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胡可先：論宋末的杜詩學

　　 　　一、宋代理學與杜詩學

　　 杜詩學在有宋一代成為顯學，這和趙宋的政治與文化密切相關。宋代的文化精神與唐代大相徑庭，杜甫所生活的唐代，以其政治的開明，思想的解放，國力的強盛，武功的顯赫著稱於世，其文化精神表現為氣象恢宏。唐人那涵蓋宇宙的胸懷並不容某種思想有獨尊的地位，因而貫穿唐代的思想是儒、釋、道三種。分別作為三種思想在詩壇上的代表是李白、杜甫、王維，他們的地位始終分庭抗禮。李杜優劣論肇始於唐代，僅在二人逝世後幾十年。因此杜詩在唐代雖逐漸受到重視，但還沒有得到大力的宏揚而成為顯學。

　　 宋代國力貧弱，與唐代的恢宏氣派不可同日而語，然其思維方式的大膽深沉造成了文化意蘊的博大精深。陳寅恪先生曾對宋代文化作了極高的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金明館叢稿二編》245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調查報告》）杜詩學的發展，就是與宋代思想文化密切相關。我們以往研究杜詩學，多從宋代杜詩的整理、注釋以及宋人如何學杜入手，而忽視了宋代杜詩學的思想意蘊與文化精神，特別是理學的影響。因理學對宋末杜詩學影響極大，故本節勾勒其發展過程，以作為論述基礎。

　　 梁啟超把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考據學概括為中國歷史上四大文化思潮。理學是對儒學的弘揚與發展。漢朝皇帝認識到詩書禮義治天下的重要，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經師碩儒窮研經典，盛行章句之學，雖儒學獨尊，而經師碩儒本人則未見受到特別尊重。這種以箋注為主的章句之學，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沒有大的改變。然而，唐代儒學、佛學、道教三種思想相互衝擊與相互融合，生產力的發展與人們思想的極度活躍，也必然給儒學的發展帶來契機，加以唐代那種波瀾壯闊的氣象，其光輝無疑會映射到各個領域，而絕不會汲汲於某種學術思想的完成，這種粗線條發展的，富有激情的，浪漫的，詩一般的時代雖然蘊涵著理學的某些淵源，但理學的興盛與完成要待之於善於思考的宋代。

　　 宋代的理學家，在趙宋文化極大發展時，以開闢思想基地，重建儒家的人文精神為己任，提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的理想，因而儒家的章句之學一變而為義理之學，後由朱熹集其大成，至理宗時真德秀、魏了翁之倡導，確立了思想統治的地位。中國的學術是複雜多樣、眾采紛呈的，但宋儒開創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理學傳統，無疑是中國主流學術的支柱之一。

　　 理學的發展給杜詩學的興盛帶來了契機，也使杜詩學發生異化。

　　 張載所提出的理學家的理想與杜詩的思想精神有一致之處。杜甫的一生，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為己任，憂國憂民，忠君愛物，無時無刻不期望著天下的太平。但與理學家不同的是，杜甫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是一種印象的感受與激情的想像，是盛情的迸發而非理性的體悟，這是盛唐精神的具體表現。而張載的學說則是一種體系，他的目的是開闢思想基地，建立精神殿堂，聲稱發明「聖人千載不傳之奧」，以代聖人立言自居。

　　 總體上說，理學家以明道為宗，視詩以為小技，甚而否定學詩，包括學杜詩。理學家的代表人物程頤在《二程語錄》卷十一中說：

　　 或問：「學詩可否？」

　　 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個字。』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

　　 北宋理學家固執而偏頗，為明道而排斥詩歌，杜詩在他們的心目中，地位不太高。到了南宋，理學的地位不斷鞏固，理學家對文學也由排斥轉向兼容，在論道之餘，也論及詩歌，杜詩也就成為他們論詩的重要對象。唐人論杜重功利，重性情，而宋代理學家論杜則重學問，重修養，重義理，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論詩文字也不少。《朱文公集》卷三五《答劉子澄書》：

