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手錶廠打造中國的陀飛輪【圖】
北京手錶廠總經理苗洪波
1958年建成的北京手錶廠,在北京城區的飛快擴張下已不再是偏僻之地。這個北六環之外、接近十三陵的廠址,還是由蘇聯專家定的。他們為選址幾乎將北京近郊走了個遍,最終認為這裡的純凈空氣和背山的環境,與瑞士的鐘錶聖地汝拉山谷(Vallée de Joux)非常相似。
1986年進入北錶廠工作,並於1998年出任廠長的苗洪波回憶說,以前他總要先搭公交車到昌平西環島,經過一截凌亂的土路,再拐個彎,大約走三四公里的路程才能來到北錶廠門口。
僅以建築來 說,北錶廠在過去50多年中的變化並不大。但蔥鬱樹蔭掩映著的幾幢紅色建築中,依然被北錶廠使用的只有兩幢四層小樓,其餘大部分租給了一家學校。建廠時樹 立在入口處的毛主席像,被學院的校訓擋去了半個身子。
北錶廠與海鷗、上海同為建國後三大錶廠,它自己也見證了中國手錶工業的興盛與衰落。30 年前,總會有買表人在北錶廠門口手排著長長的隊伍;但如今,北京牌手錶已難覓蹤跡。
現在,苗洪波希望將北京牌腕錶變成像瑞士高端表一樣的奢侈品。與北錶廠同樣已經實施了類似計劃的,還有上海、海鷗、飛亞達等品牌。它們在高端市場共同的賣點,都以陀飛輪為基礎—在全球製表行業,陀飛輪技術代表了機械錶製造工藝中的最高水平。陀飛輪幾乎為頂尖手錶品牌必備,但也幾乎是瑞士手錶品牌的天下,通常一隻手錶的售價在幾十萬到上百萬。以目前中國手錶品牌展現出的定位,它們的目標是幾萬到十幾萬的陀飛輪手錶市場。
陀飛輪技術
在過去幾年,中國本土手錶品牌的確有手錶賣出了高價,比如北錶廠的鉑金全微雕陀飛輪表「游龍戲鳳」被收藏者以108萬元買下,也另有一款名為雅典娜的手錶定價近200萬人民幣,是目前在售國產腕錶中價格最高的一隻。這樣的售價已接近國際一線名表品牌。
但問題在於,這樣級別的手錶要數年才能生產一款,一款只有數只,或僅有一隻。即使以「限量」為賣點的奢侈品市場,這樣的產量也無法形成品牌。而在大眾陀飛輪市場,依然無法量產以及贏得市場認可。由此,手錶公司在高端市場上獲得的收入將極為有限,無法更進一步實現整個商業鏈條的順暢運行。
已有本土品牌嘗試世界級營銷。今年3月的巴塞爾鐘錶展, 飛亞達成為首次進入「1號館」的中國品牌。1號館也叫夢想之館(Hall of Dream),進入門檻甚高,其中品牌要麼附屬於高端的奢侈品集團,要麼必須在5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有分銷。在這之前,國產表品牌都擠在被稱作「臨時館」 的6號館,那是離1號館最遠,也是唯一需要擺渡車到達的展廳,沒有高端人士會去那裡。
「規模並不是最重要的。」飛亞達總裁徐東升對本刊表示,「消費者都喜 歡分類,他把你跟什麼品牌歸在一起,就決定了你是什麼。」他希望借1號館的展出,能讓顧客認為飛亞達也是一流品牌。當然,代價不菲。
藉助陀飛輪的支點,國產表將邁上更高的舞台。 陀飛輪就像高級複雜表的鑰匙,意味著國產表擁有了製造高級複雜表的技術和能力,並將得以在中國奢侈表市場分得一杯羹。這個市場大得誘人:根據 Bain&Co的數據,中國奢侈表市場價值在2009年就已達到23.4億美元,並且每年按35%的速度在增長。
江詩丹頓三問陀飛輪腕錶
