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寧在泰州開始了與張愛玲的緣分
朱西寧在泰州
開始了與張愛玲的緣分
朱西寧(1926-1998)著名作家。祖籍山東臨朐,從父輩起落戶江蘇宿遷。抗日戰爭爆發時,離開家鄉在泰州等地讀書。抗戰勝利後,進入杭州國立藝專深造。後投筆從戎,1949年去台灣。朱西寧自幼愛好文學,雖身在軍旅,卻能堅持寫作,在其長達5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出版長篇小說《貓》《畫夢記》《旱魃》《春風不相識》《獵狐記》《茶鄉》《華太平家傳》,小說集《大火炬的愛》《狼》《鐵漿》《破曉時分》《冶金者》《現在幾點鐘》《蛇》《春城無處不飛花》《將軍與我》《將軍令》《七對怨偶》《牛郎星宿》,散文集《日月長新花長生》《多少煙塵》《曲理篇》《微言篇》等30多部。他的創作題材廣泛、手法多變,亦有實驗性質的作品,長於描寫平民百姓的生活。朱西寧和妻子、日本文學翻譯家劉慕沙所育三女——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在文學事業上均有顯著成就,朱氏一家因此在台灣文壇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
2010年1月,「朱天文作品系列」之《黃金盟誓之書》由山東畫報出版社推出,書中的《記胡蘭成八書·獄中之書》,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文壇佳話:朱西寧在泰州開始了與張愛玲的緣分。
朱天文在《獄中之書》里寫道:「一九七一年上半,父親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小說部分,九十八位小說家,把張愛玲排第一位,並寫了文章表達崇敬。用典『萬古常空,一朝風月』,陳述距當時二十八年前,父親於隸屬揚子江下游游擊總指揮部的中學讀書,學校暫告解散後,在日軍佔領的縣城裡,叫做『新中央』的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部,接待和保護他們疏散的學生。他們每日念念國民英語,大部分時間是看《新聞報》、《中報》、《平報》副刊。總司令大鬍子李長江,傳說一字不識,卻交代其副官處,學生要讀什麼書買什麼書,城裡買不到的拍電報到上海訂購。上海正風行一種二十開本的方型文藝刊物,《萬象》、《春秋》等,女作家很多,有些表現大膽,讓他們初中生像讀性書一樣不好意思,手指夾在另幾頁後面隔著,若被好事的同學看到可趕緊翻過去滅跡。便是這時候,父親結識了令他一下子著魔起來的張愛玲。」
朱天文《獄中之書》里涉及父親朱西寧與張愛玲的文字,複述自朱西寧1971年寫就的長文《一朝風月二十八年——記啟蒙我和提升我的張愛玲先生》。這篇文章發表於當年的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朱西寧著《朱西寧隨筆》、《微言篇》皆收入此文:
被多少寫作的朋友公認為民國以來最傑出的一位文學大家──張愛玲先生,我是十分的相信在此間的絕大多數小說作家們當中,太可能我是最早的一個,那麼有緣的「結識」了她。
……二十八年前,我那時正在隸屬於揚子江下游游擊總指揮部的中學讀書。生活是苦得要命;能夠發狠買一塊大爐燒餅嚼嚼,便不知有多解饞,有多營養。但是因為很有風頭,又跟同班唯一的一個女生要好得極熱,那個春天真是濃濃的很是個春天的樣子。所以好端端的,半夜裡緊急集合,校方宣布……學校不得不暫告解散,真是叫人心碎欲死。
在日軍佔領的縣城裡,叫做「新中央」的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部,受命游擊總指揮部,接待和保護我們疏散的學生。生活好得很,但是住閑,不敢出營門一步,日軍整天向李長江要人。宿舍一側有棵蔽地半畝的老槐,時令已是初夏,我們每日就從早到晚盤桓在樹蔭里,有一搭沒一搭的念念「國民英語」,大部分時間是看《新聞報》、《中報》、《平報》副刊,對路易士(今之紀弦先生)的詩很有好感,還有《歇浦新潮》連載小說。那個諸處都在學著總指揮的李長江,也留著大鬍子,傳說一個字不識,但卻交待他的副官處,我們要讀什麼書,就買什麼書,城裡買不到的就拍電報到上海去訂購。
那時上海正流行著一種二十開本的方型文藝刊物,《萬象》、《春秋》等等,厚度、形式,連風格、執筆的作家,都幾乎相同。女作家好像很猖獗,蘇青、柳黛、白玉薇、華北的梅娘等,有些表現得很大膽,讓我們初中學生像讀性書一樣的不好意思,手指夾在另幾頁的後面隔著,準備隨時被好事的同學注意到,好能趕緊翻過去滅跡。
