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嚴來自高貴的心靈

轉載▼

沒查過詞典，但我以為我對「尊嚴」一詞的理解不會太離譜——所謂「尊嚴」，通俗地說，是一種被人尊重的權利。既然是「權利」那就人人擁有，教師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擁有權利和權利的實現是兩碼事。

一次在飛機上，和鄰座一名醫生閑聊。當他得知我是教師後，說：「我倆的職業都有兩個共同點——第一，都是和人打交道；第二，社會聲譽都不佳。」我笑了，心想「都和人打交道」並不準確，我每天面對的「人」充滿活力，你每天面對的「人」能和我比嗎？但他說醫生和教師的社會聲譽都不佳，我是同意的。平時聽聽周圍人的議論，打開報紙看看那些負面新聞，真是沒幾個說醫生好老師好的。相反有人把醫生、警察和老師相提並論比作不同的蛇——「白蛇」、「黑蛇」、「眼鏡蛇」！這說法當然既片面又偏激，但這三類職業的社會聲譽遠不如過去，這是不爭的事實。

可見，相當一部分（不是所有）教師和醫生、警察一樣，並沒有獲得普遍的社會尊重，雖然有被人尊重的權利確實上並不被尊重，擁有的權利並沒有廣泛實現，因此談不上「尊嚴」。儘管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宣傳「人民教師無上光榮」，還設立了「教師節」，但老百姓依然看不起一些老師。「尊重」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傾向，是無法強迫的。

我想，一門職業要受人尊重至少有三個原因：政治地位，經濟待遇，個人素養。且讓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民國時期我不了解，至少從我記事起，我就從我當老師的父母身上感覺到，教師這個行業並不是那麼「令人自豪」。原因還是從我剛才說的三方面去找。

1949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包括教師在內的知識分子被當做「改造對象」。「鎮反」「肅反」「反右」……每一次政治運動，教師無一例外都會被衝擊。到了「文革」，毛澤東公開宣布：「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毛澤東1966年5月7日致「林彪同志」的信（亦稱「五七指示」）中的原話，小時候我可是背的滾瓜爛熟的——無論大學還是中學小學，教師隊伍再次面臨劫難：侮辱、批鬥、毆打以至迫害致死的老師不計其數。成都市龍江路小學的特級教師袁麗華，因為不堪忍受曾經叫她「袁老師好」的天真無邪的孩子伴隨著著謾罵吐唾沫的批鬥，而飲恨自盡，年僅38歲！在我少年的記憶中，我親眼看見我的老師在被批鬥時慘遭毒打，從台下向他砸去的一塊石頭擊中他的頭部，鮮血一下子從額頭流下來，整個面部頃刻間成了鮮紅！當然並不是每一位教師都被批被斗被毒打，但在那個年代所有教師頭上都懸著一柄達摩克里斯劍，時時刻刻都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這是事實。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號：「臭老九」。如此「臭老九」，哪裡還有什麼「尊嚴」可言？

教師職業的經濟待遇不高，似乎自古而然。儘管老祖宗有「天地君親師」的排列，但到了明代便有了「九儒十丐」之說，教師的地位僅在乞丐至上。這裡當然更多的是指經濟狀況。當教師從來就不可能發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所以就有了「家有五斗糧，不當孩子王」的古訓。不過，在運行正常的社會，教師雖然不可能成為富翁，但生活充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現在已經有不少資料顯示，民國時期大學教授的收入是相當豐厚的，中小學教師的收入也絕不可能僅比乞丐好一點。即使50年代中前期，中學教師的收入也頗為可觀。我說這話是有依據的。我岳父50年代初便開始在中學任教，當時他一個人的工資要養活一家大小十幾口人，而且生活還算比較富裕。這在現在是不可想像的。但到了後來，教師的工資便漸漸衰落了。六十年代初，我的一個叔叔（父親的同事）平時在學校上課，周末則回到農村的家。一次回家前想給家裡老小買點吃的都沒錢，最後脫下自己的毛衣換了一個大南瓜帶回家！我從小就聽慣了「窮教書」的說法，卻從來沒有聽誰說過「窮當官的」。因此，便有了公社書記對小學老師說「你好好乾，以後我提拔你當售貨員」的真實笑話。

