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不作不食」思想略探 

文/聖凱法師　　　　一、序言　　　　按照印度佛教的傳統，僧尼是屬於不生產的階層，經濟生活全部依靠民眾的布施，比丘以托缽乞食得到食物。佛教傳到中國，隨著佛教的發展，僧尼人數增加，國家財政困難，再加上僧尼素質低下，所以大量的僧尼已經成為社會問題。這樣，當然會發生「廢佛」的不幸事件。所以，中國佛教的祖師大德以戒律精神為基點，制定符合中國社會特點的佛教制度，便出現清規。於是，僧尼便由不生產變為重視生產作務，而且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為僧尼的生活準則。　　　　在律典中，明文規定比丘不得掘地，如《四分僧戒本》中說：「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行事鈔·隨戒釋相篇·掘地戒》說不掘地有三大好處：　　　　《多論》，不掘地壞生，三益：一、不惱害眾生故；二、止誹謗故；三、為大護佛法故。若佛不制此二戒者，國王大臣役使比丘。由佛制故，王臣息心，不復役使，得令靜緣修道，發智斷惑，是名大護。　　　　由於不掘地有三種好處，所以僧人不能從事生產勞動。　　　　在東晉時代，羅什所譯出的《佛遺教經》中說到，沙門禁止的諸種行為中，便有「安置田宅、一切種植、斬伐草木、墾土掘地」，所有田野園林生產的行為都是被禁止的。《遺教經》在中國具有相當的權威，十分普及，唐太宗曾下令書寫《遺教經》，以作為僧尼遵守的規範。　　　　隨著禪宗的興盛，祖師大德開闢山林，創造了「農禪合一」的僧伽經濟制度。到了唐代中期，各種生產勞動已是禪林常課，「農禪合一」成為固定的傳法形式。大致在唐憲宗時期，一個散置江河南北無數淺山丘壑之中的叢林體系得以確立。而對於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依靠菩薩戒與僧制，以中國方式轉化成中國人的佛教，根據時代與社會環境的調整改觀，在歷史的步伐中，終於出現了中國式的戒律，即所謂「禪門清規」。　　　　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提出　　　　禪宗史上，最先制定清規的是百丈懷海(749—814)，可是懷海所制定的《百丈清規》早已散佚，無從知其原形。現存的《百丈清規》雖是同名，卻是元代所成立的《敕修百丈清規》，與唐代的《百丈清規》內容不完全一樣，這是眾所周知的。至於百丈所制定的清規是否確實存在，日本近藤良一先生說：　　　　百丈清規當初並未以成文律存在。百丈所創的規矩被稱為百丈清規，是在十二世紀後半，禪宗宣布成立，當時因編纂了燈史類，為使自己的法規權威化，而出現百丈清規。　　　　依近藤先生的說法，百丈清規是十二世紀在編纂燈史類時，將口傳的法規權威化的作法，從而對百丈清規的真實性提出懷疑。但是，中國僧團很早就存在某種形式的「僧制」以作為生活規範，而眾多修行者共同生活時，必須要讓共住者知悉規矩，所以也就必須提示成文的規矩，始能維護叢林生活的權威。在後世燈史作者的歷史眼光中，百丈親自製定的清規，當初應該就已成文。宇井伯壽先生也認為百丈本身有制定清規，而且《景德傳燈錄》中「百丈傳」所附錄的「禪門規式」便採用當時的百丈清規，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百丈清規存在的真實性。　　　　在百丈清規中最特別之處，便是將「普請法」制度化，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是我們討論的重點。《敕修百丈清規》卷六說：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眾處，有合資眾力而辦者……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　　　　普請就是「上下均力」，也就是全山大眾齊力勞役，甚至從事生產行為，叫做「作務」。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為禪門的根本思想，深深地影響著後來的中國佛教。　　　　那麼《敕修百丈清規》中所說的名言，其來源何處呢？《百丈山大智禪師語錄》中可以見到：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眾皆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云：吾無德，爭合勞於人，師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山懷海禪師的名言，成為中國叢林的千古名訓，這標誌著禪宗僧團在經濟上的獨立，擺脫了檀越依存制度的困惑。　　　　原來，佛教僧團禁止從事生產，以乞食為正命，而百丈積極提倡不作不食，這是基於一定時代背景而提出的。道端良秀先生認為有內外因緣，第一外在因緣，便是對儒道二教及當政者攻擊沙門不耕不織、浪費衣食所作出的強有力的反擊；第二內在因緣，脫離佛教形式化及律法主義，在中國建設真正的佛法，這是很大的佛教革新運動之一。　　　　佛教傳到中國，由於中國國土廣大，對勞動力的要求比較迫切，所以沙門不耕乞食為生，當然會招來非難。如《廣弘明集》卷十三中所載，唐代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論》其中之一「迷」即是：　　　　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缺轉練之方，業廢機絍之婦。是知持盂振錫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托？故當一歲之中，饑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李仲卿所攻擊的正是僧尼不耕不織，增加不生產者，從而給人民生活帶來許多困難。　　　　從儒家當政者來說，隨著僧尼人數的增多，給國家的財政上造成困難，如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都官員外郎彭偃「刪汰僧道議」：　　　　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之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　　　　所以，歷來的廢佛法難事件，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寺院經濟的膨脹，形成與國家財政對抗性質，從而引起當政者想廢除寺院經濟，歸國家所有。　　　　