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資本家的成長—沃倫·巴菲特傳（五）

1975年3月，芒格來到證交會做了兩天的證人，他傲氣十足地向審問者保證「如果出了任何問題，沃倫和我將負全部責任」，好像這樣就可以結束這件事情似的。他把這件事看作對性格的一種磨鍊，常常提到參加各種上流聚會時的榮耀。

一位年輕的證交會律師搖動三寸不爛之舌，奮力挖掘他的內幕。他暗示說芒格曾參與共謀，以賣空韋斯科股票起訴者的股票為手段來破壞此次兼并。芒格抗議說，「這絕不是我們的經營作風。」他的語氣聽上去相當震驚，就好像一個神父偶爾作了一次警察而不是傳教士。

事實上，證交會是懷疑其中藏有陰謀。具體來說就是：藍籌公司究竟是不是為了接管韋斯科公司才對兼并加以阻止？

提問者：在2月26日之前，你和巴菲特對這種方式（尋求控制韋斯科公司）考慮了多久？

芒格：我以前說過，我們把98%的精力都投入了手頭的業務，我們都信奉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人談的工作是手頭的工作，而不該顧忌遠處很模糊的東西。

不管加里的威懾，律師們更進一步涉及核心問題，那麼藍籌公司為什麼為韋斯科多付出不必要的價格？

提問者：你完全可以便宜地得到它，你為何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呢？

芒格：我們希望在路。文森蒂和貝蒂。彼得斯之間作得公正平等一些。

提問者：那麼你的股東怎麼辦呢！難道你不想對他們也做到公平嗎？

芒格：是這樣。對於那些要求我們去做與矯枉過正不一致的事的股東，我們並沒有義務要做到公平。我們的想法和本。富蘭克林的一樣——如果你願意的話——最誠實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攪得很迷惑？

提問者：的確如此。因為在我印象里，商界人士總是為了他們的公司和股東的利益而竭力達到最大利潤的。

芒格：也許我們想在更長的時期里達到最大利潤。如果我們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種和諧、長期的工作關係的話，或許這只是一種私人興趣，正好傾斜到你們想當然的層面。

這場談話的論題與巴菲特在舊金山和貝蒂。彼得斯的談話十分相似，一項長期投資決不僅僅只在股票上押下賭注，它是一個合伙人的形式。一個大的股東——即一個合伙人——有付出，同時也有收益。對巴菲特而言，「合伙人」這個字眼有某種強烈的暗示，隱含了一系列沒有說出口來的責任和忠

誠，也正像他曾經對巴菲特合伙人企業的投資者所感覺到的一樣。

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都二維地來看待股票，它們在屏幕上閃爍，隨著按鈕的摁下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常常談到僅僅經營資金是遠遠不夠的。芒格回憶道：「我對沃倫說，我們可不想像智者拉塞爾一樣成為一個精明、吝嗇的攢錢鬼。」我們不願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記憶中只留下一張空空的白紙 .可是，證交會的律師依舊疑心重重。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彷彿藍籌公司曾經支撐韋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縱」它——從而達到在更高價位賣出的目的。但是由於藍籌公司並沒有做出賣它的舉動，律師們就變得迷惑不解了。於是，他們又來試探巴菲特：提問者：從商業角度來講，等到價格落下來時以便宜價位買進股票難道不更好些嗎！

巴菲特：單一交易中可能是這樣的，但我認為如果你看到藍籌公司的整體格局，看到韋斯科公司的人們覺得股東確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藍籌公司的整體商業信譽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好過。

提問者：你對藍籌公司的股東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呢？

巴菲特：我自己也擁有相當數量的股票，因此這對我本身也會有影響，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費別人的資金。

提問者：如果在兼并告吹之後你立即入市，同時股價下跌，你覺得這樣看起來顯得不太好，對吧？

巴菲特：我覺得也許會有人對此相當憤慨的。

提問者：這理由讓我覺得很費解。儘管你認為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會感到不安或憤怒……我的意思是你為何對此在意，藍籌公司為何對此在意，而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又為何對此在意呢？

巴菲特：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對我們的感覺是相當重要的。當然，你可以說我們擁有控制權，因此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但實際上它關係重大。路易斯。文森蒂並不一定真的非要為我們工作，他只是喜歡和我們共事而已，而我也願意與他合作，這就算一種良好的關係。你知道，如果他覺得我們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麼，這種關係就不可能存在，這並不僅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礎上的。

假如一個政府機構總是指責J.P.摩根或Sr.，太過於注意自己的聲譽，這倒顯得很不合理。「你為什麼對此這麼在意？」對於摩根的同時代人而言，這個問題似乎令人難以想像。但這個時代里，有某些東西已經被眾人遺失了。

的確，巴菲特和證交會的談話讓人覺得像一場跨世紀的對白，這個機構以及它所習慣於打交道的律師們都把公司的事務定義為一系列的交易活動，每個交易都是獨立的，今天的合伙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關係的方式來做生意，顯得更為長遠。他對自己的規則十分執著，好像自己對自我定位有某種奇怪的偏愛一樣。而可笑的是，這卻為別人的懷疑提供了根源。

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實更加劇了證交會的疑慮。他們已經找到了共謀者，現在只差罪證沒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們想從巴菲特和芒格之間貌似神秘的聯盟關係中找到這種罪證。

提問者：在藍籌公司里是由誰來做投資決策的？

① 芒格在1976 年將他的合伙人企業做了清算，在1962—1975 年期間，以複利計算的年增長率達到了20%.

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來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後他在行動之前還會徵得我的同意。

提問者：那麼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購買下訂單以後，他有沒有告訴你他想繼續買進韋斯科公司的股票呢？

芒格：這種事情對於我們倆來說再自然不過了，因此我們通常沒有必要告訴對方或一起討論未來的打算都是些什麼。

提問者：那你問他了嗎？

芒格：我沒有必要這麼做。我知道他腦子裡都是怎麼想的。

提問者：你自己是否覺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

這句不經意說出口的話頓時顯得提問者不太坦率。證交會曾經從貝蒂。彼得斯那裡打聽到類似的語句。於是他們又來試探巴菲特。

提問者：你覺得他可以成為知己嗎？

巴菲特：這可取決於你談的是哪個方面的問題。你也知道，我們在許多投資項目上意見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數決策中，我們能夠保持一致。

提問者：自從你變得有幾分投資哲學家氣質以後，你確信自己在大多數投資問題上同樣徵求他的意見嗎？

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點這勢頭。

提問者：好的，因此你們討論一些有關投資學、哲學以及你所投資的項目等問題？

巴菲特：確實如此。

提問者：所以大多數情況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買進或賣出些什麼，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狀況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對什麼東西有買賣的興趣，我也知道他的興趣所在。

至於他在某個特定時刻實際做了些什麼，我並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他曾經多次非正式地拜訪證交會，而且似乎有意要協助他的審問者，他很有耐心地對證交會的一位叫勞倫斯。塞德曼的律師解釋藍籌公司這個拼圖遊戲。在他們吃午飯的時候，巴菲特還對塞德曼談起他在華盛頓的年青時代，他零碎地穿插進一些巴氏的哲學觀點，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覺陷入了巴菲特編織的蛛網之中，和貝蒂。彼得斯當年的情形一樣，塞德曼回憶說：

許多次，我和他圍坐在桌子旁畫圈，他說：「你這兒錯了，它不屬於這個公司，『或者』那個屬於那邊……」。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他沒有什麼敵意，是一個可以相處的出色人物——即使我們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的。

對於現代的決策者來說，要是在沒有律師陪伴的情況下走進證交會，並且和一個無足輕重的調查者談起自己的案子——事實上這是給調查者提供信息——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發生乃至荒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這種念頭，決策者的律師們都會提出抗議，並且無疑會限制他的這種舉動。當代的精神總是處於猶豫之中，自發的行為早已讓位於謹慎地墨守陳規，產生英雄的時代已經被一種對專門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們再也沒有偉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貼貼的小螞蟻。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種程度上做個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當人們還願意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活動的時候，他覺察到這些現代的輔助部隊——不僅

僅是律師，還有政府公關人員，顧問以及無數其他的顧問——不光在發揮協助的作用，還在進行控制。這些都是他很厭惡的事情，不論成敗與否，巴菲特都不會容忍其他任何人來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個人魅力以外，人們對他的開誠布公也有很好的反應，同時也因為他從不爭辯而放鬆了對他的戒備，巴菲特並沒有直接反駁塞德曼而是扔還他一塊爛泥。

