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

　　薛涌

　　11月5日，2009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發布，中國的富豪似乎沒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過去的一年，前40位中國富豪的總資產從520億美元翻倍到1060億美元。但亮麗的數字背後是中國貧富分化日益加大的隱憂。

　　經濟發展的結果應是均富

　　其實，早先胡潤百富榜的公布，已經揭示了中國貧富鴻溝繼續擴大的事實。2008年中國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101名增至130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和從4390億美元增至5710億美元。另有人分析，中國減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採用比國際標準更低的標準線。而且即便不調整貧困標準線，中國的貧困人口也達到了2.5億多。如果貧困標準線「與國際接軌」，貧困人口估計接近3億。據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這3億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元，還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5710美元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頂尖巨富，佔有的財富相當於120多萬窮人的家當。

　　這一現實，更增加了我的新書《仇富》的現實意義。此書是我這幾年來與把「保護富人」作為優先價值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辯論的一個總結。富豪榜所揭示的新現實，給我們估量雙方的立場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當今的中國，在保護那些一個人有120萬窮人的財富的富人和為掙扎在貧困線中的窮人提供救助之間，哪個應該優先？政府是否應該動用自己的權力，按照某些經濟學家和民法學家所說的那樣，幫助億萬富翁推倒民房搞開發，並且不按市場價值對拆遷戶進行補償？另外，面對如此嚴重的社會分化，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究竟是「仇富」，還是對貧富分化過於寬容？貧富分化究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還是社會的病症、經濟發展的障礙？

　　我已經在書中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所謂「仇富」，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富人可以從經濟發展中獲益，一人積累120多萬人的財富。窮人，甚至包括不太窮的工人農民，按某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則是「都不算數」。甚至他們的房產因為經濟發展升值，要拆遷時也有經濟學家出來說對之「不應該按市場價值進行補償」。一句話，餅做大了，只有富人可以分，窮人沒有資格分。人們「仇」的就是這種富！

　　在這些問題上，是非幾乎是一目了然的。但接下來的問題則答案比較含混：市場經濟是否比非市場經濟更容易導致貧富分化？機會公平和結果的公平是否矛盾？注重結果的公平，是否壓抑了市場競爭的獎勵機制乃至降低經濟效率？人們對市場所造成的貧富分化的怨恨是否合理？

　　回答這些問題，當然不能憑腦子一熱呼幾個口號，而是要冷靜地分析世界經濟的歷史和現實，用冷靜的數據和研究成果說話。我所收集的數據和研究表明，迄今為止，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總結果，是貧富分化的急劇縮小。在現代發達的市場經濟中，貧富分化程度自然各有不同。但總體而言，發達經濟比不發達經濟的財富分配更平等；在發達經濟中，均富的國家往往比不均富的國家更健康。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要低得多。

　　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

　　近代世界的貧富分化，比現代社會嚴重得多。關於前近代的經濟，已故的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Raymond W. Goldsmith晚年最後一本書《前近代財政體系》也許是最為權威的著作。根據他的推算，在伯里克利斯時代雅典的繁盛期，1%最富有的家庭擁有社會五分之一的財富。5%最富有的家庭，則擁有社會總財富的四分之一。在梅第奇家族統治下文藝復興盛期的佛羅倫薩，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27%的社會總財富。用現代術語表達，其基尼係數達到0.75~0.79左右。相比之下，16世紀伊利莎白治下的英格蘭是個相對平等的社會，基尼係數為0.55左右。17世紀早期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基尼係數則高達0.85；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著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社會總財富（各主要城市水平都不相同）。

　　非西方地區的情況似乎更為嚴重。十五六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基尼係數為0.7左右。十六七世紀印度的莫卧兒帝國，最富有的萬分之一家庭竟擁有社會總財富的5%。為比較方便，Raymond W. Goldsmith估算出：萬分之一最富有家庭所佔有的社會總財富比例在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為1％，在1688年的英格蘭為2%，在1631年的阿姆斯特丹為2%（因為前近代數據不全，有的按財富水平算，有的按收入水平算，阿姆斯特丹的比例可能偏高）。

　　以現代的標準，這樣的貧富分化是無法令人容忍的。還拿最富的萬分之一家庭所擁有的社會總財富比例來計算，上個世紀70年代的英格蘭和印度都是0.1%，美國則為0.25%。在現代主要的發達市場經濟中，美國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基尼係數一度達到0.4以上。歐洲國家，則大多維持在0.25到0.36的水平上。這些估算的數字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直接社會果實是貧富漸趨均等，而不是貧富分化。