但高端市場幾乎是外國品牌的天下,它們以30%的銷量佔據70%的銷售額,市場排名前五名的依次是:卡地亞(Cartier)、浪琴(Longines)、歐米茄(Omega)、勞力士(Rolex)和帝舵(Tudor)。
中國富人對高端手錶的熱情極高。在2010年,瑞士表內地銷售為12億美元,近年來一直保持著80%左右的增長;而在大陸遊客熱門購物地香港,瑞士表去年的銷售增長47%至33億美元。售價幾十萬、上百萬的百達翡麗、寶璣等,都有收藏者買入。尤其對於男性富人來說,手錶是少數可以體現身份的飾品之一。
但中國本土公司想要從這些聲名顯赫的品牌中搶佔市場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談追趕還言之過早,當國產表集體上滿弦,時間的齒輪才剛剛開始,而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將經歷無數次的重調與磨合。
破譯陀飛輪
國產手錶的再次粉墨登台,始於一隻「雪藏」多年的陀飛輪。
陀飛輪(Tourbillon)在高級複雜表中並不算最難的工藝,但其在鐘錶史 上的地位卻無可取代。1975年,寶璣(Breguet)品牌創始人路易·寶璣發明了這種鐘錶調速裝置,將擒縱機構放在一個框架之內,使框架圍繞軸心做 360度不停的旋轉,以校正地心引力對鐘錶機件造成的誤差。原理看似簡單,但對製造工藝的要求極其苛刻:首先,框架和陀飛輪的重量不能超過0.3克—相當 於一片天鵝羽毛的重量;另外,它由72個精細組件構成,大部分需要手工製作。
因此,當瑞士從石英錶的衝擊中尋求復興時,精密複雜的陀飛輪成為機械錶製造工藝的最高代言。由於對誤差容忍度極小,至今仍有不少鐘錶企業不敢碰觸。瑞士鐘錶行業保守封閉,每一項工藝都極少流傳。當鐘錶大師許耀南在北錶廠研究陀飛輪機芯時,可供參考的只有一些老式懷錶,真正的陀飛輪也就在巴塞爾鐘錶展的寶鉑櫥窗里瞥過一眼。
但當中國大陸設計出第一隻陀飛輪之時,僅被當作技術上的突破而沒人覺得能靠此贏得富人的青睞。1995年,許耀南在北錶廠的研究所完成了第一隻陀飛輪樣 表,擺輪被設計成一隻飛燕,即後來的「中華靈燕」。這隻表連同圖紙一起,被小心翼翼地放進了一個保險柜,一鎖就鎖了八年。
回憶起這段往事,苗洪波難掩遺憾。「那時廠領導,包括我在內,都沒有意識到陀飛輪的商業價值。」那時全球製表業最當紅的是石英錶,機械錶被很多人看作窮途末路,只有少部分發燒友追捧,並不具備投產的市場前景。苗常聽到這樣的對話:「這玩意能有石英錶准嗎?」「沒有。」「那做這個有什麼意思?」
直到2002年發覺「有意思」時,北表已然喪失了最佳的先機。2004年北表推出30隻玫瑰金限量「中華陀飛輪」,並在隨後的鐘錶博覽會獲得第一筆商業訂單。一年之後,海鷗和上海表也先後推出陀飛輪手錶。
這樣的試驗在最初並不具備產業意義,大家都只是在展示技術,推出的限量款也僅僅在玩家之間引發關注。即使到現在,北京、海鷗、上海三家公司依然沒能將陀飛輪變成自己品牌之下的主流表款。但沿著這一支點,國產表的幾個主要品牌各自找到了不同的方向。
海鷗是中國最大的機芯製造基地,行業內有一個流傳的說法: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機械錶機芯來源於中國。而這之中,海鷗提供了絕大部分,其機械錶機芯年產量達 600萬隻,佔中國總產量的50%。藉助陀飛輪的研製成功,海鷗幾乎成為整個世界陀飛輪機芯製造的最大工廠,而在此基礎上的成表業務也大幅擴展,開始實現 量產。海鷗開發出國內最系列化的陀飛輪品種,從基本款的偏心式陀飛輪,到雙陀飛輪、軌道式陀飛輪各個品種,甚至推出了陀飛輪、三問、萬年曆三合一的手錶,