而就在這時,我結識了令人一下子就著魔起來的張愛玲。
刊發張愛玲小說《心經》的1943年《萬象》雜誌
根據相關資料比照可知,朱西寧上文所記「隸屬於揚子江下游游擊總指揮部的中學」,當是抗日戰爭時期泰州遭陷後,由時敏中學(今江蘇省泰州中學)堅持抗日的師生轉移至近鄉葉甸、橫庄創辦的蘇北中學(今泰州市第二中學)。1943年因戰事迫近,學校只得解散了師生。
朱西寧從小愛讀書,喜歡文學,十來歲時他的文學鑒賞水平已明顯高於一起上學的同窗,並已開始了最初的文學創作。所以別開生面的張愛玲作品出現在他視野里,他自是如魚得水,一下子就潛入了張愛玲的文字河流,小城泰州的兵慌馬亂,對他來說只是岸上的風雨。朱西寧接著寫道:
一個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困在那個軍營里近月,如果說唯一的企求是能出去走走,能再回到永遠那麼春天的水鄉,那末,張愛玲的世界夠我不再去紀念那片天地。即使這個不算小的,而且比起在鄉下的苦生活簡直可以說是在享受的軍營,會壞到像殘酷的納粹集中營那樣,我仍會因為得到張愛玲的世界,而不計一切。
從來我都不敢為我的記憶力自負過,但我深信我記得第一次是從她的《鴻鸞禧》走進她的世界──當然我不敢說定,是否應該說她是以《鴻鸞禧》走進我的世界。而且我更不敢說定,世界不世界的,有沒有沾到一點邊界,也都叫我自己懷疑。在英語的字彙里,壓根兒沒有「境界」這個名詞,要就用world來移譯它;這樣的話,越發不好說了。
鄉下一直在糜爛的打著仗,日軍乘勢下去夾擊游擊隊,李長江的部隊則抄到背後去側擊新四軍。在那片河流比道路還多還密的水鄉,真不知打成什麼樣的濫仗。學校複課無望了,暑假已經開始,李派人到鄉下總指揮部去請示回來,任我們要去哪裡,就把「少尉排長」的差假證開到哪裡,發給差旅費不算少的「儲備券」四百元。
朱西寧在這裡記述了泰州滄陷後的一段歷史。當時,國民黨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長江歸順日軍,總指揮李明揚則率部轉移泰州鄉下堅持敵後游擊戰爭。這期間戰事頻仍,作為學生的朱西寧只得懷揣著在泰州結緣的張愛玲作品往南京投親:
投奔到南京城裡的六姐家裡,被取笑做「有名無實的小漢奸」。來不及敘什麼舊,就有點少不更事,把拐帶的好幾本《萬象》等雜誌刊載的張愛玲小說,一本本翻給她,恨不能灌藥一樣的一下子統統給她灌進去。
在戰前,六姐用筆名「吉子」寫過一些詩和散文。她說「張愛玲」這個名子好使她倒胃。
真叫人掃興。當然不止是掃興,彷彿還被侮辱了。瞧著六姐只顧問長問短,只當作每一堆話間歇時的過門兒一樣,閑閑的掃一眼手裡的雜誌,重又不知有多好問的絮叨下去。然而她的眼睛亮了亮。那雙只在看電影才需戴鏡子的近視眼,似乎從不曾那樣的晶瑩過。她忙著垂下頭去,從那一刻起,恰與先前的情形反過來,輪到我問這問那,而她再也沒有功夫理會我了。
一直二十多年來,我都記得好清楚,「婁太太和親家太太和媳婦並坐在沙發上,平靜地伸出兩腿,看著自己的雪青襪子,卷到膝蓋底下。」六姐用指尖劃著那二行,叫我看,不住的嚷著:「怎麼這麼絕!怎麼這麼絕!……」一面不住的捶我,好像那是我寫的,惹她那樣啼笑皆非的抱怨起我來。而我也竟莫名其妙的感到一些滿足和不好意思,像真的就是我寫的什麼,受到她那樣激賞,歡喜得有些無地自容。
打那以後,我們姐弟倆成了一對徹底的「張fan」。整一個夏季,不斷的到處去搜集張愛玲的作品。想起在那棵老槐樹蔭底下,跟一個一個同學去推銷張愛玲,不用說沒有誰欣賞,就連一個能夠看得下去的都沒有,叫人喪氣至極。對於愛憎那麼強烈的六姐,簡直更是不可想像的一種荒誕。「會有那種人!不如瞎了算了。」
朱西寧對張愛玲作品的迷戀可謂無以復加,之後「負笈皖東地區的小後方……生活苦和不得出風頭的平庸,卻因擁有了張愛玲的世界而活得很有情趣……」:
在南京的六姐,只要有張愛玲的新作品發表,不論小說還是散文,總是剪下寄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六姐寫信來說,日本東京舉行「亞洲文學者大會」,菲律賓、印度、暹邏、安南、緬甸、上海和北平,都參加了大批的作家,但是上海的作家只有張愛玲拒絕出席。這件事使我在作品之外,認識了張愛玲的人格,在全國那樣子氣候的時期里,民族至上的意識幾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不用說,大義凜然的張愛玲造像,高高的矗立起來,我是那樣的仰視著她,用文學和愛國主義兩種惹眼的彩石為她砌起一座大碑。
