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 | 黃玉順

06-15

（原載《衡水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

摘要：董仲舒的思想，過去之所以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不僅有當時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且有學術界本身的原因，就是注重宋明理學的研究，以宋明理學的眼光來打量董仲舒。實際上，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他是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型在思想學術上的完成者，確立了帝國儒學的核心價值觀；他的公羊學在方法論上對於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型的儒學現代轉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的威權政治理念對於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政治理念也具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董仲舒；思想；歷史地位；當代價值

（* 此文是2015年9月17日在德州學院的講座的錄音整理稿。該活動由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德州市、董子書院合辦。）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但是，說老實話，我不是董學專家。在座的有很多董學專家，讓我來講，屬於典型的班門弄斧，呵呵！當然，我對董子也有一些想法，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寫成文章。今天趁這個機會，我把我的想法講出來，向大家、特別是在座的董學專家請教。

從昨天開始，我們在董子書院進行研討，主題是董仲舒的思想，大家特別關注董仲舒思想的地位問題。很多專家談了很好的見解，我大致歸納了一下，主要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講，董仲舒的思想應該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原因何在？另外一個方面，從正面來講，他應該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給董仲舒定位？我今天的報告也從這兩個方面來講。時間有限，我只能很簡單地談談我的一些想法而已。

一、董仲舒的思想為什麼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有學者談到，其原因可能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法有關，例如「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這樣的對子。用這樣一種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會把他歸入唯心主義，而且是唯心主義的一個很典型的代表。確實，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這是一個原因。還有學者談到，到了「文革」的時候，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董仲舒不僅是唯心主義的問題，更是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諸如此類的帽子很多。

我想，這些方面當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這些原因還是比較晚近的、外在的。其實，更大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年來，可以說從現代以來，對中國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學史的研究，重點都放在宋明理學。很多學者都是研究宋明理學出身的。研究宋明理學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學為標準，用宋明理學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這樣一來，就有問題，就容易發生歷史的錯位。

宋明理學家，尤其是程朱理學，對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昨天有學者談到，中國歷史上，排得上號的一流的偉大思想家，從孔子開始排起，其中有朱熹。其實，在我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很低，甚至是個「反面角色」。但我今天沒有時間去討論這個觀點，我在一些文章中談過這個問題。宋明理學是帝國時代的後期的哲學，儘管精緻，但兩千年帝國儒學的基礎並不是由他們奠定的，而是由董仲舒奠定的；宋代以來的帝國後期，是中華帝國走向衰落、中國的「內生現代性」發軔的時期，但在這個歷史時期的儒學中，程朱理學並不是「開新」的一派，而是「守成」的一派。[1] 所以，我對朱熹評價不高。

反之，我認為，董仲舒的歷史地位應該重新彰顯出來。不能按照宋明理學的思想觀念的框架去看董仲舒。他的思想怎麼會和宋明理學一樣呢？他的思想方法當然是不一樣的。你站在你的立場上去看他，他也可以反過來站在他的立場上去看你，這都是很主觀的，肯定是不對的。

所以，我認為，董仲舒之所以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不僅僅有現當代政治上的原因，還有學術本身的原因，就是學界關於董仲舒的研究方法是很成問題的。

二、應當怎樣給董仲舒思想的定位？

這裡我想講三點：第一，董仲舒思想的歷史地位；第二，董仲舒思想對於社會轉型的意義；第三，董仲舒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董仲舒思想的歷史地位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如何給董仲舒的思想做一個歷史的定位？

其前提是：我們要對中國歷史本身有一個歷史哲學的框架。這相當於說：如果你要給一個點定位，首先就必須建立一個坐標系，否則你沒法給它一個準確的描繪，說明這個點到底是什麼。我們看歷史人物同樣如此，你必須有一個歷史哲學的架構，一個坐標系。

在座的同學們可能比較熟悉的一個歷史哲學框架是這樣的：據說我們從原始社會到了奴隸社會，又到了封建社會，又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應該……等等。這個框架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學術界基本上不用這樣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的歷史了，因為這個框架說的是歐洲的事情，不是中國的事情。