教師在舊時被人稱作「先生」，這個稱呼包含著人們對教師學識和人品的認可，或者說期待。過去，哪怕是一位鄉村小學的教師，都會被周圍的鄉親們視為一方神聖。因為「先生」就代表著學問。逢年過節，主持各種禮儀，大家都要去請「先生」。現在我們所熟知的許多大家乃至大師，年輕時都有過當小學老師的經歷。比如葉聖陶，當年師範畢業後，就是在蘇州郊外的甪直鎮以「小學老師」的身份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可以想像，當年學識淵博、人品高尚的葉聖陶會給孩子們怎樣的啟蒙？當然，葉聖陶是名人，可是我們完全還可以從大家熟知的魏巍《我的老師》中了解一位名叫「蔡芸芝」的普通小學老師對孩子心靈最初的滋潤。這樣的老師，是值得孩子們感恩一輩子的！寫到這裡，我不禁想，在現在的中小學中，究竟還有沒有葉聖陶這樣的大學問家？究竟有多少像蔡芸芝這樣充滿愛心的老師？孩子們每天見著我們都要叫「老師好」，但如果孩子僅僅是出自禮貌而不是發像魏巍對蔡芸芝老師那樣發自自內心的尊敬與感恩，這禮節性的「老師好」三個字是沒有多少尊嚴的含金量的。

好了，我們來看看，現在有的老師（注意，我一直說是「有的老師」而非全部老師）為什麼沒有尊嚴？

是政治地位依然低下嗎？當然不是。改革開放以來，教師作為一個群體已擺脫了政治上的歧視，一般情況下，更不可能無端遭受政治迫害。相反，「尊師重教」「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等口號已經寫進了黨和政府的各類文件。儘管有些口號並不見得就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了學校，落實到了教師身上，但毫無疑問，整個社會氛圍對教育和教師的重視，比起幾十年前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當然，就個體而言，也許還會有辱罵甚至毆打老師的現象，但就整體上說，教師在政治上已經翻身，這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吧！

是經濟待遇依然不高嗎？恐怕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是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教師的工資偏低，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教高三畢業班的時候，要動員學生報考師範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原因很多，但收入低是重要的一點。就在前幾年，在職教師辭職下海做生意的也不是個別。然而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隨著績效工資的落實，絕大多數教師的收入在當地應該還算過得去——當然，我們不能和大款富翁比。「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算中等水平吧，而且教師職業相對還比較穩定，收入自然也比較穩定。這也是近幾年師範院校出現報考熱的原因。現在每年大學生畢業，包括一些非師範專業的學生也紛紛參與學校招聘的競爭，經濟待遇絕對是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有的教師不被人尊敬，既然主要不是因為政治地位，也不是因為經濟待遇，那我們只有到教師個人素質上找原因了。按說教師也是「知識分子「，那麼知識分子應該有著怎樣的人格與學識？換句話說，我們就應以什麼去贏得社會的尊敬？

最近讀《南渡北歸》，我實在震驚於上世界上半葉知識分子的人格與學識。一邊讀我一邊想，當代知識分子和那一代知識分子在學識與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先說學識。

1924年清華學校（當時還不叫清華大學）擬辦國學研究院。校長曹雲祥邀請1917年因新文化運動而「暴得大名」的胡適擔任院長，胡適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辭。他認為，當時大師如雲，他算幾斤幾兩？曹雲祥說，院長你不願當，那就退而求其次，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吧！胡適依然覺得自己學問膚淺，哪敢冒充「國學導師」？

今天，稍微會說幾句論語孟子，加上年長一點，立馬就被媒體稱作「國學大師」，相比之下，胡適簡直就是「文化崑崙」了。但胡適當時很清醒，因為他怎麼也不能無視當時真正的學界泰斗的存在。他謙虛而真誠地對曹雲祥說：「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他還向曹雲祥推薦了幾位大師。

最後，根據胡適的推薦，曹雲祥正式聘請的「四大導師」是：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師們相比，說現在的我們簡直就是「文盲」一點都不誇張。從學問上說，我們現在究竟哪一點比前人強？想去想來，也就會點計算機操作，會點「愛瘋」「愛拍的」而已！

特別讓我感慨的是，那年頭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實學，而非虛名，更不輕信文憑。「四大導師」之中，只有趙元任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而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三位學貫中西，卻均無博士、碩士文憑。陳寅恪海外留學十幾年，分別在柏林、哈佛等歐美名校攻讀，卻終沒拿回一張博士文憑。

試看今天的中國，「博士」「碩士」何其多也！中學甚至小學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碩士也如過江之鯽湧入中學，但恕我直言，現在不少博士碩士其學問還不如民國時期的高中畢業生。

所以，我從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不是虛心，而是心虛。

再說人格。

上面所說的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指的是以「教授」的頭銜擔任導師的四位大師，其實，該院第一批導師是五位而不只是四位。還有一位叫李濟，但他是以「講師」的頭銜擔任導師的，所以便沒有進入「四大導師」之列。

這位李濟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師，他14歲考入清華學堂，18歲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在克拉克大學主攻心理學、社會學，後在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以《中國民族的形成》論文或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這是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那一年，李濟27歲。

