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可以簡稱「魯」，為什麼不可以同時簡稱「齊」呢？

歷史上在山東境內的兩大諸侯國中，佔據山東大部的齊國始終要比南面的魯國要強大的多，並且古今提到山東時也大多以齊魯之邦相稱。國力上，齊強魯弱；疆域上，齊大魯小；稱呼上，齊前魯後，最終「魯」卻成為山東省的簡稱。 原來根本原因在於齊、魯兩國的文化差別，春秋戰國時期魯國雖然不及齊國強盛，但是魯國代表的是山東的和整個中國的禮儀和文化（儒家文化）,同時魯國的地域位置在山東中南部，比齊國所在的山東東北部位置更優越。而且魯國在文化上也更加發達，加之孔子就是魯國人，更能代表山東的歷史文化。 魯國是周朝諸侯國之一，魯國的第一代國君是周公旦的兒子伯禽，都城曲阜，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東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蘇、安徽三省之一隅，是孔子的故鄉。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成為周朝在東方的文化中心。在先秦時期，地處泰山南北的齊魯兩國，論經濟、政治、軍事等等，都是齊國發展得更好，但是，就文化心理而言，齊國人卻崇尚魯文化，認為魯文化比齊文化文明，這一直都是不爭的事實。文化的優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說來，落後的文化要不斷地學習先進的文化，來豐富和完善自身。就齊、魯兩國而言，齊國就常常向魯國學習。 眾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對於齊國成為泱泱大國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但是，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魯文化之長、補齊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農、工、商四業並舉的政策，把發展農業放在經濟基礎的地位，置於工、商業之前，這明顯吸收了魯國以農業立國的思想，以補齊國偏重工商、漁鹽、女工之業，忽視農業而造成社會不穩之弊端；管仲還針對齊國傳統禮義道德觀念淡薄，習俗落後，以致於君臣上下無禮、男女關係混亂，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的情況，十分注意從魯國吸收周禮文化，強調禮義道德的建設。 管仲如此，齊國的其他君臣何嘗不是如此。齊國雖然對孔子所講的繁文縟禮不感興趣，但他們畢竟不能不對魯國"尊卑有等，貴賤有序"禮治秩序表示重視。例如，齊國的另一位名相晏嬰就曾經與齊景公一起到魯國「俱問魯禮」（《史記·齊太公世家》）；孔子到齊國時，齊景公也不失時機地問政於孔子。又如，魯國發生慶父之亂時，齊欲伐魯，但有人看到魯國「猶秉周禮」，認為「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左傳》閔公二年）。齊人看重周禮，向魯國借鑒、學習，顯示了其積極進取、靈活開放的一面，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也證明齊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進之處。如在君臣關係方面，齊國出現了不少相弒相殘的現象，而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魯國文化上的優越性，也是強大的齊國始終不能滅魯的一個重要原因。 魯文化就是以孔、孟等人為代表的儒家文化。這種文化對山東乃至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歷來都是深層的，也就是絕不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制度層面，而是深入到文化習俗之中，即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之中。荀子曾經對比過秦晉文化與齊魯文化的不同，他在《荀子·性惡》中說：「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教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儀故也，豈其性獨異哉！」在這裡，荀子雖然說的是「齊魯之民」，而其實質則是指魯文化，也就是儒文化。說明了在先秦一流學者的心目之中，魯（儒）文化的文明程度在當時是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最終選擇了齊魯文化中的儒文化作為自己文化的核心與標誌，原因也就在這裡。 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範圍大體相當，故也成為山東的代稱。 但是「魯」最終能夠成為山東的簡稱，主要應歸功於孔子。孔子曾經說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意思是：「齊國一改變，可以達到魯國這個樣子；魯國一改變，就可以達到先王之道了。」正是因為孔子對魯文化的極力推崇，以及植根於魯國土地的儒家文化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魯」得以成為山東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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