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 | 先秦諸子之學
先秦諸子之學，非皆個人創造，大抵前有所承，新舊適不適不等，蓋其時間有早晚，又地域亦有開通與僻陋之別也。鄙意先秦諸子最要者六家，其新舊之別略如下：
最早者農家，沿襲簡陋（時代或地域）之農業社會之思想。次之者道家，代表簡陋之游牧社會。次之者墨家，其思想與夏代政治頗有淵源。次之者儒家及陰陽家，見多識廣，知若干種治法，應更迭使用。最新者法家，對外主張兼并，對內主張摧毀貴族，總而言之，是打倒封建勢力（以開明專製為手段）。
農家之書盡亡，僅存者許行之說，見《孟子·滕文公》上篇。[農家之書，真系講樹藝之術者，為《呂覽》之《任地》《辨上》《審時》諸篇。然此非所重。先秦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非以百畝為己憂者也。《漢志》論農家之學云：「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可見《孟子》所載之許行，實為農家巨子。]（1）謂賢君當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此猶烏丸大人，各自畜牧管產，不相徭役（見《後漢書》本傳）。（2）主買賣論量不論質，此由交易不重要，物品本少使然，古蓋自有此簡陋之世；亦或戰國尚有此等落伍之地。許行欲率天下而從之，則其事不可行矣。[且復古必有其方，許行未嘗有言（如其有之，則陳相當述之，孟子當駁之，不應徒就宗旨辯難），此則不能不令人疑其徒為高論者也。]
道家之代表為《老子》，《老子》之旨在無為。為，化也。[無為，猶言無化，古「為」、「化」實為同字，觀「譌」、「訛」為同字之例可知。《論語》：「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耐）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此「為」字即「化」字義，言不能使穀物變化也。]無化者，無使社會起變化。此猶今人慕效歐、美之文明，社會組織，因之改變。守舊者遂欲閉關絕市耳。當時落後之國，輸入先進之國之文明者，蓋（1）由其君大夫之好者，（2）由其自謂野蠻而欲驅其民以從當時所謂文明之俗，如商鞅謂秦初父子同室，吾今大築冀闕，營如魯、衛是也。[古人恆以是為戒，如由余對秦穆公之言是也。]《老子》最反對此等，故謂「無為而無不為」，猶言勿以汝之道化民，則民無不化而之善也。此說認社會之惡化，[蓋當時之效法文明，不過任其遷流所心，非有策劃，改變社會之組織，以與之相應也。則物質文明日增，而社會組織隨之壞矣。然道家不能改變社會組織，以與新文明相應，而徒欲阻遏文明，則何可得？]皆由君大夫措施之誤。而不知社會因日日在自化，[蓋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慕效文明，其利顯而易見；社會組織變壞，其患隱而難知，且亦未必及己，人又孰肯念亂？故社會日日在自化也。]老子特未之見也。
《莊子》歷代著錄，皆在道家，《管子》或屬道或屬法，二家之論，一部分誠與《老子》同。然講個人在社會中自全之術而歸結於委心任運，此《莊子》所有，而《老子》所無。[《列子》說亦同《莊子》。蓋其時代之晚，各個間互相之接觸已多，世事變化無方，其禍福殊不可知，故有《齊物論》之說（論同倫，類也）。物論可齊，復何所羨？何所畏避？故主張委心任運。]不思徹底改造，而只想因勢利導（如不思去民好利之心，而徒欲因其好利而利用之），亦《管子》所有，而《老子》所無，此可見其時代之晚，其社會已不可控制，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之異也。
陳舊於農家道家者，為墨家。《淮南要略》云：「墨子學於孔子而不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觀《墨子》書，《修身》《親士》《所染》純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詩》《書》之文，則《淮南》之說是也。]《呂氏春秋·當染》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史固辨於明堂行政之典者。故墨子之學，誠為明堂之學也。]古大廟大學，皆與明堂同物，前已言之。墨子最講實用，而其書《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講哲學、倫理，兼及自然科學，極其清深者，古明堂為宗教哲學之所存也。然此非墨子宗旨所在，特師授以書，則從而傳之耳。[大學雖東周后尚不能盡廢。然未聞有一人合，學成而出仕者，則以所肄者為宗教家言，非實用之事也。大學所教，既為宗教家言，故為涵養德性之地。《禮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又曰：「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乞言養老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醑（醑，虛口），所以隆重如此者，正以其所詣師者，其初乃教中尊宿耳。又《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凱旋而釋奠於學。由此二端，可想見古代大學性質，為宗教哲學之所存也。]其宗旨所在，曰兼愛，而行之則以非攻。曰貴儉，而行之則以節用、節葬、非樂。所以動人者，曰天志（其天神為人格神），曰明鬼，而輔之以非命。曰上同，使下之人聽於上。[蓋本夏道，而夏時較古，人之思慮較少，人與人對立程度淺，樂儘力以服從於其上也。]曰上賢，蓋前代親親，不如周人之甚。參觀孫星衍《墨子後敘》，知用夏政之不虛也。
古書多以儒墨並稱，亦以儒俠並稱，俠者，後世江湖豪傑之流。蓋封建制度之壞，士失所養，[封建制度之諸侯、大夫，多喜養士，及其國滅家亡，或習奢侈而暇養士，而士失所養。]而不能為農工商，乃別成為一階級。性質近乎文者為儒，[遊說之士，大抵從儒中出。]近乎武者為俠。孔子、墨子，乃就此兩社會而感化之，非此兩個階級，為孔、墨所造成也。墨子長於守御（其書末二十篇），蓋自俠之團體中來也（《墨子》非攻，故僅取兵法中守之一部分）。