　　 文章猶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編，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抉擇。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奧澀難讀，恐非啟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強調杜子美詩之「喜諷詠，易入心」，把論詩引入了理學之途，詩與道、義可以融為一體，「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為而撫世哉！」朱熹在述說此段話以後，進一步說：「杜子美亦云：『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朱文公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很明顯，他不是從杜詩本身解釋杜詩，而把杜詩與儒家的道義聯繫在一起，對杜詩進行發揮。他在《答鞏仲至書》中，稱「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朱文公集》卷六四）他所推尊的五君子為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因為他們「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磊磊落落而不可者也。」（《朱文公集》卷七五《王梅溪文集序》）又其《跋杜工部同谷七歌》稱：「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朱文公集》卷八四）他認為「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文公集》卷八四《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朱熹所論杜詩，雖側面有所不同，但其指歸則一，本於道義，入於理性，不局限於用事造語，這與江西詩派論杜但求字句出處，學杜刻意繩削摹仿者大異其趣，也與北宋理學家們排斥貶損文學有所不同，表明了隨著理學的發展與完善，將把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納入自己的軌道。他把杜詩從求字句來歷中解放出來，但也走向了另一種弊端，以論道代替論詩，以義理代替情感。可以說，理學的發展與興盛，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杜詩學的異化。

　　 以朱熹為首的理學家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聚徒講學，在朝野形成了很大的理學勢力。因其極力排斥功利主張，存理滅欲，受到了一些朝廷官員的敵視。慶元年間，以韓侂胄為首的官員視理學為「偽學」。因此在朱熹之前，理學雖不斷發展興盛，但在政治上並沒有形成勢力，思想上也未占統治地位。

　　 「慶元學案」十餘年後，真德秀、魏了翁積極倡導，理學才真正確立了思想統治的地位。真、魏二人，崇理尊心，推尊理學，目的是轉移風習，拯救時弊，故其論詩更將其納入儒道。真德秀《跋余干陳君集杜詩》說：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以逢其原者，不能到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六）魏了翁《古郫徐君詩史字韻序》說：

　　 詩以吟詠性情為主，不以聲韻為工；以聲韻為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迨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以險易定能否，以抉擿前志為該洽，以破碎大體為新奇，轉失詩人之旨，重以纂類之書充廚茶几，而為士者乏體習持養之功，滋欲速好徑之病，流風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郫徐君乃取杜少陵詩史，分韻摘句，為《字韻》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為無助矣，然余猶願徐君之玩心於六經，如其所篤意於詩史，則沈潛乎義理，奮發乎文章，不但如日今所見而已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魏了翁這段話論述了詩歌的功用與旨歸，批評了徒以聲韻，一味追求新奇的嬌柔險怪之作，對徐君《詩史字韻》之重小道而失大旨也略有微詞，更希望其「玩心於六經」，「篤意於詩史」，「沈潛乎義理」，「奮發乎文章」，這樣才能避免晉宋以來之陋習。真德秀要人們讀經如詩杜詩一樣耳順心得，可見其論詩的理學精神。

　　 當然理學家沈潛學問，致力理學殿堂的建構，即使偶然論詩亦為其餘事，且以學問論詩，以儒學的道德標準作為評詩，特別是評杜詩的標準，未免失之偏頗。但是到宋末，理學已經成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所接受的思想，宋末的整個文化都已被納入了理學的範圍，杜詩學無疑也包含著某些理學意蘊。

　　 然而在宋末，理學確立了統治地位，以此指導社會生活，統攝文化藝術，範圍思想學術，則又迂腐空疏不切世用。朝廷偏安一隅，危亡在即，而真魏參政，大講義理修養，「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第一義」，以致於當時俚語有「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麵」之譏（宋周密《癸辛雜識》）。古今論者皆以為宋末奸臣誤國，其實理學也在誤國。然而這些理學家居官剛正，人品正直，頗為士人景仰，且不久宋亡，遺民往往以道德修養、人品氣節相砥礪，杜詩的憂國憂民精神，更進一步與理學的「正心修身」「物慾消盡，純乎義理」，以維護封建綱常秩序融合在一起。因此杜詩的精神，在遺民中得到極大的發揚。

　　 　　二、南宋遺民的杜詩學

　　 遺民有兩種解釋，一指亡國之民，二指改朝換代後不仕新朝的人。遺民起源很早，《藝文類聚》卷七漢杜篤《首陽山賦》：「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也。』」二老即伯夷、叔齊。據《史記·伯夷列傳》記載，武王平定殷亂後，天下歸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居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飢餓將死的時候，作歌說：「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於是餓死於首陽山。

