長目力的壽命」；第二個理由則可以「少頭痛之患」。作者有一個試驗的結果：「在鄙人自己的試驗，讀直行文字，費時較多。吾曾用二張相同的紙，就報上抄下了兩節的時事，那兩紙上的字數，是相同的（共只185字），每行的長短，也無差異，但是試驗的結果，直行字費我50秒鐘，那橫行的只35秒。試看那兩段文字，是很短小的，而試驗的結果，己有十五秒鐘的差別；那末依這比例算起來，吾們倘讀一部《水滸》，若是那《水滸》是橫行的，只須十一日七小時，就可讀完，但若是直印的，便要費兩星期又兩天七小時的工夫。試思那《水滸》一書，只因為橫印直印的不同，讀者就有五天光陰的差別！若照這樣想來，吾們天天看報章讀書籍，只因為排印不得法，不知空費了吾們多少光陰！吾們生在這二十世紀的舞台上，萬事都不得不講經濟，只光陰的經濟難道可以忽視么？」《華文橫行的商榷》，《新青年》9卷4號，1921年8月1日）

《新青年》在發表了這篇關於「左行橫迤」的文章後，只出版了兩期就休刊了。在筆者看來，作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將新文化的一項重要工作--橫排留給了同時期的雜誌和後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遺憾。畢竟，這與敢為天下先的新文化元典風格分裂、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