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7期：20世紀思想史有一個重大轉向：審讀報告

第537期：20世紀思想史有一個重大轉向：審讀報告

段學儉

（學林出版社社長、上海市語文學會副會長）

本公眾號隔天一期，現利用空當時間，重貼此文，作為昨天貼出的第585期《為什麼要讀〈審辯式思維〉？》的參考和延伸閱讀。此外，還可以參考第第43期《探究「審辯式思維」》、第531期《〈審辯式思維〉出版》和第548期《解讀〈審辯式思維〉》。

按：作本文轉載於學林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謝小慶教授是我國研究審辯式思維的學者之一，多年堅持不懈，成就斐然。2015年夏天，我與本書稿責任編輯蔡雩奇同志赴重慶參加相關學術會議，聽到了他的報告，印象十分深刻。當年秋天，蔡雩奇同志赴北京出差，專程拜訪謝教授，向他組稿。今年年初，謝教授整理了他的微信公眾號「審辯式思維」中發表的文章，選編成書，交給我社。

收到書稿後，蔡雩奇同志對書稿做了認真細緻的編輯加工。在她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基礎上，我對書稿再次審讀，並做了進一步的整理。整理後的書稿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審辯式思維概論」包括七章十八節，系統而簡明地介紹了審辯式思維的概念和理論基礎，指出了它的價值和意義，將其與一些形近實遠的概念做出分析辨別，並結合美國哲學學會對審辯式思維的《德爾菲報告》和作者自己教學、科研中的實踐經驗，闡明了培養審辯思維的方法和途徑。最見功力的，是作者結合圖爾敏論證模式，對審辯式論證所做的闡述，以及作者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所開發出的審辯式思維測試工具。下篇「審辯式思維論證示例」包括四輯二十四篇，分別從「道德與人生」「歷史與現實」「文學與藝術」和「教育與教學」等四個領域，選擇若干曾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的重要話題，以審辯式思維加以論證，用以體現審辯式思維的方法和取向，啟發讀者做進一步的深思。

「審辯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一般譯為「批判性思維」。按許慎《說文解字》，「批，反手擊也」；「判，分也」。在漢語史上，「批」由此引申，多表示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對某個問題進行評論；「判」由此引申，多表示依據公正的、態度鮮明的分析，對某個問題做出判斷。我認為，「批判」一詞，很好地表徵了「critical thinking」的特質，也較好地切合了critic的希臘語語源。因此，已列入我社出版計劃的「批判性思維譯叢」（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彭正梅主編）、「批判性思維閱讀叢書」（上海師範大學附中特級教師餘黨緒主編）均使用「批判性思維」的譯名。

但是，謝小慶教授對此有自己的見解，他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當年的「大批判」記憶猶新，不願意帶給人們武斷地、激烈地、偏執地進行論辯的印象，所以他一直堅持使用「審辯式思維」。「審辯」二字，來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我認為，「審辯」二字，也很好地表徵了「critical thinking」另一方面的特質，即對自己和他人論證的每一步都進行反思和檢視，充分考慮論題的每一種可能，既堅持自己的立場，又不輕易否定相反的意見。

我們尊重謝小慶教授的學術觀點，認為「審辯式思維」「批判性思維」二者可以並存。但也因此，我和蔡雩奇同志商議後，徵得謝小慶教授同意，將本書編入「教育前沿論叢」。

本書稿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對審辯式思維哲學基礎的分析。

在本書中，謝小慶教授嘗試為審辯式思維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他分析了審辯式思維賴以建立的哲學基礎、科學基礎和它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的思想基礎。其中關於審辯式思維哲學基礎的分析給予讀者啟發意義比較突出。

