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娃娃」為何總是「墮落女子」：好萊塢電影審查搗的鬼

楊秀：從「女一號」到跑龍套1935年美國米高梅公司攝製影片《中國海》（China Seas），這是其中一張劇照。照片中的男子大家非常熟悉，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好萊塢風頭最健的一線明星克拉克·蓋博，而他旁邊的亞裔女子則面生得很。她叫楊秀（Soo Yong），祖籍廣東中山，僑居美國，1930年代起步入電影界，夢想著能在好萊塢脫穎而出。然而，這條路從來都是荊棘滿布。

影片《中國海》題籤劇照與大多數在南加州片廠外等候開工的同胞相比，楊秀的起點可謂非常之高。她從小生長在檀香山，曾獲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碩士學位，中英文都有相當造詣，1930年梅蘭芳訪美演劇期間，便是由她擔任陪同翻譯，不僅負責翻譯演出信息，還承擔有聲短片《刺虎》的報幕工作。在梅蘭芳與卓別林、范朋克、斯達克·楊、沃佛蘭等人的社交活動中，她也隨侍左右。與梅蘭芳的這段交往，使楊秀受到了更多關注。當時，米高梅公司正在為一部以中國農村生活為背景的影片《大地》（The Good Earth）尋找演員，楊秀因此獲得了出演主角的機會，但最終還是遭遇換角，原本的女一號變成了「跑龍套」。

楊秀生活照《大地》是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的代表作，小說出版於1931年，當年就銷售了180萬冊，並連續22個月榮登暢銷書排行榜首位，第二年即榮獲普利策獎。1933年，米高梅公司以15萬美元買下了《大地》的攝製權宣布開拍。《大地》原著中的主角是中國農民王龍及其妻子阿蘭。開拍之初，片方曾試想徵招能說英語的中國人擔任劇中演員，為此，米高梅公司在中國報紙和美國僑界公開招聘。最初，片方屬意的女主角人選就是楊秀。當時她人在檀香山，恰好在那裡拍攝外景的導演西席·地密爾受託為其試鏡，片成寄回後，米高梅公司頗為滿意，即發電報聘其飾演阿蘭一角。有了這一紙聘書，楊秀匆匆從檀香山來到好萊塢，開始了她的銀幕生涯。然而，事情並不順利。當時美國電影審查法規《海斯法典》要求，影片中黃白種族不得通婚。如果由白人飾演黃種人角色，也不得與黃種人扮演的黃種人角色結婚。縱觀好萊塢此前攝製的以華人角色為主角的影片，多數以白人飾演華人，比如《殘花淚》中嗜食鴉片的單身華人由理查德·巴斯勒美斯飾演，《陳查禮》系列影片則由華納·夏倫扮演華人偵探陳查禮，甚至在《東便是西》這類講述異族戀愛故事的影片中，為了使主人公順利通婚，也頻頻上演華人角色實為白人後裔的反轉劇情。

電影《殘花淚》的劇照米高梅公司找不到合適的華裔男演員與楊秀配戲，請白人男演員又不合審查規定。再者，無論從觀眾情感還是商業利益考慮，他們都不敢冒風險讓華人主演影片。於是，楊秀遭遇換角。為保險起見，公司最終決定起用好萊塢新秀保羅·穆尼和路易絲·蕾納飾演男女主角——二人分別曾因《萬世流芳》和《歌舞大王齊格飛》中的出色演技而榮獲第9屆奧斯卡最佳男、女主角獎。不過，米高梅公司並沒有放棄楊秀，先讓她在幾部以中國為背景的影片中擔任小配角。楊秀的第一次表演是在1934年上映的影片《彩色面紗》（The Painted Veil）中扮演一個女傭，其後又在《中國海》中扮演一位出生優渥、打扮入時的中國名媛——玉蘭小姐，戲份不多，寥寥幾場，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影片中增添一點「中國元素」。種族歧視下的好萊塢異國情調當時的西方世界對於古老的東方有一種獵奇心理，一方面他們矜持自傲，絕不平等視之，另一方面又痴迷其神秘性，爭相在衣飾、建築上增添東方元素。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27年在好萊塢核心地段落成的中國劇院，其詭異誇飾的外觀，或許正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而當時好萊塢大部分以中國為背景的影片，也只是以神秘色彩博取眼球，其故事內核仍是西方觀眾喜聞樂見的中產階級的離合悲歡。相較於那些以中國元素渲染異國情調的影片，《大地》算是正面描寫現實中國的少有力作，同時也是華裔演員在好萊塢影片中的一次集體亮相。為了拍攝此片，米高梅臨時招聘的華人群眾演員多達千人，一些場景的群眾演員人數不夠，還曾徵招了四五百名菲律賓人充數。其中，有名有姓、有戲份鏡頭的華人角色也有16人之多。楊秀雖然失去了女主角的機會，但出演了其中的配角。男主角王龍的好友亞清由李清華扮演，李出生在美國，但中文極好，是華僑刊物《華美周報》的主編，他飾演的角色是華人角色中念白最多的，十分吃重。王龍的長子由陸錫麒扮演，陸是二十世紀福斯公司的演員，因扮演「陳查禮」系列中陳警探的兒子陳利而為人知曉，此次專門從福斯公司借調過來飾演長子一角。阿蘭的東家劉宅守門人一角則為羅瑞亭扮演，羅本為三藩市富商，對於電影事業，甚有研究，與米高梅老闆梅耶極熟稔，所以角色戲份雖不多，酬勞反比一般華人演員高。

