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民族主義 | 民族主義的基本形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本書中對於「ethnic」的不同界定，及其不同的中文譯名。在中文世界中，ethnic被譯作種族的、族群的、族裔的.....而這些中文概念的內涵有著細微的差別。

在《從投票到暴力》中，ethnic nationalism被譯為族裔民族主義；而在《血緣與歸屬》中，ethnic nationalism被譯作種族民族主義。譯名的不同來源於作者對於ethnic的不同理解，在《血緣與歸屬》中，葉禮庭特彆強調的是ethnic nationalism對於血緣的忠誠、對於血緣犧牲的要求，以及由此產生的無盡苦難。

葉禮庭說：「我們時代的關鍵語言是種族民族主義.....伴隨無憂無慮的樂觀思想，我們認定世界無可避免地前進，超越民族主義，超越部族制，超越我們護照上限定的狹隘的身份，走向一個全球化市場的文化，那將是我們新的家園。但回溯過去，我們不過是在黑暗中吹著口哨，為自己壯膽。被壓抑的東西已經回歸，它的名字叫民族主義。」

為了理解當時全世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20世紀90年代初，葉禮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庫爾德斯坦、北愛爾蘭、烏克蘭、魁北克、重新統一的德國六個國家和地區。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游擊隊內部，他與德國萊比錫的新納粹組織頭目見面，他還採訪了南斯拉夫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在戰爭、分裂、遊行和恐怖襲擊的背後，葉禮庭看到一波洶湧的種族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了世界舞台，血緣成為今天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要素，而更符合社會現實的公民民族主義正遭受嚴峻挑戰。

在開始這趟驚心動魄又鮮血淋漓的旅行之前，讓我們先從葉禮庭對於民族主義的界定開始吧。雖然這種概念之旅，與後文夾敘夾議的精彩遊記相比，黯淡無光，但極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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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

文/[加拿大] 葉禮庭

譯/成起宏

節選自《血緣與歸屬》

作為政治信條，民族主義是一種觀念：世上之人區分成各民族，其中每一個民族都擁有自決權，或者以已有民族國家中的自治單位而存在，或者有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

作為文化理念，民族主義是一個主張：儘管男人和女人們擁有許多身份，但為人們提供最重要的歸屬形式的，是民族。

作為道德理念，民族主義是一種倫理：英勇犧牲，為在保衛自己民族、對抗內外敵人中使用暴力提供正當性。

這些主張——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互為奧援，認為民族有權以武力或暴力捍衛自身的道德主張，依賴於文化上的主張，即滿足安全和歸屬的需要是唯一重要的。認為所有民族都應當為國家地位而奮鬥的政治理念，取決於認為只有民族能夠滿足這些需要的文化主張。文化理念反之也為那種如果沒有自決這些需要就不可能滿足的政治理念提供佐證。

《血緣與歸屬》書影

所有這些主張都頗具爭議性，沒有哪一個是直觀明白的。世界上有許多部族居民和少數民族不把自己看成民族，很多並不尋求建立自己的國家。此外，為什麼民族身份應當是比其他任何個人身份都更為重要的因素，並非顯而易見；為什麼捍衛民族讓使用暴力成為正當的，也非一望可知。

但現在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界定了在何種情形下，當人們的自決權受到威脅或者被拒絕承認時，他們起而自衛，武力或暴力能從中獲得正當性。在這裡，自決可能意味著民主式的自我治理，或是行使文化自主權，這取決於所討論的民族團體是相信自己能在一個已有的國家框架中達成目標，還是尋求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

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都將政治主權賦予「人民」——事實上「民族」這個詞常被看作「人民」的同義詞——但並非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都能創立民主政體，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民族主義在界定其民族構成時都將全體人民納入進來。

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主張，民族應當包括所有認同民族之政治信條的人，不管其人種、膚色、信念、性別、語言或種族如何劃分。這種民族主義被冠以公民之名，因為它將民族視作一個平等的、權利共享的公民共同體，通過依附於一套共享的政治實踐和價值之上的愛國主義而實現統一。這種民族主義必然是民主的，因為它將主權賦予全體人民。這一理念的某些要素首先在英國出現。到18世紀中期，英國已經是一個由四個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英吉利人，維繫這個國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種族」——所界定的歸屬，亦即人民所共享的某些制度：王室、國會和法治。但直到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直到法蘭西和美利堅創建共和國，公民民族主義才開始征服世界。

18世紀的英國

這樣一種理念更容易付諸實踐，因為啟蒙時代的諸社會在種族上是同質的，或至少在表現上它們像是同質的。那些不屬於有政治選舉權階層——有產的男性白人——的人，如勞工、婦女、黑人奴隸、土著居民，發現自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進而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早期，這些群體曾為獲得公民身份而戰。抗爭的結果是，絕大多數西方民族國家現在都根據共同的公民身份而非共同的種族來界定其國家地位。德國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

