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紀錄片種類比較及創作方式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28日人民網冷 凇電視紀錄片創作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以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的觀點看，紀錄片通過多種的紀實手段可以深刻地達到解釋歷史、分析現在、導向未來的作用。在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被賦予更多的歷史使命，大到政治、經濟、文化,小到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紀錄片和專題片的審視再現了華夏社會的各個方面，它無疑是推動社會文明發展的一種重要傳播手段。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世界,電視作為一種廉價的娛樂消費手段,可以很輕而易舉地為政府提供宣傳平台，為社會描述主流價值取向。可以說真實性和紀實性的特點使紀錄片成為眾多類型片中的貴族，我們相信，一部擁有真實畫面語言的紀錄片，對人心靈深處的震撼是超過同樣分量的報告文學或其他紀實文學體裁的。自打紀錄片誕生之日起,便有流派與定義之爭,經常可以在英國和西方的專業雜誌上看到不同大學的紀錄片研究學者，為了某一部作品是否劃入紀錄片範疇,或者到底劃入那一類紀錄片範疇而爭論的頭破血流。其實這些並不奇怪,從爭論的源頭上講，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北方那努克》，就是一部完全擺拍、導拍的片子。如果其不是僅僅紀錄了愛斯基摩人的生存狀態，而是具備一定的戲劇化矛盾衝突,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原始的電影故事片。紀錄片形式傳入中國之後又在流派定義之爭的基礎上，附加了「紀錄片與專題片」的界定之爭,大大小小的紀錄片學術研討會上,許多唇舌之戰似乎也都是停留在這個層次上。其實,西方電視傳媒本是沒有專題片一說的,專題片可以說是中國國情下的特殊產物,討論其界定的意義似乎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如果集中精力對比討論一下中西方紀錄片的幾種特殊形式及其特點,也許會對我們今後的創作給予更多的啟示。新聞性專題VS特別紀錄片(The Special Documentary)我國的新聞性專題，是國內新聞綜合頻道的主流宣傳片種,一般是按宣傳口徑行事，主題先行，它的最主要兩個特點就是時效性強和主題鮮明。因此新聞性專題從一開始便被賦予了許多創作者的主觀傾向性,觀眾欣賞起來很容易得出同一種結論或者感受,這無疑是社會的需要。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觀眾對真實人物背後或者事件側面的不同角度的審視與洞察,但是從傳播學「編碼(encode)與解碼(decode)」的角度上來講非常成功。作為「喉舌」節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類片子的存在,特別在中國,完全有必要並且是十分重要的。特別紀錄片(TheSpecialDocumentary)的片種，是西方媒體對特別事件,重要人物和重大活動量身定做的一個片種。它同我國佔據主導地位的新聞性專題既有共同點又有明顯的區別。兩者首先在題材選擇上非常類似，對人物或事件的報道，往往要根據現行國家的需要進行選擇，那些具備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精英人物或者中堅份子(elite),多為拍攝對象。這樣的紀錄片在西方，被稱為特別紀錄片，一般來說不是創作者的自由創作作品,大多為指令性產品。但它又有其獨特的視角：比較講求認識價值；側重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義；同時要求對現代事件、大型活動、時代潮流、社會風尚、風雲人物進行完整的紀錄。在時效性上它較之我國的新聞性專題慢一拍，一般在事件息事寧人後再搬上屏幕。特別紀錄片在製作和播出時間上有一定的伸縮性，因而可以調動多種表現手法：圍繞特別事件穿插歷史背景，運用特技、音樂、對話、模擬等多種表現元素來烘托主題，並靈活地安排結構順序，節目時長也沒有特別的要求。這樣，西方的特別紀錄片較之我國的新聞性專題，更具有藝術性和靈活性。近些年來，西方的特別紀錄片在國際電視界格外引人注目，舉世矚目的重大活動,奧運賽事、奧斯卡等電影節日的發獎儀式,環保等重點社會活動、巴以衝突,外交風雲等活動的紀錄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厭的趨勢,如果用簡單的幾個字來形容特別紀錄片：就是「回顧」與「深度」。而我國的新聞性專題則是 「時效」與「宣傳」。美國波士頓愛默森學院研究生院院長羅伯特·希利亞德教授認為，特別紀錄片的興起彌補了特別報道的不足。