　　 遺民每代都有，「大抵古今以來，一代之興，必有名世佐樹偉績於當時，一代之末，有捐驅赴義之人揚忠烈於後世，而其守貞特立，厲苦節以終其身，或深潛岩穴，餐菊飲蘭，或蝸廬土室，偃仰嘯歌，或荷衣籜冠，長鏟短鐮，甘作種瓜叟，亦有韋布介士，負薪拾穗，行吟野處，要皆畾砢抱志節，非苟且聊爾人也，豈可與草亡木卒同其凋謝者哉！」（黃容《明遺民錄自序》）因為有伯夷叔齊開其端緒，以後每一朝代都有或多或少的遺民，他們為了節義不事二姓，忠於故國。宋代，中國境內的矛盾異常複雜，這時的讀書人十分關心家國存亡的命運。南宋亡於異族入主中原，朝代更替與民族矛盾更交織在一起。宋代的遺民一方面忠於故國，同時又反抗民族壓迫、民族歧視，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正義與愛國的性質。正如洪亮吉在《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中說：「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

　　 因為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杜詩受到遺民的特別注意，杜詩的忠君愛國精神，得到遺民們心靈的呼應，杜詩的寫實筆法，成為他們效法的楷模。他們在矛盾衝突中或避世隱居時，讀杜詩，注杜詩，評點杜詩，以此作為精神寄託。杜詩精神在遺民中得到充分的發揚。其特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時代環境。杜詩在遺民中得到弘揚，與時代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杜甫處在唐代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身經安史之亂，顛沛流離。以胡人安祿山之背叛王室，雖未取得成功，但整個國家經歷安史之亂後已是滿目瘡痍。杜詩的巨大意義也就在於充滿了民族意識與正義感，他時時關注民族與國家的興亡，憂國憂民是他詩歌的主旋律。這種不世的際遇，到了南宋末年，又在遺民身上體現出來。他們面對著山河殘破，國破家亡，不免引出故國之痛，黍離之悲，林景熙《霽山集》卷五《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衢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歌頌沈，王風蔓草，繫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嗚其盛，然而猶有唐也。林景熙是宋遺民的代表人物，他讀馬靜山詩集有感而發，以為詩「繫於時矣」，以杜少陵詩感時觸景，雖經亂離而唐朝並未滅亡，而自己身處異朝，國破家亡之痛，填涌胸中，較杜少陵而過之。林景熙的論詩最重關合時世，他在《二薛先生文集序》中引葉適的話說：「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在詩人當中，他最推尊杜甫與陸遊，稱美杜詩「感時觸景」，「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又有《雜詠十首酬汪鎮卿》其五：

　　 子有憂世心，蒿然見眉睫。崇交擬昔人，西風寄三疊。作詩匪雕鎪，要與六義涉。臣甫再拜鵑，高風或可躡。肯作蟋蟀嗚，悲涼和秋葉。稱讚汪鎮卿（名鼎新）作詩有憂世之心。並明確指出作詩要羽翼六義，追蹤杜甫，抒寫憂世傷時的懷抱，反對無病呻吟的嬌揉之作。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宋朝末年，蒙古族入主中原，這樣造成的易姓改號激起遺民的義憤是亡國之痛。在元朝統治者入侵南下，蹂躪中原的時候，人民稀少，物力衰耗，道德淪喪，更是慘不忍睹。隨著元兵南下江南，使南宋皇帝六陵都遭受一場酷烈無比的巨大浩劫。元江南釋教總領楊璉真加將六陵盡行發掘，盜去金玉，將陵骨棄諸草莽，更有甚者，把宋理宗頭顱鋸開以為飲器。（《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三）這樣更激起遺民的亡天下之痛。因而這些遺民詩人追蹤杜甫，抒亡國之義憤，歌黍離之悲音，慷慨激憤，沉鬱悲壯，表現了堅強崇高的民族氣節。

　　 （二）詩史精神。南宋遺民面臨的是異族鐵騎的踐踏，這就無疑使他們想起唐時的安史之亂攪亂乾坤的殘酷情景，並對這場社會動亂中憂國憂民的「詩聖」杜甫產生了無限景仰之情。杜甫那種寫實的「詩史」精神，與遺民面臨的殘酷現實，對異族統治者的義憤得到了某種契合。杜甫的詩史精神在他們的詩文中得到了大力的發揚。有關宋遺民發揚杜甫的詩史精神，師兄方勇在他的博士論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中，已作了一些評述，所論皆切中肯綮。本文此段主要得之於方勇兄的啟發。

