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八道灣-論壇-布衣書局-網上舊書店

重訪八道灣趙龍江國慶節前，在與魯迅博物館友人的電話中，獲知新街口八道灣周家故宅行將規劃佔用的訊息。唏噓嘆惋外，只有電話兩端的沉默了。眾所共知，魯迅、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壇有其特殊地位，他們學問淹博，一代罕有其匹。二人並峙海內，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知識階層中的傑出人物，後來兄弟二人截然兩途，卻各有為數眾多的追捧者。歲月滄桑，如今這座古老的院子早已成為他們身後象徵性遺存了。其實早在十年之前，這座老宅就險些化作瓦礫。照理，城市要發展，市政建設總要汰除一些舊東西，但本應保留的非要拆毀，使屬於這座古城特有的人文景觀部分或全部消失，思之不免惋惜。京城乃是名人薈萃之地。據說，除去歷年戰亂損毀消失，至新中國成立時，尚有王侯府邸六七十處，名人舊居更是難以盡數，而時至今日，除極少數尚保留一點舊規模外，大部分都已蹤跡全無。王公宅院尚且變遷，何況這區區八道灣呢？但一些有識者仍呼籲阻止，其中我友張君也曾撰文搶救保護……。八道灣在舊京內城西北，《順天府志》作「八條灣」。它坐落於今天新街口南路西側，前公用衚衕內的一個彎曲小巷。前公用庫是較為寬敞的東西向衚衕，東口是繁華喧嚷的新街口鬧市，西口出去則是趙登禹路了。在前公用衚衕內有一條向北彎曲小巷，前行向西便是八道灣了。這條曲折小巷的環境較之新街口和前公用衚衕要靜謐而稍顯荒僻，非熟歷者不能知其途徑。其實八道灣衚衕也有出口通向趙登禹路，只是它的西口窄小彎曲，不大引人注意。據資料記載，趙登禹路最早是城內金水河故道，因河道淤塞斷源變成臭水溝，後稱「大明濠」。1921年起填溝改路，因軍閥混戰，直到1930年秋，才把「大明濠」填平，於是按當地居民習慣，稱作「溝沿」，它分作南北兩段，故八道灣西口附近稱「北溝沿」。1946年為紀念抗日名將趙登禹將軍，改稱趙登禹路。新中國成立後建成瀝青道。「文革」中，因「破四舊」稱作「中華路』，1975年又改作「白塔寺東街」。1984年恢復趙登禹路。記得十年前第一次踏探八道灣，是國慶節後的十月中旬，走的便是趙登禹路。進衚衕，一段不長的曲折蜿蜒之後，便找到了十一號院門。衚衕內行人絕少，比起附近新街口鬧市的喧騰景象，這裡顯然要寂靜得多了。曾在前人回憶八道灣的文字中，欣賞過它的清靜閑適和質樸大氣，自度昔日的苦雨齋古樹閑堂，綠陰布護，定是靜雅可愛，有蕭然物外之趣。而眼前所見，卻讓我大大失望，街門矮小，據說只是原來大門的三分之一。透過門洞，眼見私搭小屋塞滿了院子。入得院內，更是進入了「八卦陣」，剩下的只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窄小通道。向住戶問詢，由一婦人導引，走入院子最里端一家門前，告知這裡住一張姓老人，是院中最早的住戶，人稱「貓老太太」，心想或許從她那裡可以了解這所院子更多情形。屋內有電視聲音傳出，叩門良久而無人應答，無奈暫時出街閑步。再次進院後老人已在門前。說明來意後，老人熱情將我延入屋內。這是一個里外間，是這所大宅院後罩房最東面的兩間，當年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曾在這裡住過。也因為它的位置隱蔽安靜，當年為躲開抓捕，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也曾在此避居。老人居舍簡約，包括電視、廚櫃等簡單物品，多是友人送的。灶旁、床上及櫃頂卧老貓數只，皆馴順。老人有著老北京人的傳統特質——開爽善談，加上一口純正京腔，令人印象深刻。落座後便與老人絮話家常，話題自然是這座大宅院，以及對周作人一家人的印象，並由此枝蔓開來。老人叫張淑珍，因親戚早年在周家做事，她也在1950年搬入這所院子，並做些雜務。住進當年，她便生下女兒白月英。據老人講，當年是二太太信子、三太太芳子及二先生兒媳張菼芳幫助接生。此前，知堂先生還為這孩子起名，並用毛筆在一小紙片上寫了「白寶山」和「白月英」兩個名字（因出生前不知孩子性別）。這張紙片一直保存在老人家中。談起周作人夫婦，老人的評價是溫藹和善，並說二先生不大出門，多數時間在房裡寫毛筆字。