「拉里，」巴菲特終於說道，「你以你的方法來看，你是對的；這裡面確實有一些技術性的犯規行為。但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來看的話，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但我們並不是故意想去做錯什麼事情。如今，我們該如何解決它呢？」

這個案子在1975年里一直拖著。證交會又把漁網灑向另一個領域進行捕撈——原始資本基金，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組基金。到現在為止，巴菲特已經被各種各樣的混亂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惡夢一旦結束，他告訴證交會說，他渴望能簡化他的事務：

我們希望擁有和現在一樣，但少些混亂的企業。我確實不喜歡亂七八糟的局面。我們做的時候它顯得很簡單，而現在卻遠遠不是那麼簡單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師R.里克紹沙懇求了結此案。他辯解說巴菲特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不值得做這樣細緻的調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來毫無瑕疵的準備個人稅申報表的記錄與林肯的圓木屋相提並論。

自從他14歲開始為送報紙掙的錢交稅以來，就一直繳納聯邦收入所得稅。30年積累起來可以有數百萬美元了，並且他的平均誤差還不超過200美元。

1976年時——調查已經進行了兩年——證交會終於作出了處理。證交會正式指控藍籌公司對韋斯科公司的購買不僅僅是一種投資，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樣，同時還為了阻止兼并（這也的確是事實）。它還宣稱在3周時間內藍籌公司曾人為地抬高韋斯科公司的市場價值。藍籌公司同意以後不再有類似的舉動，沒有對罪行的確認或否定，而只是此類事情的一種慣常處理。對於證交會認為在藍籌公司交易中受到傷害的韋斯科公司股東，它將支付115000美元。

證交會沒有採取敵對巴菲特的行動。但幾周以後，它又派他去參加一個藍色緩帶研討會，研究公司報表披露實踐的情況。也許，證交會以此來表明對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於前兩年一直處於被調查的地位的巴菲特來說，這種待遇已經是非同尋常了。

彷彿一個帶著重新做人的熱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終於結束，也可以說是簡化了這種「混亂」的局面。他把藍籌公司在原始資本基金中的份額脫手出去（已經翻了兩倍）。從此他不再以FMC資金管理者的旁觀者身分出現了，他把韋斯科公司和藍籌公司合併在了一起 （他本來要買下整個韋斯科公司，但應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購進了80％）。經過兩年的中斷之後，他繼續著手把戴維斯菲爾德商店兼并到伯克希爾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興的是，兼并活動把他和芒格之間的聯盟關係規範化了。為了換取他的戴維斯菲爾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爾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時，巴菲特還把他的好友任命為副主席。芒格繼續留在洛杉磯迫求一種零散的利益，但對於自己在伯克希爾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終很謙虛。「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大多數點子都是沃倫出的。」他說道。然而對於像巴菲特這樣一個偏狹的人，有聰明過人的芒格在遠處觀察戰況，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并活動同樣也使伯克希爾公司在藍籌印花公司里佔有了主要的份額。

實際上，巴菲特只剩下一個「口袋」了——那就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

他沒有任何別的投資組合，實質上也就是沒有個人投資了。但是伯克希爾公司，這個被他從紡織行業的死亡地帶里營救出來的企業，正是他的「個人投資」。

在最初10年中，巴菲特使伯克希爾公司的凈價值從20美元/股升到了93美元/股。他對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頭換面。巴菲特自行收購了保險團體、銀行，股票組合以及他在藍籌公司，喜詩糖果公司和韋斯科公司中佔有主要股份之後，公司原來的樣子都蕩然無存了。

要是另一位決策者就會重新命名公司來反映出這些變化——也許叫做伯克希爾。哈撒韋實業公司或是「伯克希爾實業」。但是巴菲特對這種調包沒有興趣。他喜歡現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歷史，雖然他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他還是叫肯。察思。從新貝德福德的檔案堆里刨出昔日總裁們所作的記錄，然後把它們都運到奧馬哈來了。正如巴菲特對證交會解釋的那樣，他永遠不會出售伯克希爾。

我就是喜歡它。我將為伯克希爾公司傾注我的餘生。它是屬於公眾的，但現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業。

他說的不只是長期，而是他的餘生。他的事業——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決定聚到這個公司里去了。他做過的每一件事，每一項投資，都是在一幅永遠畫不完的油畫上添加的一筆。沒有任何人能從他手中搶走畫筆，就像他當初從西伯格。斯坦頓手中搶來一樣。70年代中期時，巴菲特擁有了43％的股票份額，而蘇茜持有另外的3％。為了得到伯克希爾公司以及藍籌公司的下屬機構，巴菲特投入了1540萬美元。這相當於每股伯克希爾股票價值為32.45美元，這也是巴菲特願意注入的最大資金。對這幅油畫的任何進一步的修飾——即伯克希爾股票價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財商的增加——都將從每股32.45美元的投資中，以及他對這項投資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斷地湧出。

10回到華盛頓

當沃倫。巴菲特從天而降出現在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時，她便進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轉變時期。她的父親曾在1933年買下了瀕臨破產的《華盛頓郵報》，當時，它在一個擁有5家報紙的城市裡排行最末。她那位才華橫溢，但最終神智紊亂的丈夫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摳動板機之後，凱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權。格雷厄姆並沒有像別人面對這種意外時感到手足無措，她最多也只對這件事表示了一點同情。作為尤金。邁耶的女兒，格雷厄姆生活在一個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獨寂寞中。母親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第一把手，同時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親。她在一個由大量女家庭教師和私立學校構成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習慣了從母親的私人秘書那裡收到回信。在很年輕的時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聞記者，但是她從來沒有想到家族的報業將由她來掌管。結婚以後，她便把精力都放在營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權力的高位時，她顯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對她畢恭畢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採訪中稱，在現有社會的運行方式下，「一個男人比女人更適合於這項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層管理人員。實際上，責任可以是一劑補藥。在當時，《郵報》是一家洋溢著智慧但略有些狹隘的報紙。格雷厄姆聘用本傑朋。希拉德利，《新聞周刊》的華盛頓機構主管，來經營這家報紙，而本傑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郵報》推進入美國新聞界排行榜的前幾位。在1971年，當《郵報》的公司股票剛開始上市時，格雷厄姆撇開了那個態度搖擺不定的顧問，不惜冒著來自尼克松政府起訴的危險，出版了《五角大樓秘史》，即有關越南戰爭的政府秘聞（美國政府已經通過一項禁令來限制在《紐約時報》上登載）。以後，她又把《郵報》的調查拉回到水門事件上。儘管也許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郵報》公司在佛羅里達的電視業執照受到了威脅，尼克松的律師總領約翰N.米切爾對即將問世的故事進行審查時說：「如果它出版了的話，那麼凱蒂無易於把自己壓入軋平機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經達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變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驟尚未展開。儘管《郵報》在政治圈子裡針貶時弊，但作為一家企業，它卻沒有絲毫吸引人之處。它的領頭報紙在華盛頓市場中佔主導地位，但其利潤率卻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電視台業務陷入了同樣的局面中。

1971年《郵報》股票上市以後，格雷厄姆開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盈虧狀況上來。但是她已把財務方面的事務交給了董事長和她的顧問弗里茨。畢比律師來處理，按格雷厄姆的話來說：「我覺得圖表數字之類的事還是應該由男人來干。」後來，在1973年春季，畢比死了，格雷厄姆成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長。她曾勇敢地對證券分析家們宣布說，她希望得到一項普利策管理名義獎，但是華爾街世界卻嚇壞了她。這正是發生在巴菲特開始買進她的股票的時候。

格雷厄姆通過《華盛頓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結識了巴菲特，但是對於巴菲特是何許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麼都一無所知。《郵報》有限公司里警報頻傳；凱的兒子唐納德那時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說自己擔心公司會被某些「來自於內布拉斯加的極端左翼分子」所搶去，凱自己也給嚇壞了，於是拚命找出版界的朋友們打聽有關巴菲特的消息——「跟蹤著他的蹤跡，

