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慈善家

余彭年生前接受《中國慈善家》專訪:我為什麼第一個裸捐?

中國慈善家

5月2日凌晨,著名慈善家、企業家余彭年先生去世,享年93歲。2006年至2010年,余彭年連續五次蟬聯胡潤中國慈善榜榜首,被譽為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2007年,余彭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全球14大慈善家」之一,與他同時上榜的中國人是華人首富李嘉誠。2011年,余彭年先生曾接受《中國慈善家》雜誌專訪,暢談他的慈善事業與情懷。現重發與他的部分對話,以此紀念這位偉大的慈善家。

《中國慈善家》2011年7月刊封面

《中國慈善家》:「裸捐」的決定是何時產生的?

余彭年:這個想法不是今天產生的,20多年以前我就有此想法。10年前,在彭年酒店開業後的第26天,我就宣布這個酒店的利潤將全部捐給社會。有一句話我經常講:自古以來歷史證明,兒子不如我留錢做什麼,兒子強於我留錢做什麼。兒孫現在有房子住、有車子坐,有辦公的地方,他們的條件要比我們當年好很多了。

《中國慈善家》:你裸捐的資產有近一百億嗎?也有報道說是超過十億美金?

余彭年:我現在有多少資產自己也不清楚,但肯定沒有一百億吧。我的資產主要包括酒店和地皮,還有相關的物業。在深圳我有兩個酒店,一棟別墅,還有地,在香港七八棟別墅,有酒店、有醫院、養老院,還有一所學校。胡潤通過看我們的運營和現金流,得出數據是超過十億美金,這個我不清楚他們具體的演算法,不作評價。我的酒店是全部盈利都捐出去,掙多少捐多少。就像母雞下蛋,只要母雞(酒店)在,慈善資金永遠不會缺。母雞要保留,雞蛋要吃。如果經濟不好的話那雞蛋就少吃點,不是以增值為目的的。最近在跟我家鄉湖南談投資十幾個億建設中南大學彭年科技未來城,計劃將這個項目打造成長沙地標性建築之一,這又是另外一隻老母雞,到時候這個項目收益的我個人部分將全部用於慈善事業。

《中國慈善家》:但也有很多企業家不贊成「裸捐」,認為中國目前尚屬於積累財富的階段,對此你如何看待?

余彭年:我宣布「裸捐」後,也得罪了一些人。香港的《明報》就說:你看余彭年,資產不到100億,都全部捐出來了,李嘉誠、李兆基多有錢,都沒這麼做!用我的例子來攻擊他們。其實它這麼登是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我很尊敬李嘉誠,如果他捐3000萬,我最多就只捐2988萬,不敢超過他。我跟李先生關係很好,常互通信件。我的財富跟他比只是九牛一毛。我自己「裸捐」,但每個人的觀點不一樣。我也不強求其他富人都「裸捐」,但我認為其實留給子孫財產的20%就夠了,留多了也沒意義,富不過三代,這樣的例子很多。

《中國慈善家》:你已經將近九十歲了,為什麼凡事還要親力親為,做得那麼辛苦?

余彭年:按說六十歲就該退休了,我這也是一種習慣,從小打天下,親力親為,不是這樣我也做不起來。我從清潔工做起,經過很多甘苦。兒孫有本事他可以管,沒本事他管不好。一個人的才幹能力有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後天培養的,我覺得兒孫相比我還差一點。

《中國慈善家》:你做慈善有沒有遭受過誤解和不公?

余彭年:湖南有句老話叫「善門難開,好事難做」。做好事其實比做生意還要難,不愉快的事經常有。我吃過很多苦,所以見到很多人沒有錢看病是有深切體會的。過去很少有救護車的,得了病,拖延了兩三天,一到醫院就沒有了。所以1980年代年我買了十部進口三菱救護車捐給湖南,但最後發現有一半的車裡面的設備被全部拆掉,裝了八個座位,作為辦公車。我捐給社會是救死扶傷用的,所以這個行為無可諒解。

《中國慈善家》:這件事對你影響很大?