20世紀思想史有一個重大的轉向。此前，無論是在哲學、宗教、科學或者一般大眾的常識中，人們多數都普遍相信絕對正確的真理是存在的，儘管對於何為正確、何為真理、何人掌握了真理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尖銳的衝突。進入20世紀中葉，在哲學界、科學界等學術共同體中，對絕對真理持以根本的懷疑和高度的警惕成為主流，並逐漸影響到其他學科和一般大眾。審辯式思維的產生以此為背景，以此為基礎。謝小慶教授雖未明確指出這一點，但他對審辯式思維哲學基礎的分析正是沿著這一理路展開的。他選取了三位思想家作為代表：托馬斯·庫恩、卡爾·波普爾和斯蒂芬·圖爾敏。

謝小慶教授非常簡略地提及了庫恩的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簡略介紹了他的「範式轉換」理論。按照這個理論，人類的思想史不再表現為正確理論與錯誤理論的對立，不再表現為科學理論戰勝非科學理論的過程，而是表現為一個研究範式不斷更替、不斷轉換的過程，這是一個未有窮期的演進過程。從亞里士多德到牛頓，從牛頓到愛因斯坦，他們的理論都是正確的，都是科學的，然而都只是在某個範式下正確、科學。這樣，審辯式思維的一些重要的標誌性要求就自然顯現出來，比如對自己確信的「真理」不斷反省、包容相反的意見、時刻對命題的有效範圍保持警惕等。

謝小慶教授同樣簡略地提及了波普爾，介紹了他的「證偽原則」。根據「證偽原則」，所有可斷定為「科學」的理論都屬於猜測和假說，它們永遠都不會被證實，卻可能隨時被證偽，因此，爭辯的雙方都不能保證自己一定掌握了真理，而只有在自由討論的基礎上，人們才可能逐步接近真相。這裡謝小慶教授沒有展開對波普爾思想的闡述，是個遺憾。波普爾用「問題－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代替「觀察－歸納－證實」 的「實證機制」，為科學知識的成長提出新的解釋，這也是審辯式思維重要的哲學基礎。

在介紹圖爾敏的《論證的使用》之後，謝小慶教授指出，人的認識過程中有兩個基本的矛盾：人必須藉助已有的知識才能得到新的發現，同時，既有的知識將阻礙他形成新的發現；人必須藉助語言才能思考和交流，而語言本身不可避免地是我們思想和交流的枷鎖。由此謝小慶教授將審辯式思維的哲學基礎上溯到維特根施坦的晚年思想。顯然，在這裡，審辯式思維的哲學基礎已經不僅是認識層面的問題，還是價值層面的問題。

通過以上簡明扼要的介紹和闡述，謝小慶教授將審辯式思維的哲學基礎奠定在20世紀思想史特別是20世紀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當然，不少地方謝小慶教授的分析還是引而未伸、明而未融，有待於進一步的辛苦工作。

第二，「有效論證」概念的提出。

論證與反駁一起，構成了思辯的核心。它也是人際思想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各大文明在分別構建其知識體系時，都不約而同地致力於建立各自關於論證是否能夠成立的理論檢視體系，如古希臘的邏輯學、古中國的名學、古印度的因明學和阿拉伯的邏輯學。其中古希臘的邏輯學蔚成大觀，經過不斷發展，逐漸成為當代人類知識體系的基石，成為各學術共同體成員之間溝通的基礎。

儘管如此，這些知識檢視體系或者論證檢視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它們都在努力告訴人們應該如何論證，卻並不反映人們實際上是如何論證的。它們是理論的，不是實踐的；是構擬的，不是描述的；是訴諸理想的，不是反映現實的。這些完美的理論架構忽略了一個縱貫人類文明史的巨大事實：在日常生活的絕大多數情況下，在人們的交流、溝通中，論證的達成是不遵從邏輯的。因此，邏輯學並沒有在學術論證與日常論證之間架起橋樑，而是划下更深的鴻溝。

依據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和修正，本書稿中，謝小慶教授通過引入圖爾敏論證模型，初步建立了一個基於審辯式思維的論證過程，他稱之為「有效論證」。

