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種田人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

　　金雁去年出了本《倒轉紅輪》，今年一開年，秦暉又出了《共同的底線》，都是難得的好書。

　　近年來，大家都在思考和討論「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出現各種各樣的意見，是正常的。

　　秦暉說，民粹主義最可怕的邏輯是「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我看，有些自稱「自由主義」的人也有這樣的傾向。

　　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論，就必須有自我質疑的精神，正確對待對立者的意見。我經常提醒自己：許多我不認同的思想派別，其觀念中未必沒有合理因素。比如毛派，特別是民間毛派，雖然不同意他們的總體思想，但我認為，他們的某些看法並非沒有合理性，我們之間是可以找到共通點的。至於具體的個人，就更複雜。處於某個思想派別中的人，總有一些派別傾向不能概括的個人的東西，需要仔細辨認，不能因為反對某個派別，而把其中的個人完全否定。在論戰中，除了堅持自己的立場，還要從不同意見者對自己的質疑、辯駁中，學會反省自己。誰也沒有把握說，自己已經完全找准了中國的病根，我們開出的藥方，就能治好中國的病。

　　秦暉談到民粹主義時強調其特點是「為整體利益而犧牲一切」。我要補充的是，這樣的整體主義的思維，在當下中國，最容易導致國家主義。這樣的國家主義常常打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旗幟。事實上，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性思潮。各個國家在面臨政治、經濟危機，信仰危機時，都會用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

　　秦暉一再提醒我們注意，中國知識界的許多爭論，聽起來更像是洋人之間的爭論，包括天天談「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人，其理論依據也是洋人的，而且是為了滿足某些洋人的「中國想像」的。問題是洋人的真問題，搬到中國來，往往成了假問題。秦暉因此提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我想起魯迅的《革命咖啡店》，談到當時許多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工大眾』，他們喝著，想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這樣的文人在今天恐怕是越來越多了。這背後實際上有一個中國的學者與中國的土地，與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鄉親的關係問題。秦暉在書中談到「文革」期間，「九年的務農生活使我與鄉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有了許多農民的朋友。種田人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而不是他們的問題。」我非常欣賞秦暉的這一立場。

　　書中有一篇文章談「東歐諸國的經濟生活轉軌與思想變遷」，我讀了以後最大的感慨是，我們關於東歐改革、俄國改革的種種說法都似是而非，是想當然的誤讀，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沒有下工夫作實實在在的考察，隨意做大而無當的概括。這暴露了當下中國學界的浮躁，今天恐怕是相當多的學者整天忙著開會，忙著報課題，忙著跑項目，忙著填表，忙著發言，忙著作報告，忙著寫應景文章，許多人由不習慣到習以為常，逐漸樂此不疲，最後離開這樣的生存狀態，反而不知怎麼活了，徹底異化了。所謂異化，就是放棄、背離了知識分子的本職與本性。

　　知識分子的本職是什麼？要關心、思考、研究中國現實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學術發展的問題，提出、討論解決中國問題的「主義」，這都非常重要，但我覺得，還有一個職責不可忽略，甚至更重要，那就是思考、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題，為社會提供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回應精神危機所提出的問題。

　　這個思考根本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建設、文明建設問題，在今天有特殊的重要性與迫切性。我在《我看2011年》一文里，根據我對2011年世界問題的觀察，作出了一個判斷：不僅是「英國病了」，「美國病了」，「北歐病了」，「北非病了」，「日本病了」，「中國病了」，而且是「全球都病了」，這就意味著，現行的所有社會制度，所有發展模式，都出現了危機。這就給我們的道路選擇帶來新的問題：過去對自己的體制不滿，可以選擇其他發展模式，比如美國模式，北歐模式，這是許多知識分子曾經鼓吹、還在堅持的主張，但現在美國模式、北歐模式都出了問題，我們就很難全盤搬來了。我們必須正視包括中國病在內的全球病。應該看到，全球性的危機，也是全球性變革的轉機：我們正可以抓住現行各種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內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時機，對人類文明的各種形態進行更高層面的全面反思，這樣的反思，不是全盤否定或肯定，不是立足於某種文明的衰落論或崛起論，而是客觀地歷史地考察各種文明的合理性和內在的弊端，矛盾與危機，這就需要從今天的新的高度，進行深入的思考與研究，這就需要全球範圍有批判力與創造力的學者通力合作，進行「人類文明的新的大反思、大討論」。在這樣的基礎上，是有可能創造出超越性、綜合性的人類文明的新理想、新價值觀、新文明理念的，同時又保留各民族文明的自身特色。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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