而我國的新聞性專題則以時效快、宣傳及時為長，兩者各有優勢。文獻紀錄片VS 大型電視紀錄片(The Full-length Television Documentary)文獻紀錄片可以說是中國的特殊產物,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讓中國有太多的東西值得去發掘和表現。這裡有滄桑變換的歷史事件,也有風流倜儻的風雲人物。可以說,最好的最真實的「故事」就是歷史。因此文獻紀錄片的誕生和發展是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的。長江、黃河、長城、歷代帝王、民族英雄,直到新中國的偉人。我們相信中國百年之內的文獻紀錄片題材是絕對不會枯竭的。中國文獻紀錄片的發展引領了中國主流紀錄片的創作浪潮,縱觀中國紀錄片史,每一次前進的步伐大都是由文獻紀錄片作為先驅。《話說長江》、《望長城》、 《毛澤東》等大型文獻紀錄片, 耗資巨大,氣貫長虹,歷時一年甚至數年,融國內紀錄片頂級編導之精華,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反響巨大。縱觀三部里程碑似的作品,分別引領了中國紀錄片的變遷。《話說長江》是中國紀錄片先驅者在懵懵懂懂中的探索。主持人直接面對觀眾，公開承擔紀錄片主題思想的傳播，決定了作品所擔當的思想使命和價值取向。而這種一元視界的超越性和敘述者的權威性，也規定了作品通過主持人建立起來的思想形象：全知、權威和超越性。《望長城》的出現，標誌著「視覺語言」的到來。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劃時代作品來勢迅猛，畫面語言的徹底運用，給沿襲以久的「畫面配解說」的創作形態划上了一個有力的句號。可以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從《望長城》開始認知並真正接納紀錄片的！《毛澤東》則開創了中國文獻紀錄片時代的新紀元，這部英雄史詩般的巨著，更是影響了一代大型紀錄片創作者，作品獲得了既真實、客觀、又飽含深情的藝術效果。《中華之門》、《中華之劍》，以至後來的《鄧小平》、《周恩來》尊前者之長，創題材之新，以其大氣魄、大手筆、大容量成為雅俗共賞、婦孺皆知的紀實精品。與我國內文獻紀錄片類似,西方的大型電視紀錄片(The Full-lengthTelevisionDocumentary)也以精良的製作,宏偉的系列篇幅，深刻的內容剖析著現實社會，對傳播文化知識,推動人類文明進程起著重要的作用。西方早期的大型紀錄片無論在選題上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模仿新聞電影紀錄片的傳統模式，直到通訊衛星技術和ENG問世以後，紀錄片才得以用電子技術手段進行採制，並經過不斷的求索，形成了電視紀錄片的獨特風格和語言。早在70年代中期，西方的大型紀錄片就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嘗試。CBS著名節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主持拍攝的《宇宙》、《20世紀》、《歷史的見證》，還有《肯尼迪家族》、《越戰》等，都是家喻戶曉的名片。西方大型紀錄片不但展現科技世界，宇宙天地，而且放眼預測未來趨勢。許多片子不僅耗資巨大,而且創作時間上也是慢功出細活。例如美國太空梭發現者號的紀錄片，創作人員從開始準備到發現者號上天，跟拍了整整三年。我國的文獻紀錄片與西方的大型電視紀錄片不同，主要有兩種模式:影響歷史乾坤的重要人物，如《毛澤東》、《鄧小平》等；扭轉歷史局面的重大歷史事件《讓歷史告訴未來》、《長征.生命的歌》等。象這樣的題材，目前已不在西方大型紀錄片的射程之內，這些題材主要由調查性紀錄片來完成。而這種調查性紀錄片往往在製作的時候，會對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進行二度創作，並且不排斥「再現」、「重演」等。這裡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西方一些觀眾為什麼能夠接受「再現」「重演」「模擬」等，而我國的文獻紀錄片，為了追求紀錄內容和資料運用的絕對真實，就不忍使用各種先進的技術創作手段,這或許是我國文獻紀錄片很難走向世界的其中一個原因。西方大型紀錄片在製作的時候，如果用2年的時間拍一部大型系列片，那麼他們會用3個月時間做調查研究，用3個月時間進行實地勘查，5個月時間用於前期拍攝，剩下的14個月時間用於後期製作，也就是用近3倍於拍攝的時間進行後期再度創作。在某種程度上講，我國的文獻紀錄片和西方的大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反映不同國家電視機構的綜合實力和水準—――人力、物力、財力。無論是文獻紀錄片和大型電視紀錄片，必須具備三個先決條件：重大題材；高手雲集的創作班子；雄厚的資金。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國的文獻紀錄片和西方的大型紀錄片才不僅能在電視屏幕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具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保存價值。