還講到二太太自己在院中種蔬菜等等細節。最使老人印象深刻的是，二先生日常生活一任自然，與人無爭，雖生活簡約，卻常以錢物濟助困窘者，人稱「周善人」。據說當地老戶對這位「周善人」感情很不壞。二太太信子也是這樣，凡遇告幫者從不拒絕，曾見她為受傷鄰居塗藥包紮……另外還說到江紹原的公子江幼農，雖身患病殘卻刻苦鑽研，因其資稟甚高，自學醫術為他人治病……張淑珍老人熱情善談，記力亦強，談周家事甚悉。老人言之津津，大都據其目見而言，故信非虛語。老人說，這些年常有人來院中參觀，外有美、日、荷、香港等地，內則現代文學館、解放軍畫報、新華社等，以及一些不知姓名的個人，每次老人總是義務講解，並配合錄音攝像。說話間，老人從凌亂中尋出一舊夾子，內有不少人的名片，所見有些還是熟人。臨別前，由老人引領，導觀院中各處。老人精力尚健，很難相信她已是年近八旬了。穿過窄窄的幾乎僅能容足的過道，當年寬敞院落早已不復存在，四合院特有的質樸大氣風格和安閑舒適的情調也已蕩然無存，時代的腳步早已在這院中的每一處留下了斑駁的痕迹，它已是皺紋滿臉，老態龍鍾了。所見房屋破舊，老屋規模依稀尚可辨，但從門窗形制上看，顯然不是舊時遺構了。各家門前大多壘牆圍院，空間愈顯逼仄。據老人講，這裡已擠進三十幾戶。這破敗不堪的大雜院，早已不是魯迅買下時的原貌，更不是知堂先生以茶款客的苦雨齋了。早年要想買座適意的四合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需由中人介紹，還要四處看房，既要考慮地理方位、價錢合理，又要兼顧家庭適用。魯迅當年買八道灣這所四合院，也是頗費周折。查魯迅1919年日記可知，從2月11日始，由齊壽山介紹陪同看報子街、鐵匠衚衕之後，同林魯生又看屋多處，又同朱孝荃、張協和至廣寧伯街看屋，其他還看了鮑家街、辟才衚衕等。自五月起由徐吉軒介紹，還看了蔣街口及護國寺一帶房屋。直到7月10日同徐吉軒看八道灣房才算中意。當月15日便量屋作圖，23日決定買八道灣羅氏屋，隨後驗契付款。8月19日晚在廣和居收契並先付洋一千七百五十元，另給中人酬金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收屋九間，交四百元。11月4日魯迅同徐吉軒再往八道灣會羅姓房主及中人，交房款一千三百五十元，收院中所有房屋畢。這樣合計交房款洋三千五百元，加上中人、木工、上下水管道、裝玻璃、房屋契稅等，合計費洋四千三百八十五點一元。至1920年1月6日，魯迅往本司衚衕交房契稅止，魯迅為買屋忙碌前後近一年時間。1919年11月21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家遷入八道灣。12月1日魯迅啟程回紹興，售去祖產，「奉偕三弟及眷屬」，於12月29日回到北京。應該講，最初的八道灣生活是平靜的。從現有資料看，這段時間一家人生活還算融洽。然而在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作：「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9日日記又作：「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26日上午魯迅往磚塔衚衕看屋……再觀周作人致魯迅信中這樣寫道：「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看來兄弟二人情感確是出現了裂痕。可就在之前不久的7月3日，二人還共同偕往東安市場、東交民巷書店及山本照相館，而後來竟發展到「罵詈毆打」。究何原因讓兄弟二人憤氣相向、彼此冰炭呢？通常說法是家庭經濟原因，大率由於二太太一意鋪張，用錢無度，致使日常用度發生拮据等。另有其他種種猜測和說法，由於文獻無徵，當事人又緘默不談，局外人更不能詳其始末，所以在此就不便贅言了。魯迅自1919年11月21日遷入，至1923年8月2日搬出，在八道灣這所院中只住了三年半多一些時間。