儒為封建制度崩潰時失養之士，性質近乎文的階級，前已言之（其性質見於《禮記》之《儒行》）。[儒之義為柔，若曾子之競競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蓋其本來面目。]孔子為此階級中之聞人，惟孔子之道，不盡於儒。孔子之學頗博，多知前代之治法。此時前代治法之可考者，有夏、殷、周三代。孔子以為當更迭使用，於是有《春秋》通三統之義（謂封前二代之後以大國，使保存其治法，說見《春秋繁露》）。孔子又觀治化升降，以為最古之時最美，是謂大同，時代漸降則漸劣，謂小康，說見《禮記·禮運篇》。然則更劣於小康，必為亂世矣。《春秋》張三世之義，以二百四十年，分為三世，據亂而作，（表示治亂世之法。）進於昇平，（小康）更進於太平，（大同）（見於《公羊》何《注》）蓋欲逆挽世運，復於郅治也。
孔子之道，具於六經，而六經之中，《易》與《春秋》為尤要。《易》言原理，《春秋》據此原理而施諸人事。故曰：「《易》本隱以至顯，《春秋》推見至隱。」（《史記》）其根據原理施諸人事，則恃君長為之。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卦·繫辭》）而「《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四竟之治。」（《公羊》隱公元年《注》）此略近希臘柏拉圖推最高之哲人為君之義。惟希臘人無一統思想，故只計及一國之君。孔子則不然，故又計及諸侯之上，當有一王耳。
孔子所謂大同，蓋農業共產小社會。所謂小康，則封建之初期，階級雖已成立，舊時共產社會之規模，尚未甚壞者也。自此以後，資本勢力又繼封建勢力而起，治化只有日趨於劣。不知剷除階級而欲借政治之力，以謀革命之徹底完成，可謂南轅北轍。然自近代以前，學者之見解，固皆如此（革命常為政治的），不足為怪。
《易》之大義，為「變易」、「不易」、「簡易」三者。「變易」謂宇宙間一切現象，無一息而不變；「不易」謂萬變之現象，仍有其不易之則。（如氣候時時在變，四季亘古如斯。古人只有循環之思想，無進化之思想。辯證法之變動，非其所知）「簡易」，則言自然力出於自然，非如人之作事，倦而必須休息，故能永不間斷差忒，猶佛家之貴無為而為賤有為也。此意義亦甚周匝（《易》一名而含之義，見易緯《乾鑿度》，《周易義疏·八論》之一引）。
儒家出於司徒之官，故重教化。而其教化也，必先之以養。孔子言先富後教（《論語·子路·子適衛章》），孟子言有恆產然後有恆心，首欲浚井田制度，繼之以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滕文公》上），此皆思想也。此為歷代儒家之傳統思想，將來當再言之。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負，因社會組織已變，無由實施。其有於中國者，乃在社會方面：（1）重人與人相和親，而不重政治力量之控制。（2）儒家最重中庸，故凡事不趨極端，制度風俗，皆不止積重難返，而中國人無頑固之病。（3）儒家重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謂「絜矩」。]其標準極簡單明了，而含義又極高深，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恕成為普遍的人生哲學，無意間為社會保持公道，此儒家之大有造於中國社會者。
陰陽家之書盡亡，惟鄒衍之說，略見《史記·孟荀列傳》。其說看似荒詭，實則不過就空間（彼所謂中國）、時間（所謂黃帝以來）兩方面，據所知者，求得其公例，而推諸未知者耳。其研究結果，蓋以治國當有五種方法。更迭使用，是為五德終始，[《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引鄒子之言曰：「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即五德終始之說也。]（衍之五德終始，始從所不勝，即水、土、木、金、火；漢末乃改從相生之次，為木、火、土、金、水）此正猶儒家之通三統，彼所謂一德，當有其一套治法，非如後世之陰陽家專講改正朔、易服色等空文也。（《漢志》有《鄒奭子》十二篇，則已擬有實行之法，果難施與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漢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為盡其能事也）故與儒家可列為一階段。[《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之論，謂陰陽家言，「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陰陽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盡於是也。]
以上諸家知識，均得諸歷史上，均欲效法前代，惟其所欲法者，新舊不同耳。惟法家則注重眼前的事實，[切合於東周時勢。]故其立說最新。法家之「法」字，又有廣狹二義，廣義包法、術二者言之，狹義則與術相對，[申不害言術，公孫鞅為法，韓非蓋欲兼綜二派者。]法所以治民，術所以治治民之人也，見《韓子·定法篇》。法家之書，存者有三：（1）《管子》，[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2）《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3）《商君書》[五卷，原本二十九篇，今佚三篇幅。]也。法術之論，（治民及馭臣下之術）三書多同。惟《管子》多官營大事業，干涉借貸，操縱商業之論（大體見《輕重》諸篇）。《商君書》則偏重一民於農戰，（意欲遏抑商業）蓋齊、秦經濟發達之程度不同，故其說如此。[齊工商之業特盛，殷富殆冠海內；秦地廣而腴，且有山林之利，開闢較晚，侈靡之風未甚。][《韓非子》多言原理，兼及具體之條件。]法家之論，能訓練其民而用之；術家則能摧抑貴族，故用法家者多致富強，[如韓申不害相韓昭侯十五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其身，無侵韓者。衛吳起為魏文侯將，拔秦五城，守西河以拒秦、韓，文侯卒，事其子武侯，遭譖奔楚，相楚悼王，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秦且以之並天下也。衛鞅（商鞅）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任之，遂大強。故秦並天下，原因雖有數端，以人事論，則能用法家之說，實為其一大端。蓋惟用法家，乃能一民於農戰，其兵強而且多（見《荀子·議兵》），亦惟用法家，故能進法術之士，而汰淫靡驕悍之貴族（列國皆貴族政治，獨秦行官僚政治），政事乃克修舉也。
（來源：《國學知識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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