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分享】康來昌:靈命與德行

06-15

人，不論個人或群體，生活的品行、品質要好，必須有聖靈賜的生命（靈命）。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達到以下幾點：1，重生信神。2，有恆切的靈修（培靈）。3，悔改。
重生信神
不信神的生活是：「存虛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參《弗》4：17-22）
這不是說，非基督徒一無是處。常識、經驗及聖經都告訴我們，有些非基督徒的道德、學問都很好，好過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人品、知識都差，不如不信者。聖經告訴我們，神對非基督徒有普遍恩典（《太》5：45；《詩》145：9），使他們在不信及悖逆中，仍有許多優點。然而，這些優點不足以叫他們稱義，而且，如果人一直領受普遍恩典而不信，就會像無源之水一樣，逐漸污穢、乾涸。神賜的優點，將成為最後審判時，定罪不信者的證據：他們充分享受了神恩，卻故意不認識祂（《羅》1：28-32）。
《以弗所書》4：17-22並不是說，世界、肉體、（情）慾望，本身是罪。實際上，這些不但不是罪，反倒是上帝造的，是「甚好」，而非「甚惡」（《提前》4：4）。但這些東西容易引發人犯罪，所以保羅用負面字眼形容它們。羅賓遜一個人在荒島，無繁華世界、色情網路等的引誘，他仍然是罪人。可見罪不是從肉體和世界而出，而是出自意志，出自敗壞、墮落、被綑綁的心。肉體和世界只是常常激發罪，並提供罪惡滋生的土壤。如果不是神恩，不論如何對付肉體、如何離開繁華世界，人還是罪人。

殺人放火、貪污舞弊等，這些當然是罪，但不是罪的根本，而是罪的結果。罪的根本，是自大、自義、驕傲、不信、故意不認神、抵擋神、遠離神、拒絕神、主動與神隔絕，「……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羅》14：23）
法利賽人道德很好，妓女、稅吏道德很壞，但他們都是罪人。因為法利賽人認為自己道德高尚，因此自大、自義、驕傲、不信；妓女、稅吏自慚形穢，常能意識到自己的敗壞，反而更有悔改、進天國的機會（《太》21：31）。
聖經不是「講信心，不講行為」，聖經肯定法利賽人（或任何人）的好行為（《耶》17：10；《羅》2：6-10；《啟》22：12），也批評妓女、稅吏（或任何人）的壞行為，但聖經強調，唯有因信稱義後，人才能結出神喜悅的果子（《羅》11：16-24）。
律法主義的危險
所謂靈命成長，就是因信而有的生命，要學習成長、成德、成聖。華人教會在此常犯兩個錯誤，一是律法主義，一是無為主義。
律法顯出神的旨意（《羅》2：18），「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7：12）。律法主義則是錯誤的。律法主義是人靠著自己（《羅》9：30-32），而不是全然靠神來守律法過日子（《林後》3：5-6），結果就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加》5：4）
律法主義在教會中陰魂不散，從伯拉糾主義到新保羅觀，都是它的呈現。華人教會對神和神的恩典認識不足，律法主義的危險因而尤其大。
信徒或許覺得，努力學習並遵行神的律法，是又好又應當的，怎麼會「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
努力學習並遵行神的律法，當然又好又應當，但必須出於信心、本於恩典、發自內心，「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來》8：10）律法主義不僅使人驕傲，也把人變成機器人，推動「奴隸道德」，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執行者毫不思考、分辨。這樣，就算一絲不苟的行律法，那也是「他律」（heteronomy），和生產線上的標準產品一樣，沒有道德價值。
基督徒成聖，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5：14），是「聖靈引導」（《加》5：18）。因信徒無知和軟弱，律法的賞罰作用是必要的，但我們越是服神的權柄，越是信神的恩典，就越沒有他律，而是越有基督里的主動和自由（《約》8：32；《林後》3：17；《加》5：1）。