中國的歷史，有可靠史料的歷史，從社會歷史形態的角度來講，曾經發生過第一次社會大轉型。這次社會轉型，簡單說，就是從「王權時代」轉向「皇權時代」。轉型以前，夏、商、周三代是王權時代，其基本生活方式是宗族生活方式。天下的政治結構，學界通常把它叫做「家-國-天下同構」。比如說，周武王把天下打下來了，分封諸侯，封的是誰呢？絕大多數都是姬姓宗族子弟。這意味著：天下的結構就是姬姓宗族的家庭結構。那麼，在眾多的諸侯國當中，有一國是周國，這是最大的宗主國，是由天子直轄的，這個國就是姬姓宗族的核心。所以大家看到，當時是「家-國-天下同構」，這個「同構」就是父系血緣家庭。《禮記·大學》講「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實就是這個邏輯。

但到了秦始皇的時候，中國社會轉型了。秦始皇為什麼叫「始皇帝」呢？就是說，在這之前，沒有這個意義上的「皇帝」，即沒有帝國時代的最高統治者。到了這個時候，天下的結構不再是「家-國-天下同構」了。比如說，皇帝要派一個大臣出去任職，這個大臣並不是他家的，不是他一個家族的人。這個時代不是一個「宗族」時代，而是一個「家族」時代。中華帝國兩千年，主要的社會鬥爭並不是什麼階級鬥爭，而是各大家族之間的鬥爭。你可以翻翻二十四史，這是很明白的。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型。

在王權列國時代和皇權帝國時代之間，有一個轉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伴隨著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大轉型的，是思想觀念的大轉型，也就是雅斯貝爾斯（K. T. Jaspers）所說的「軸心時期」（Axial Period）[2]。這個時期，諸子百家興起，儒家是其中的一家。儒家的學說最終取得了國家哲學的地位，這是在漢代才完成的，眾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特別想指出：儒家，從孔子開始，接下來是孟子、荀子等，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這個社會轉型階段，有這麼一個思想發展的基本趨向，那就是逐漸走向與歷史趨勢一致的方向，即從王權儒學轉向皇權儒學。例如《周禮》所說的「王」，其實已經不是王權時代的王，而是皇權時代的「皇」了。[3] 到了荀子，他著重論證的就是要建構一個帝國、或皇權專制的制度。但這個思想轉向的最終完成，其實是在董仲舒那裡。

我們知道，荀子作為大儒，培養了兩個學生。這兩個學生後來被歸入所謂「法家」。其中一個是李斯，他是個政治家、實踐家。荀子還培養了一個學生——韓非，是理論家。很多人說韓非是法家，和儒家沒關係；其實，韓非就是荀子的學生，怎麼會跟儒家毫無關係？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所謂「法家」和儒家的關係。[4] 韓非這樣的法家，其實就是從儒家中生長出來的。他順應了社會轉型的時代需要，即從列國時代轉向帝國時代這麼一個時代轉型的需要。所以我經常講，韓非是「中華帝國制度的總設計師」。

不過，韓非這個「總設計師」是要打折扣的，因為他的制度設計確實跟儒學的關係不大，而且僅僅是在學術上進行的紙上談兵，嚴格來講，秦始皇採取的很多政策措施，儘管和韓非的思想有相當大的吻合，但他未必是從韓非那裡學到的；再者，秦朝的帝國制度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很快就滅亡了。

儒家和政治權力的真正的雙向互動，是在漢代。在這之前，不論是荀子也好，韓非也好，他們思想上的建構主要是理論上的東西，並沒有真正落實到現實的制度安排上；或者說，當時社會轉型還沒有完成，現實的很多情況還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們的具體的制度設計是有很多問題的，不太適用。

整個帝國時代，真正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國家「基本法」、「憲法」的這麼一個東西，是漢代的東西，那就是《白虎通義》。《白虎通義》認為：「（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法。」[5]（《白虎通義·五經·孝經論語》）[6] 這裡「專制」是關鍵詞，這是皇權專制制度的自覺的理論表達。而《白虎通義》的「三綱六紀」，則是兩千年帝國制度的核心的制度安排。作為兩千年帝國制度的「大憲章」的《白虎通義》，特別是它的核心建構「三綱」，即大家很熟悉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那是皇權時代的倫理政治制度安排的一個根本性的東西。[7]