學成之後，李濟毫不猶疑啟程回國。和若干年以後的許多留美中國學生不同，他想都沒有過「在美國發展」。在他的心中，有著成為學術大師的願望，卻沒有成為百萬富文的大亨或權勢顯赫的大官的追求。他一門心思想的是「新文化，科學救國，振興民族」。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抱負，而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若干年後，李濟這樣說：「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想在美國長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那時的留學生，都是在畢業之後回國的。他們在回國之後，選擇職業的時候，也沒有人考慮到賺多少錢和養家糊口的問題。我就是在當年這種留學風氣之下，選擇了我所喜愛的學科——人類學。」

渴望中國儘快崛起，這不但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強烈願望，也是他們的行動。他們清醒地看到了當時中國在各個方面與歐美的差距，並大膽地向西方學習。正是因為這種「強國夢」，梁啟超特意安排長子梁思成赴美學建築，安排次子梁思永學考古。這一安排，皆是為了讓當時不受中國學術界重視的冷僻專業，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成長、壯大，用梁啟超自己的話來說，是「為中華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領域爭一世界性名譽。」後來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學術貢獻證明，梁啟超的目的達到了，梁氏兄弟學成歸國後，分別成為自己專業學科中領一代風騷的宗師。他們贏得的，不只是梁氏家族的「風頭」，而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這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

讀《南渡北歸》，我真的自慚形穢，我甚至不敢對自己說「我是知識分子」。我甚至覺得，當代知識分子應該加個引號，為「知識分子」，意思是「所謂的」。

坦率地說，我現在對某些教授、院士，或者號稱「大師」的專家，實在不敢輕易尊敬。如今學術腐敗這麼猖獗，我怎麼只知道你的「教授」「院士」是怎麼來的？就算你在你所研究的專業上的確達到了某種高度，但人品的高度也上去了嗎？一個個西裝革履，油頭粉面，自以為有學問，趾高氣揚；但怎麼看也覺得像沒有文化的老闆。

過去講「道德文章」，這是一體的。而現在，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兩碼事！我曾經和一位教授接觸過，該教授在全國有數不清的粉絲，因為他的書很是受一線教師追捧，但他在房間里於我聊天的時候，大罵中小學一線的老師是「白痴」，而且言談舉止粗俗猥瑣，格調低下。當時我感到吃驚：這就是全國中小學老師心目中的偶像？如果老師們知道他們的偶像如此罵他們，該作何感想？

我再次想到——

和老一輩大師相比，我們連學者都算不上！

請問現在的中小學教師有幾個在業餘時間讀書的？有幾個教師家裡有藏書？除了教材和教參，還有多少人在讀教育學著作，讀教育專業著作，讀教學專業雜誌？對於國際國內富有影響的思想家的著述，包括人文知識分子的著作，他們閱讀了多少？他們有沒有比較寬闊的人文視野？對於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凝望了多少？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思考了多少？對於當下中國社會和民眾的生活，以及各種暗流洶湧的思潮，又關注了多少？畢業於師範大學中文系的中小學語文教師，是否能夠寫一手還算說得過去的文章？當他要求學生背誦古典詩詞的時候，他是否能夠背誦？有一次，我到某大學中文系去招老師，系主任給我推薦了幾位「高材生」，面試時，我只出了一道題：「請背誦一首你能夠背的最長的古典詩詞。」結果幾位「高材生」面面相覷，繼而面紅耳赤。最後一個男生紅著臉背了一首「床前明月光」！曾有媒體報道，某著名高校中文系有學生考試寫作文時，因寫不起某些常用漢字而改用拼音表達！還有一個學生因為不會寫「鑰匙」二字，竟然用「key」代替！以前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題詞，覺得那一代人的字寫得實在是好，包括文化程度相對不高的彭德懷，也寫得一手好字。可現在，隨便你到哪所學校去聽課，有幾位老師板書的字跡能夠說漂亮？當學生家長看著孩子作業本上老師那蚯蚓爬行似的批語時，他怎麼會對老師肅然起敬？

現在，接受家長送禮請吃，儼然已經是一些老師的「潛規則」了。我就親耳聽一位老師說：「靠山吃山嘛，我們當教師的，也就靠這個了！比起那些巨貪，我們收點禮算什麼？」可怕的不是老師收禮，而是老師收禮之後的心安理得，他覺得這是正常的！其實，家長給老師送禮，恰恰是對教師這個職業的蔑視——送點禮就把「老師」搞掂了！家長當面對我們說奉承話，心裡卻在罵我們呢！所謂「進門拜三拜，出門罵三代」！我認識的一位小學老師，因為拒絕收家長的禮而在學校成為「另類」，頗為「孤立」。但她說：「我守住了自己的底線，心裡踏實。因為我不欠任何家長的情，所以我在教育處理學生的時候，敢於向任何家長說不！我有這個底氣！」有一次，一個學生的母親給這位老師送禮被退回後，孩子的家長理解了老師的真誠，很是感動。她對老師說：「其實每年給老師紅包送購物卡，我心裡也不願意，但一想到別人都送而我不送，我的孩子要吃虧啊！每次我把紅包送給老師，老師收下的時候，我心裡就說，孫子，你拿去花吧！」你們看，當學生家長表面上對我們畢恭畢敬而心裡卻在罵我們「孫子」的時候，所謂教師的「尊嚴」已經蕩然無存了。然而，教師的尊嚴恰恰是被沒有自尊的教師自己剝奪的。