「海鷗採用的是點到面的策略,」《Perfect Time 時計》鐘錶雜誌主編常偉說,「如果只是單一品種,消費者會認為你只不過做了一隻陀飛輪手錶;但如果推出一系列的話,消費者就會覺得你是一個與陀飛輪很關聯的品牌。」
曾經入股海鷗的港資宜進利和周大福,為海鷗帶來了先進的品牌管理經驗和銷售通路,宜進利曾是歐美時裝表最大的OEM提供者,它將海鷗的一些資源整合到國際 OEM市場,其中包括海鷗部分陀飛輪機芯的外銷;而周大福擁有強勢的零售網路,海鷗得以有機會進入到周大福的門店,沾上了些許奢侈品的味道。「在傳統錶廠中,海鷗是最接近於一個成熟品牌的。」資深鐘錶傳媒人康威凱評價道。
上海表則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它開發出了最接近於寶璣式的同軸陀飛輪,但並未用於光大自己的品牌,而是專供給飛亞達。後者的母公司中航集團在2009 年購得榮智健轉讓的上海表業25%股權,並藉此優化了產業鏈。除了航天表領域的核心優勢,在陀飛輪高級表也擁有了自主權,不用再倚賴瑞士機芯。2008 年,神舟七號出艙宇航員翟志剛佩戴的飛亞達航天表,機芯就來自上海錶廠。
相比之下,資金和市場規模都小得多的北表,在收藏和拍賣市場找到了一席之地。2004年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北表,如今有60%的股份由潤傑房地產公司所有。老闆許學軍並不想這麼快的開疆拓土,「把高檔的收藏級別的限量腕錶做出名堂來,就是成功。」在此定位下,北表主打「工藝」路線,在業內被稱作「文藝范兒」。
而最讓苗洪波自豪的是琺琅表—他自己就戴著一隻手上鏈機芯的素琺琅,湛藍色的錶盤搭配黑色指針,簡單清爽。北表的琺琅工藝來自北京通州大運河畔的一間工作 室,主人熊松濤的祖父在清朝宮廷作坊習得這門手藝,並傳承至今。他和北表合作完成了銀坯掐金絲琺琅夾板的陀飛輪腕錶—「蝶戀花」,而飛亞達今年在巴塞爾1 號館展出的「藝」系列手工掐絲琺琅腕錶,也出自熊氏的手筆。
至此,國產表的幾大品牌都具備了生產高級表的能力,並且各有所長。對他們來說,技術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接下來的競賽是,這些計劃經濟時代的手錶廠以及中端手錶公司,如何能夠利用高端技術反哺品牌。
磨合
僅以製造的概念來說,中國堪稱手錶大國。在深圳,密布著2300多家鐘錶配件的製造企業。它們有的為仿冒品牌提供配件,有的為瑞士品牌代工,年出口量佔全球市場45%以上,每隻表的平均單價卻在2美元左右。
飛亞達也曾經是OEM大軍中的一員。從2001年開始為海外買家做代工,徐東升在2003年上任之後,僅維持了一年便停掉。在徐上任之前,飛亞達的銷售額 已經連續5年滑坡。這個建立於80年代、倚靠石英錶熱潮迅速崛起的品牌,在鐘錶同質化的時代輕而易舉賺到了大錢,也因為這樣的思維定式走了下坡路。上世紀 90年代末,瑞士表蜂擁而入,飛亞達卻依然賣著定位不清的手錶,還順帶經營著多家餐飲企業,酒樓服務人員曾占整個公司員工的18%。
出生於內蒙古的徐東升並非鐘錶背景,也不喜收藏,但卻是天生的管理者。他在飛亞達控股公司深圳中航做過HR、當過黨委書記,還管過後勤和審計,對公司的各 個層面的管理瞭若指掌。徐喜歡談品牌理念,常把「3P+C」(產品、價格、渠道和溝通)掛在嘴邊,並自己加上了另外一個P(Person,人)。「人的因 素才是我們和國際品牌差距最大的一個集中體現。」