儒道二家對佛教不耕不織的攻擊，從佛教界來說，則做出一定的回應，如法琳《辯正論》對李仲卿第四迷的回答：　　　　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　　　　法琳則是從古來儒道聖人的事迹，認為修道比經濟問題更加重要，並且從佛教的三世因果來闡明耕與不耕各有因果。這樣的回答，在理論上雖然十分恰當，在現實社會，難以令人信服。　　　　從佛教僧團本身來說，由於寺院經濟的長期發展，所以寺院逐漸貴族化、特權化，特別是私度偽濫僧，形成與朝廷對經濟、勞動力方面對抗的局面，引起朝廷的不滿，所以才出現「三武一宗」的「法難」。所以，出現佛教僧團的革新運動，這也是僧團本身為了佛教的發展而產生的自覺行為。　　　　但是，對於出家僧尼從事農耕作務，戒律明文禁止，所以必須突破印度戒律的限制，制定符合中國佛教的清規。自達摩以來，至百丈懷海三百年間，禪僧居於律寺。百丈懷海清規的創立，標誌著禪宗教團的正式獨立，大闡宗風。同時，中國所奉行的是大乘佛教，而實踐的是小乘佛教的戒律，百丈就是打破這矛盾局面的劃時代的禪師。所以，《宋高僧》卷十「懷海傳」中提到，懷海住在百丈山時，很多禪客前來，所以堂室十分擁擠，懷海說：　　　　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日：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　　　　所以，百丈從大小乘戒律中選擇適合中國佛教禪僧生活的戒律，從而制定成清規，使禪寺從律寺分離出來，推動禪宗教團正式走向了獨立，為禪宗的發展給予了制度上的保證。　　　　三、「不作不食」理論上的證明　　　　而允許僧尼從事農耕作務，首先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不殺生戒的問題；二，修道坐禪與農耕的關係，這是困擾佛教徒生活的基本問題。農耕作務犯不殺生戒，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在《古宿尊語錄》，對於戒律違犯問題，百丈作了如下的說明：　　　　問：斬草伐木，掘池墾土，為有罪報相否？　　　　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　　　　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殺人及轉相殺，尚不得殺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　　　　本來，戒律禁止墾田掘池伐木，因為會犯不殺生戒。但是，百丈認為有罪無罪由行為者的心來決定，這是從大乘佛教的精神來闡釋農耕作務與不殺生戒的矛盾，如果能夠與空、中道相應，便無有罪過。這樣，從思想上為僧尼從事農耕掃除了障礙。百丈的這一持戒態度，對於恪守戒律的要求而言，是革故鼎新，而對中國佛教青睞大乘菩薩戒、重戒在內心、倡無相戒法、以乘攝戒、攝戒歸禪的持戒風尚而言，又是承先啟後。　　　　所以，百丈將「普請法」制度化，將出家修行者的生產勞動合法化。對於「作務」與「普請」，《宋高僧傳》卷十說：「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禪林象器簽》第九類「叢軌門」中說：「忠曰：集眾作務，曰普請」，所以，作務即是勞動作業，而作務是個人行為，普請則是大眾共同勞動，無論尊卑上下，普同平等，體現平等性、共同性、大眾性原則。　　　　但是，出家以修道為本，若整天于田園耕作，則與農民有何區別?這是修道與作務的矛盾問題。元代明本《幻住庵清規》中說：　　　　公界普請，事無輕重，均力為之，不可執坐守靜，拗眾不赴。但於作務中，不可譏呵戲笑，誇俊逞能，但心有道念，身順眾緣，事畢歸堂，靜默如故，動靜二相，當體超然，雖終日為而未嘗為也。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在禪宗的思想中，作務與坐禪，動靜二相，無二無別。因為在作務中，不得戲笑，專心存念道業，行動隨順眾緣，歸禪堂後仍然如如不動，所以終日從事作務，與默然坐禪是相同的。那麼，作務便不是農耕作業，而提升到修行的高度，成為修行的一種形態，從而解決了修道與作務的矛盾。　　　　同時，隨著禪宗的發展，寺院逐漸移到深山的偏僻地區，隨著施主供養的減少，寺院的經濟已經是人不敷出，再加上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影響，僧團自己從事生產勞動，也是勢所必然的事情。　　　　四、結語　　　　從印度戒律規定僧尼不得從事生產勞動，到百丈提出「不作不食」，禪宗做出創造性的詮釋。中國禪宗祖師面對農業經濟的壓力，提供僧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從而為禪宗的發展提供了根本的適應性基礎。　　　　中國佛教的祖師大德從大乘菩薩戒的無相戒法與以修行為重，從理論上解決了農耕與殺生戒、修道坐禪的矛盾，攝戒歸禪，從而使「不作不食」作為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而得到確立。從佛教寺院對生產作務的變化，可以看出佛教中國化在寺院經濟及戒律上的變遷，為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佛教的特色提供了一條很好的途徑。　　　　隨著農業經濟的解體，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們也看到中國佛教的寺院經濟也出現巨大的變化。但是，中國佛教界如何面對市場經濟的挑戰，而維持其宗教性與神聖性，則值得我們關注與擔憂！如何亦能像古代禪宗祖師，對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寺院經濟，作出自己的創造性詮釋，則是目前佛教界與舉術界所面對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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