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林彪研究的官冷民熱

　　中共「撥亂反正」以後，黨史研究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過去完全由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決定的狀況。眾多歷史事件、人物得到重新梳理和評價，出現民間研究和官方研究齊頭並進之局面。不過，文革諸多大案中，唯獨林彪案未被平反，頗令人玩味。

　　林彪在官方黨史中的評價，以1949年為分水嶺，此前的事迹尚能客觀描寫，此後的表述，「野心家」、「反革命集團」是修飾林彪的常見政治辭彙。

　　因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決議」)的定性，官方歷史的表述很難越雷池一步，民間研究成果發表也深受影響。林彪在黨史上是重點人物，也是難點人物，在民間研究中亦是熱點人物，有關他的研究成果大多只能藉助網路和海外媒體發表。

　　長期以來為林彪鳴冤之聲從未斷絕，早年是林豆豆和張寧，而今在民間黨史研究中亦頗有聲勢。隨著老一輩逐漸逝去，諸多恩怨情仇慢慢淡化，林彪的敏感度則不斷降低。官方實際上以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求實惠，不講形式」的態度，默許了對林彪的「民間平反」和官方非正式正名。

　　圖：第四野戰軍轄12個軍，司令員林彪，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第二政治委員鄧子恢。

　　這是司令員林彪(右一)、第一政委羅榮桓(右三)和四野其他首長在平津前線合影。

　　圖： 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前)，副師長聶榮臻(第二人)率部向敵後挺進。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

　　1937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四萬餘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轄

　　一一五師、一二○師和一二九師。整編後，隨即開赴敵後抗日最前線。

　　林彪形象「雨轉陰」

　　中共早在1950年代便想將三大戰役搬上屏幕，但限制於條件，直到1986年在胡耀邦等高層領導支持下，才下大決心拍成故事片。中央軍委把這一任務交給八一電影製片廠，該廠成立了三大戰役劇本創作組。

　　拍三大戰役繞不開林彪，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中，林是前線最重要的指揮者。創作組為如何描寫林彪發愁。有人主張寫林彪太麻煩，乾脆不寫;有人主張林彪繞不過，寫成反面人物就是了。最終楊尚昆表態，要實事求是，不能因為一個人後來不好，從頭至尾都壞，東北戰場畢竟是林彪打的。

　　得益於這個寬鬆之大環境，改革開放後，林彪首次以正面人物的形象登上熒屏。據說電影公映後在林彪故鄉黃岡引起轟動，很多林的鄉親看得熱淚盈眶。

　　「9·13」事件之後，毛澤東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林彪在各類黨史軍史中成為與毛澤東正確軍事路線作對的「壞蛋」，文革後又變成「林彪反革命集團」首犯。提及十大元帥，常隱去林彪之名。

　　自《大決戰》公映起，對1949年之前林彪事迹的敘述大為改觀，可以客觀書寫，也可以略加拔高，但對林彪的總體定性變化不大。1980年代，大陸火車上的地攤文學作品中，對林彪一家私生活的諸多不堪描述流行一時，它們皆依據官方的揭發材料想像發揮寫成。

　　近年來，官方對林彪之態度日趨客觀。

　　2007年解放軍建軍80周年前夕，林彪戎裝照幾十年來首次出現在軍事博物館。展覽館方面明確表示，「以後不再醜化林彪。」同年在京舉辦「林彪元帥百周年紀念會」，會上林豆豆似眾星捧月，成為熱門人物。黃岡的林彪故居成為旅遊景點，其故居和山西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低調地樹起了林彪銅像。這一切，如無官方默許不可想像。

　　官方態度之低調轉變，有諸多因素推動：歲月泯掉恩仇，老一輩慢慢逝去，恩怨不斷淡化，新一代國家領導人與過去的政治鬥爭相隔甚遠，更願意用客觀態度來看待黨史上的失敗人物，維護團結;林彪在黨內軍功卓著，並於黨和軍內有深厚人脈，所以有很多老部下願為其奔走呼籲;另外，民間研究遠比官方研究更熱鬧活躍，傳統的出版方式雖有不便，互聯網的普及無疑放大了民間研究的傳播成果。

　　體制內外的合力推動，促使林彪逐漸脫敏。但歷史決議對林的定性又成為一個難以越過的障礙，所以形成了民間熱絡，官方低調默許的局面。

　　誰在研究林彪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這些書是官方關於林彪案的主要出版物，對林的定性與決議精神吻合。

　　早期，主要是林豆豆四處為其父鳴冤呼籲，不同意官方的定性。林立果的未婚妻，即「選妃」故事中的女主角張寧在國內寫作過《扭曲的虹》等回憶錄談及林家往事，張寧出國後又寫作《塵劫》一書，與以往在大陸所述之事出入頗大，提出了很多不同於官方定性的觀點。因「9·13」事件當晚，張寧本人在林彪、葉群、林立果身邊，她的書曾使很多黨史研究者眼前一亮，深受啟發。

　　這十餘年來，民間關涉林彪的重要作品幾乎全在境外出版，或在互聯網上發表。其中之水平良莠不齊，有些帶有學術意味，有些具備史料價值，有些僅是野史趣聞。禁區過多，或出於文獻檔案開放力度太小等原因，大陸黨史學界的主流學者反而甚少涉及林彪的專門研究。

　　文革史研究學者余汝信曾在林彪百年之際，全面梳理了2000年以來的林彪研究成果。據他介紹，2000年時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作者為肖思科和高德明，前者是軍隊作家，後者參加過空軍「兩案」審理，此書繼承了官方的主要觀點。高德明接著又在該社出版《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這是他1980年參與對空軍「小艦隊」成員審理過程中，個人趁機搜集的大量內部材料整理而成，這是他前一本書的姊妹篇。

