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析早已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崛起之因

專家解析早已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崛起之因

2013年07月26日 17:32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蕭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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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為什麼十年前已經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實生活中重新崛起？

本文摘自：《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作者：蕭功秦，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為什麼十年前已經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實生活中重新崛起？這與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特點有關。由於社會自治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而相應成長起來，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公民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被當做不利於政治穩定的異質物而受到嚴密控制與緊縮，由於社會力量太弱，這種體制缺乏社會力量發揮社會多元整合的功能來實現善治，「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的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國陷入了五種困境。

一 威權庇護網結構與威權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權體制，都難以避免威權精英階層的自利化傾向，這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然而，後革命型的威權政治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屬於「強國家—弱社會」型結構。國家強勢，社會弱勢，社會對官員的制約力本來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來就缺乏體制內的權力監督機制，這兩個因素相疊加，就會出現體制內與體制外在對權力制約上的雙弱結構，即體制內先天地缺乏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體制外由於社會弱，也沒有制約的能力。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里，官員腐敗可以藉助於權力庇護網結構而如虎添翼。這種權力庇護網結構的特點是，腐敗官員與公安、檢察、司法系統之間，在官員與上下級職能部門的朋黨之間，在他們執掌的的權力與黑社會之間，形成勾結起來共謀利益的關係。權力結構中的上下級之間，上級作為保護人，與作為被保護人的下級，形成「恩主庇護—扈從效忠」關係。在某些官員的把持下，中國特有的司法與檢察系統也得以參與到庇護體制之中，這樣，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區形成上、下、左、右之間的全方位的庇護網（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護人、效忠者、黑社會分子與地方監督與司法機構之間，以地方官員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環結構。這種威權庇護網支配的環境里，腐敗行為的收益極大提升，違法犯罪成本與風險極大降低，於是腐敗會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廣東「烏坎事件」而論，一個村的支書可以任職達四十年之久，多年來烏坎村的支書利用職權變賣土地達6700畝，村民基本上沒有分到一分錢。這些嚴重的弊端正是與上述「強國家—弱社會」朋黨結構性弊端有關。

二 利益壟斷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困境

應該說，如果不存在著國家干預，單純的市場經濟下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著這樣一種兩極化趨勢，即擁有資本、技術、知識與權力者，要比沒有這類稀缺資源的人們，要更容易在市場條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貧富分化，是競爭性市場經濟的自然現象。幾年前，上海浦東陸家嘴湯臣公寓每平方米的價格達15萬元，這一平米就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個農民76年不吃不用所掙的平均所得收益的總和。這個鮮明的對比正是市場經濟下的兩極化的一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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