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這麼熱，能培養出世界公民嗎？

在當下中國史學界，「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一個頗具熱度的熱詞。前段時間，書評君也推送過關於美國歷史學者麥克尼爾父子的文章。今年3月份，這對聯手講述世界史的父子的著作，剛剛出版了中文版第二版，書名也從第一版的《人類之網》改為更順應「全球史」熱潮的《麥克尼爾全球史》。

很多中國讀者最早知道「全球史」這個概念，或許是從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開始的，這本美國六十年代歷史教科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被引進中國，一度成為國內歷史暢銷書。

全球史的興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在非殖民化運動風起雲湧、美國社會民權、反戰運動興起的時代，美國高校興起了重寫、編撰世界史教科書的浪潮。至八十年代，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推動歷史學者以「世界史」取代「西方文明史」，以跨國家、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歷史。西方專業歷史學中的世界歷史寫作由此開始，發展至今，「全球史」已從一門學科分類逐漸發展成一個史學研究的領域，乃至是一種獨特的史學研究方法。

往前追溯，西方歷史學界的歷史編纂一直存在概念、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曾引發爭議，也刺激了新學派的產生，影響著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以及我們對於人類過往的認識、理解方式。例如在公共領域引發廣泛關注的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出現了「斯賓格勒問題」，1947年4月時代周刊封面人物就是湯因比，但是專業史學界卻認為，他們並非歷史學者，而是歷史哲學家或者思想家。

錢乘旦：歷史學博士，英國考文垂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通史》《寰球透視：現代化的迷途》《尋找他山的歷史》《西方那一塊土》等，譯有《劍橋藝術史》《帝國斜陽》《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等。

王立新：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著有《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1904－1928）》《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以20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為個案的研究》《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等。

那麼，如今「全球史」作為一個當代全球知識界的熱點之一，它對歷史研究有什麼主要學術或者社會貢獻？它又有什麼樣的局限性？它興起於什麼樣的歷史背景，又在回應人類歷史發展的何種訴求？與世界公民有何關係？在「大寫意：全球史的寫法與讀法」現場，歷史學者錢乘旦、王立新和我們分享了他們的見解。

現場記者｜孔雪

《麥克尼爾全球史》

作者: 約翰·R. 麥克尼爾 威廉·H. 麥克尼爾

譯者: 王晉新等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史學家威廉·H.麥克尼爾一生致力於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看待，並認為此書是他這種觀點的最好體現，是「自己成就的合適高峰」。

「我生平的雄心壯志如今已竭盡全力並心滿意足地實現了……不管怎樣，我懷有一絲希望，即人類之網這一概念將風行起來，我們提出的交流模式的核心概念，隨著交通和信息儲存與獲取的改善而變遷，讓其他歷史學家認為是一種比其他原有範式的解釋更好地理解人類過去的方式，不管是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多種相互獨立的文明；15世紀人文學者提出的古代、中世紀和現代；19世紀考古學家的石器、青銅器和鐵時代；還是馬克思的奴隸、農奴和僱傭勞動力。」

——威廉·H.麥克尼爾

全球史寫作的基本特點和貢獻

問：全球史寫作與之前的歷史書寫方式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錢乘旦：在全球史這樣一個新的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出現之前，西方關於歷史學的編撰有過一些變化，我們首先會提到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和蘭克學派，他提出科學歷史學的概念，強調民族國家，以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為他以及他認為所有的歷史學家編撰歷史的主題。這種以民族國家為主線的縱向的歷史學的編撰方式，在整個西方歷史學界有很強大的勢力，也有很悠久的傳統。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斯賓格勒以及湯因比試圖拋棄以民族國家為主線的寫作方式，出現了文明史，文化史等等新的歷史學撰寫方式。

《全球通史》

作者：L·S·斯塔夫里阿諾斯

譯者：吳象嬰 梁赤民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年5月

儘管如此，它們仍是縱向的書寫歷史的方式。麥克尼爾這一批歷史學家出現，和之前這些寫作方式有很大區別。它是橫向的寫作方式。他試圖用一種橫向的方式觀察人類，比如說人類之網，那個網就是一個網路。觀察國家與國家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世界與世界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橫向的聯繫互動諸如此類。他給我們呈現了一些新的歷史，教給了我們一些新的歷史知識，這是這本書與其他全球史著作所體現出來的基本的特點。

問：如何評價全球史寫作的貢獻？

王立新：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從美國開始，從全球視角來書寫整個人類歷史的學者基本上被認為有三大家：威廉·麥克尼爾、斯塔夫里阿諾斯、本特利。三大家的書都翻譯成中文，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比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主要關注的是跨地區或者全球性的事態，比如包括帝國擴張，包括戰爭，包括革命等，它跟全球史相近，創新性不足。本特利從文明視角來梳理整個人類的歷史，把人類歷史看作是不同文明演進和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動的過程。

相對於本特利而言，相對於斯塔夫里阿諾斯而言，麥克尼爾的創新性是最強的，他把網路界定為把人與人相互聯繫起來各種各樣的關係，而且認為網路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很多歷史學家包括非歷史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試圖解釋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比如基督教史學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上帝意志，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裡面，用理性精神演進解釋人類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所有五種生產方式演進，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動力。麥克尼爾提出新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給我們展示了全新的人類歷史演進的圖景。

全球史的學術貢獻還在於挖掘和再現了過去被忽視和被淹沒人類的經典，特別是邊緣群體人類經典。過去在民族國家的史學影響之下，我們所書寫的一個國家的歷史，是那些重要人物，是重大事態，移民、女性、社會下層、邊緣性群體、那些跨國性的團體，這些群體被認為對民族國家發展沒有什麼貢獻，甚至對民族國家成長還會起到負面的作用，都被歷史學家所漏掉。歷史的書寫還要關注普通民眾的歷史，這具有正義的蘊含在裡面。