　　曾任國防大學教授的傳記作家辛子陵寫過一本《林彪正傳》，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體裁頗似章回體小說，野史味十足，但亦有個別大陸學者引用到論文之中。

　　2003年，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姊妹叢書，分別是張雲生的《「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這是經過整理的張雲生回憶錄，另一本是張雲生女兒張叢坤所寫的《林彪秘書走出毛家灣之後》。張雲生的港版著作其實是他早年的《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的擴充修改版。他女兒的書則通過很多一手素材，記述了林辦秘書們在「9·13」事件後近四年的審查經過和日後的生活。

　　大陸出版過一些涉及林彪事件的作品，如王海的《我的戰鬥生涯》，王1980年曾任空軍司令員。他在書中記述「9·13」事件數天後，他本人奉周恩來指示，牽頭對飛機失事原因進行研究的經過。

　　《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於2001年1月在大陸出版，作者為孫一先。據孫說，他1971年是駐蒙使館二等秘書，他的書中有至今關於林彪墜機現場勘察的最詳盡材料，附有墜機現場示意圖，比王海的回憶詳盡。

　　其他如《丁盛回憶錄》(自印本)、《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亦有涉及林彪的內容，與官方的敘述頗有不同之處。丁盛在書中就否認廣州南湖工程是為林彪所修，否認廣州軍區知道「林彪南逃」，王力的書中則對林彪多有批評。

　　近年研究林彪而聲名鵲起的主要是舒雲和丁凱文，明鏡出版社則是這類作品出版的大戶。2004年至2006年，明鏡先後出版丁凱文的《重審林彪罪案》，吳潤生的《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舒雲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丁凱文和舒雲，尤其是舒雲，幾乎成了林彪研究的專業戶。舒雲於2007年接著通過明鏡發行了《林彪畫傳》，2009年與李德合編《林彪日記》(實際上是林彪年譜)，亦由明鏡出版社發行。《林彪日記》1227頁，約120餘萬字，作者歷時20多年時間完成。

　　舒雲出身於軍旅，為中國作協會員，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曾著有《羅瑞卿大將》、《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十幾本書。但她更為人所關注則是20餘年來從事林彪和「9·13」事件研究。因為她的這個名頭，香港某出版社曾盜用其版權，把她的作品換了作者名，更名為《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出版。

　　舒雲曾於1987年進入聶榮臻元帥傳記寫作組工作，給組長魏巍當秘書，負責撰寫建國初期和文革兩章節，需要採訪聶榮臻等大量老同志。這期間，她聽到很多老同志有異議，認為不能那樣寫林彪，遂從此對研究林彪產生興趣，走上專門研究林彪這條路。

　　她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直接採訪對象就達上百人，包括林彪家屬、後勤和技術人員，採訪記錄中各人的說法縱有抵觸，也照列出來。

　　丁凱文主編的《百年林彪》於2007年底在明鏡出版，收錄了余汝信、蔣健、遲澤厚、舒雲等十餘位民間研究者的文章。於當年去世的王年一為該書作序，王曾任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授，發表過有獨到見解的論文幾十篇，著有《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主編了《中共黨史參考資料·文化大革命時期》。「9·13」事件仍是該書重點，舒雲在其中著有一篇長文《為林彪元帥辯護》，特別對林彪1949年以後被加諸於頭上的各種「罪名」進行辯析、批駁。

　　圖：1966年，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和林彪(右)一起接見群眾。

　　這一年，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定為毛的接班人。

　　林彪研究的疑難點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林彪有諸多評述：

　　「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

　　「從黨的九大到1973年8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

　　「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

　　決議成為為林彪平反最難逾越的障礙，決議很明顯把文革的主要過錯推到了「四人幫」和林彪身上，林彪的名字穩居江青之前。據舒雲《為林彪元帥辯護》中所述，「四人幫」倒台後，胡耀邦、陶鑄夫人等人曾向鄧建議給「9·13」事件平反，但鄧小平拒絕翻案。

　　關於林彪，最大的難點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對文革期間諸多細節的考證，近年民間主力研究者的看法均與官方歷史敘述相左。中共九大報告起草之爭問題、第一號號令問題、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9·13」事件……這些均為關涉林彪定性的重大事件，其中既牽涉價值判斷，又涉及事實考證。有些問題在民間研究中逐步達成共識，有些問題尚疑雲重重，爭議激烈。

　　設國家主席問題民間並不陌生，官方敘述中，林彪主張設國家主席，是其有「狼子野心」的重要罪行之一。經過民間學人們的考證，對這個問題已有共識，即認為國家主席一職自劉少奇被打倒後長期空懸，對外交往十分不便，應設國家主席，而且設國家主席並不是林彪個人意見，林彪主張設國家主席亦不是自己想當國家主席。

　　民間研究成果還認為，林彪其實打心裡並不贊同毛澤東長期無休止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九大報告起草中，他與陳伯達對發展生產力有著共同看法，並且打壓狂熱贊同階級鬥爭的張春橋，這是引發九大報告之爭的原因。他們的研究還顯示，林彪也沒有長期精心醞釀的軍事政變陰謀。

　　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否為林彪指使，他是否知情，知情到何種程度;林彪出逃是自願還是被挾持，原來是北行還是南飛，在飛行中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何墜毀，這一類細節因披露的史料不充分，或因口述史等自相矛盾，仍存疑點與爭議，有待進一步探索。

　　但毫無疑問，隨著黨史研究的民間化趨勢，已從官方意識形態剝離出一個林彪研究的「民間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