拿破崙1806年對德意志諸公國的入侵和佔領，激發了一波德意志的愛國怒潮以及反對法蘭西民族國家理念的浪漫主義論戰。德國浪漫派認為，不是如啟蒙運動所相信的，國家創造了民族，而是民族及其人民創造了國家。賦予民族統一性、使其成為家園和激情依附之地的，不是權利分享這一冷冰冰的構想物，而是人們早已存在的種族特性：他們的語言、宗教、習俗和傳統。「人民」（Volk）意義上的民族早已在歐洲人的思想中開始了其漫長多難的征途。19世紀所有在帝國統治下的歐洲民族，俄羅斯壓迫下的波蘭人和波羅的海人、土耳其統治下的塞爾維亞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的克羅埃西亞人，在設想他們的自決權時，都關注著德國的種族民族主義理念。當德意志在1871年達成統一併崛起為世界強國之時，其成就向帝國主義歐洲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展示了種族民族主義的成功。

拿破崙

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中，公民民族主義更符合社會學現實論。絕大多數社會不是單一民族，即使是，共同種族也無法自我消除分歧，因為種族只是要求個體忠誠的眾多因素之一。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信念，將社會團結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通過認同一套民主程序和價值觀，個體可以調和他們塑造自己生活的權利與他們歸屬於某個共同體的需要。反過來，這也表明民族歸屬可以成為一種理性依附的形式。

與此相反，種族民族主義宣稱，個體最深層的依附是遺傳的，不是選擇的。民族共同體界定了個體，而非個體界定民族共同體。這種歸屬的心理學可能比公民民族主義的觀點深刻得多，但與之相伴隨的社會學則離現實甚遠。例如，兩個塞族人都具有塞爾維亞族身份，這一事實可能使他們團結起來對抗克羅埃西亞人，但要阻止他們為工作、配偶、稀缺資源等而互相爭鬥，這起不到任何作用。共同種族自身並不創造社會凝聚力或共同體，當它在這方面失敗時——失敗是必然的——民族主義政權必然被迫轉向以武力而非共識來維繫統一。這是民族主義政權更多是威權式而非民主式的原因之一。

希特勒

本質上，它們是一種以多數派種族的利益為主導的民主形式，這也可以證明其威權性。絕大多數「後冷戰」時代的新民族國家都在口頭上奉行公民平等社會的理念，並為少數種族的權利提供保護。在現實中，新的民族國家如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羅的海諸國、亞洲各新興共和國，都實行制度化的多數派種族統治。對於那些之前由得到帝國支持的少數族群俄羅斯族統治的多數民族，如波羅的海各民族和烏克蘭人，種族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誘惑。

有人認為，只有在公民民族主義從未得以建立的地方，威權性的種族民族主義才能紮根。 按照這種觀點，種族民族主義在東歐的興盛，是因為40年的一黨統治有效地摧毀了曾經在這個地區存在過的任何公民的或民主的文化。如果是這樣，那麼情況應當是，在有廣泛民主傳統的社會中，種族民族主義不具有深厚根基。然而並非如此。歐洲的種族主義是一種白人種族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它是一種對公民民族主義的反叛，反叛的恰恰是基於公民身份而非種族身份的民族理念。在具有豐富的也許程度不同的民主經驗的國家，如英國、義大利、法國、德國和西班牙，這種反叛正在不斷發展。

也有大量例子表明，在形式上承認公民民主的國家內部，種族民族主義日益盛行，如北愛爾蘭、印度和加拿大這三個地方。在北愛爾蘭，1920—1972年間，新教忠誠派的多數族群利用英國的議會制度，保持一種對天主教少數族群廣泛的多數派暴政。儘管深受英國民主和法律傳統浸潤，但北愛爾蘭完全無法阻止忠誠派將民主扭曲為民族主義。在印度，45年的公民民主難以遏制種族和宗教民族主義，它們正將這個國家的聯邦體制撕得四分五裂。在加拿大，景象要樂觀一些，但分析要點是一樣的：在聯邦民主的框架內實行的完全包容沒有能削弱魁北克民族主義的力量。

1972年北愛蘭的「血色星期天」

在所有這些地方，種族民族主義最基本的吸引力在於，作為多數派種族統治的一條基本原則，它讓敵人明白自己所處的位置，或者顛覆某種文化附庸的傳統。在東歐各民族中，種族民族主義可以提供更多東西。當蘇維埃帝國及其衛星國政權崩潰之時，該地區的民族國家結構也隨之瓦解，留下數以百計的族群彼此掣肘。因為這些群體都沒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通過民主討論來協調爭端的經驗，暴力或者武力成了他們的裁決者。民族主義的華麗辭藻像野火一樣在這個地區蔓延，因為它能夠給軍閥和武裝分子提供一套機會主義的、自證合法性的辭彙。在席捲共產主義國家廢墟的擔憂和驚恐中，人們開始發問：現在，誰能夠保護我？面對政治和經濟的混亂局勢，人們想知道誰可以信賴，誰是自己人。種族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直觀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與你血緣相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