在這個時期,以張愛玲的作品,我是交結了一些朋友──不是那種泛泛的中學生式的友誼;能夠相共《金鎖記》、《傾城之戀》那樣深刻的世界,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投契,自然是不消說的。想起在那棵老槐樹蔭底下得不到分享這樣的世界的那種況味,我是發現教育程度多多少少還是有些關係的。
抗戰勝利後,朱西寧當過電影院的廣告師,並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習美術和音樂。1946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洋化》在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發表。這期間朱西寧對張愛玲的推崇也已擴展至整個家族:
張愛玲成了我們整個家族所愛的一個密友,即使尚在小學讀書的侄輩甥輩們,也都把張愛玲在戰後再版的《傳奇》和《流言》兩本專集爭來奪去。那兩本書已成為孩子們磨牙吵嘴的巴爾幹半島。也許主要的是沒有誰會看過一遍就可以放下,才以至於顯得這兩本書的讀者是那樣的擁擠。
《傳奇》的封面,棕紅的調子,工筆國畫但又有西洋透視的畫法,老派的中國室內陳設,五千年的古藏都凝聚在這個室內,而無表情的重壓下來,不留空白;彷彿裝作重壓下來的,不是它們的本意……《流言》的封面就另是一種調子了,全部純中國黃的底子,一個女人,分明是現代的女人,卻穿著清末民初中產階級的服式,過膝的半襖子壓著五指寬雲頭滾邊,滾邊外另有一道伴隨著可配成「文武線」的窄滾邊……《流言》的本子很大,廿四開罷,裡面不時的插上與文字無關的作者的即興畫……談到畫,我不得不說,張愛玲給了我小說的啟蒙,而也在我學畫之前,給了我許多躍越的觀念,那麼早就認識了畢卡索,那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的時候……至於後期的提升著我,又豈止啟蒙而已。
朱西寧「已不能剋制自己」,他給張愛玲寫去一封「濃縮了千言萬語的慕情和祝賀」的信,這時張愛玲已遠赴美國。朱西寧在他第一部小說集《鐵漿》出版後,又托請作家聶華苓帶去美國轉贈張愛玲。朱西寧回憶道:
從她(張愛玲)的來信上,才知道她還居然一直留存著一個很深的印象,並且時與別人提起:在台灣,有一個小兵,從軍時的背包里只裝著僅僅的一本書,她的《傳奇》。後來在她贈我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的扉頁上,依然不忘掉題著:「給西寧: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那是一顆高不可及的大星,我不曾有過非分之想,會有一天,她的輻射的光耀里,有一道光芒,她竟是有意的照射了我。
朱西寧一家與胡蘭成合影。左起:胡蘭成、朱天文、朱天衣、劉慕沙、朱西寧、朱天心。
朱西寧次女朱天心和女婿唐諾近時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說:父親就像個傳教士一樣,不斷到大學講張愛玲,一次他在演講中提到了張愛玲,並順帶談起張愛玲的前夫胡蘭成,這時一個大學生爆料:胡蘭成現在就在台灣。聽到這個消息,後來父親就去找了胡蘭成。據說,他的想法倒也簡單,看不到張愛玲,能看看胡蘭成也好。
但朱西寧沒有想到,這一找,不但給自己找來了巨大的非議,最後連自己與張愛玲的交情,也由此了斷。
朱西寧在台灣內湖書房
朱西寧長女朱天文在《黃金盟誓之書》里寫道:父親將張愛玲題贈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拿給我,說「這本書很好,你可以看。」當時我並不知張愛玲是誰,沈從文是誰,既然父親說好,想必是好的……各種難以言喻的因素加起來,我立刻也成了張迷家族的一員。
朱西寧一家攝於台灣家中陽台。左起:朱天文、劉慕沙、朱天衣、朱西寧、朱天心。
如今,朱天文和朱天心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女作家,有評論說,她們姐妹倆重續了張愛玲半個世紀以來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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