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李白與情聖杜甫

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李白被唐明皇賜金放還,由長安來到了東都洛陽,時年四十四歲。而三十三歲的杜甫自從十年前考試不第後,就一直在外遊歷,恰好也在這時漫遊到了洛陽。這兩位大詩人的相遇,乃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刻,或許只有老子與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過是於史無證的傳說,李杜相遇卻是史有明文:「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新唐書·杜甫傳》中的這段話,其實是從杜詩《遣懷》中抄來的:「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爐。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觀平蕪。」我們現在對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來自號稱「詩史」的杜詩。 聞一多曾把這一次的相遇,比之為太陽和月亮的相碰。那麼誰是太陽誰是月亮呢?這時候的李白,雖然已丟掉了御用詩人的寶座,卻仍然是欽定的桂冠詩人,詩名滿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卻出道不久,詩名未就,《新唐書》說他已與李白齊名,是完全不確的。李杜齊名,是杜甫死後的事。年輕的杜甫能與這位大名人論交,其受寵若驚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幾分仙風道骨的,所以杜甫對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賀知章一樣,驚為謫仙人,也學著求仙訪道,「相期拾瑤草」(《贈李白》)了。當年的秋天,他們連同高適一起漫遊梁、宋。第二年,高適南遊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齊、魯。「余亦東蒙客,憐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如此親密無間,倘擱在今日,就有同性戀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長安再求功名,李白則南下漫遊,一個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樹」,一個漂游猶如「江東日暮雲」(《春日憶李白》),從此兩人再也沒有見面。 現傳一千多首李詩中,只有四首與杜甫有關。其中《戲贈杜甫》不見於集中,從內容、文字上看,定是偽托無疑。《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中的「杜補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懷疑(杜甫當時並無官職,也非「補闕」),所以可以確定的,其實只有兩首。 李杜同游齊魯時,李白暫到魯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云: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寫到了最後一句,才算是表達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們如果多讀幾首李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就會發現「思君若汶水」云云,不過是李白贈詩所慣用的套路,對誰都可以順手來這麼一下,這樣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變得廉價起來。 另一首,則是杜甫西赴長安時,李白敷衍了事的贈別: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魯郡東石門送杜甫》) 面對著離別,他所念念不忘的不過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幹了這杯再說吧,此外就沒有別的意思了。郭沫若辯解說「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也就是杜甫《春日憶李白》中所說的「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但杜甫強調的是「細論文」,「一樽酒」不過是佐料,而李白卻是為酒而酒,何嘗提及其它?原來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離別之後,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腦後,完全忘懷了,在他以後的詩中,再也無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對這段僅一年多的交誼的記憶,卻是逾久彌新。現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詩中,與李白有關的有二十來首,其中直接寄贈、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於李杜分手之後。這些都是嘔心瀝血、情真意切的名作。這些詩中,有對李白的綿綿思念:「終朝獨爾思」、「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乃至於「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有對李詩的具體評價:「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有對李白成就的極度推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雖然他此時的詩藝其實已超過了李白;有對李白生不逢辰、懷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渾然忘了自己其實更為憔悴。 天寶十五載,李白從廬山下來,參加了永王起兵與肅宗爭奪皇位的行動,事敗後他說是「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乃是被脅迫的,忘了自己曾經得意洋洋地吹噓過「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作《永王東巡歌》至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協從反叛,也並不怎樣的冤枉。謀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這樣的患難中才能見出真情,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卻儘力為之開脫:「處士禰衡後,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薏苡謗何頻!」是說李白之下山從永王,乃是為生活所迫要討碗飯吃,並非有什麼野心;「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說的是如蘇武欲歸漢,夏黃公不事秦始皇一樣,李白也並非心甘情願地追隨永王;乃至於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能有這樣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來的福氣。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時,遇赦放還。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卻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無,積想成夢,於是就有了收入《唐詩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夢李白二首》和《天末懷李白》,詩中處處為李白的安危設身處地地著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詩歌史上很是罕見。以後打聽到李白的住所,又寫了長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對李白的一生經歷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體而微的李白評傳。我們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這首贈詩,但杜甫沒有得到李白的迴音卻是肯定的,因為之後不久,他又因「近無李白消息」而做《不見》,這時李白也許已經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後,杜甫仍在《昔游》、《遣懷》二詩中回憶著當年與李白的交誼,這一份情誼,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象一個浪子,往好處說是超脫豁達,說難聽的則是無情無義。他對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說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丟了皇位的時候,他卻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極盡譏誚挖苦之能事;對家鄉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裡;對妻子無情:「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征》),「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南陵別兒童入京》);對情人呢,想的不過是「何由一相見,滅燭脫羅衣」(《寄遠》)的肉麻。對這樣的人,我們實在不能指望他對朋友能有什麼深情厚誼。有這樣的人格,也很難留下多少能與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詩只宜讀那幾首名篇,倘若不幸捧著全集來讀,就難免要越讀越失望。龔自珍就是因為失望,而斷言現存李詩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它的全是偽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婦人與酒」(王安石語)的華而不實、空洞無物的詩,別人確實也作得、模仿得,而無需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卻是個多情種子。同樣對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譏誚挖苦,杜甫卻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哀江頭》)對落難的王孫(《哀王孫》)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別),即使陌不相識也都抱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懷,對於妻子兒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自然更是無不愛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遠方」和「有妹有妹在鍾離」兩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飯不忘君」,不知他每飯不忘親,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聽他說「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堂成》),再讀讀他的《縛雞行》、《義鶻行》、《觀打魚歌》、《又觀打魚歌》,其對草木魚蟲鳥獸的一片愛心躍然紙上,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仇兆鰲說他「愛物幾於齊物」了。所謂的忠君愛國,不過是對天地萬物的大愛的邏輯結果,梁啟超封他為「情聖」,恰如其分。沒有如此多情的心靈,絕寫不出那般鬱抑頓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詩,大都是發自內心的血淚相迸的產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別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葯里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酬郭十五判官》),寫詩寫到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詩界熱烈的太陽,而李白卻是冰冷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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