無為主義的錯誤
一切美善出自神的權柄、恩典，但這不代表人沒有責任、沒有掙扎、無需努力。相反的，唯有全然相信神權、神恩，人才能有正確、美好、得勝的努力。認為基督徒成聖不用功夫、不需努力，那是無為主義的錯誤觀點人。
律法主義輕看信心和恩典，無為主義則誤解信心和恩典。華人教會中有些對信仰認真的人，受無為主義影響，以為如果要過得勝的、屬靈的基督徒生活，就得「無為而治」、「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命＝自然＝聖靈）、「放手讓神行」（Let go and Let God）。
無為主義認為，「立志」、「努力」、「刻苦」、「效法」等，是「魂的工作」、「老亞當」，沒用而有罪。宋尚節寫的《靈里生活》中，有這樣的句子：「不是自己努力掙扎，是主裡面動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裡面長大。」
倪柝聲《正常基督徒生活》中，也有如此的提醒：「神已經什麼都做成了，這樣的啟示就結束了人自己的努力」（42頁），「如果我們認識我們在基督里的事實，我們便不會再為著要進入而努力了」（45頁），「不管人下多麼大的決心，要使自己得神的喜歡，他的志願只不過帶他到更大的黑暗裡面……如果我們必須用那麼多的力量，來過基督徒的生活，那不過是說，我們所過的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172頁）……
宋、倪都是主重用的僕人，我們尊敬並學習他們。但這些話，不符合「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因為「唯獨恩典」才能使我們正確地努力生活：「……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4：1）；「唯獨信心」才能使我們結出行為的果子：「……惟獨使人生髮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加》5：6）。
路德這樣的改教家，沒有犯無為主義的錯。路德在《論基督徒的自由》中就說：有人認為，單有信就可稱義，我們就坐享安逸吧！這是又惡又懶的人的話。在來生之前，我們必須管束行為，借著禁食、儆醒禱告、勤勞，以及其他合理的訓練來對付身體……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大意，摘自《路德選集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367-368頁）。
基督徒個人成聖也好，教會在整個世界做見證也好，都必須充分相信神。神恩一定使人勤快，而不是無為：「……就當恐懼戰競，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2：12-13）「……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15：10）
無為主義喜歡引用的「看自己是死的……」（《羅》6：11）這類經文，聖經真意是說，基督徒當以耶穌的死（代贖、順服天父）為得救的根源、得勝的榜樣，而不是說我們的罪性已經像死的一樣，不起作用，不需對付，沒有爭戰（《來》12：5-13）。
靈修、悔改

靈命的成長，還必須有恆切的靈修和悔改，包括本文無暇論及的讀經禱告及教會生活。
本文強調的靈修，是認識正確的教義：「聽見福音，真知道神……」（《西》1：6）「悟性上，滿心知道神……」（《西》1：9）「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西》1：10）「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弗》4：21-22）。
知識叫人自高自大，但無知更叫人滅亡，「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何》4:6）信仰的客觀內容（Fides quae creditur），是主觀信心（Fides qua creditur）的基礎。認識神的三一性、全能全善，明白基督十架的救贖，知道聖靈在教會中的工作等，這些知識給人正確的信心，繼而使人產生神悅納的行為。先有知→信→行的次序（信道從聽道來，行為從信心出），再有三者的良性互動。
華人教會流行的「不要吃知識果，要吃生命果」之說，違反整本聖經及教會正統的教導。人類始祖的錯誤，在於不信神的話，卻信蛇的話。如果我們現在還不相信神的話，還不努力學習真道，那正是重蹈覆轍，再次上魔鬼的當。
「無知」帶來「危苦」
認識、相信神的救恩，會帶來平安、喜樂。沒有這樣的知識，在多災多難的世界，容易產生儒家的憂患意識（勞思光先生稱「危苦意識」）。
任何意識型態，在神的普遍恩典下，都有正面和負面的作用。憂患意識的正面作用，也許是「自強不息」的態度，或和韋伯所說，預定論帶來的焦慮，為資本主義鋪路，異曲同工。但憂患意識，也有負面影響，且極易和律法主義接軌，使人、社會和教會，缺乏自由、喜樂、平安、開放。
例如以前的台灣，處處是責任標語，連散心的風景區，也貼滿了反攻大陸、拯救同胞的嚴肅提醒。還有《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教導，等等，叫人看風景時，不能欣賞、讚美造物主的奇妙，或要「憂其君」、「憂其民」，或要想到水深火熱的同胞，或要為人心不古搥胸，或要為全球暖化痛心……總之常常憂慮（不是常常喜樂）。是故華人多在「一日三省吾身」中自責，少在數算神恩中感謝、歌頌。
新約學者Krister Stendahl寫過一篇名文：「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他認為，保羅強調罪，使得西方基督徒，在自責中過日子。其實他完全搞錯搞反了。保羅（還有整本聖經，及歷史上的正統教會）講人有罪，這是使人面對現實，並且謙卑。但同時，保羅等更講恩典（《羅》5：14），使人有因信稱義的平安，「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羅》5：2），「以神為樂」（《羅》5：11）。
「省察」，不論是批評或自我批評，都不是基督徒生活的重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林前》4：3）。聖經也講自省，但那是在真理和聖靈光照下的：「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么？」（《林後》13：5）