上任後,徐一舉清除了所有的餐飲以及與手錶低關聯度的企業,收縮為手錶產品和國際名表零售(通過其控股門店亨吉利)兩條主線,這對他來說並不難—更難的磨 合在於改變公司人的思維。他們對國際品牌缺乏了解,甚至沒有產品系列化的概念,恨不得每一隻手錶都單獨成款,將一款多系列譏諷為「一母多胎」,認為相似的 表型會沖淡銷售。
而事實上,所有國際知名品牌的手錶都有自己的主要殼形,產品系列化程度非常高。勞力士的經典殼形就是「蚝」式,而宇舶表的每款表中都有舷窗設計。
徐時常去商場轉, 那時好幾個國產表品牌都在一個區域,繞著幾個櫃檯走一圈,每家營業員都表情僵硬,開場白如出一轍:「防水、不鏽鋼錶殼、藍寶石表鏡、進口機芯」,聽得徐啼 笑皆非。「既然每家說的都一樣,那最後只能拼打折。」他反問飛亞達的銷售人員:「為什麼不講我們做了航天表?為什麼不告訴顧客普京戴過飛亞達的表?」從那 時開始,他對飛亞達的每一個細節錙銖必較。
徐上任的同年,苗洪波也幾乎完成了北錶廠的改制,潤傑房地產公 司老總許學軍擁有60%的股份,餘下40%仍由國有企業北京一輕掌握。和徐相比,他所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官僚體制。那時北表有一個5000多平米的樓,養著 幾百名行政人員,其中科室幹部兩百人,中層幹部就有97人,對業務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另外還有七萬多平米的家屬住宅,以及七八百名退休職工。為此,苗不得不專門安排一名副廠長打理後勤。「職工家裡下水道堵了也要找我們。」
改制後,這些冗餘的部門和人員幾乎被苗全部清退。中層幹部縮減到16人,辦公樓只 留下兩棟。走進主樓,你會有一瞬間感到迷惑,右側的自動車間發出嗡嗡的轟鳴聲,彷彿一條急湍的河流,隔著一條狹窄的過道,對面就是銷售部和高級表展廳。
苗洪波的辦公室緊挨著夾板車間和工具車間,在走廊經過時就能碰到車間主任或部門經理,有時他會走到四樓,看看成表裝配部的女工們進展如何。鼎盛時期建造的辦 公樓,現在尚存大量富餘,但他堅持不設獨立的辦公區。「我不想離我的管理對象太遠,」苗說,「任何部門有事可以直接推門進來,不用打電話請示或繞一大圈, 我進車間也不用搞得像領導視察。」
對徐和苗這樣的管理者而言,體制上的改革並不是最艱難的,無論是大刀闊斧還是溫和漸進,總能倚靠管理者的堅強意志得以推行。而當企業邁入新的軌道,但產業鏈的枕木卻依然停留在原地,不想調轉車頭,就得把上下游產業帶入新的遊戲規則。這個磨合過程瑣碎而焦慮。
當北表製造第一隻玫瑰金中華陀飛輪時,在全國幾乎都找不到能做金錶殼的廠家,最終在深圳找到了一家,做鉑金錶殼時,由於廠家對工藝陌生,損失了3公斤多的PT950鉑金原料。
而類似琺琅這類工藝與手錶並 沒有天然聯繫,在國際上也只有朗格表等將其組合到一起來贏得客戶。北表只能在過程中一點一點的磨合。「琺琅」,通常稱為景泰藍,在餐具、裝飾品上的運用已 是較難技術,更何況是在體積更小的錶盤之上。琺琅圖形比較隨意,幾乎沒有幾何概念,最精確的單位通常是毫米,而手錶常常需要精確到零點零幾毫米。
尤其是掐絲琺琅做的錶盤,需要將絲和胎鍛接到一起,並且打磨到完全摸不出接痕的光滑平面。而日常的琺琅工藝品相對粗糙,要達到精細的表面,需要焊接、燒釉、打磨各 個環節精確配合。在最初合作時,燒制出的十個琺琅錶盤中,只有一個合格。