《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

作者：大衛·阿米蒂奇

譯者：孫岳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4年1月

全球史的書寫，包括我個人這些年倡導跨國史的書寫，還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歷史學的重要功能就是公民教育。我們民族國家歷史書寫過於強調這個國家的成就、輝煌和貢獻，國家歷史上的一些比如陰暗面，一些失敗，一些錯誤，往往避而不談，也往往忽視外來因素對國家歷史演進的貢獻。

這是各國史學的通病，它培養的是一種例外論、特殊論，帶來的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無論是斯塔夫里阿諾斯還是本特利還是麥克尼爾，特彆強調人類相互依賴，人與人之間互動合作，強調是人類的共性和人類共同的命運，這有助於削弱或者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培養一種具有世界歷史的公民。全球史的書寫不僅具有學術價值，還有現實意義。

全球史寫作打破了西方中心論？

問：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具體如何體現？

錢乘旦：西方中心論會比西方看作是人類發展的主線，看作人類發展的主題，看作是人類發展，人類歷史的正確的、典範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等等諸如此類。在最近幾百年當中，西方中心論在很多學科當中都是非常流行，在歷史學科當中也不例外。

舉個例子，一些歷史學家，包括西方學者，還有東方學者，他們在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時候，他們會說「宋代的文藝復興」。宋代有文藝復興嗎？如果說宋代出現了文化思想方面的種種變化，這樣的變化是「文藝復興」嗎？不是，但你為什麼不用其他的概念？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中學課本上一直到今天還說「古代」，「中世紀」，「近代」，這都西方經典傳統的劃分方法，麥克尼爾已經不這麼劃分了。

像麥克尼爾這樣的全球史學家，他們確確實實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意識，就是試圖擺脫以西方中心論來寫人類的歷史。他會寫西方，但是不僅僅寫西方，而且他不會認為西方的歷史是人類歷史的主線，西方的經歷是人類歷史唯一的經歷，甚至是正確的經歷。這是我們必須要予以充分肯定的。

《西方的沒落》

作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譯者：齊世榮 田農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01年1月

問：非西方世界開始崛起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去反思、去抵抗這種西方中心論？

王立新：西方中心論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就是用基於西方經驗而生成的那些概念和術語來解釋非西方的歷史，包括中國的歷史。影響最大的，也是最流行的，深刻塑造著我們包括在座諸位歷史觀、國家觀和世界觀的就是「封建社會」的概念。封建社會是根據馬克思五種生產方式的演進而提出的，用它來描繪和概括歐洲中世紀。

但是在十九世紀以前，被我們中國歷史學家借用過來，來描繪從秦一直到1840年以前的中國。這樣的語言已經深入到我們最深層的思想世界，深層的塑造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這就是東方的自我東方化。我們接受了這一套話語，用來認識和闡釋我們自身。

麥克尼爾有這樣一種意識，所以他盡量避免把其他國家的歷史或者其他地區其他文明歷史解釋成西方歷史，避免把西方歷史認為唯一正確的或者人類最高的階梯。近代以來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是主線，特別是從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後，西方的力量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它深刻影響和塑造著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

當然伴隨中國的興起，有人提到西方整體是在衰落，非西方在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崛起。這個態勢正在顯現，未來往什麼方向走還不清楚，我們也很難預測未來。所以關於這個時期人類歷史的書寫，西方應該佔有它應有的比重，我想這個才是恰當的歷史學家的歷史主義的平衡客觀的治學和歷史書寫的態度。

《歷史研究（上下卷）》

作者：阿諾德·湯因比

譯者：郭小凌 王皖強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問：全球史的書寫有很強烈反西方中心論或者去西方中心論的色彩，這與它興起的歷史背景是否相關？

王立新：《麥克尼爾全球史》包括整個全球史的書寫有很強烈反西方中心論或者去西方中心論的色彩，之所以如此，這實際上是跟全球史的興起的背景，它的歷史語境是密切相關的。有兩種全球史，它們的興起時間是不一樣的，第一種全球史是作為教學領域和歷史書寫，特別是歷史教科書編撰的組織方式的全球史，它是興起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追求教學領域的通識教育，是學者們書寫、編撰整個世界史教科書的組織方式。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際上非洲國家紛紛獨立，非殖民化運動風起雲湧，美國社會興起了所謂反主流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等等，激進的社會運動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反西方中心，反白人至上，反對傳統的權勢集團。這個時期越來越多的少數主義學者和學生進入大學校園，他們認為無論是通識教育課和歷史學專業課程都過於西方中心，關注和強調或者大量課程討論的是歐洲和美國歷史。

所以他們開始編撰世界史或者全球史，要從全球視角看整個人類歷史，要關注人類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和依賴，要關注非西方文明對人類歷史重大的貢獻。二戰後期美國出於戰爭需要要了解非西方世界，冷戰興起之後，又加快了和擴大了這樣研究非西方世界的進程。到六十年代中期關於非立方歷史生產已經大量化了，這為全球史書寫提供了知識的基礎。

第二種全球史是作為研究領域的全球史。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進程導致歷史學家要對這個進程進行反應，追溯人類歷史上相互依賴和交流的進程，來幫助人們理解當代全球化進程，以及出現的跨國性和全球化的問題。最早在美國一些大學教授開始倡導把美國歷史研究國際化，所以他們提出要從跨國全球角度書寫人類歷史。這個潮流到二十世紀就傳到歐洲，越來越多專業史學家或者國別史學家進入全球史領域。

《新全球史（第五版）》

作者：傑里·本特利 赫伯特·齊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