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方法的新發展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長足發展，還集中體現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變化方面。分析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是西方經濟學研究深度的推進和廣度的拓展。可以說，20世紀西方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方法論的變化對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研究方法的演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體現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

　　（一）證偽主義的普遍化

　　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的演變歷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註：〔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發生於19世紀的證偽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較量，同樣貫穿於20世紀經濟學發展的始終。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西方經濟學界出版了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第，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西方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繫。實證主義在被現實世界「證實」之後，證偽主義出來用事實和理論推導提出質疑，以此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二）分析工具的數理化

　　經濟學與數學的結合本來不是始於20世紀，但是戰後以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是如此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實實在在發生在20世紀，從而使經濟學這個大廈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計量經濟學的崛起。「計量經濟學」一詞是挪威經濟學家拉格·弗里希於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註：Mary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後來，庫普曼、克萊因、迪魯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50年代開始提出最早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此後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需要指出的是，克萊因教授自80年代以來多次來到中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計量經濟研究人才。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而在「微觀」經濟研究方面進行的開創性探索是從貝克爾開始的，他將經濟計量原則首次引入原來無法以數學來計量的領域，如愛情、利他主義、慈善和宗教虔誠等，並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這隻具有局部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對於此前的計量經濟學，我們稱之為「宏觀計量經濟學」似乎更為恰如其分——宏觀計量的分析方法是對20世紀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幸運的是，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授予美國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爾·麥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們在微觀計量經濟領域的貢獻。可以說這是「微觀計量經濟學」正式誕生的標誌。微觀計量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橫截面數據的微觀數據即指同一時點的條件、或是縱向數據在連續年份中的同一觀察單位。微觀計量經濟學可以在個人層面上對許多新的問題進行經驗性研究，例如是什麼因素決定人們去工作，什麼因素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經濟激勵效應如何影響人們對教育、職業和居住地進行選擇，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教育計劃對個人收入和就業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等等。

　　第二，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大規模運用。計量經濟學之所以在20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於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並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就是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註：Mary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他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了貨幣實際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了弗氏的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了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促進了經濟學其他相關分支的誕生和發展，例如，庫茲涅茨對季節性的波動、國民收入的長期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經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之上，又為統計分析建立了一個牢固的陣地，與此同時還大大推動了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第三是博弈論的引進。作為一個嶄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論的應用範圍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係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進入80年代以來，博弈論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說已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還有人試圖以博弈論語言重建整個微觀經濟學。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藉助於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託—代理」、「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註：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西方許多經濟學家對濫用數學的現象也進行了激烈的抨擊。60年代被稱之為「奇怪的60年代」，因為數學模型的「圖騰」崇拜現象廣為流行，甚至出現了「沒有理論的經濟計量」和「與理論相矛盾的經濟計量」趨勢，「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識和願望來編造經濟理論和經濟計量」；對此，里昂惕夫很不以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後，給美國《科學》雜誌寫了一封信，指出「專業經濟學雜誌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