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帝臨終前為何將最信任的奕訢踢出局?

「咸豐崩逝後，載垣等贊襄政務八大臣頒發咸豐遺詔，並為小皇帝載淳擬定了「祺祥」的新年號。「祺祥」二字出自《宋史.樂志》：「不涸不童，誕降祺祥」，所謂「不涸」，即河流通暢；所謂「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誕降祺祥」，呈現的是「欣欣向榮、吉祥如意」的景象，這個年號應該說是不錯的。

(圖)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zhǔ）（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即咸豐帝。

早在咸豐避走熱河時，民間就傳聞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隨時可能病死，而咸豐在熱河過完春節後久不迴鑾更是證明了這點。對於，咸豐何嘗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認為自己還年輕，怎麼也沒想到竟然會走得那麼的快。直到過31歲生日的慶典上，咸豐突然倒下，他終於明白他已是時日無多，不得不考慮大清未來的命運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劇增情況相反，愛新覺羅皇族的子嗣卻一直在走下坡路。清軍入主中原後，順治雖然只活了24歲，但生下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0子4女；乾隆有16子8女；嘉慶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豐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緒和宣統，這最後三個皇帝在已經成年的情況下，竟然都沒有一個子女）。

對於皇位繼承人的問題，這基本不用考慮，因為咸豐當時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載淳。如此一來，自雍正朝設立的秘密建儲既無實施的必要，實際上也沒有這種可能性。在此問題上，咸豐不能像他的祖父嘉慶那樣從容挑選皇儲，也沒有了父親道光當年立儲時的左右為難，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其他選擇。咸豐死時31歲卻子嗣不旺，這或許預示了大清帝國已經走上了窮途末路。

(圖)愛新覺羅·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

咸豐當時要考慮的主要問題的是，載淳當時只有6歲，即使最樂觀，也得在10年後才能親政。在這未來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證大清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兒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為此，咸豐在臨終前的數十天里反覆思索，左右掂量，他將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腦海中過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輾轉反側，徹夜無眠，一時間難以拿定主意。

咸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訢。奕訢從小和咸豐一起長大，一起玩耍，曾經是親密無間的兄弟，也是一同讀書求知的學伴。但是，咸豐最後做了皇帝，而奕訢只是封了親王。咸豐知道，自己的這個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遠超過自己，如果讓他以皇叔的名義來給小皇帝輔政，固然名正言順，足以讓大清帝國危木獨撐，渡過難關，但是……

這時，咸豐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極死後，順治年幼繼位，皇叔多爾袞成為攝政王后大權獨攬，妄稱「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後暗中操控，委曲求全，這順治的江山險些就成了多爾袞子孫的家產。三歲看老，咸豐心裡清楚，自己的這個兒子自小就喜好玩樂，即使他不是劉阿斗，但也決沒有成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輔政權交給奕訢，能放心嗎？

咸豐搖了搖頭，將奕訢先否決了。

在咸豐病重之時，奕訢正在北京主持和局，當聽說咸豐的身體越來越壞並多次吐血之後，作為弟弟的奕訢也是心急火燎，他多次上奏請求前往熱河向咸豐「問疾請安」，其情甚殷。奕訢之所以急於前往熱河，固然是出於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對未來政局安排的關注。奕訢也知道，咸豐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夠趕在咸豐去世前面見兄長，將此前兄弟之間的疙瘩解開，免得留下終身遺憾。

看了奕訢的奏摺後，咸豐何嘗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訢一起渡過的年少時光，又想起了當年競爭皇儲的尷尬和自己即位後兄弟間的種種猜疑和抵牾。想到這裡，咸豐強掙著坐起身，並親筆給奕訢回信：

自從去年秋天一別後，轉瞬已是半年有餘，我也時時刻刻都想與你「握手而談，稍慰廑念」。

但是，最近我的身體實在是不行了，經常咳嗽不止，有時還出紅痰（痰中含血）。我怕與你相見後，回思往事，徒增傷感，豈能無感於懷，對我的病實在無甚好處。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情必須要來熱河稟報，你姑且在京中好好辦事，等我病好迴鑾後，再敘兄弟之情。

從「徒增傷感」四個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豐當時心境的凄涼。或許，要強的咸豐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親弟弟、昔日的競爭者看到自己臨終時的衰狀。畢竟，在皇位競爭中，咸豐是勝利者，但老天爺又是那麼公平，身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將不久於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訢卻仍舊身體健康，可以安享歲月。

兄弟的關心讓咸豐感動，但未來權力的安排卻必須讓奕訢走開，因為此時咸豐已經選定了未來的輔政人選，那就是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大臣班子。這一批人，一直深受咸豐的寵信，但他們和奕訢卻是政見不合，一旦讓後者介入，不但不利於政局的穩定，反會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親、任用外姓作為輔政大臣，這在清朝歷史上是有先例的。當年順治死後，鑒於多爾袞擅權的教訓，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以免皇族宗親竊取大權。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時，鰲拜也同樣飛揚跋扈，專橫擅權，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鰲拜的話，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在排除了威脅最大的恭親王奕訢後，咸豐將康熙年間的「四大臣輔政」人數增加一倍而變成「八大臣輔政」，但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證皇權的安全呢？對於這個問題，咸豐又做了一個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鈐印製度。

所謂「鈐印製度」，那就是咸豐在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最喜愛的兩枚私印，一枚「御賞」，一枚「同道堂」，分別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和兒子載淳，作為皇權的象徵（因載淳年幼，慈禧也就順理成章的代理了鈐印之責）。鈐印製度規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親政時，凡是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御賞」，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只有前後鈐加了「御賞」與「同道堂」這兩枚印章，諭旨才能生效，否則一律無效。

(圖)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欽顯皇后

咸豐的八大臣輔政和鈐印製度安排，使得朝政的運作形成了兩宮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輔政的平行體制。在咸豐的設想中，八大臣輔政可以發揮這八位顧命大臣的政治經驗與集體智慧，又可以讓他們相互監督和牽制；在此之上，兩宮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讓皇后和載淳（實際上是慈禧）利用鈐印製度對八大臣加以防範與控制，而兩宮太后又不必參與日常的政務處理和軍國大事決策。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咸豐臨終時精心設計的權力分配方案，其實是想通過多方牽制達到權力的制衡，以確保皇權不會旁落。不過，這個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無紕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矛盾，那就是：權力的執行者（八大臣）和皇權的象徵（兩宮太后）能否在未來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這可不是小問題。

摘自《女人當國:慈禧太后與晚清五十年》 金滿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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