其間，他譯成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所撰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另有譯作《工人綏惠略夫》《桃色的雲》等，作小說《風波》《頭髮的故事》《故鄉》《白光》《端午節》《社戲》等，編定小說集《吶喊》，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其他編譯如《現代小說譯叢》（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譯）等。1923年8月魯迅遷居磚塔衚衕後，這八道灣十一號便主要是周作人一家居住了。有關這所院子的來歷，還可略作補充。據周豐一老伴張菼芳講，其實這所院子，原本是東鄰大宅院（現八道灣九號）的一個附屬院落，只知早年主人是一劉姓大戶，其他情況不詳。上世紀六十年代，錢稻孫曾在他的口述回憶中，提到八道灣十一號的情形，他講「他（魯迅）搬到八道灣時我去過，看房子時我也去過，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小王府……」這也證明了這所院子最初建成時並非一般普通民居。北京內城的街巷院落大多是明清時建築，清廷亡滅後，末路王孫紛紛賣掉所居府第以維持生計，尤其是規模小些的王族住宅開始被分割拆改。即此可以推知，錢稻孫所稱這樣的「破破爛爛的小王府」，很可能就是在那特定的變革時代，分割拆改而成的。只是限於時代變更，舊聞荒落，這個院子最初主人的情形，早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里了。魯迅、周作人住進八道灣後，這裡常常成為文人學者聚會的場所。早在周氏兄弟先期遷入新居後的第三日（1919年11月23日），便迎來第一批客人。這一天他們的好友朱逷先、沈尹默、錢稻孫、劉半農、馬幼漁、陳百年來訪，這在二周日記中均有記載。在魯迅搬出八道灣之後，周作人將日常會客地設在了中院西廂房，由於院中地勢低洼，雨天常有積水，遂名其齋為「苦雨齋」。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後，這苦雨齋幾乎成了八道灣的代名詞了。根據周作人日記，這裡除上述六人外，還曾接待過如愛羅先珂、江紹原、許欽文、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胡適、郁達夫、徐志摩、張鳳舉、徐祖正、俞平伯、沈啟無、廢名、陶晶孫、川島、孫伏園等，群彥雲集，皆早年文場人物，這些人或早年留學日本，或與北大燕大有舊，另有同鄉好友，他們時常造訪，品茗閑話，也有學生晚輩趨謁請益。他們趣味相投，有濃厚的文化情調。北平淪陷後，周作人舉足不慎，曾污偽職，這讓朋交嗟嘆，也使文壇惋惜。他走上這條路，或許來自於對日本民族的崇拜，以及潛意識中的弱國心態。有關周作人的失足，這裡暫置不論，單從藝術品格上看，他的散文小品從容超脫，有著令人難以企及的人文氣韻。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漢奸罪被國民黨政府送入北平炮局衚衕監獄，次年5月解送南京，關押在老虎橋監獄，直到新中國成立前被保釋。在昔日學生尤炳圻上海家中住了半年多之後，返京仍住太僕寺街尤宅。兩個月後1949年10月18日回到八道灣。此時的苦雨齋，早已沒了早年間的輝煌，同它的主人一樣內斂低調。這一時期周作人以為《亦報》等寫作短文小品，翻譯些寓言、民間故事和希臘戲劇等自遣。謇於言辭的他閉戶索居，躲進清寂的苦雨齋尋字覓句、濡筆吮毫，想來也是別有情趣。然好景不長，羽太姐妹相繼病逝後，隨即「文革」興起，八道灣的靜謐被徹底打破，苦雨齋主人短暫的半隱居生活也自此像夢一樣離他遠去。面對「造反小將」們的革命行動，他只能屢屢受辱，終於在1967年5月6日，走完了他八十三年的人生路。八道灣的悲劇並未結束，當地房管部門李某等率先進院占房，並誘以甘言，劫以厲害，迫周豐一全家搬離了這個院子。在那漫無秩序的年代，一切都是合理的。時光流轉，這所大宅院承受著越來越重的人口壓力。不獨八道灣，北京其他四合院不也是如此？誠如鄧雲鄉先生所言，自七十年代末以後，除極少數，北京幾乎沒有一處院落不是私建小房越來越多，院子幾乎無一例外地沒有了，一進大門，幾乎都是曲里拐彎的「小衚衕」……次年，我第二次去八道灣時，正是蕭條古穆的冬季。張淑珍老人熱情如舊。那天恰好老人女兒白月英也在，白大姐人頗樸厚，平和而穩重，承見告，江小蕙（江紹原女兒）於八道灣事最悉，並自告願帶路引見，只是天寒道遠而未果行。