　　 上文說過，林景熙是南宋遺民詩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詩著眼於民族的不幸和個人的流離，因而對杜甫的忠君愛國思想和「詩史」精神高度認同。何夢桂《潛齋文集》卷五《永嘉林霽山詩序》說：「相望十年間，而士大夫聲詩，率一變而為窮苦愁怨之語，而吾霽山詩亦若此。世喪文邪，文喪世邪？古今以杜少陵詩為詩史，至其長篇短章橫鶩逸出者，多在流離奔走失意中得之。霽山詩僅見三十篇，其辭意皆婉娩凄惻，使人讀之，如異代遺黎及見渭南銅盤，長安金爵，有不動其心者哉！（略）吾是以重有感於霽山之詩者也，吾是以重有感於詩之變也。」又元章祖程《注白石樵唱》說：「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為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林景熙的詩飽醮著血淚與激情，記錄下宋元易代時的民族災難與家國興亡的苦痛，表現對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正如他推崇陸遊一樣：「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霽山集》卷五《王修竹詩集序》）

　　 清人賀裳在《載酒園詩話》中說：「嘗嘆詩法壞而宋衰，宋垂亡詩道反振，真咄咄怪事！讀林景熙詩，真令心眼一開。」宋元易代之際，林景熙、謝翱、舒岳祥、謝枋得、汪元量、劉辰翁、鄭思肖等，確使詩壇重放光彩。舒岳祥《題淵少白詩》稱：「燕騎紛紛塵暗天，少陵詩史在眼前。」自謂「平生欲學杜，飄泊始成真。」（《九月朔晨起憶故園晚易》）謝枋得的詩大多寫於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同蒙古族統治者進行殊死鬥爭時，很多詩通過對故國懷念，表達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與貧賤不移的崇高品質。這與他學習杜甫的詩史精神密切相關。平生「愛誦杜陵詩」，認為「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深者五十篇為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選體、七言古風、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疊山集》卷五《與劉秀岩論詩》）汪元量身經亂離後，時人李珏《書汪水雲詩後》稱：「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難愁嘆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略）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因此，宋末詩歌的興盛，除時代環境外，繼承與發揚杜詩的「詩史」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三、理學砥礪。宋末遺民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他們以氣節義理自礪，眷戀故國，不與新朝合作，這種風氣超越前代，下啟明代遺民。推原其因，固然非常複雜，但宋代理學的砥礪則是不容忽視的。理學繼承了儒學的傳統，引導人們走向高尚的精神生活，其具體辦法就是學聖人。聖人是道德、倫理、智慧等方面最完美的典型，人要向聖人學習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這樣就必須排除功利之心，一切以道德至上為基準。因其來源於儒學，儒家倫理綱常就是理學所提倡的主要內容，理學與儒學一樣，提倡君臣、父子、夫妻的人倫關係規範。「理學的實質是把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道德規範歸源於某種神秘的精神力量的安排和創造，用一種非人格化的、精神性的『天理』來論證封建等級循序和道德規範的合理性與永恆性。」（侯外廬《宋明理學史》10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尤其到了真德秀、魏了翁的時候，理學佔了統治地位，規範了人們的思想，正直的人以氣節操守相砥礪。南宋接近滅亡的時候，他們竭力抨擊權奸誤國的罪行，要求建立安定的社會秩序；南宋滅亡以後，他們又非常重視民族氣節，不事二朝，面對元朝統治者的利誘，他們或殉國，或退隱，即使作文吟詩，亦僅書甲子而不書年號。這種在國家危亡關頭表現出來的救治要求與氣節砥礪，是儒家思想對士人影響的結果，也是南宋王朝末年以理學規範的政治性格對士人精神的塑造。正因如此，南宋遺民的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他們的文學精神也與前朝後代迥然不同。

　　 在這種全國上下以理學精神、儒家綱常倫理相砥礪的環境下，杜詩的忠君愛國精神當然得到士人們心靈的響應。牟巘《陵陽集》卷十二《張仲實詩稿序》稱：「余尤善其《遣興》一首，善推跡原本，有關倫紀，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出入少陵。」則其詩可稱道者一是有關倫常紀綱，二是感於時代，故其能出入少陵。姚勉《雪坡舍人集》卷十六《先賢八詠·杜甫吟詩》：「平生忠義心，一飯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願君堯舜唐。」