沒有淵博的學識，缺乏應有的人格，這樣的「老師」，你憑什麼讓家長讓社會尊重你？即使政府把一年365天都設為「教師節」，即使政府再把教師的績效工資翻一倍，也沒人尊重這樣的「老師」！

不是要我們當老師的都成為完美無瑕的「聖人」或者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不是的。其實我們每一個教育者都很普通，作為學校的一線老師（我現在有時還上課，因此我認為我也是「一線教師」），在現行教育體制下，我們承受著學生人身安全、教學質量要求、升學率任務以及家長過高的期待值等巨大的壓力。因此我們每天早晨迎著太陽或冒著風霜雨雪匆匆趕到學校，然後上課、批改作業、找學生談心、接待學生家長；晚上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裡，還要在燈下備課、閱讀或寫教育隨筆，反思自己一天的工作。我們有著來自教育的困惑，或來自生活的煩惱，也因此而嘆息乃至流淚……但我們絕不苟且地對待自己的職業和班上的每一個孩子，我們還堅守著內心的底線。我們不願意只是埋怨（有時候當然也忍不住發些牢騷），而想通過我們每一天點點滴滴的努力——從上好每一堂課開始，從帶好每一個班開始，從和每一個學生談心開始，從走訪每一個學生家庭開始……一句話，通過我們自己乾淨的教育行為，改善進而（或許能夠）改變我們身邊的教育――我們當然不敢奢望改造中國教育，再進而影響我們周圍的人改變對教育的看法，改變我們教師的社會形象，以贏得我們的尊嚴。

有一次去南京師大附中看望吳非，他給我談到教師的風氣：「教師是否被學生真心尊重關鍵還是教師自己。教師的一言一行都被學生看著吶！」他很自豪地談到他所在的語文組：「我們語文組有幾位年輕老師真不錯，莊敬自強，有真正的教師修養，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苟且！」

聽到這裡，當時我心裡一震：「不苟且」這三個字太有分量了，撞擊著我的心。我說：「我一定把這三個字對我校老師說。不苟且，意味著抵禦外在的誘惑，堅守內心的良知，不管社會風氣如何，決不放棄應有的理想、情操和氣節！」

他說：「是的，教師不能放棄理想。人生在世，吃的穿的用的，能夠花費多少錢呢？夠用就行了。不能因為過分追求物質，而放棄了精神追求。」

吳非所說的「不苟且」是一種靈魂散發出的芬芳。是的，說到底，教師的尊嚴正是來自高貴的心靈——

厚實的學問，儒雅的修養，執著的理想，赤誠的愛心，純潔的童真，豐富的智慧，寬闊的胸襟，凌雲的氣節，偉岸的風骨、樸素的良知、自由的精神……構成了高貴心靈的全部內涵。

包括我在內的教師應該隨時問問自己：我有這樣高貴的心靈嗎？

幾年前的一天，在成都市區一輛公交車上，一位母親摸樣的女士在和旁邊的朋友聊她孩子的初中班主任：「孩子從讀小學起，每年她們都為給老師送什麼禮而發愁。孩子進初中後，孩子的班主任潘老師不許我們給她送任何禮物。現在孩子都快畢業了，許多家長都在說，三年來，潘老師對我們的孩子那麼好，可我們想請潘老師吃頓飯，就是那麼艱難！」這裡說的「潘老師」，就是我校的潘玉婷老師。聽了這樣的議論，我一點都不驚訝。「李校長，請將***安排在潘玉婷老師班上。拜託了！」每當潘玉婷老師帶完一屆畢業班，暑假裡我總會收到一些領導這樣的手機簡訊，要我把他們或他們親戚、朋友的孩子安排在潘玉婷新接的班上。在我校，也有不少老師在計算，看他們的孩子讀初一的時候，能否剛好趕上潘玉婷教初一，「這樣，我的孩子就有福了！」一位老師這樣對我說。這裡的「有福」不僅僅是說孩子可以享受潘老師精彩的語文課，更是可以享受班主任潘老師的愛。為此，我曾在大會上說：「什麼是優秀教師？家長想方設法——甚至托關係走後門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你班上，你就是優秀教師！」

這就是一個教師真正的尊嚴。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