就像一隻狗圍著一條蛇打轉。「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據布拉德利說《郵報》有兩個級別的股票。公開交易的只有投票權很受限制的B股，對公司的控制權在於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凱畢竟是個新手，彼得。德羅，《郵報》新聞周刊部門的高級副總裁，一直安慰她說：」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擔心啦！「但格雷厄姆還是十分驚慌，她不停地說：」他究竟要怎麼樣？有人想要同我們競爭董事會名額？「

巴菲特猜想，作為一個執有10％份額的股東，他對公司的影響也許只是輕如鴻毛的。於是他寫了封信給她——「親愛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講述起自己曾經身為《郵報》報童的那些大膽的行為，而且否認自己有任何敵對的意思。她拿著這封信給許多精於此道的朋友們看，他們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銀行家羅伯特。阿布德等等。每個人都警告她說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許是個陰謀，並且建議她離他遠點兒。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賴她的顧問了，如果說這一次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覺來行事了。她給巴菲特寫了封回信，建議兩個人見面談談。

當格雷厄姆在拜訪《洛杉磯時報》時，巴菲特從位於拉古納海濱的家裡開車上來，兩人一起度過了被巴菲特稱為極其愉快的時光。巴菲特覺察到她的憂慮不安，於是答應她不再買進股票。儘管格雷厄姆對他還很拿不準，她還是邀請他來東部時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倫和蘇茜在這段緊張的時間裡住進了距《郵報》僅有一個街區的華盛頓麥迪遜飯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會成員們在街上對峙。巴菲特弄到一條黑色的領帶，開車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進午餐。當時，他坐在芭芭拉。布希和簡。馬斯基的中間，等著格雷厄姆的到來。

但是沒有人來。最後湯姆。默菲，大都會公司的主席，同時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頓午飯，又建議她邀請巴菲特進入董事會。當格雷厄姆在拉古納拜訪巴菲特時，他還試圖取悅於她。他買來一把傘和沙灘椅——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陣騷動，因為沒人見過巴菲特下過水。格雷厄姆移過身子來說：「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會。」巴菲特說：「那麼，您還在等什麼呢？」當巴菲特開車送她回洛杉磯時，她說：「如果您想對我說什麼就請儘管說吧，但您要說得婉轉些。如果有人沖我大叫大嚷，我倒寧願去上吊。」巴菲特其實並不需要她說這番話給他聽。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們——很少數的一夥，包括格雷厄姆的親戚、《郵報》的主管以及凱的朋友們——都很擔心他，引用《新聞周刊》主管德羅的話來說：

沃倫是個來自奧馬哈的外人，他佔有公司份額的10％。我們對此的反應是「為何我們從未聽說過他？」這令人覺得害怕，他是第一個自己帶著椅子坐到桌子旁邊來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這一點。他告訴主管們，作為一項投資，他為什麼喜歡《郵報》公司，以及從個人體驗來說這份報紙如何能給他一種回家的感覺。和其他新近加入俱樂部的人一樣，他所能說的一切不過是能到這兒來，心情無比激動等等。

他簽署了對唐。格雷厄姆的委託書 （這使得凱的兒子和繼承人有權投伯克希爾的票）——這是他對管理層表示忠心的不尋常的舉動。同時，他還書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爾能「永遠」持有它的《郵報》股票——另外一些不過

是藉以迷惑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的言辭。巴菲特通過各種方式來暗示自己不僅僅是個投資者，還是一個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對貝蒂。彼得斯做過的一樣。

巴菲特開始頻繁地來到華盛頓。在召開董事會會議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頓的富麗堂皇的家裡。布拉德利，不再是個鄉巴佬，說道：「我們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們從來沒有結識過這麼有錢的人。」

他似乎被我們迷惑住了，而我們也被他給嚇著了。多年來他總是穿著一件蘭色的皮夾克，每個人都像是想找這件衣服的碴兒。我想他正是因為這樣才總穿著它。董事會會議上，編輯們路過這兒，聊上幾個故事，他也會湊湊熱鬧。他很喜歡參與事情，喜歡我和凱之間隨意輕鬆的關係。有一次我們在打網球，我把她逼到欄杆那裡去了。沃倫說：「我實在要對敢於把自己老闆逼到欄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極度感染力的熱情。

《郵報》的主管們都習慣於把自己當作新聞記者——自認為自己是新聞巨頭。巴菲特開始向他們點點滴滴地灌輸有關財務方面的知識。有一次，他突然跑進德羅的辦公室詢問關於《新聞周刊》的事。後來，他開始解釋自己對《新聞周刊》特許權有什麼樣的看法——其中，他運用了與漢堡包連鎖店的類比，顯得淺顯易懂。

「當我聽完以後，我對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羅說，「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絕不會讓你覺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別的是，巴菲特成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師。每次他來華盛頓，總會帶上一大堆年度報表，然後讓她一行一行地閱讀它們。有一天，巴菲特送給她一張沃爾特。迪斯尼報告的封底圖片，上面畫著一個小孩熟睡在嬰兒車中。巴菲特在上面註明道：「這就是在讀完第20份年度報告之後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覺得巴菲特在操縱她，但格雷厄姆覺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義，他並不告訴她要做些什麼，而只是給出建議和勸告，他的魅力在於他富於耐心，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強大磁力。格雷厄姆愈發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發喜歡他的觀點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就是《郵報》應該買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覺得這簡直是在發瘋。如果一個公司償還了它的資本，那它怎麼能夠成長下去呢？巴菲特認為整體的增長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長率，它就像減少了一塊比薩餅分出的份數，如果股票可以用低價收回——此時《郵報》股票非常廉價——那每一塊餅上的乳酪就會多些。

巴菲特還幫她從數學上攻克了這個問題，在她那佐治頓的堆滿書籍的書房裡寫寫畫畫。

格雷厄姆接受了這些觀點，和《郵報》的其他主管談起這件事情，他們發現她運用了大量的財務術語。她公開引用巴菲特的原話，而某些人則對此極為反感，在回答職員們提出的建議時，她的回答方式讓人生氣：「有意思——我們去問沃倫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會一年以後，格雷厄姆決定舉行一次罷工。她一直渴望能削減《郵報》印刷室嚴重超員的現象，並且把控制權從好戰的印刷工會手中重新搶過來。有的印刷工人砸壞了工廠，罷工也變得愈發嚴重起來，（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凱已故的丈夫，費爾槍擊了錯誤的格雷厄姆。）《郵報》

只有依靠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出版報紙，而位居第二的《華盛頓之星》則趁機開始挖走它的廣告員人才。

格雷厄姆擔心《郵報》會在罷工中取勝而在競爭中落後。「我所需要的，」

她說，「是找一個我能完全依賴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許諾他將親自掌管企業，並且在他認為罷工會對《郵報》的特許權造成長遠威脅時提醒她——而特許權的存在正是他投資的理由。他不必這樣做了，因為4個月後，工會紛紛瓦解，而《郵報》依然保住了領先的地位。

後來時代公司把敗下陣來的《華盛頓之星》買了下來，並和《郵報》商議兩家聯營。它認為聯營協議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盡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華盛頓保持擁有兩家報業 .在時代提出來的方案中，每個公司可以從報業聯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約定的份額。

巴菲特對此建議堅決反對。在他看來，《郵報》擁有整個華盛頓發行量的66％，而且正處於佔領市場的緊要關頭，因而沒有必要對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協。主要由於巴菲特的影響，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議更為猛烈，遭到了《華盛頓之星》的拒絕。不久以後，《華盛頓之星》破產了——給《郵報》帶來了意外的好運。

格雷厄姆幾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談一次，每周能有好幾次談話。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個講座，她覺得十分害怕，於是給奧馬哈撥了個電話，巴菲特會立即給她一個深思熟慮的答覆——她曾錄下了他們的談話內容。

他說到了結尾部分。我說「什麼？——你能再說一遍嗎？」他不會這樣做。這些話從他嘴裡出來是如此之快，簡直讓你大吃一驚，連他自己都無法再追想得起來。

有一次，當格雷厄姆打電話來時，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時的彈子球夥伴，正在奧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擔心《今日美國》會對《郵報》採取行動，巴菲特就極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驚奇的是，她竟然在電話里和他談了半小時之久。

自從巴菲特在董事會裡呆了一段時間以後，他開始促使她變得更加自主一些，一次，她讓沃倫去華盛頓，參加一項談判，內容是要把《郵報》在華盛頓的電視台加上一筆現金，換成底特律的一家電視台。