　　平等刺激經濟發展

　　那麼，平等和發達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有著怎樣的因果關係？是平等促進了發達，還是發達帶來了平等？對這些問題很難進行嚴格的經驗論證。不過，平等和發達並生的事實，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相當多的啟示。Raymond W. Goldsmith在他的書中有一個宏觀的觀察：任何經濟，如果要長時期維持1%以上的年增長率，就必須有相當規模的金融部門，通過信貸為經濟輸血。而在信貸關係中，借貸雙方的政治經濟地位比較平等時（比如在貿易夥伴之間），利率比較低，信貸對經濟有較大的推力。相反，如果雙方的政治經濟地位懸殊（比如地主借錢給佃戶），信貸就成了掠奪性的高利貸，對經濟增長不會有什麼作用。很顯然，從財經的立場上分析，比較均富的社會，平等公民之間的良性信貸就容易發生。在貧富懸殊或者優先保護富人的社會，高利貸則可能風行。這也難怪，亞當·斯密在18世紀後半期面對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時，明確地判斷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盡頭，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貧富分化驚人，窮人缺乏保護，富人則被保護得好好的。這一市場經濟祖師爺的評論我曾反覆提出，至今沒有見一位中國的經濟學家出來解讀。

　　現代社會的發展，也能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我們的結論。以美國為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時期。在20世紀開始時，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擁有18%的全國收入。到了1928年，這個比例漲到了21.1%。在1929年股市崩潰的前夜為23.9%。這已經是前近代社會的水平了。結果，大蕭條隨之而來。到了戰後，美國走出大蕭條，經濟突飛猛進，1%最富的人所佔的全國總收入比例降低到了六七十年代的10%。但是，自此以後這部分富人財富猛漲，其佔全國總收入的比例在1996年達到15%，2006年達到20.3%，2007年達到23.5%，恰恰是大蕭條前夜的水平。而馬上來臨的，則是華爾街的金融風暴，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危機。從《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報道來看，美國的貧富差距，也隨之開始減小。根據經濟學家們的初步分析和預測，到2010年，這頂尖1%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比例會跌到15%~19%左右。可見，在短期的現代經濟繁榮中，貧富差距可能拉大。但是，這種差距無法長期維持，經常要靠劇烈的經濟震蕩來打破。

　　中國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過大

　　「主流經濟學家」們一向以現代市場經濟為標榜，認為當今中國貧富分化是經濟發展的正常過程。媒體也引用《參考消息》轉載的「外電」，稱「中國必須消除仇富思想」。但是，以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做對比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問題不是「仇富」，而是對貧富分化太寬容。中國的老百姓太有忍耐性。

　　眾所周知，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是貧富分化最嚴重、也最容忍貧富分化的國家。在這次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中國則明顯高出，將近0.47。經過這次經濟危機，美國的貧富差距開始下降，中國的貧富差距則繼續增長。應該說，0.4左右的基尼係數，基本上是美國對貧富分化的忍耐極限。過了此線，不僅經濟會出問題，選民也會通過政治過程進行均貧富。

　　如前所述，上次美國的貧富分化突破這個極限，是在大蕭條以前。結果是羅斯福上台，推動了一系列法案和公共政策，建立了最低工資等勞動保護制度、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醫療（Medicare）和醫助（Medicaid）體系，貧富分化隨之減小，基尼係數到戰後一度跌到了0.35左右。如今的經濟危機，雖然富人失血最多，但是社會上劫富濟貧的呼聲甚高。最近CBS電視網和《紐約時報》的聯合民調顯示，74%的選民支持在年收入達到25萬美元以上的人頭上加稅。以此為政綱的奧巴馬順利當選，並在國會大力推動以全民醫療保險為目標的醫改案，也就不算什麼拍案驚奇了。

　　中國的貧富分化日益加重的趨勢如果不能被遏制，中國的基尼係數就可能很快達到0.5左右。這不僅接近了前近代的水平，而且馬上或者已經和尼泊爾、莫三比克、馬達加斯加、委內瑞拉、尚比亞等世界落後國家為伍了。

　　令人更為驚奇的是，中美雖然都面臨著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兩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卻截然不同。在美國的媒體上，沒人敢公開「為富人說話」，大家爭論的焦點還是什麼樣的市場秩序是最公正的。近幾年哈佛大學的一項巨大的多學科研究，雖然還沒有產生結論性的成果，但已經揭示出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貧富分化對美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比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比均富的發達國家低得多。在1983年~1990年期間，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50個縣的男性和900個縣的女性的壽命減低了。市場競爭的結果不平等，已經影響到機會的不平等。美國的社會流動率不如許多歐洲國家，世代貧困成了重要的社會問題。貧富兩個階層的社會和政治目標不同，甚至使民主制度本身受到了威脅。由此他們進一步思考：結果的不平等是否說明了遊戲規則本身有問題？說到底，這還是一個公正的問題。再發達的市場，也必須服務於我們的價值觀念。中國應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

　　作者為旅美知名學者

　　富豪榜所揭示的新現實，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當今的中國，在保護那些一個人有120萬窮人的財富的富人和為掙扎在貧困線中的窮人提供救助之間，哪個應該優先？

　　政府是否應該動用自己的權力，按照某些經濟學家和民法學家所說的那樣，幫助億萬富翁推倒民房搞開發，並且不按市場價值對拆遷戶進行補償？

　　另外，面對如此嚴重的社會分化，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究竟是「仇富」，還是對貧富分化過於寬容？

　　貧富分化究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還是社會的病症、經濟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