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鍾：杜甫亦為生計而忙

　　杜甫很忙。真的很忙。

　　他哪能不忙，他在忙著建草堂哩。

　　大詩人也不能不為生計而忙，為家事而忙。否則，何以推己及人，體會人間疾苦?正是由於自家茅屋為秋風所破，老杜才由衷發出了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喚!

　　造房、買房，對於個體人生，從古到今都是一件大事。生命空間就是「點」和「線」的組合，點是居住，線是行走。居無定所，老是漂在路上，精力不支，靈魂亦備受煎熬。

　　「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杜甫正是在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後，才決意為自己打造一處棲身之所。

　　安史亂起，杜甫被叛軍俘至長安，倉惶之際，捨命逃竄，隻身投奔肅宗的鳳翔行在，「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情狀之狼狽，或令肅宗心生惻隱，授了他一個左拾遺。然而，屁股沒坐暖，便因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而被貶。其間，出華州，還京師，再貶華州，幾經反覆。一度蒙准省親，去鄜州(今陝北富縣)羌村看望妻兒，是步行去的——「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當時的官馬大都充了軍馬，像他這樣的小官，自然不得享有「公車」待遇。日暮到家，「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拏怪我在，驚定還拭淚。……」此情此景，讓質樸的羌族老鄉們看了都感嘆歔欷不已!

　　其後，杜甫便開始了攜家流寓的歲月，目的地最終指向成都。沿途高山峽谷，道路險惡，天寒地凍，食宿無著。單看他那些紀行詩中留下的地名：鐵堂峽、寒峽、青陽峽、石龕、積草嶺、泥功山、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五盤、龍門閣、石櫃閣、劍門……每一處都記錄著勞頓、飢苦甚至驚險與恐怖。拖家帶口，風塵僕僕，老杜一面口吟「賢有不黔突(黔是黑，突為煙囪)，聖有不暖席(席為坐席。二句指孔子墨子那樣的聖賢也不得安居)」(《發同谷縣》)聊以自慰，一面忍不住心生怨艾，看著一家大小累趴在道旁，對妻子嘆息說：我為什麼要跟著你們、受你們牽累呢?(《飛仙閣》)

　　看，無家可歸，讓此際的老杜也亂了方寸，把話說反了。一個大男人，讓妻子兒女如此遭罪，還好意思遷怒於人?看來，人的承受力是有極限的，縱使孔聖人，落到陳蔡之厄，嘴上雖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若無手下那班學生替他弄得米來，怕早就成了餓殍，還有何道可行?

　　「為問高彭州，何時救急難?」(《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一年中走走停停，遷徏四次，初寓成都，全家寄居一座古寺里，遭遇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斷炊，妻子楊氏可以體諒丈夫的心情，小兒子餓得受不了，又哭又鬧，老杜居然還跟兒子大談什麼父子之禮，迂啊。實在捱不過，不得不向時任彭州刺史的高適發出呼救。高適夠意思，當即派人從百里外給他送來糧食和肉類，解了他燃眉之急。

　　所幸成都這地方，樂於幫助杜甫的好人不少，除了幾位親戚，還有地方大員，前有高適，後有嚴武，前者是杜甫的布衣之交，後者還是杜甫的世交。正是因了這些親朋好友的幫助，才有了以下籌建草堂之舉，最終讓杜甫全家在成都過上了一段至為稀罕的寧靜歲月。

　　說起造房子，杜甫可是白手起家的哦。儘管他那句「安得廣廈千萬間」成了當今開發商普遍採用的廣告語，可他本人並未得到分文廣告費。

　　杜甫沒錢，好在他有詩名。唐代是一個尊崇詩人的朝代，即便戰亂時世，也仍有許多人樂於為詩人的草堂付出。

　　那年初春，有朋友出資(不知何因，杜甫在詩中忽略了這位朋友的姓名)，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替他買了一塊宅基地。杜甫很喜歡此地的環境，當即寫了一首七律--《卜居》：「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杜甫草堂絕對不是千年之下人們眼前的規模和景象，其實就是草房數間而已，比尋常農家好不了多少，所以幾年後在他離開成都不久便已傾圮。他曾在《寄題江外草堂》中寫道：「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可見建築面積連帶庭園不過一畝，好在周圍空曠，草樹連綿，足供草堂借景沾光。想來當時地廣人稀，此處多系無主荒土，不像現在已融入成都市區成為寸土尺金了。

　　草堂甫一動工，朋友們紛紛解囊相助。有詩為證，《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客里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王十五是官員，也是杜甫的表弟。親戚中還有一位從孫杜濟，曾是成都尹的幕僚。親戚之外，應該還有不少非親非故的杜詩粉絲，其中不乏有點權勢的地方官吏。在記錄草堂建設的不少詩篇里，留有那些贈錢送物的賓客名單。這些人本是等閑之輩，因了杜詩記錄的善舉，居然留下了一段千古不滅的好名聲，絕對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

　　杜甫求助於人的心理也頗有意思，他似乎認為那些有條件有能力者幫助他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是他們的一種責任，而他作為受助者絲毫沒有必要為此而低聲下氣，甚至仰人鼻息。如果有人有能力幫助卻不肯伸出援手，他反而要加以責備。如《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風雨，能忘欲漏時。」--對於承諾了不兌現的「詐捐者」，他直接致詩詰問，加以非難。

　　這種心理是否受到當時佛教特別是禪宗「眾生平等」的觀念影響，不得而知。據說這也是有唐一代士子們的普遍心態。當年杜甫在《進雕賦表》中直接向唐玄宗討官做，從出身門第說起，標榜自己的才能，道是若能將其拔出泥塗，一定不會在揚雄枚皋們之下，「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放著我這樣的人才，皇上怎麼可以捨棄呢?就是向皇帝伸手要官也是理直氣壯，認為是你皇帝應該做的，不然就是你埋沒人才。唐代文人的這種率真健朗的風骨，在後世是看不到了。

　　草堂非華屋，無錢不奢華。懂得生活的杜甫則自有彌補的辦法，就是栽樹，這是一項不需要多少投資的工程。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裡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蕭八明府堤處覓桃栽》)一百棵桃樹苗是討來的。

　　「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松樹雖是常見樹種，而歲寒不凋之意存焉。他向人討來種子，育苗後再移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