「不行。」巴菲特對她說，「你自己去談判。」

「那好吧！我們給多少價？」格雷厄姆問道。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來。」

但是實質上，每個重大的決策中都滲透著巴菲特的影響，這尤其是他阻止格雷厄姆參加到傳媒資產近乎白熱化的投標大戰中去。作為一個相對來說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傳媒的高調宣傳，比如發展迅速的大都會公司主席，湯姆。默菲，還有似乎要買光一切東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給嚇壞了。

她很想跟著他們出價，但巴菲特不斷提醒她還是不要花這筆錢的好。

當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賓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過甘里特的投標，就把 《路易斯維爾鄉村日報》和《時代》賣給《郵報》時，格雷厄姆馬

① 1970 年《報紙保護法》允許競爭性的報紙合併他們經營中的商業部門，但要保留各自的編輯人員——但

必須是它們能向公平保護部門表明，如果不這樣做其中一家報紙將會倒閉。

上給巴菲特打了個電話，雖然他意識到價格簡直高得驚人，但他還是盡量小心地不明確表態，從某種更微妙的意義上來說，這種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校長充分信任一名學生，那麼誠摯的學生絕不會辜負他。「要知道凱是多麼想做那筆生意」，唐。格雷厄姆指的是《鄉村日報》，但凱終於還是放手了。

還有一次，一位曾想從巴菲特手中買下登普斯特防沙廠的投資者——戴維德。施德拉斯爾想把一家電纜公司賣給 《郵報》。他在紐約與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道吃了頓飯。他們兩人共事時的輕鬆氣氛給戴維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與此同時他也預想到自己的目的要泡湯了。

「凱對電纜很有興趣。」他回憶道，「她非常老練，從戰略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但我對自己說， 『巴菲特是不會准她花那麼多錢的。』」

在意料之中格雷厄姆對巴菲特的依賴變得不僅僅是商業顧問的關係了，身為一個富有的寡婦，她對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因而過著近乎於隱居的生活。她性格相當脆弱，總把人拒於一臂之外，顯得十分傲慢。《華盛頓月刊》的查理。彼得斯說：「凱極其需要有一位朋友。」她覺得巴菲特沒有任何威脅感，於是兩人變得親密起來，格雷厄姆邀請巴菲特到她弗吉尼亞的農場以及在馬撒葡萄園的家裡去作客。巴菲特也回請她去拉古納海濱遊玩。格雷厄姆還開始參加巴菲特的本。格雷厄姆團體的會議。

他們倆人的性格都很幽默，一部分緣於兩人不同的背景和素質。當巴菲特邀請格雷厄姆去奧馬哈參觀一趟時，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奧馬哈在哪裡，於是決定開開她的玩笑。登上飛機以後，他叫她畫一張美國地圖，標出奧馬哈的位置。這張地圖簡直糟糕透頂，他想搶過來留下作個紀念，但格雷厄姆手腳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還有一次，他們到拉瓜迪亞之後，格雷厄姆急著要打電話，便問他有沒有一毛錢，巴菲特在口袋裡摸出一枚二毛五的硬幣。和內布拉斯加其他的百萬富翁一樣，他捨不得浪費一毛五分錢，於是就跑出去想換成零錢。格雷厄姆大叫道：「沃倫，快把那二毛五給我！」

巴菲特去華盛頓時很少帶上自己的妻子，而總是陪著格雷厄姆在城裡四處逛逛。「凱的社交圈子擴大了很多。」作家傑弗里。考恩說。另一位朋友說，「《華盛頓郵報》確實改變了他的生活，改變了他所面對的人。」突然之間，奧馬哈的沃倫。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類的人物打起了交道。利斯。史密斯，一位隨筆專欄作者，報道說自從巴菲特成為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常客和顧問以後，他變得風靡一時。史密斯又說道：「整個華盛頓社交界都很興奮，因為不管就餐時在座的人穿得多麼高雅莊重，巴菲特先生總是只喝百事可樂。」巴菲特不喜歡張揚，只喜歡在格雷厄姆家裡這種易於控制的環境中和要人們相聚。

格雷厄姆生日聚會那天，當許多大人物們一起用餐時，出版商兼文學鑒賞家麥爾考姆帶來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這瓶酒在格雷厄姆出世那年裝瓶入窖，麥爾奇姆藉此來暗示自己是花了血本買它的。當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時，這個百事可樂的忠實飲者阻止住他：「不用，謝謝。」他說著，一面用手蓋住了杯子，「我看我還是節約點錢吧。」

當巴菲特在城裡的時候，格雷厄姆總讓廚師為他做漢堡包，還在曼哈頓的公寓內堆滿了巴菲特最喜歡吃的東西——油花生和草莓冰淇淋。「當他來的時候，」她近乎奉承地回憶說，「這兒只有乳酪堡和炸——你管它叫什麼來著？——法國炸薯條，整個兒都沾滿了鹽粒。」為了讓他舉止變得更優雅

一些，她帶他去試穿皮革，還把他用漂亮的服裝打扮得整整齊齊的。

反過來，巴菲特把格雷厄姆帶到一些具有文化豐碑意義的地方去，比如位於新貝德福德的哈撒韋紡織廠等處地方。「他想讓我去看看。」格雷厄姆說道。她把他當作自己「最貼心的朋友」，而且不論是個人建議還是商務諮詢，她都很依賴他。巴菲特也在突然之間變成了格雷厄姆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個月去華盛頓一次，然後在格雷厄姆會客室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更換一遍，連巴菲特的孩子們都不知道拿這些衣服怎麼辦才好。

在一次採訪中，格雷厄姆說，「我還很年輕」——當巴菲特進入董事會時她正好57歲——「這確實讓人吃驚」，但這句話並沒有激起關於她私情的謠傳。湯姆。默菲也曾拜訪過巴菲特，她戒備地說：「如果我使用他，那是一種令人皺眉的事。」

巴菲特有一大堆女性朋友——《幸福》雜誌的作家卡羅爾。盧米斯、魯斯。米舍莫爾、芭芭拉。莫羅等等。莫羅認為他是位「女權主義者」，因為他對婦女們都很和善。「他對女人有一種洞察力。」她說，巴菲特身上有一種現在已不太流行的俠骨文士的風範。他對粗俗和下流的玩笑非常痛恨，盡①管他確實也曾講過一些幽默的關於床幃之間的笑話 .對於沃倫有這麼多的女性朋友，蘇茜絲毫不覺得緊張。有人提醒她，沃倫在華盛頓消磨了太多的時間，蘇茜回答說她對事物的形式本身並不感興趣，而只注重心靈的純凈——說這些話時，蘇茜一點不覺得難堪和羞澀。（當巴菲特在華盛頓時，他們兩個人都住在格雷厄姆家。）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巴菲特的生活失去了連貫性。蘇茜曾經為他付出和放棄了那麼多，如今，她對一個朋友說，她想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了。

她積極投身於一項挽救當地高中的運動之中，由於種族問題，這所學校學生流失十分嚴重；同時，她也開始獨身外出旅行。很顯然，她對沃倫的工作沒有任何興趣。彼得是家裡剩下的最後一個孩子，他發現家裡越來越鬆散，爸爸常常呆在華盛頓，而媽媽似乎總是外出，彼得只好自己做飯吃。巴菲特意識到，像自己一樣，妻子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家《華盛頓郵報》」。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談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們。他說道：「蘇茜，你就像一個工作了23年後又失去工作的人。現在你打算做些什麼呢？」

蘇茜的夢想是當一名歌手，家裡人都不覺得驚奇，因為沃倫工作時，她總是習慣於走來走去地唱著歌。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時間，於是和當地的一個樂隊鮑勃。埃德森。特里奧一起配合，在某些私人聚會露面。每當她想到公開演出時，她總是緊張不安，但沃倫很支持她，告訴她如果因為膽怯而退縮，她將來會為之後悔的。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內伯格的朋友的幫助下，蘇茜克服了恐懼心理，出現在位於奧馬哈郊區的一個名叫「精發泄」的夜總會的舞台上。

自那以後，在位於奧馬哈鋪滿鵝卵石的集市街區的法蘭西咖啡屋裡，蘇茜開始了她的表演活動。這個咖啡店的主人是一對周遊過許多地方的奧馬哈人。他們是舞蹈演員邁克爾。哈里森和帶有文化前衛氣派的安東尼。亞勃特。