這樣的自省，產生的是「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西》3：12）。華人的反省，則是根據24孝或其他歷史模楷。那些模楷，多半活得悲苦、死得壯烈。我們從小被教導：「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要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而不是「要活得輕鬆愉快、平安喜樂」。這樣的人生，怎麼可能過得好?
自省是好的，但更好的是思想神。自省卻缺少神恩典、權柄、應許、警告、安慰、勸勉等光照，就會使人「省」得自大或自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話聽上去很有氣魄和心胸，但二次大戰和高棉大屠殺，我真有責任嗎？還有大家都聽過的笑話，老師問小朋友：「阿房宮是誰燒的？」小朋友答：「不是我！」這笑話笑中有悲，不是悲國學常識低落，是悲華人被太沉重的道德重軛，壓成、嚇成這個樣子。憂患意識也培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匪諜就在你身邊」這樣的「陰謀論」。宣傳品上的男男女女，都是怒目圓睜，隨時要打架而非握手，要鬥爭而非合作，這是病態社會文化的風氣。
切勿反其道而行
這樣的憂患意識，叫人難以信耶穌白白的愛（「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難以接受耶穌「不要為生命憂慮」的教導。可見，華人基督徒靈命要提高，整個民族素質要改善，在於要重生、相信、靈修（對正確教義的認識）、悔改（擺脫傳統和現代文化的錯誤影響）。
信仰使人心意更新變化（《羅》12：2），能移轉風俗、更新文化（《代下》34：31-33）。像基督教對羅馬帝國，修道主義對中世紀，清教徒對英、美兩國的經濟、政治、科學的作用，以及19世紀宣教運動對許多異教文明的影響和改變，就是例子。
史家對這些事的看法評價不一，但顯然，基督教的功遠大於過。而這些成就，也顯然不是靠鄙視「讀經、禱告、傳福音、去教會敬拜神」的人達到的。這些人想改造教會，要教會學習「本色文化」（《王下》17：14）或「當代思潮」（《王下》17：15）。神的兒女謙卑學習，包括向外邦人學習，並沒有錯，摩西、但以理、保羅皆如此。然而，前提是全然信服神。如果反客為主，以世界為師，聖經是嚴嚴禁止的：「你們不可隨從他們的風俗……」（《利》20：23）「你離棄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風俗……」（《賽》2：6）「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弗》2：2）
教會要根據聖經，對所處的文化有批判和包容，才有在世上為光、為鹽的可能。而且，對世界的這種影響、改變，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主耶穌、使徒保羅都沒有提出「基督教的政治綱領」。神仆的政治言行，如阿摩司和威伯福斯所為，也都不是「基督改造文化」，卻都符合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共識（自然法）。威伯福斯與不信主的英國首相Pitt合作，阿摩司是把以色列和外邦的罪並列。對神有絕對的信靠，才有相對的滌凈文化的能力，也才會對文化有更大的包容，如耶穌的門徒中，既有奮銳黨（強烈反羅馬），也有稅吏（強烈擁羅馬）。
基督徒對具有正統教義的教會，要有更強烈的歸屬感，這才能在變態的文化社會中起作用。如果基督徒反其道而行，就會雙失教會和社會。

【作者：康來昌，為台北信友堂牧師。本文原刊於《舉目》48期(http://behold.oc.org/?p=3381&variant=zh-hant)。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果本微信侵犯了您的版權，請您及時和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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