原材料環節也存在諸多漏洞。天津海鷗廠曾經花巨資買了幾台瑞士機床,但國產材料上去之後連鑽孔都鑽不準,管理者認為機床有問題。當瑞士的人員過來檢修,將 瑞士的銅板材料往上一放,卻鑽得分毫不差。國內並非沒有生產好材質的廠家,但出一爐這樣標準的鋼,若干年都不可能用完。縱觀整個行業,錶廠的需求太少。 「在形成大規模量產之前,沒有一個鋼鐵廠能來滿足錶廠的需求。」《時尚時間》主編、鐘錶專家潘箭說。
距離
新上任的海鷗集團總經理呂軍行事低調,不願拋頭露面,他曾在香港負責海鷗機芯出口業務達13年,有豐富的國際貿易經驗。呂招募了一群海歸團隊,大都年輕務 實,思維活躍。在即將推出的新生產線中,將會有硅制擒縱裝置的陀飛輪手錶,從錶殼到零件都由硅材質製作而成,其特性能使機芯運轉更精確穩定,並且耐摔抗震。這款表的研發製作在美國矽谷完成。「我看到了一些突破的趨勢,國產表如果這樣做是有希望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不久前,呂軍帶領海鷗再次贏得了一場侵權訴訟。這次海鷗是原告方,焦點則是其2009年註冊的專利袖扣陀飛輪機芯。被告方是瑞士品牌,這場官司仍在外界不看好的情況下勝出。這說明,中國的機芯製造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獲得認可。
但呂軍和他的團隊明白,國產表和瑞士品牌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並非一兩項專利技術可以填補。
「國產表最欠缺的就是研發和設計。」潘箭告訴記者。雖然某些錶廠有自己的技術研發團隊,但起點都不高。由於經濟條件限制,無法找到瑞士高檔表的機身拿來破譯,那些表動輒上百萬,沒有幾個品牌負擔得起。因此,技師大量接觸的都是日本產品和瑞士的低端產品。
另一方面,國產表的研發始終缺乏創新,「大部分機芯都是在模仿的基礎上做一些改造。」業內人士說。「手錶的機芯、殼、盤、針、刻度都是一個整體,若模仿江 詩丹頓的殼,朗格的機芯,這樣湊到一起美感就沒了。」這種感覺就像學跳舞,一步一步跟著跳,怎麼也不舒展,只有跳的時間長了,優美的感覺就出來了。「有條 條框框束縛,始終存在缺陷。」
飛亞達在研發方面稍佔優勢,由於擁有航天背景,有很多項目獲得國家支持,起點相對高。「它對太空表的研發參考的是歐米茄和Fortis太空表的數據」,業內人士透露,如果在數據研究上有不足,還有很多實驗室可以提供解決支持。去年,飛亞達的航天表被瑞士國際鐘錶博物館收藏。「他們的設計有自己的特點」。 2009年推出的攝影師系列,去年推出的凱旋系列,以及卓雅,漸漸體現出一些風格和個性,而這正是一個品牌最關鍵的元素。
這樣的突破與徐東升的「美感教育」不無關係。「所有的品牌都是通過美來吸引消費者,這需要懂美的人才能表達。而我們幾代人幾乎整體喪失了審美能力。」為此,徐東升不惜重金,每年組織50至70名優秀員工去歐洲,除了看錶展,還要求他們去看羅馬、佛羅倫薩、盧浮宮這些藝術殿堂。
在法國商學院和清華合作的奢侈品管理課程中,飛亞達的學員佔了一大半。公司會不定時邀請名師舉辦音樂、美術欣賞課,「首先要體驗過好」。飛亞達的設計 師團隊大都是高校畢業的年輕人,徐對其進行「放養」,「從不考勤,他們想買什麼資料,看什麼展覽,到哪裡去考察都可以。」預算極其寬鬆。