圖爾敏的論證模型是這樣的：資料（datum）和支撐（backing）構成理據（warrant），在接受了反駁（rebuttal）之後，經過限定（qualifier），使主張（claim）得以成立。這是一個基本的論證單元，它可以通過若干單元的鏈接，構成一個複雜的論證過程。

圖爾敏論證的核心是反駁和限定。它要求人們在仔細推敲、判斷、推導之後，才能得出較為可靠的結論，這個主張可能是肯定的，即證實理據的真實性和價值；也可能是否定的，即獲得新的突破與進步。謝小慶教授將圖爾敏模型與審辯式思維結合起來，或者說，將審辯式思維的論證過程建立在圖爾敏模型的基礎上，既為審辯式思維的論證奠定了充分的邏輯基礎，同時也為邏輯學的實踐轉向找到了具體的方法。

可以發現，以圖爾敏論證模型為基礎的審辯式思維的論證與形式邏輯乃至數理邏輯的論證並不衝突，它同樣要求在論證過程中最大限度地遵循形式化的邏輯規範和語文規範，仍然需要努力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嚴謹。審辯式思維的論證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不能基於虛假的事實之上；必須符合形式邏輯，不能與形式邏輯相衝突。

但是，與傳統的邏輯學不同的是，審辯式論證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說服對方，還關注梳理雙方看法的異同，梳理雙方分歧的真正所在。當遇到強有力的反駁時，可以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修正和限定。審辯式思維對自己的選擇持續地保持開放性，不排除在必要時放棄自己的主張。換句話說，與傳統論證的唯一指歸不同，審辯式思維的論證的指歸是多元的，即基於同樣的事實和不同的價值取向，可能存在多種結論。因此，這個論證的過程較好地保持了思考的彈性，它的過程是懷疑和批判的，它的指向是信仰和信任的，它告訴我們世界上既沒有「普世真理」，也沒有「普時真理」，論證的有效性只存在於「領域依賴」和「時間依賴」中。

需要強調的是，謝小慶教授引入的圖爾敏模型不僅提供了一種價值和觀念，它更是可以操作的一套方法，既可以在人們的論證中實施，也可以在人工智慧中實施。批判性保證了這個方法的進程正確，開放性保證了這個方法的結論多元，因此，審辯式思維的論證過程充滿了彈性，也就充滿了創造性。我們知道，在形式邏輯特別是在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中，思維的過程並不產生新的知識，它只保證結論與前提的一致性。但在審辯式思維論證中，由於反駁（rebuttal）和限定（qualifier）的加入，主張（claim）完全可以既存在於資料（datum）、支撐（backing）和理據（warrant）之外，又不割斷與它們之間的聯繫。在這裡，謝小慶教授架起了審辯式思維與創新性思維（creative thingking）之間橋樑。

因此，引入圖爾敏模型，將審辯式思維論證堅實地建立在這個模型上，從而構建起「有效論證」的概念和理論，是這本書的突出特點。

第三，關於審辯式思維的培養方法。

怎樣培養學生的審辯式思維？這是謝小慶教授關注的重點問題，也是本書試圖解決的中心問題之一。謝小慶教授花了一章的篇幅對此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

謝小慶教授首先引述了美國哲學學會關於審辯式思維的《德爾菲報告》。這份報告對學校如何培養學生的審辯式思維提出了10條建議，謝小慶教授一一做了介紹。這些建議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1. 要求美國所有公立學校的課程都應以培養學生的審辯式思維為教學目標；要求將審辯式思維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既要培養審辯式人格氣質，也要培養審辯式認知技能；要求從幼兒園開始，直到大學畢業，都應按照學生不同階段的心智特徵，具體地培養學生的審辯式思維。