余彭年:是的,我現在做慈善一定要看得見摸得著。我以前的很多項目都做得不是很到位,只有「光明行動」可以。治好一個病人都能清楚,是實實在在的。我現在的慈善項目主要是「光明行動」。我「發紅包」也是這樣,我一定要親自送到農民手裡,寧願辛苦一點。因為100萬到基層手裡不一定做100萬的事情。究竟做了多少我看不到,也許有一半就不見了,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以前會有很多人給我寫信求助,我也會派人去查,要是真的我會資助,但假的居多。國內有兩所著名大學曾讓我捐錢,捐200萬做獎學金,讓我做名譽校董。但我沒捐,一是拿錢換榮譽有什麼意思?二來,我想親自交給學生手裡,但對方不同意。我們打了五六十年的天下,賺的都是辛苦錢,也不容易,所以捐出來就一定要看得見,摸得著。大多做慈善的人都圖回報,有目的,沒有回報不做。我捐款不求回報,我沒當過人大代表也沒當過政協委員。

《中國慈善家》:現在社會上仍然有些富人還為富不仁,因此不少民眾也產生了仇富心理,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余彭年:每個人的想法不同。而為富不仁者也歷來有之,這些富人中有些是從貧困中起家,有些是暴發戶,也有些有來歷不明的錢財。但也有些人,特別是海外華人是想出來幫助內地貧困人口的,但是苦於無門,或者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完善,慈善機構不是很健全。這就需要政府來完善這一套政策,政府要多宣傳號召有錢人幫助窮人。我曾經希望政府立法來保護慈善事業,因為我感覺我們的慈善事業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時候有錢的想幫助窮人,但是付出了行動後,收穫的卻是傷心。這一點香港就做得比較好,值得學習。當然還有些人不願意出來做慈善事業,這就需要有人帶頭起表率作用。有錢人不斷地幫助窮人,使窮人從中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幫助,使窮人不再為吃住發愁,不再擔心沒有錢治病、老無所養,這樣他們心理平衡了,就不會那麼仇視富人了。

《中國慈善家》:你參加了巴比晚宴,有什麼感受?

余彭年:他們是帶著好意來的,政府應該好好招待,但官方沒有交代。還有很多有錢的人不敢露面,來了的大多也不是很熱心,不表態。比如拍照片的時候,很多平時很高調、影響力很大的企業家卻全都站在後面,不讓人看到,後來我都站在了第一排。

《中國慈善家》:你覺得問題出現在哪裡?

余彭年:美國經濟發展幾十年,中國則是剛剛起步的,對慈善的概念就會不一樣。很多人參加巴比晚宴也是抱著疑問去的,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也是因為中國的一些輿論改變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別的國家是「勸捐」,來中國之後就改成交流了。在外國,雖然不會都像巴比那樣高調,但很多企業會將5%至10%的利潤拿出來做慈善。中國現在大多數人還沒有這麼做。很多人是錢多了,但不知道放到哪裡去,現在才開始慢慢投入到慈善中來。

另外,也有國家政策環境的原因。現在中國在慈善方面才剛剛開始逐漸接觸國外的文化。2002年的時候,我作為深圳市人大代表曾向人大打報告,想要將資產捐給政府,並通過立法保護來讓我做好事,但是當時沒有通過。我覺得做好事應該得到政府的支持。

《中國慈善家》: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後來都不說這是一次勸捐的行動,但你卻公開表態你要勸捐,這是為什麼?

余彭年:做好事不是我一人的事,靠我一個人是不行的。但我要帶個頭,擴大影響,吸引海外僑胞、海外同胞,有錢人都來做好事。其實已經有了一些效果,比如在我的酒店裡的電梯上,會遇到一些客人,他們不認識我,但會說這個酒店老闆余先生是做好事的,知道我們的盈利是全捐出去的,所以選擇入住我們的酒店,我聽了會很開心。我現在還要勸捐!有一點我希望你們寫出來,有些人的錢來歷不明,但不管錢是騙來的、搶來的、貪污來的,要用來做好事做慈善,就應該贊成、歡迎,政府應該既往不咎,這就是劫富濟貧,做好事其實不應該問出處的。我希望那些來路不明的錢都能拿來做好事!

本文選自《中國慈善家》2011年7月刊,版權歸慈傳媒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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