蘇茜曾在這家餐館主持過一場計劃生育的義演。 （查爾頓。赫斯頓也光臨了這裡，除了175美元一磅的魚子醬以外，他別的什麼都沒吃。）另一次，她

① 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亞，巴菲特一家和羅伊、馬薩。托麗絲散步，路過一家旅遊品商店，看到櫥窗里在一

些布料極其節省的比基尼邊上有一塊求救牌，巴菲特不禁詛咒道：「難道他們需要一個胖女人嗎？」

為賑濟非洲災民登台演出了一場——和客人們一樣，她穿著波浪形的印花棉布上裝，系著鮮亮的絲巾，赤著雙腳。在奧馬哈，一個40多歲的家庭主婦在台上亮相是令人覺得古怪的一件事，但是城裡的人早在此事傳開之前就知道沃倫的妻子是一個很自由開放的人物。

在法蘭西咖啡屋裡，蘇茜在一個刷黑了的石窖中進行表演。她身材窈窕，顯得十分性感，渾身綴滿的金屬片閃爍著迷人的光芒。她比當初結婚時還顯得美麗動人——高高的顴骨，一頭棕色的短髮，還有一雙懾人魂魄的大眼睛。

她說話的聲音略有一點單薄，但唱起歌來，它就帶上了一種沙啞的特質，她表演極為風格化的爵士和流行曲調，比如憂鬱的史蒂芬。桑德海姆《讓小丑進來》。第一輪演出歷時6個星期，吸引了大批的觀眾，而且反應相當良好。

奧馬哈的一位藝術家肯特。貝洛斯說：「蘇茜作為一位餐廳歌手——充滿激情，風格獨特。記得有天晚上，沃倫也在場，他臉上的表情顯得那樣如痴如醉。」

蘇茜在台上表演時，巴菲特滿臉歡樂地看著她，彷彿著了迷，他對一位朋友說：「蘇茜唱歌的時候，聲音是多麼的甜美，幾乎讓我停止了呼吸。」

關於了他們的私生活，巴菲特說起時總顯得十分甜蜜。他常常說，在見到蘇茜之前，自己一直是鬱鬱寡歡的；如果沒有蘇茜，他是不會達到現在的成就。作為一對夫妻，他們拋開了一種傳統的模式。儘管他們的興趣，還有他們的安排都是各自獨立的，但是巴菲特一直很依賴她，即使現在，她也會在公開場合依偎在他的身邊，牽著他的手，彷彿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她明白自己就像他的繆斯神一樣，永遠不會對他說一個「不」字。

相比之下，巴菲特和凱。格雷厄姆在一起時就完全不同，她依靠著他，不僅因為她沒有財務方面的經驗，還因為她沒有安全感。如果說得輕點，可以說巴菲特給予她的幫助和他對別的同事沒有什麼差別。當然，他也想從《郵報》公司里賺得一些利潤，但這種意圖並沒有抹殺這個事實，他被格雷厄姆激發得生機勃勃，而他本人也對她非常寬容和大度。

出版商斯坦。利普西曾看到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同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我不知道確切的答案，」利普西說，「但是從他們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在一起睡過的人之間表現出的跡象，凱很有權威，同時也很羞澀。1000個人中有999個人都會把自己想對她說的話再三考慮一番，而沃倫則不會這樣。他們倆成了知心朋友。」

不論任何「答案」，似乎都無法解釋巴菲特為何能在這種關係中處理得十分妥當。也許他帶給她的年度報表與此有關。巴菲特喜歡充當老師的角色，就像他給合伙人寫的信一樣，而格雷厄姆是一個非常迷人、接受能力很強的學生，《郵報》的一位董事說：「這想法實在太愚蠢了，她總在會前就餐，除了沃倫，我們都得離開。我從來不認為這件事和性有關。」

主管們看到，巴菲特—格雷厄姆的聯盟對企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乃至於最終對巴菲特的投資產生了影響。要想讓格雷厄姆簽發支票是不可能的。

為此，大家完全有理由歸咎於巴菲特，在奧蘭多市被徹底開發為旅遊省的麥加聖地之前，廣告部的總管喬爾。查斯曼曾有個機會用2000萬元的價格買下一家電視台。「這真是一場痛苦的交易，」他說道，「現在就可以知道它將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市場，但是公司上層部門有些人真是令人無法捉摸，它竟然被駁回了。」

「真是有人不可捉摸嗎？」格雷厄姆曾給巴菲特打過電話，巴菲特認為

它價格太高了。

常常發生這种放棄機會的事情，於是《郵報》的主管們都很沮喪。巴菲特對蜂窩式電話和有線電視都沒什麼興趣，因為他們需要大量的資本， （他當初投資《郵報》是因為它的出版業和電視台——與航空公司所不同——能產生直接的現金流，利潤不必再投回到企業中去）。對於創辦新企業或是新技術，他都持懷疑態度。因為它們太新了，就像把口味從漢堡包變成了外國食品一樣。

如果巴菲特不能親眼看到一家企業，他就會覺得心裡很不舒服。僅僅有專家保證的新項目是遠遠不夠的，而這種保證卻是主管們所依賴的東西，如果對某種冒險的事業他沒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會認為自己在投機。

而巴菲特是絕對不會投機的。

由於格雷厄姆對巴菲特的依賴性，《郵報》有時會錯失良機。自信的大都會公司執行總裁湯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議各類事情，但他總是有選擇地採納他的建議。但在總管房間的旋轉門背後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連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態度逐漸滲透了整個董事會。

在加盟《郵報》之前，查斯曼曾在紐約的Wins電台創辦了一個全新聞的版式。70年代後期，他曾提議《郵報》創辦一個全新聞的有線節目，特德。特納也提出過同樣的主意。然而，在《郵報》的第一屆董事會會議上它沒有被通過。「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打算買什麼，這與一個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是相違背的。」查斯曼說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於是他想把《郵報》的廣播部門脫離出來變成一家獨立的公司。《郵報》的總裁馬克。馬爾在辭職時寫了一封長信，極力主張把《郵報》私有化——因為在他看來，這樣一個拖沓臃腫的公司持有公眾資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馬爾的位置。

在另一項提議被拒絕之後，他冷冰冰地說：「奧馬哈的智者又開口說話了。」

有趣的事，對於巴菲特的推理，《郵報》的主管們並沒有真正的爭議。

在一次典型的評論中，馬爾說：「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見，價格的確太高了。

同時，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主管們都情不自禁地喜歡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樣，西蒙斯也曾踏上過前往奧馬哈的旅程。這趟行程總是一成不變，包括一頓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還有傾聽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談。「

在《郵報》的董事會會議上，巴菲特很少說話，但偶爾也會插上幾句。

在一次會議上，一位致力於尋找投資新領域的年輕人，工商管理碩士傑弗里。愛潑斯坦對每位消費者在傳媒和娛樂工業部門的花費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娛樂的數目達到了50億美元。

巴菲特抬起濃濃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億，這數字很有意思，」他說道，「這意味著如果美國有2000萬十幾歲的青少年的話，那麼他們每人每月在錄像上都要花費20美元。」這就是他的腦子運轉的方式，數字，數字。

一下子就很清楚，愛潑斯坦的數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經不住推敲的。不用說，①《郵報》沒有涉足於錄像業之中。

令人吃驚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會任期中，《郵報》幾乎沒有任何大的

① 這些數字是建立在商店進貨基礎上的，這就大大高估了實際的購買水平。不到一年，錄像業的大王阿特

里被損失所震驚，這個行業出現了危機。

作為，整整11年中，他開辦了體育雜誌而後又關閉了它；他在華盛頓賣下一家報紙的同時又在特倫頓買了一家；他還在蜂窩式電話和其他領域中佔有很小一份份額；但他們中的一部分又被陸陸續續地賣掉了。和從前一樣，98％的利潤「依舊來自於《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以及4個電視台」。

與此同時，《郵報》的收入穩定在12％左右，這個比率並不可觀。唯一顯著的變化是它贏利能力得到了改觀。1974年公司每1美元銷售額的營業利潤為10美分，而1985年時，達到19美分，股權回報率也翻了一番。