但《白虎通義》並不是一本「專著」，而是一個集體性的東西，相當於是一個御前會議的紀要；[8] 不僅如此，它的許多基本思想，特別是最核心的「三綱」思想，就是從董仲舒那裡來的。董仲舒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9]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型的思想理論建構，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安排上，最終真正完成這一工作的其實是董仲舒，可謂集大成者。反過來講，如果沒有董仲舒的倫理政治哲學，那麼，整個兩千年的皇權帝國制度，特別是它與儒學之間的關係，那是沒法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華帝國制度的總設計師」。

這就是我給董仲舒的一個歷史定位。

當然，董仲舒的思想，包括他的論證方式，在後儒看起來可能顯得比較粗疏，而且有過於濃厚的神學色彩，比如「天人感應」等。但不管怎樣，兩千年中華帝國的核心制度的總設計師就是董仲舒。這裡我要強調一下：中華帝國是我們中國人最值得驕傲的時代，到盛唐而達到顛峰狀態。當年你到長安去逛街，就相當於現在到紐約的時代廣場逛街那種感受，滿街都是外國人，非常開放，叫做「盛唐氣象」。

這是我想談的第一個問題：董仲舒是中華帝國核心制度的總設計師，這一點是誰也沒法替代的。

（二）董仲舒思想對於社會轉型的意義

第二個問題，董仲舒思想對於社會轉型的意義。我剛才提到了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型。諸位，我們現在正處在中國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之中，這次轉型還沒有完成。第一次大轉型是從「王權社會」轉向「皇權社會」；我們現在是從「皇權社會」轉向「民權社會」，即轉向一個現代性的社會，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都在發生轉變。

這裡我想強調一點：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現代化——走向現代性，其實並不是西方強加給我們的，而是我們自己的「內生現代性」[10]。這個轉換過程很早就發軔了，可以追溯到宋代。[11] 我剛講了，唐宋之際是中華帝國時代的一個轉折點。在那之前是帝國的上升時期；在那之後是帝國的下行時期，並開始出現「內生現代性」現象。這是因為：現代化有一個特點，就是伴隨著城市化；而城市化就意味著出現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必定在觀念形態上有所反映，在民俗、文學藝術、宗教、哲學上有所表現，這就是伴隨著社會轉型的觀念轉型，即思想觀念的現代化。

這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12]，需要儒家、中國的思想家做出新時代的理論建構，包括形上學的建構和形下學、如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建構。這個工作早已啟動了，這裡僅就近代以來的情況而論，經過洋務儒學、維新儒學、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一直到今天21世紀的大陸新儒學（包括我自己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跟董仲舒有密切的關係。這是方法論方面的問題。我們注意到：儘管董仲舒當時要建構的是帝國制度，而我們今天所要建構的並不是古代帝國制度，但兩者在方法上卻存在著某種不約而同的做法。

我先說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康有為。對康有為的研究，最近兩年在中國大陸非常熱火。為什麼呢？康有為當年搞維新變法，作為政治活動是失敗了；但他建構的那一套理論，其基本的進路，直到今天也不可超越。細節問題，我們暫且不談。他的基本理路，說起來也簡單，就是：通過重新詮釋儒學，而與現代性的精神接榫，由此來建構現代性的形上學和現代性的形下學——現代性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

康有為的做法，在儒學內部，就是採用了一種方法論——公羊學的方法。這就跟董仲舒有關了。眾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學的第一號大師。他當年之所以能夠在思想理論上完成第一次大轉型的歷史使命，靠的就是公羊學的方法。歷史非常驚人的相似，不約而同，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我們的「內生現代性」的思想轉型，也是從公羊學開始的。這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常州學派，就是庄存與﹑劉逢祿等人的公羊學；接下來是龔自珍、魏源等人；再接下來是我們四川的廖平的公羊學。康有為不過是從廖平那裡學了一點皮毛，就非常厲害了，搞出了《孔子改制考》等一整套的現代性的制度設計。現在到了21世紀，大陸新儒家當中一部分人也非常重視公羊學，最典型的就是蔣慶的《公羊學引論》[13]。總之，中國思想觀念的第二次大轉型，與公羊學的方法論有密切的關係。而談到公羊學的方法論，不能不追溯到董仲舒。所以，得好好研究董仲舒的公羊學，從哲學方法論的層面上進行研究。