　　 然而，宋遺民這種詩史精神的弘揚與民族氣節的砥礪，又是以犧牲獨立的人格個性為代價的。人類思想的發展，長期處於個性人格的獨立與群體人格的認同的矛盾之中，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獨立人格的發展是思想史中的順勢潮流。從這個角度對宋朝末年的思想加以審視，則理學範圍了人們的思想，使整個文化倫常綱紀趨於認同，而要達到的最高境界是「存天理，滅人慾」。影響到士人的思想與行為，在宋亡以前，表現為儒生救國，宋亡以後，則更多的是遺民哀怨。他們懷念故國，不仕新朝，而又無所作為。這種群體性格的認同，再加上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歷史特點，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思想發展的桎梏。值得重視的是，儘管理學使得遺民們在氣節方面相砥礪，而在詩歌創作方面因他們的境遇，頗能道出真情實感，論杜詩也不局限於封建倫常方面。因此我們可以說，理學使得杜詩學產生某些異化，而遺民又使杜詩學得以回歸與進步。

　　 　　三、再論南宋遺民的杜詩學

　　 我們從總體上分析、宏觀上把握南宋遺民的杜詩學，可以看出宋代思想發展對遺民影響的必然性，宋末的大文化氛圍對遺民心靈的陶鑄以及這些方面與杜詩學發展的關係。從微觀上考察南宋遺民的杜詩學，更能較為公正地評價具有代表性遺民詩人的成就和地位以及杜詩學的客觀發展情況。本節重點論述劉辰翁與文天祥的杜詩學。

　　 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吉州廬陵人。少登陸九淵之門，補太學生。理宗景定三年(1262)應進士舉，廷試對策觸犯權奸賈似道，置丙第。以親老，從教於贛州濂溪書院。復受辟於愛國士大夫江萬里幕府。恭帝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勤王，劉辰翁短期參加其江西幕府，進行抗元鬥爭。宋亡後，隱居於故鄉廬陵山中，專門從事著述。劉辰翁著作頗多，不少已散佚，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有《須溪集》十卷，又有《須溪四景詩》等。詞有《須溪詞》三卷。辰翁的早年所作，主要寫自己的事業、抱負、性情、心志與襟懷，抨擊權奸誤國的罪行，入元後所作，大多抒寫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辰翁所處的時代、個人的經歷、才學等因素，使他對杜詩學貢獻很大，是宋末杜詩研究的一大家，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評論杜詩。辰翁評杜詩，首先從時代著眼，他在《連百正詩序》中說：「子美在開元，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其間惟陷鄜數月。後來流落，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異。若石壕、新安之睹記，彭衙、桔柏之崎嶇，則意者造物托之子美，此以人間不免，而又適有能言者，載而傳之萬年，是豈不亦有數哉？不然，生開元、天寶間，有是作否？故曰：時也，非命也。」《贈胡聖則序》云：「子美平生流落，拔足鄜塵，丐拾為資，起浣花草堂，三年而後成；成數月，為秋風所破，不知嘗復完葺與否？而飄之江上，避地愈遠，從瀼西、徙浣花，各三宿桑下而去否？今過客耳。身生太平恨晚，生亂離又恨早，居今憐子美，亦羨子美。」（《須溪集》卷六）《題宋同野編杜詩》：「子美古今窮人，而倉卒患難所遇猶若此，予非以其窮為可願，所遇為可羨也。以子美為可願可羨，則所遭又可知也。」他以杜甫之一生展轉流離，飄泊江上，而時刻繫念國家，憂心生黎為可願可羨，蓋其所處時代與杜甫有合拍之處，而其身歷易代之悲又與杜甫歷經動亂之感達成共鳴。他曾嘆息說「天下能讀杜詩者幾人」，蓋其乃真能理解杜詩者。

　　 二、評點杜詩。劉辰翁是宋末評點杜詩的一大家，前人對其批點杜詩頗有異詞，如四庫館臣說「辰翁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大傷佻巧。其所批點如《杜甫集》（略）今尚有傳本。大率破碎纖仄，無裨後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須溪集》提要）又卷一五○指斥辰翁「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顧極稱之，好惡之諂，殆不可解」。這種說法實則未得劉辰翁評杜之精髓。據辰翁之子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九《刻長吉詩序》：「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丑避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於諸家。」乙丑為德祐元年，是時江西一帶已為元兵佔領，故相江萬里殉國，故辰翁避地山中，而批點李長吉詩。數月後宋朝即滅亡。批點杜詩蓋在宋亡之後。其用意亦為「紓思寄懷」、「留眼目開後來」，非如四庫館臣所言「破碎纖仄，無裨後學」。