DV紀錄片 VS微型紀錄片(The Mini Documentary)伴隨著攝像器材的大幅度降價和畫質清晰指標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紀錄片創作領域出現了一種「個性化」的創作趨勢，他們拿起這種普通家庭都能接受的DV攝像機，像有身份的主流媒體記者一樣，開始深入底層，自選題材，有的甚至自掏腰包，拍出了一批DV紀錄片，個別作品還屢屢在國外獲獎。這些DV紀錄片往往時間不長,幾分鐘，十幾分鐘,攝製時間跨度也很短,一般就是十幾天或者幾個月。題材大多聚焦在平民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有的也展示特殊人群視角下的眾生。其特點是隨意性大，製作成本低廉，大部分作品沒有播出渠道，只是小部分人傳看。換句話說我國的DV紀錄片似乎更象一個沒有「家」的孩子。西方的微型紀錄片(The Mini Documentary)是在雜誌型節目(TheMagazineShow)進一步拓展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以其製作周期短、耗資小、傳播速度快等優勢大量湧入電視頻道。一般情況下，微型紀錄片的時間長度為4-10分鐘。一個30分鐘的節目中至少有3個微型紀錄片，創作人員往往不到一周時間就能創作出一個成品。為了確保事實的準確無誤，微型紀錄片的創作人員極為慎重。在選材上，這種紀錄片主要截取大型紀錄片中的某一個焦點或報紙消息中已經報道過的內容，但對這些選題賦予不同的外表、包裝，以求給收視者帶來新鮮感*。西方微型紀錄片的不少節目也是用DV機拍攝的，在創作上雖然也講求故事化和戲劇性效果，但由於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產生太多的戲劇性矛盾衝突。它比我國的DV紀錄片好在傳播渠道暢通，有個固定播出的「家」。微型紀錄片的創作手法和表現手法基本與我國的DV紀錄片相同,但它的結尾要求能夠得做出總結或得出某種結論。相比之下我國的DV紀錄片創作就顯得更開放一些,紀錄的內容也更像是事件或者人物的「片斷」。因此我國DV紀錄片的吸引人之處，並不是其社會教育意義和某種結論,而是裡面充溢的好看的「民間紀實故事」。筆者認為，我國的DV作品更具真實感，更有可視性。傳統紀錄片一般涉及較為嚴肅的人物和事件，顯得深沉,凝重。微型紀錄片和DV紀錄片則使普通觀眾能看到比較輕鬆的一面。在片子的結尾處理上，傳統紀錄片的結尾多半是發人深省的。而微型紀錄片和DV紀錄片大都輕鬆明快，觀眾滿足於大概的了解和一個比較開放性的結論，不求弄個水滴石穿。從電視紀錄片創作的現實走向看，微型紀錄片和DV紀錄片發展的勢頭越來越大，我國的江西、湖南、北京、上海等電視台相繼給DV紀錄片開了窗口，安徽電視台在一次電視節目研討會上，也有人提出了一個頗為大膽的構想:開辦DV頻道。筆者相信許多人會置疑這一想法：即使建立了播出平台，也很難找到足夠的節目填充。但是事實上,DV資源的節目數量是遠遠超乎大家想像的。據統計:每10個出國旅遊人員中，有3至4人要帶上DV機。.北京廣播學院某系的60多名學生中，家有DV機的佔了37人。筆者曾經對英國skyTV中的「真實頻道」(播出紀錄片或者紀實欄目的一個頻道) 做過調查,60%以上的紀實節目資源都是DV機拍攝的。如《當好時刻變壞》、《震驚行為》、《撞到正》(在警車上DV紀錄下來的警匪真實公路追蹤)等欄目，基本上完全由DV機完成。可見DV資源是非常豐富的,而且任何紀實欄目的開設都離不開DV紀錄片和DV資料。只要資源配置能夠優化,播出渠道和平台搭建的穩固,相信我國的DV紀錄片在國內是有市場的。總體來講,DV紀錄片和微型紀錄片貼近生活，製作簡便,普及面廣,一般的電視機構都有能力常期製作或開辦欄目。我們可以預測，只要抓好輿論導向,提供良好的平台，我國的DV紀錄片一定能象西方微型紀錄片一樣，有個長期固定播出的「家」，並在社會上收到特殊的傳播效果。紀錄片體現其價值的方式應該是多樣化的,不應該受到形式上的約束,從這點上講,無論是大成本還是小製作,無論題材是英雄還是小人物,只要存在紀實和真實段落,我們就可以粗略的將其歸納為紀錄片範疇。紀錄片的多樣化發展，為紀錄片的創作帶來了新的生命力，樹立了新的形象，同時也帶來了挑戰。西方世界的發達程度要高於中國,表現在傳媒領域也有著類似的現象。中西方紀錄片的發展趨勢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不盡相同,但是幾種特殊紀錄片的演變和特質都有許多相似或可比之處。作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傳播手段，它們應該引起我們紀錄片創作者的關注,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形成電視紀錄片創作多種樣式齊頭並進的新格局。*(引自:趙淑萍《國外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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