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加繆，一個不願結束的故事

　　托尼·朱特說：加繆天生就是一位與自己、與自己的世界合不來的人。這樣一個人該如何來描述？如果用一個形象來概括的話，我們可能會想起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可能會想起偷盜天火的普羅米修斯，可能會想起與風車不懈鬥爭的堂吉訶德，可能會想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無論哪種形象，都只是他的一個側面，如同變幻流轉的月相一樣無法窮盡月亮本身的奧秘。

　　但這已然足夠，他的每一個側面都折射出迷人的色彩，即使跨越了半個世紀，依舊光影搖曳。

　　加繆只活了短短的四十七歲，卻創造了源源不斷的精神財富。在他辭世後，圍繞其作品的研究著述不斷增加。社會學家齊格蒙德·鮑曼曾在紀念加繆去世50周年時寫過一篇文章《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對加繆的研究資料做了一個量化統計。截至2009年10月1日，Questia電子圖書館裡共有3171份書刊與加繆有關，其中2528份主要研究他的思想以及他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而在GoogleBooks里，也有不少於9953種與他相關的作品。但這也不是全部，時至今日，關於他的研究與討論仍在繼續。

　　重讀加繆

　　鼠疫還會製造人類災難

　　加繆曾坦言自己並不知道前進的方向，只是在朦朧中摸索著前進。為何依然有這麼多的人迷戀加繆，執著地叩問甚至加繆也未曾回答的問題？

　　齊格蒙德·鮑曼寫道：「偉大的作品是絕對不會停止對讀者進行質詢以及對讀者想法進行挑戰的，而讀者想要從中獲得令人鼓舞的答案和鼓勵，就必須不斷努力地對作品進行重新思考。」誠然，在上帝死亡信仰崩塌的時代里如何創造自己的價值，在世界的斷裂與深淵面前如何重建自身的完整性，仍舊是當前時代拋給我們的最大難題。而如何對待現代虛無主義，如何反思法國大革命，如何對待蘇聯體制和極權主義，如何對待阿爾及利亞與恐怖主義，這些加繆曾經思考過的問題對於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依然不乏借鑒意義。歷史，總是相似的。

　　在著名的小說《鼠疫》里，加繆曾說「每個人身上都帶有鼠疫，世界上沒有人是清白的。」「鼠疫桿菌不會滅亡也不會永遠消失，它可以沉睡幾十年，也許有一天，鼠疫又要製造人類的苦難。」他始終在思考人的處境，在追尋一種普遍性，這種寓言式的追尋使得他的文學世界始終和現實世界保持著一種同構關係，他筆下的種種圖景不過是人類生存的總體性象喻。

　　自古以來，文學敘事就一直承擔著某種宗教性功能，而加繆所做的，就是堅持縫合人道主義文學訴求與歷史亂象之間的縫隙。他的小說總是在嚴密的敘述背後，隱現著廣闊的哲學思考與終極價值追求。

　　「他向我們呈現的神話，遠非一些美麗的謊言，從而出賣了真實，這些神話揭示了人類條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他們的孤獨、他們對生命的熱愛……」批評家雅克琳·列維-瓦朗齊如是說。

　　這是加繆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是他身為作家吸引我們的地方。在世人眼裡，加繆更多的時候被視為哲學家，他的哲學被稱為荒誕哲學。但加繆自己明確表示過他並非哲學家，他所談的只是他經歷過的事情。對於人類處境的神秘，他稱之為荒誕，他一生都在探索這種神秘，並號召大家像西西弗斯一樣勇敢地去反抗荒誕。然而，荒誕一詞的流行反而沖淡了詞語本身的悲劇性。即使大家把他樹為了精神領路人，卻不能真正理解他，他依然是獨自一人在曠野里艱難地跋涉。我們閱讀加繆，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抗自己的麻木，對抗自己的孤獨。

　　加繆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是：我們需要知識分子，但也需要道德主義者。

　　誠如加繆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澤拉塔斯基所說：「在我們的知識生活和倫理生活里，加繆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夥伴。」在這個眾人熙熙如享太牢的世界裡，選擇知識的是聰明人，選擇道德的是傻子。但我們這個時代缺少的並不是聰明人，而是傻子。