老人言二先生家事依然滔滔不窮，所聞多可慨嘆。我對這些陳年舊事是很感興趣的，而一些老輩人筆下的八道灣和苦雨齋，都已成為珍貴的歷史記憶。那天老人檢舊存知堂短札出以相示，墨筆小楷，其風格一看便知。信這樣寫道：「白太太：近來因為開支增加，每月須要付房租，並寄西安補助費，對於你處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諒是幸。周啟明，十月廿八日。」落款未記年份，照常識推測很可能作於1964年，因為那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對周作人稿費預支，由四百元減為二百元，對這一個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壓力可想。臨退時老人告言，華遠地產已來人通知，這八道灣暫不列作拆建範圍，聞之欣然。順便各處拍照數張，以院中局促，只一大略而已。又繞至新街口中學，其教學樓緊靠這所老院東牆，便於俯視拍照院中全景，經與校方門役告磨至再，方勉強准入，於四層西窗照相數幀，效果的確不差。此時枯葉脫落殆盡，院中布局一覽無餘，尚為不負此行。此後多年公事忙冗，瑣務纏繞，也就很少再去八道灣了，即使偶爾路過，也只在院外匆匆一眼而已。大約二〇〇五年此院危房改建時去過一次。政府將日久失修、恐致坍損的老屋拆除重建。進院後頹屋斷垣觸目皆是，一片凋敝景象，修葺尚未工畢。見老人體態如舊，精神似不逮前。老人談興猶昔，從其口中得知她女兒白月英已在〇三年病故，邊說，老人涕淚交迸，聞之心惻。人生如朝露，良可慨嘆。今年再次得到八道灣將被拆占的消息。於是借六十周年國慶長假，邀朋友譚兄一同往視。四時之中秋景最佳，那天正是天空明潔、寒燠適宜。汽車駛在寬而平衍的街道上，車窗外街花絢爛，襯托著各色建築。因國慶放假，平日里的車水馬龍，此時卻異常寧靜。路旁行人寥落，官署及民居街巷均懸旗以志祝。下車沿趙登禹路北行，道旁果然見到「拆遷辦」字樣。進入八道灣衚衕，「拆遷通告」赫然在目，細觀後方知，這一片將作為三十五中新校址而被徵用，看來這座昔日吸引無數文化人聚會的老宅，今後怕是再也見不到了，內心不免悵然若失。衚衕中的院落依舊埋在一片寂靜中，歲月的剝蝕使它愈加衰老頹敗。入院中，臨東牆及西跨院等數家已先有遷出，略見斷瓦殘屋。從住戶口裡獲知，張淑珍老人已於○七年作古，享年八十九歲。老人一生清貧，卻開爽樂觀，晚年的她，住房得到重修，想必走時沒有任何遺憾，只是她的離去帶走了許多八道灣的故事，只有這老房子還默默地記憶著舊日的時光。暖陽從樹影間瀉下，映照在身上是那麼的舒服。此時的我似乎隱隱感受到昔日四合院的閑適寧靜，對於先人眷戀於這種富有人情味的生存方式，也更多了一份理解，那不慌不忙，張馳有度，自成一統，與世無爭，正是老北京四合院的魅力所在。與譚兄在擁擠的院內拍照瀏覽後，又在院門處各自拍照。回返前又特意到「拆遷辦」，閑聊中知曉目前這院中已有住戶四五十家。據司事者透露，這十一號院並不在拆除之列，它將做為三十五中圖書館而保留……雖結果尚不太劣，卻難言是喜是悲。對於今天大多數北京居民來說，溫馨閑適的大宅院時代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原有居住形式顯然已不再適應日趨膨脹的人口需求。如今很多衚衕老院已被現代化的水泥高樓淹沒，那些昔日被無數國民引為自豪的、有著濃濃帝都情調的街巷建築，只能漸漸成為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筆下的文字了。令人惋惜的是，不少歷史名人，曾經在這個古老都市留下的痕迹，已被現代建築掩蓋，作為一座城市歷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的標誌也在一個個消失，這實在是讓人痛心的事。新建高樓固然有它的積極意義，但由此而犧牲具有文物價值的名人老宅，那就太得不償失了，何況它一旦消失，再想恢復那可就萬難了。希望我們的城市規劃部門，能從古都歷史文化著眼，不要成為它的破壞者而為我們的後世子孫所詬罵。（此文將刊《芳草地》雜誌第一期，3月份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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