當然，如果沒有巴菲特的話，在這場報業大戰中，《郵報》就會早已取得勝利。他對它電視台贏利率取得翻一番的業績也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直到賺得利潤之後，他最主要的貢獻才姍姍來遲。巴菲特灌輸給格雷厄姆的是一種以股東為導向的考慮企業問題的方法，而在此時，傳媒公司們都爭先恐後地忙著搶佔地盤。他始終提醒他們——和多年前在紡織廠外面對肯。察思說的話一樣——企業規模並不是目標，而對股東的回報才是目標。

機會縱然錯過了，但是他把 《郵報》從企業真正的悲劇中挽救了出來，這悲劇是指把本應屬於好企業的利潤扔進了業績糟糕的企業之中。

在巴菲特的勸說下，《郵報》用它的超額現金收回了價值750萬美元的股票，也就是總股數的40％，凈贏利增長了7倍，而每股收益率——也就是每塊餡餅上的乳酪有了成10倍地增長。

當然，那幾年整個傳媒界的公司都很興趣，但是就巴菲特所認可的唯一尺度——利潤轉化成對投資者的回報——而言，《郵報》在整個領域裡獨佔鰲頭。

試想一下，這幾年裡，從1974年到1985年，《郵報》為股東平均每一美元的資本掙到了可觀的23美分，而大都會公司和時代明鏡公司的業績為19美分，儘管還過得去，但也略顯遜色。

《郵報》的股票以年複利35％的驚人速度不斷增值。加上紅利，整個年收益達37％，大都會公司是32％，而時代明鏡公司勉強是24％。《郵報》比它們都做得更好一些。在1985年底巴菲特即將離開董事會為止，伯克希爾所做的1千萬投資已經升值為二億零500萬美元了。

在巴菲特加入《郵報》董事會後不久，他又重新對另一個老牌號的公司產生了興趣。這家公司不僅在華盛頓歷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時便很有名氣了。當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坐火車來到華盛頓，敞開GEICO的門時，它還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隨後的幾年中，它成長異常迅速。洛里默。戴維森，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個周六耐心傾聽巴菲特提出問題的人，已經晉陞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躍成為了全國最大的汽車保險商。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維森退位以後，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層，公司的氣氛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在拉爾夫。C.佩克領導下，承保人們被新出台的「無過失」法律以及逐漸爬升的通貨膨脹率折騰得焦頭爛額，佩克努力想克服這些問題來謀求自身的發展，於是放寬了公司只接受低風險駕駛員的歷史性政策——甚至於在總體上還保持低價格。自然，贏利額升高了，現金也滾滾而來。

暫時一段時間裡，一切都顯得十分美好。令人遺憾但也一直不足為奇的是，高風險駕駛員開始琢磨著獲得更多的要求權，另外，通貨膨脹也引起GEICO所保險的汽車修理費用的成本提高了許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層沒有足夠的資金留存來彌補損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個月的緊要關頭中，公司對這個問題採取了否認，貶抑或是欺騙的態度——不僅對華爾街，還對它自己。依舊在位的洛里默。戴維森抱怨說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連他都沒意識到情況究竟有多麼糟糕。

當董事會保留了一個獨立的保險核計公司以後，我們才意識到事情有多嚴重。1975年聖誕節前一天，我們收到了報告，它可真是件聖誕禮物。我們有了千萬的虧空需要彌補——而令人驚恐萬分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筆錢。

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損失額達到了驚人的1億2600萬美元。1974年時的股票曾創下每股42美元的記錄，而如今只標到47 8 元。

自從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來，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但他心裡一直懷著一個秘密的心愿，想要大規模地重新投資於這個公司，就如同他對《華盛頓郵報》所做過的一樣。對於理性化的巴菲特來說，他對自己的過去也許是有點多愁善感（儘管在股票很貴時，他並沒有昏頭昏腦地投資於GEICO），現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並且它陷入了一場很大的麻煩之中。而且，當巴菲特在加州時，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還有一些積蓄在GEICO股票里。於是協助挽救這家公司便帶有一種雙重的意味：跟隨格雷厄姆的腳步，拯救他的公司。

這時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馬洛正在過著一種寧靜樸素的生活，一半時間呆在拉霍亞，另一半時間在普羅旺斯地區的艾克森。在他80大壽聚會上，他全家人都來到了拉霍亞，他滿懷深情地回顧自己往昔的生活，卻絲毫沒有提及他在華爾街的事業。他談到了自己從美學、文學、藝術以及許多女性同伴那裡得到的快樂，還像個孩子似地回憶起早年時見到馬克。吐溫的情景：「他容光煥發，穿著白衣服，還有頭銀白色的捲髮。」但是，格雷厄姆並沒有對股票喪失興趣，他在拉霍亞有一個賬戶，儘管他很少交易，但這位「證券分析之父」會來到經紀人那兒，在角落裡的一張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讀一本他所鍾愛的標準普爾的書。一位前來拜訪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書桌上發現過一本希臘語的書，而在卧室里則看到了一座羅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時，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聰明的投資人》的修訂版。他們通過寫信互相聯繫，但是巴菲特發現自己和老師之間存在著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內容關於如何確定「大型企業」

（比如：喜詩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認為一般的讀者難以達到這一點。而且，格雷厄姆建議一個人投資於股票的資產額上限為75％，而巴菲特更為勇敢，他願意在合適的價位押上所有的賭注。於是巴菲特非常想放棄合著者的身分，而只願以「合作者」的身分在書里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沒有什麼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兩人哲學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說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瀕於破產時，它確實如此。而巴菲特認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這將是一個機會，於是他緊緊關注著它戲劇般的變動。

1976年4月份，GEICO舉行了它的年度會議，400個股東把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擠得水泄不通。就是在這兒，股東們差點把公司的行政人員轟出這幢房子。不到一個月，佩克就被解僱了。一位43歲的旅遊公司的老手——約翰。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異常充沛，常常四處奔波著。在新澤

西，他前去拜訪了詹姆斯。希讓，州保險委員會委員，要求他提高利率。後來伯恩發現自己走投無路了，便從口袋裡抓出一張紙，猛地擲到希讓的桌子上，說道，「給你該死的執照，我們不再是新澤西州的公民了。」然後，他當場解僱了700名職工，並且通知全州30萬投保人去尋找別的承保人。

伯恩在全國範圍內關閉了100家辦公機構，裁員將近一半之多，但這還不夠。華盛頓特區的保險業監管威脅伯恩，要他停止關門，除非GEICO能找到其他承保人，來承擔一部分客戶 （這就是所謂的再保險）。伯恩做出同意的樣子，但到了7月初，行業領導人斯泰特。法姆卻象個隨意的旅遊者一樣棄他而去。

現在GEICO的財產值跌到了最低點，巴菲特非常敏銳地開始對涉足於GEICO產生了興趣——但是和往常一樣，他找來其他人為他的介入掃平道路。遵照巴菲特的旨意，凱。格雷厄姆給伯恩打電話說：「有一位貴賓想見見你。」伯恩說另找一個時間。後來伯恩接到了GEICO年長的政治家洛里默。戴維森打來的電話，詢問伯恩是否確實有怠慢沃倫。巴菲特一事。當他聽說確有其事時，不禁大聲叫道：「你這頭蠢驢！快到他那兒去一趟！」

7月里，在《郵報》董事會會議召開的前夜，伯恩來到格雷厄姆的大廈①里。此時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 .這個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臨著成為保險業有史以來最慘痛的失敗者的危險——用巴菲特的話來說就是「保險業里的泰坦尼克事件。」

巴菲特領著伯恩走進富麗堂皇，天花板高懸於頭頂的圖書館時，一種神秘的回憶向他襲來。25年前，當他敲開GEICO的大門，由看門人領到洛里默。戴維森面前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雖然他的處境完全變了，但做法還和從前一樣。他又一次渴望盡全力地了解GEICO的情況。據面色紅潤的伯恩回憶說，巴菲特和他談了好幾個小時。

我們大概談到凌晨二三點鐘左右，他想知道我要採取的措施。我對企業生存下去的能力的看法如何。記得我們談到了家庭，還有一些別的東西，一直談到深夜。但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GEICO的，我敢說大概有80％的談話都是我在說。