每年,設計、市場、銷售部會一起,根據消費者研究、手錶流行趨勢和關聯行業如汽車、珠寶的設計趨向,總結出未來一兩年主要的設計概念。這些部門的人員會一直在一起工作,直到系列產生出來,經過顧客的測試和若干評審決定是否投產。如果決定投產,上市的推廣和宣傳隨即開始提前策劃。
相比之下,北表仍然延續著老一代製造企業師傅帶徒弟的傳統,沒有設計師團隊。只是依靠四位大師支撐起北表的鐘錶技藝。其中「中華陀飛輪」的發明者許耀南最 為綜合,既能裝配、又能設計,對售後技術服務也非常專業,在英皇鐘錶店做過多年的修表師;鄭志陽出身鐘錶世家,擅長手錶零件的製作、打磨、修配;科班出身 的石文禮理論計算能力很強,能夠將複雜的結構還原成模型;蘇文彬則是裝配高手,無論多複雜的機芯結構都能組裝完成。
如今這些大師都可能面臨著後繼無人的局面。他們偶爾會帶一些新人,但並不成氣候。 「干鐘錶行業的人,太笨不行,太聰明的又不太願意。」苗洪波說,「誰還願意一干就那麼多年默默無聞?」在北表的新人中,唯獨出了一個趙振嶺。
趙今年二十五 歲,喜歡鑽研各種鐘錶,用鬧鐘的機芯做出了概念表。當北表攻克三問表技術時,趙振嶺擔任了主力。當時的參考對象是一隻三問懷錶,「給他配了數碼相機,邊拆 邊照,擔心拆完裝不回來。」苗笑道,「沒想到兩小時他就拆裝成功,確實有兩下子。」如今年紀輕輕的趙已成為北表的開發中心主任。
可惜趙振嶺只是一個特例。在整個國產製表行業,熟練技師的青黃不接是大家共識的難題。「瑞士的打磨技師崗位一干就20年,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鐘錶行業工資普遍偏低,工人每個月平均大概一千多塊,很難在一個崗位做到底。
鐘錶的很多環節需要熟練技藝,例如打磨的精度,一旦熟練工流失過多,就容易產生質量 隱患。北表在廠慶五十周年推出的限量北海表就曾出現過返修問題,與工人的質素應該不無關係。瑞士品牌的精緻度令中國的技師望塵莫及,「江詩丹頓的機芯,我們再有兩代人都不可能做得出來。」一位陀飛輪師傅告訴記者,「太精緻了。」這也是為什麼國產陀飛輪售價大都在十幾萬,甚至幾萬的門檻,而瑞士品牌動輒上百 萬,品牌的價值決定一切。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但並非沒有對策。已有中國手錶公司謀求在瑞士收購機芯製造商,用瑞士機芯生產中國手錶。而徐東升則尋求了一條更為捷徑的道路— 「三色錦」策略。「我們希望用6年的時間做到三個手錶品牌的布局,高端、中端和時尚。」徐告訴記者。
中端產品延續飛亞達的品牌名;時尚品牌剛推出不久,由 JEEP(男表)和Cosmopolitan(女表)構成;而高端品牌方面,徐則傾向於直接收購瑞士品牌。「保持它原汁原味的瑞士血統,用我們的營銷去攻 占高端市場。」
這種做法也許會造就下一個宇舶(Hublot)—創始人比弗擅長於品牌整合和營銷,將鐘錶看作夢想和藝術,而絕非零部件的精密組合。這正合眼下的趨勢, 「鐘錶行業早已不是技術主導,而是市場主導。」康威凱說,手錶最不重要的功能就是看時間。但大多國際手錶品牌都已將中國視為最重要市場,對本土手錶品牌來 說,依靠陀飛輪贏得高端市場的時間表已異常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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