　　薩特曾評價加繆是一個道德主義者，雖然是攻伐之語，但也不乏道理。加繆的確重視道德，這就註定了他要過一種不平靜的生活。

　　傳統知識分子對倫理事件或國家事務的痛苦常常會被平靜的個人良心所安撫，而現代知識分子，是加繆所定義的那些用心靈去觀察自己腦袋裡面所沒有的知識的人。在上世紀中葉歐洲盲目混亂的整體氛圍里，加繆是少數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和批判精神的人。法國《文學雜誌》的主編讓-路易·於由衷欽佩加繆：「他對真理的激情，與同時代人虛偽的盲目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無論是蘇聯陣營還是阿爾及利亞問題，歷史都證明了加繆的正確性。」

　　加繆曾經說過：卡夫卡所有的作品都逼迫讀者要重新閱讀。如今我們也可以說，加繆所有的作品都逼迫讀者要重新閱讀。

　　他者視域

　　每個人都在加繆身上注入了自己的靈魂

　　然而，對加繆的評價當時並沒有如今這麼積極。1957年加繆獲得諾獎的時候比任何獲獎者引起的爭議都要多，他在法國左派和右派中都樹立了敵人。尤其是他出版了《反抗者》之後，《現代》雜誌的編輯讓松寫了一篇尖銳的評論文章，更是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薩特-加繆之爭，使其陷入空前的攻訐之中。《加繆傳》的作者奧利維耶·托德曾經與薩特圈裡的人往來甚密，他說加繆當時是被那些人排斥的。

　　所幸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攻擊他。馬丁·杜伽爾稱讚加繆有堅強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氣的痛苦。莫里亞克稱讚加繆是年輕一代的良心，「這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導師之一，他給年輕一代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問心無愧。」《紐約時報》稱「這是從戰後混亂中冒出來的少有的文學之聲，充滿既和諧又有分寸的人道主義聲音。」

　　人們對加繆的接受也經歷了一番曲折的過程。奧利維耶·托德也是隨著了解的加深才逐漸喜歡上加繆的，思想家阿蘭·范基庫特也和托德的經歷相似。他年輕時並不喜歡《局外人》、《鼠疫》等作品，直到後來才改變最初的偏見，讀《反抗者》時「發現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

　　似乎直到加繆去世，人們才正視他的價值。獲得諾獎後不到三年，加繆就在一次意外車禍中匆匆離世，再次驗證了世界的荒誕。

　　《紐約時報》評論說：「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生，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作出一個思想深刻的正確回答……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人們心中。」

　　薩特也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他以那種固執的、既狹隘又純潔的，既嚴峻又耽於肉慾的人道主義，向這個時代種種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開勝負難卜的戰鬥。」「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時代的中心，針對馬基雅維利主義和拜金的現實主義，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實的存在。」

　　馬爾羅評價說：「20多年來，加繆的作品始終與追求正義緊密相連。」福克納稱讚他「有著一顆不懈探求和思索的靈魂。」漢娜·阿倫特說他是「當今法國最好的人。」

　　一時間對加繆的溢美之詞幾乎充斥了整個世界。他者的眼睛，在時間的蕩滌下轉而變成了歷史的濾鏡。每個人都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靈魂，而加繆的面孔卻更加難以揣摩。

　　這個從阿爾及爾貧民區成長起來的精神鬥士，一生關注世界的苦難，追求真理本身，在他身上體現了一種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色。面對世界的荒誕，他始終堅持對人的信念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用筆下的人物和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即使世界的底色是無意義的，我們依然應該去反抗，去超越，勇於承受荒誕世界裡的種種苦難和痛苦。

　　加繆帶給人們的，始終是真實、美好、均衡的陽光，是自然、深切的愛。就像他自己說的，「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他對真理的激情，與同時代人虛偽的盲目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無論是蘇聯陣營還是阿爾及利亞問題，歷史都證明了加繆的正確性。

　　——讓-路易·於

　　撰文/新京報特約記者楊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