　　 辰翁有《杜工部詩集評》二十卷等十餘種，「其所評點，範圍見廣，宏富精審，別出手眼，實開我國古文論，特別是小說評點派之先河」（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六章《季宋評點批評家劉辰翁》）。劉將孫說：「先君子須溪先生每浩嘆學詩者各自為宗，無能讀杜詩者，類尊丘垤而惡睹崑崙。平生屢看杜集，既選為《興觀》，他評註尚多，批點皆各有意，非但謂其佳而已。」劉辰翁對杜詩學之貢獻在於繼宋代收集整理杜詩、集注杜詩、編年杜詩、分類杜詩之後，又興起評點杜詩一派，且劉之評點，多有真知灼見、一語中的之處。

　　 劉辰翁評當時人的詩，也經常與杜詩比較。如汪元量《杭州雜詩和林石田》二十三首，劉辰翁批語：「此數詩，老杜《秦州》詩。」「雜老杜詩中不辨。」《錢塘歌》劉辰翁批：「此說脫老杜『顯慶年中越王作』，又超出。」汪元量身經亂離之後，對杜詩有了極其深刻的認識，自己作詩總結歷史教訓，抨擊權奸誤國的罪行，表達懷念故國的心聲，當時也被譽為「詩史」，劉辰翁的評語就是著眼於這一點。

　　 三、學習杜詩。劉辰翁對杜詩的評論來源於對杜詩的悉心體驗，他的文學創作也深受杜詩的影響，這與他刻意學杜有關。他的詩作，往往抒發故國之悲、人生之慨，「忠愛似子美，不悲而歌，不哭而痛也」（何屬乾《劉須溪先生紀鈔序》）。我們舉他的《蘭陵王·丁丑感懷和彭明叔韻》為例：

　　 雁歸北。渺渺茫茫似客。春湖裡，曾見去帆，誰遣江頭絮風息。千年記當日。難得。寬閑抱膝。興亡事，馬上飛花，看取斜陽照亭驛。哀拍。願歸骨。悵氈帳何匹，湩酪何食。相思青冢頭應白。想荒墳酹酒，過車回首，香魂攜手抱相泣。但青草無色。語絕。更愁極。漫一番青青，一番陳跡。瑤池黃竹哀離席。約八駿猶到，露桃重摘。金銅知道，忍去國，忍去國。公元1276年春，宋帝太后及嬪妃、百官被元將伯顏擄去燕京，次年即丁丑，彭明叔作《蘭陵王》詞，辰翁依韻和作。詞公三疊，第一疊寫對帝後被俘的奇恥大辱刻骨銘心，以至於後世的人永遠不會忘記。國家的敗亡如同春歸花謝，令人傷痛不已。第二疊寫宮人留於異域的巨大悲哀。第三疊感嘆宋帝再也不能重返故國。全詩抒寫亡國的慘痛，感人至深。這種詩詞作品，則是杜甫的詩史精神與當時的時代環境、個人遭遇相融合而產生出來的。

　　 文天祥(1236-1283)，初名雲孫，字天祥，以字行，改字履善，又字宋瑞，號文山，吉水（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寶祐四年(1256)狀元及第，授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歷除江西提刑。咸淳六年(1270)除軍器監，忤賈似道，罷歸家居。九年，除湖南提刑，差知贛州。德祐元年(1275)應詔勤王，組織義軍，入衛臨安。出知平江府。入拜簽書樞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出使元軍營中談判，被扣留。至鎮江得脫，歷盡艱險，後由海路南下，在福建堅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進兵江西。帝昺即位，授少保、信國公。不幸在廣東海豐北五坡嶺被俘，送往大都獄中幽囚數年。元統治者多次利誘，始終不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就義於柴市。