巴菲特幾乎無所不知了。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營運法 （沒有銷售代理人），這方法曾使它很有優勢。粗略地說，GEICO每1美元的利潤有15美分用於費用，而其他承保人大約平均花費24美分，因而GEICO收費可以低一些，於是在挑選客戶時就更具有選擇性。最近幾年來，GEICO顯然放棄了這個成功的辦法，但它潛在的成本優勢依舊沒有變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過當前的危機，它的贏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復。

即使當GEICO陷入徹底的混亂而且面臨破產的威脅時，天才的巴菲特還是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和60年代的美國捷運一樣，它是「一個正在度過一段困難時期的偉大的企業」。而且即使是在這樣艱難的時期，他也能預見到暴風雨是會過去的。

這天晚上，巴菲特親自對伯恩評價了一番，伯恩給他的印象很深；他的談話就像一個業主，而不是經理或官僚，他堅毅果斷，精力充沛，而這正是危機時期所需要的。也許他性情多變因而不能平和地率領部下，但作為一個

① 如果要同現在價格比較，必須考慮在1994 年左右GEICO 曾經以1 ∶5 的比例拆股。

戰爭時期的將領，巴菲特認為他是絕好的人選。

我並沒有問，「傑克，這需要多長時間？」這根本無法預測，（但是）傑克對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徹。

反正，伯恩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一旦他去做了，股票自身就會證明這是一筆不錯的交易——也許比這還好。

在伯恩離開幾小時以後，巴菲特起床給戈德曼。薩克斯交易所的經紀人羅納德。古特曼打了個電話，指示以2 18 的價格買進50萬股，並說隨時都準備「買它幾百萬股」。在《郵報》董事會會議上，暈頭暈腦的巴菲特泄露出消息：「我剛剛投資了一家興許會破產的企業。也許下周，所有的投資都會化為泡影。」但是一旦他越界了，他就絕對不會停下。伯克希爾很快便投資了400多萬美元到GEICO的股票上。

伯恩後來說：「在凱家的那個晚上是一個轉折點。」但GEICO還遠遠沒有脫離危險。它需要的是，首先，說服管理當局給它足夠的時間；第二，說服競爭者提供給它再保險，以此來減小GEICO發生損失的風險。

巴菲特為伯克希爾提供了再保險，同時還給特區的保險業督察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個電話。事實上，巴菲特認為如果伯克希爾在深思熟慮後對GEICO投入了數百萬美元，那麼沃勒克也許就不該這麼著急地要把它關閉掉。

與此同時，伯恩也在爭取使其他承保人同意承擔再保險——但僅僅以「如果」二字作擔保是不夠的， GEICO必須籌集到新的資本。伯恩跑遍了華爾街上的8家公司，都一一遭到了拒絕。他極度沮喪地回到了當時還是個小公司的所羅門兄弟公司。

所羅門公司的第二把手約翰。古特弗倫德早已直言不諱地拒絕過了伯恩。但是有位名叫邁克爾。弗里凱爾的初級研究分析家曾約請伯恩在午飯後和所羅門談一談，由於伯恩要到樓里來，古特弗倫德便同意讓他順路拜訪一下自己的辦公室。

當伯恩坐定以後，古特弗倫德拿走嘴裡叼著的雪茄，沖他很不高興地冷笑了一下，「不知道誰會買你想兜售的這該死的再保險協議。」他說道。

伯恩心平氣和地答說：「你對自己所說的該死的東西一無所知。」

他表現出來的男子漢氣概給古特弗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伯恩送出門去以後，告訴所羅門的分析家弗里凱爾研究一下GEICO，然後寫出一份推薦書。弗里凱爾的結論是GEICO可以被挽救回來，並且應該去挽救它。如果它恢復了元氣，他說：「它對投保人會很有價值，同時對於投資者而言也有利可圖。」聽到巴菲特投資的消息後，古特弗倫德更加安心了。

8月份時，古特弗倫德同意辦GEICO承銷價值7600萬美元的優先股，這可是驚天動地之舉。其他公司都認為GEICO非常危險，因而都不願意加入這個辛迪加之中。正如通常的情況一樣，一旦發行失敗，所羅門就會因 7600萬的巨額資金而陷入困境之中。

參與這項交易的一位律師在一些細節上對銀行家不厭其煩地摳來摳去，古特弗倫德大聲說道：「你有什麼可擔心的？工作是你的，可錢是我的。」

在11月份發行的前一天時，所羅門公司看樣子得承擔一大筆損失了。

在承銷前不久，巴菲特告訴古特弗倫德說他願意承購下所有股票，而且

由他自己來作價。伯恩希望以每股10.50美元出售，但古特弗倫德很清楚巴菲特的上限，堅持以9.20美元的價格出售，他不做任何讓步——一分錢都不讓，巴菲特是他的後盾。

最後，發行終於成功了。巴菲特買下了25％的股份，相當於伯克希爾2300萬的投資。幸虧有了Catch—22，投資一旦做出，就不會再有風險了——追加的資本使GEICO脫離了危險。在伯恩眼中，此次搭救的英雄是古特弗倫德，是他在其他任何人都不願意出面的時候促成了資本的投入。巴菲特對古特弗倫德的印象很深，很顯然，古特弗倫德也是他這種類型的投資銀行家。

短短6個月時間裡，GEICO就上升到了818 美元——達到了原來的四倍，這只是對它潛能的一點點微弱的顯示。隨後的幾年裡，伯克希爾把份額翻了一倍，從而使得巴菲特成為了具有控制權的投資者。GEICO似乎陷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對許多公司都有類似的影響。GEICO，和《華盛頓郵報》一樣，購回自己的股票，GEICO的老闆也養成了常常拜訪巴菲特的習慣，它完全被巴氏化了。伯恩是一個很老練的行家，但是他與巴菲特的商業關係與凱和巴菲特的關係沒有什麼差別。引用伯恩的話來說：

我問他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對我展示各類有關財務方面有價值的方法。他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但永遠不會——也從來沒有——給過我建議。很久以前沃倫就曾想過，如果他是個樂善好施的股東，他會為伯克希爾掙更多的錢。就是這個傢伙使他賺了更多錢。

每年巴菲特都會和GEICO的主管們舉行一次提問對答式的活動。他在台上顯得從容自如，運用凱西。施藤格爾的技巧來避免過於文學化。他把問題的動機都當作一般化來處理，他還會繼續講一個小故事，其中常常蘊含著一個關於投資的訓誡，他的表述風格非常簡單樸素。他很隨意，然而遣詞造句優美精確，你不能不為之吸引。

伯恩發誓說，GEICO的人們寧可取消假期，也不願錯過這個機會。有一次，巴菲特說一個投資者在進入股票市場時，就彷彿拿著一張能永久保存的計時卡。每次他買了股票，就相當於在卡上打了個洞。當這卡上有20個洞時，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資了。非常明顯，這個投資者將篩選出最棒的點。

正在經營GEICO投資組織的盧。辛普森說，這個比喻對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實際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輩子洞」的主意，並且不遺餘力地想讓伯恩明白這一點。不論是私下裡，還是在伯克希爾的公開報告里都是如此。在這樣一個時代里，管理者們要麼是被迫抬高股票價格，要麼就是得面臨著被別人接管。但是，巴菲特希望伯恩從長遠角度來進行管理，並且一再強調自己一定不會將股票買掉。

當一個在《幸福》雜誌排前500名的企業做出一個嚴肅的投標想要收購GEICO時，它必然面臨著一場考驗。伯恩曾打電話給巴菲特詢問他的想法。

巴菲特說：「這取決於你。」伯恩說：「噢！拜託——你完全可以告訴我是什麼。」但巴菲特什麼也沒說，只是同意陪伯恩去參加一個在紐約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舉辦的夜市交易。

投標者和他的銀行家自然是要對這個具有控制權的股東自我介紹一番的。巴菲特說：「你們的談話對象就錯了，他（伯恩）才是你們該找的人。」

伯恩把巴菲特拉到一邊懇求道，「你就在我耳朵邊悄悄說個價格嘛！」結果

巴菲特還是保持緘默。

「真是難以置信，」伯恩說，「我們要談的是大約10億美元的買賣，他卻把它都託付到我手上來了。」

最後，伯恩定的價格超出了收購者所能承受的範圍，談判中止了。這正是巴菲特想要的結果，他覺得GEICO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那為什麼他還袖手旁觀呢？「要想知道沃倫腦子裡究竟想什麼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伯恩回憶道。