我剛才講了兩點，第一點講的是董仲舒對帝國制度建構的理論貢獻，第二點講的是他的超越時空、超越歷史時代的普遍性方法論——公羊學的方法論的意義。

（三）董仲舒思想的當代價值

第三，在前面兩點分析的基礎上，我來講講董仲舒思想的當代價值。

我還是先建立一個歷史坐標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縱觀世界各國、而不僅僅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會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國民財富原始積累、「經濟騰飛」的階段，各國採取的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治哲學所講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制度，不論先發國家、還是後發國家都是如此。威權主義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先發國家，也就是最早發展起來的「列強」，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的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政治制度是什麼？君主制度。英國、法國、德國無一例外。例如英國的都鐸王朝、斯圖亞特王朝、漢諾威王朝，其間還有克倫威爾的軍事獨裁；法國除了血腥的雅各賓專政，就是波拿巴王朝的第一帝國（拿破倫帝國），隨後的奧爾良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國；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擔任首相的普魯士王國、德意志帝國，以及薩克森王國、符騰堡王國等。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君主制度其實不是古代的、前現代的制度，而恰恰是現代化第一個階段、走向現代性的制度。一些人經常覺得很困惑：馬基雅維利寫《君主論》，鼓吹君主專制，為什麼大家一致認為他是「現代性的精神之父」呢？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這是現代化第一階段的必然現象。

後發國家有所不同，但也是威權主義。具體說，到了20世紀，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包括社會主義運動。觀察這些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你會發現，他們所採取的儘管不完全是君主制度，還有黨國制度、軍事獨裁等，但統統都是威權主義的制度。

這是我想解釋的一點：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必定是威權制度。當然，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國民財富原始積累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後，接下來就是現代化的第二階段——民主化。這也是全球範圍內的普遍現象、普遍規律。但這不是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這裡討論威權主義的歷史意義。

那麼，這和董仲舒有什麼關係呢？回到我剛講的第一點，董仲舒的哲學所論證的，其實是「古代的威權制度」。威權制度雖然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但它和古代的君主制度有一個基本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中央集權主義。董仲舒所強調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其實也是一種威權主義：「屈民而伸君」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制度設計；而「屈君而伸天」則是這種制度設計的形上學的根據。於是你會發現：董仲舒的哲學，包括他的形上學和形下學，對於我們當下的中國政治，具有極強的可參照性。而這一點，所有研究中國哲學、包括研究董仲舒哲學的學者都還沒有明確意識到。

這個問題，我尤其想對德州地區的學者說一說，因為這裡是董仲舒的家鄉。我覺得，在宣傳董仲舒這件事情上，你們在「硬體」上已經做得非常到位了，下一步要好好地做一做「軟體」方面的工作。而我覺得，最大的「軟體」就在這兒：董仲舒的哲學對威權主義的論證具有何種現代價值？這是因為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也是一種威權主義，但還沒有找到意識形態的新的話語；雖然開始重視儒學，但其實還沒有找到恰當的表達方式。那麼，董仲舒的學說或許可以給出一些啟示。這是我想獻給德州地區的同仁們的一條建議。

謝謝！

[1] 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

[2] 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3] 參見黃玉順：《「周禮」現代價值究竟何在——〈周禮〉社會正義觀念詮釋》，《學術界》2011年第6期。

[4] 黃玉順：《仁愛以制禮，正義以變法：從〈商君書〉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淵源及其變異》，《哲學動態》2010年第5期。

[5] 原文作「欲專制正」，陳立《白虎通疏證》說：「盧云：『「正」下當有「法」字。』」

[6] 班固等編：《白虎通義》，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4年版。

[7] 參見黃玉順：《大漢帝國的正義觀念及其現代啟示——〈白虎通義〉之「義」的詮釋》，《齊魯學刊》2008年第6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哲學》2009年第1期全文轉載。

[8] 見《後漢書·章帝紀》，中華書局1965年版。

[9]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 參見黃玉順《從「西學東漸」到「中學西進」——當代中國哲學學者的歷史使命》（《學術月刊》2012年11月號）、《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關於「內生現代性」的論述。

[11] 參見吳鉤：《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2] 李鴻章：光緒元年《因台灣事變籌畫海防折》。轉引自梁啟超：《李鴻章傳》，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六章。

[13] 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