　　 文天祥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作品貫穿了愛國主義思想，且與忠君思想聯繫在一起。一曲《正氣歌》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詩句，激勵了後世多少有血性的男兒。他的詩歌創作受杜詩影響最大，他的許多作品繼承杜甫創作的優良傳統。最典型的是集杜詩為絕句二百首，又集杜詩為《胡笳十八拍》。其《集杜詩自序》稱：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為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文天祥對杜詩用力頗深，讀之甚熟，故其所集杜詩，很「切題意，情思連續，句句精美，打成一片」（沈雄《古今詞話》）。加以他的生活遭遇，尤其是在獄中的艱難處境，使他進一步體會杜詩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在心靈上產生共鳴，因而集杜詩而成情事真切、天然渾成的佳作。其集杜詩而詠事，範圍很廣：或抨擊權奸誤國的罪行，如《社稷第一》：「三百年宗廟社稷為賈似道一人所破壞，哀哉！南極連銅柱，煌煌太宗業。始謀誰其問，風雨秋一葉。」或描寫國勢之傾危，如《荊湖諸戍第六》：「長嘯下荊門，湖行速如鬼。門戶無人持，社稷堪流滋。」或表彰賢相，如《江丞相萬里》：「星折台衡地，斯文去矣休。湖光與天遠，屈注滄江流。」無論哪方面的作品，都感情深厚，文字貼切，寫來十分沉痛。

　　 集句詩這種體裁由來已久，《南齊書·文學傳》稱：「全借古語，用申今情，（略）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但「集句」之名稱始於宋代，這種體裁也在宋代興盛。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稍晚於王安石的孔平仲，還專集杜甫詩句，寫成了《集杜詩句贈孫元忠》一詩。但北宋以前的作品，大多將集句詩視為調侃戲謔之作，不是「無復佳語」（《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就是「以文章為戲」（高文虎《蓼花洲閑錄》引《金玉詩話》）。到了文天祥，才真正用集句的方式抒寫自己的懷抱，且專集杜句以寫成詩史，成為一種極為嚴肅的創作活動。他的集杜詩二百首，堪稱宋末社會的縮影，是一部難得的「詩史」。我們可以說，宋亡而杜詩學勃興，而又集中體現於劉辰翁與文天祥二人身上，劉以評點杜詩以暗寓自己的懷抱，文以集句杜詩描述一代詩史。

　　 除集杜詩外，他用杜詩集成的《胡笳十八拍》亦與此同一機杼，《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指南錄》三收《胡笳曲》，序稱：「庚辰中秋日，水雲慰余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略之。蓋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學琰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家，故書以遺之。」他的《讀杜詩》說：「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千載夔峽有詩在，一夜耒（原作采，誤）江如酒何！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這些都是宋末歷史與文天祥個人經歷的真實記錄，也是他真實感情的流露。因此，這些詩歌，氣勢滂沛，主題顯豁，充分表現了這位民族英雄艱苦卓絕、百折不撓的意志與忠心愛國、慷慨悲壯的民族氣節。

　　 　　四、江湖詩派的杜詩學

　　 江湖詩派是南宋後期一個獨特的詩派，杜詩對他們的影響沒有對宋遺民詩人影響那麼大，但比他們複雜得多。因此在論述宋遺民的杜詩學之後，再回過頭來描述一下江湖詩派的杜詩學。

　　 江湖詩派以臨安詩人陳起編印的《江湖集》而得名，是以當時江湖游士為主體的詩人群體。他們的規模不斷擴大，而在南宋後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江湖詩派的領袖劉克莊，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其主要人物劉過、姜夔、戴復古、方岳等人的創作對於南宋後期的詩壇也有重大的影響。關於江湖詩派的研究，胡念貽、費君清、胡明、葛兆光諸先生都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探析，而以友人張宏生先生的博士論文《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代表目前江湖詩派研究的最高水平。江湖詩派的諸多問題都能在該書中得到解決。本節只是從江湖詩派的杜詩學這個側面加以描述，有些方面受了《江湖詩派研究》的很多啟發。但時人還沒有在這方面作專門的論述，故本文對江湖詩派研究或可起到補闕的作用。

　　 南宋末年，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在詩壇影響極大。但他們的人員較為龐雜，雖詩風大體上有一致之處，然其文學思想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涉及到對杜詩的看法也是如此。先看他們對於杜詩的態度。