2. 在各個學科、各個學段的學習中，都要有審辯式思維的具體要求，都要有相應的測量工具，都要將審辯式思維列入該學科、學段的評價標準之中。

3. 老師應當在人格氣質方面成為學生自覺使用審辯式思維的楷模、在認知技能方面成為學生有效運用審辯式思維的榜樣。在教學中，老師要意識地鼓勵學生提出自己問題、持有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觀點，從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4. 強調只有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審辯式思維，要求審辯式思維訓練中討論的話題不應僅限於事實判斷，也不應僅限於學術領域，而應當切入社會規範、道德倫理和公共政策。

《德爾菲報告》總結了美國學術界和教育界關於審辯式思維的基本共識，是全面闡述審辯式思維的綱領性文件。考慮到其全文尚未引進出版，謝小慶教授在這裡的詳細介紹就顯得彌足珍貴。

不僅如此，謝小慶教授還結合自己對我國教育的分析和思考，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三條關鍵性建議，即推動個性教育、倡導自主閱讀和促進教育增值。這三項建議沒有《德爾菲報告》那樣系統全面，卻是切中時弊，並且簡便易行、適合推廣，對於當下的中國教育特別是中小學教育，意義尤為重要。

第四，關於審辯式思維的測量工具。

一個人的審辯式思維能力是否可以測量？如何測量？如何保證測量的信度和效度？如何避免這樣的測量異化為弊端叢生的「考試」？這些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沒有良好的測量工具，或者測量工具出現了異化，審辯式思維的培養就很難「審辯式」地進行。

謝小慶教授曾任職於北京語言大學教育測量研究所，曾長期從事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和中國少數民族漢語水平等級考試（MHK）的研究工作，曾主持設計了廣泛應用於公務員錄用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在能力測試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他結合自己的專長，與同事們一起，開發了我國第一套「審辯式思維水平考試」（CCT）樣卷。這份樣卷具有相當強的可操作性，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如上文所說，將圖爾敏論證模型引入審辯式思維是本書的突出特點，相應地，這份樣卷的設計也充分地依據了圖爾敏的論證模型。試卷中，既有考察被試者「不懈質疑」「突破定勢」能力的試題，也有對論證過程或論證要素進行仔細檢視或反思的試題，比如給定資料和主張，考察被試者判斷資料是否能夠對主張提供支持的試題；給定主張和反駁，考察被試者判斷是否需要依據反駁而對主張進行限定。此外還有由較長的語料、較複雜的情景來構擬的題組，綜合考察被試者面對複雜問題時的審辯式思維能力。

用作測試的語料，全部出自真實的案例，正如《德爾菲報告》要求的那樣，摒棄了僅做純粹事實判斷、學理判斷的內容，而是直面社會規範、道德倫理和公共政策，通過解決實際問題，來評測被試者的審辯式思維能力。比如如何評價中國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如何分析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的問題、如何看待房價快速增長的問題、如何設置公務員錄用測試方法的問題，等等。

總之，這份試卷不僅是開發審辯式思維水平測試工具方面的有益探索，而且它本身就是很好的審辯式思維訓練過程。

審辯式思維受到我國中小學教育界的重視，首先是由國際學校引入歐美課程開始，然後逐漸影響到我國的中小學英語教學，再影響到語文教學。目前，在其他學科如歷史乃至數學的教學中，審辯式思維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我認為謝小慶教授的這部《審辯式思維》，是近年來該領域十分重要的收穫。出版該書，必將對推動審辯式思維在我國教育界的應用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

當然，受到在該領域投入的精力所限，謝小慶教授對審辯式思維各個方面的論述尚未能同樣的翔實、同樣的精彩，有些地方明顯比較薄弱。這些地方，有的是受到作者本人研究進展的限制，有的則是受到整個學界研究水平的限制。期待我國的審辯式思維研究與實踐日趨繁榮，也期待謝小慶教授在這個領域有進一步引人矚目的成果。

（本文作者學林出版社社長、上海市語文學會副會長）

《審辯式思維》ISBN：9787548610397作者：謝小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