陸錫麟（右）、李時敏（中）、羅瑞亭（左）合影然而，當時在好萊塢最負盛名的華裔演員黃柳霜卻沒有出現在這部影片中。據說，米高梅曾有意讓黃柳霜扮演王龍小妾蓮花一角，但黃不滿意這樣一部描寫中國農民的影片，卻以白人為主角，華人為配角，因此拒絕出演。即使黃柳霜事業如日中天，但是想要在一部好萊塢影片中擔任主角，仍然非常之難。她常常只能屈從好萊塢的審美偏見，在片中扮演美艷妖冶的「中國娃娃」——然而這已然是華人演員在好萊塢的「標杆」。黃柳霜：「中國娃娃」的兩難1936年春，正當《大地》在加州郊區建造的「中國村」內緊鑼密鼓地拍攝時，拒絕了片約的黃柳霜乘著胡佛號游輪，乘風破浪來到中國，開始了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鄉之旅。

黃柳霜登岸時合影照黃柳霜，英文名Anna May Wong，其祖為第一代赴美淘金的華工，其父則在唐人街開一間洗衣鋪維持生計。黃柳霜從小就愛看電影，1919年她14歲，正好一部叫《紅燈籠》（The Red Lantern）的影片在唐人街出外景，需要300多名東方臉孔做群眾演員，黃柳霜毛遂自薦，在其中露了個小臉，從此踏入影圈。一開始黃柳霜不過是輾轉於好萊塢各大片廠之間跑跑龍套，真正讓她聲名鵲起的，是1924年范朋克主演的影片《月宮寶盒》（The Thief of Baghdad）中的蒙古女奴一角。在這部充斥著阿拉伯異域風情的影片中，黃柳霜留著直垂眉心的厚劉海，半裸上身，側露大腿，膚若凝脂，目如黑漆，神秘而性感，瞬時引起了觀眾的注意。因為這部影片非常賣座，在歐美和亞洲各地屢屢取得票房佳績，黃柳霜隨之名聲大噪。

黃柳霜這一齊額劉海、濃厚眼妝的「中國娃娃」形象成就了她，同時也限制了她，自此以後，她在片中飾演的角色，多是妓女、舞女、女奴、招待等，而結局往往是飽受凌辱地慘死。因為好萊塢嚴苛的種族歧視政策，黃種人在片中不得與白人接吻，更不能結婚，使她一直得不到主演的機會。1928年，黃柳霜遠赴歐洲，另謀發展，不想歐洲人對她非常著迷，各大報刊爭相報道她的芳蹤，她的巨幅倩影張貼在劇院、影院、舞廳各類公共場所，颳起了一股不小的「東方旋風」，其拍攝的影片《歌曲》（Song）、《皮克迪利》（Piccadilly）也頗為成功。3年後，當她重返好萊塢時，身價倍增，片約如雪片般飛來，不僅當起了主角，而且有了挑選角色的餘地。在中國，黃柳霜早在1920年代就頗有知名度，但國人對她印象不佳。且不說她初登銀幕之作《紅燈籠》，歷來被視為「辱華」影片的始祖，她在《月宮寶盒》、《上海快車》等影片中那些搔首弄姿的「下等女人」角色，也讓部分愛國心切的影迷頗感痛心。1936年黃柳霜登陸上海後，雖然上海各界對她表示友好，由新任駐法大使顧維鈞夫婦招待晚宴，其後又在著名影星胡蝶夫婦的陪同下參觀了明星影片公司，但仍有不少記者及讀者對她在好萊塢專門飾演一些「墮落女子」耿耿於懷。

黃柳霜在《月宮寶盒》中的劇照對於這些攻擊，黃柳霜並沒有迴避，反而落落大方地做出正面回應。她在《良友》畫報登出的自述中說：「國人對於我所扮演腳色，有點指摘，這使我很不安，因為我這種錯誤是無意種下的。在初期入電影界，我只能完全受著導演者的指揮，不要說所扮腳色是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甚至片中的情節他們也未必說明白。這是事實，導演者對於閑腳演員是不重視的，除了幾個重要角色有權審查劇本內容是否對於自己主張有衝突之外，其餘是不聞不問的了。」字裡行間透著點滴辛酸與無奈，這或許是每一個在好萊塢打拚的華裔演員都不得不面對的兩難。一方面，自1882年《排華法案》在美通過後，美國人對華人有一種程式化的偏見，在影片中常常把他們描繪得醜陋骯髒、卑鄙陰暗、十分不堪，至於女性角色，則總是以妓女或女僕的形象出現，屈服於權力和男性的威懾，即使試圖與白人男主角發生跨族裔的戀情，最終也難逃一死的下場。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華裔演員便只能在片中演些小配角或是符合好萊塢對中國想像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對好萊塢做出妥協的同時，他們得不到國內同胞的諒解，被認為是在助紂為虐，詆毀中國人的形象，黃柳霜參演的大部分影片在國內都是禁映的。其實，他們都不過是單純懷揣電影夢的普通演員，而一路從跑龍套攀登至女主角的黃柳霜也只是恪盡一個好演員的分內之事。

黃柳霜在浦江畔留影她風姿迷人，旅歐期間，習得各國語言，談吐優雅，舉止大方，與各界名流相處得宜，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大部分歐美人對於中國的偏見。1936年的這次返鄉之旅，讓國人開始認識到，這個活躍在國際影壇上洋派的「妖女」並非如電影里展現的那樣妖魔化，她彬彬有禮、謙容有度，對待記者和影迷都親切有加，不少報刊登載了有關黃柳霜的專訪，對她的卓越成就表示肯定。要知道，在黃柳霜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有華裔演員能在好萊塢主流電影圈如她這般熠熠生輝。就這點而言，黃柳霜已然是華人的驕傲，這是歐美人對中國影星的第一次認知，哪怕這種認知中帶著固化的有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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