　　 劉克莊是在江湖詩派中論及杜詩最多的人，他的立論載於《後村大全集》中，尤其集中於《詩話》數卷之中。《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跋李賈縣尉詩卷》：「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在此則把杜詩推尊至無以復加的地位。他認為杜詩最偉大最能光耀千古者乃是顛沛流離時之作，「然杜公所以光焰萬丈、照耀古今，在於流離顛沛，不忘君父」（同上卷一○六）。此謂時代環境之影響。又曰：「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論其師友。《史記》、杜詩固高妙。然子長世掌太史，如董相、東方先生，皆同時相頡頏。子美自謂『吾祖詩冠古』，又與子昂、太白、岑參、高適諸詩人倡和，故能洗空萬古，自成一家。」（同上卷一○九《跋李子光詩卷》）此重詩歌之淵源。又言：「抑少陵有云：『吾祖詩冠古。』有云：『詩是吾家事。』其尊祖至矣。然少陵實兼風雅、騷、選、隋唐眾體，非不欲放他姓人。」（卷一一○《跋黃貢士詩卷）此謂杜詩除家世淵源外，更重文學淵源，轉益多師，以至眾體皆備。他不僅稱讚杜詩，更稱頌杜甫之人品，在《後村詩話後集》中說：「杜公為詩家宗祖，然於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略）晚見《舂陵行》，則云：『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至有秋月華星之褒。其接引後輩又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服善，今古一人而已。」

　　 方岳《秋崖先生小稿詩集》卷十《除夜》其二：「莫嫌工部太侵尋，老杜稱呼直到今。我但六年難改口，不知老杜更年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詩有出於風者，出於雅者，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一《杜甫祠》云：

　　 嗚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漲。文章萬丈光，不隨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堯舜上。時號弗我與，屹然抱微尚。干戈奔走蹤，道路饑寒狀。草中辨君臣，筆端誅將相。高吟比興體，力救風雅喪。如史數十篇，才氣一何壯。到今五百年，知公尚無恙。麒麟守高阡，貂蟬入畫像。一死不幾時，聲跡兩塵莽。何如耒陽三尺荒草墳，名如日月光天壤。可以看出，江湖詩派有一種普遍的尊杜傾向。不僅如此，他們之中的骨幹人物，雖以學晚唐為主，但也轉益多師，把杜詩作為自己學習的對象，如戴復古就是如此。故趙以夫序其詩集稱：「石屏本之東皋，又祖少陵。」姚鏞序稱：「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杜少陵也。」高斯得《恥堂存稿》卷八《次韻戴石屏見寄》：「投老安蓬戶，平生似草堂。」自註：「戴詩頗近子美。」他有不少詩歌體現了杜詩的特色。張宏生先生在論述戴詩時說：「更能體現戴氏學杜特色的，主要是其內涵，即對杜詩憂國傷時之情和沉鬱頓挫之風的接受。（《聞邊事》、《鄂渚煙波亭》）都寫得慷慨悲壯，憂思鬱結，在被折磨的心靈中，交織著希望和失望，語言亦復富有表現力，某些方面能得杜之風神。在那個時代，江湖詩派中不少人對杜甫十分推崇，但真正學杜而能略有所成如戴復古者，還是不多的。」（《江湖詩派研究》233頁）

　　 然而，宋朝後期，江湖詩派主要還是以宗法晚唐相矜尚，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六《韓隱君詩序》：「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袋，剗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竟起效顰，遂為晚唐體。」《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葦航漫遊稿》提要又說：「南宋末年，詩格日下。四靈一派，攄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颯之氣。」其宗尚晚唐，而詩格不如晚唐，詩風日益平淺俗易，以至於當時不少人即看出了此種弊端，如熊禾《勿軒集》卷一《題童竹澗詩集序》：「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牟巘《陵陽集》卷十四《潘善甫詩序》：「世之為晚唐者，不鍛煉以為工，則糟粕以為淡，刻鵠不成，詩道日替。」針對這種情況，即使是江湖詩派之中堅人物，也看出了這種弊端而設法拯救，他們的拯救方法就是學習杜詩，而轉變平弱的詩風，故戴復古詩稱：「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亂蟬無數噪斜陽。」但畢竟宗尚晚唐詩成為當時普遍流行的風尚，非一二人之力能轉變之，只有到公元1279年，蒙古人揮兵南下，推翻了歷時三百餘年的宋王朝，面對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異族入主中原，中國境內的漢族知識分子面臨著國破家亡的殘酷處境，心靈上受到了極大的創傷，更面臨著兩個艱巨的難題：入仕新朝為異族服務，還是選擇退隱而成為宋代遺民。士人集團也朝著這兩方面分化，入仕新朝者在文學上大多沒有多少建樹，對杜詩學的發展更無貢獻。而南宋遺民的詩歌創作卻大力繼承杜甫的詩史精神，杜詩在當時詩壇上大放異彩。對此前人往往以國家不幸詩家幸來概括，實則過於膚淺，他們的深層內涵需要進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