毫無疑問，巴菲特想讓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必然也已經猜到一旦他顯示出這種信任，伯恩就不會使他失望。誰都可以說巴菲特是幸運的，除非說他總是幸運而外。

回想起GEICO經歷的坎坷波折，沃爾特。施洛斯，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紐曼的兄弟，稱整個過程「十分悲哀」。「有的人成為了百萬富翁，有的人卻沒得到任何好處，還有的人甚至傾家蕩產。」GEICO創辦人的兒子利奧。古德溫在低谷時期曾作過償還保證，而本。格雷厄姆則徹底保留下了他的GEICO股票。在1976年9月，正好是保證償還結束之前，格雷厄姆在法國的家中逝世，享年82歲。

格雷厄姆逝世以後，評論家們常常提到巴菲特與格雷厄姆的方法論之間的偏離，巴菲特明顯地進步了。他不僅受過查理。芒格的影響，也受過身為作者兼投資者菲利浦。費舍爾的影響。他們各自都強調：一個好的經營完善的公司與從流行角度上來看的廉價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時對他自己的經歷也有很大的影響。

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觀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比如：喜詩糖果公司里，他找到了它的「內在價值」，而這些公司卻是格雷厄姆從未涉足的，但這些差別的存在使得進一步的忠誠難以實現。關於股票有「內在」價值，而與行情機無關的思想，巴菲特是從格雷厄姆那裡學來的。的確，難以想像的是，要是巴菲特沒有讀過格雷厄姆對「市場先生」所做的生動比喻的話，巴菲特會在投資年月的高潮時刻終止了合伙人企業，而在1974年市場低落時又縱身跳了回去。巴菲特為《財務分析家雜誌》的撰文之中，他對本。格雷厄姆方法的持久性給予了很高的讚揚：

在上市以後幾周或幾個月的時間裡，那些看似愚蠢的時點，本的原則總是奏效——在一場摧毀脆弱的智力結構的金融風景之後，它們的價值常常會增加，而且也為別人所理解了。

許多年以後，巴菲特承認說他買的那些股票與格雷厄姆會買的股票一定是不同的。他從本那裡得到的是「一種恰當的關於本質的模式」，那就是，買入價值的原則，蘊含在格雷厄姆的安全裕度原則下的保守主義以及超脫於每日市場起伏的態度。

巴菲特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是格雷厄姆的追隨者，也從來沒有否認過對這位對分數毫不吝惜的老師的感情。很久以後，當巴菲特與作者談到自己的事業時，他明顯帶著喜悅，說道：「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選對了英雄人物，它都來自於格雷厄姆。」當作者提醒他，這番話正被格雷厄姆的一些孩子們聽到時，巴菲特的聲音突然大了許多，「我希望你能告訴格雷厄姆。」他回答道。

11報業大王

1976年聖誕前幾天，巴菲特在《紐約新聞周報》社遇見了凱。格雷厄姆，她兒子唐納德，郵報的部門經理米格，那兒正有個晚會。幾個郵報的主管領著他們的客人——文森特。麥奴，一個報業經紀人躲進了一個房間。麥奴想讓郵報對投標購買《布法羅新聞晚報》產生興趣。下午發行的報紙銷量不好，而晚報卻因為其聲譽和布法羅的藍領階層起得很早，一直要到下午下班後才有時間看報而生意興隆。

但晚報也有缺點，它沒有周日版——許多讀者願把整天都花在看報上，而且越來越多的廣告商都看好周日。布法羅市本身也不理想，它是一個又舊又冷、滿是鐵鏽的鋼鐵城。最糟糕的是，總共有13個工會有權代表報業職工並且仍在贏得會員。根據《新聞導報》對131家報紙的統計，《新聞晚報》的職工收入排在第7位。

儘管如此，巴菲特還是頑固地希望 《新聞晚報》是一家可以在大城市發行的主要報紙。它佔有的當地家庭比所有其他的全國性報紙都還要高。而且布法羅是個積習難改的城市，它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本地人，《晚報》伴隨著他們長大。雖然城市正在走向沒落，但巴菲特認為它穩定的人口是個優勢，況且他也正急著買一家報紙而不再是為別人出謀劃策了。他想事先讓格雷厄姆知道，如果 《郵報》不買下《布法羅新聞晚報》，他沃倫。巴菲特可就不客氣了。

《新聞晚報》成立於1880年，作為共和黨的報紙和業績，它一直由布特勒家族經營，該家族還擁有當地一家電視台和北美航空公司的部分股票。它近幾十年來的業主凱特。羅賓遜。布特勒是一位顯赫的貴婦人，總是帶著捲毛狗坐勞斯萊斯到處兜風。布特勒建了一家豪華的印刷廠，邊上種著明顯的非本地的熱帶植物。為了避免與工會發生矛盾，布特勒花錢一向大方。過去手工捆紮報紙的工人在實現自動化後仍做著郵遞的工作。報紙從生產線上下來之後，工人把手向傳送帶上抬一抬，就像發聖餐一樣——因此他們被稱為「牧師」。但自從布特勒1974年死了之後，她的家族統治也結束了，現在這家報業正待出售。

在《新聞周報》開過會之後，格雷厄姆認為《郵報》剛剛鎮壓了一場罷工，它在這樣一個工會城市裡是不會受歡迎的。芝加哥的論壇報業公司也決定不投標。經紀人麥奴剛把開價從4000萬降到了3500萬。他不久就接到巴菲特的電話。

「你星期天工作嗎？」巴菲特問。

麥奴說：「這要緊嗎？」

「我想你可能在乎。」

1977年新年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天，巴菲特和芒格來到了麥奴家中。他們在麥奴的俱樂部吃中飯，被火烘得暖洋洋的。當他們回到住所時，巴菲特就提起了購買的事宜。他代表藍籌印花公司提出的3000萬美元購買《新聞晚①報》 ，麥奴不同意。巴菲特把投標提高到3200萬，還是不行。在夏天，巴菲特提過如果所羅門的股價再低點的話他將很感興趣。儘管它的股價已經跌了1/3，但還不是巴菲特想要的水平。可惜它的業務正有麻

煩。

當時所羅門最大的股東礦物和資源公司（又叫米諾可）正在不安分地叫嚷。米諾可受控於南非的哈替。奧本海默公司。它聘了一位投資銀行家菲利克斯。魯哈頓，聲明米諾可正急著要賣出。儘管所羅門公司 14%的股票正捏在人家手裡，戈弗洛德還是隨波逐流地由他去——要命的習慣。到了9月中旬當他得知魯哈頓已找到買主羅納德。貝羅曼的拉弗龍時，不由得目瞪口呆。

戈弗洛德向他的投資銀行家們屈服了，他同意讓所羅門接受被接管的命運。他從未想到自己會落到這一地步。一年前他在一次圓桌會議上還有說有笑，當時與會的還有布恩。比根斯、兼并律師喬。弗朗、傑克塞的總裁弗雷德。約瑟夫、魯道夫。吉魯拉尼、套利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巴菲特。

洛尼斯。開頓提起了「哈利」——典型的傳統總裁——致力於建立長期價值，但突然受到了套利者的威脅。

戈氏：我們別把太多的時間花在哈利身上了。

調解人：（採用哈利的方式）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公司是從我家後院開始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戈氏：在那個年代你幹得是不錯。可是對不起，這是生活，董事會有權開除他。

調解人：這公平嗎？

戈氏：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你不能讓時光倒流。不管是改善管理後自食其力還是被人接管……哈利都已成為過去。

現在戈弗洛德照鏡子時，「哈利」正看著他呢！

戈弗洛德同意會見貝羅曼。後者向他保證他的「動機是友好的」，他希望戈氏能留下來。但它說他希望在董事會有兩個席位並暗示要買下25%的股票。戈弗洛德顯得很冷靜。

所羅門的支持者們很快就通知他貝羅曼派來的代表是布魯斯。沃莎太，並擔心如果貝羅曼獲得控股權後「布魯斯」很快就會掌權。貝羅曼對此不屑一顧，他說他不會掏自己的腰包為沃莎太找工作。在一次採訪中他再次聲明，人們誤解他的動機了。但他自己卻模糊其辭，只說所羅門的業務使他感興趣。

但不論如何，戈弗洛德和所羅門的人還是信不過他。「他們認為他就像阿蒂拉公司的野蠻人。」魯哈頓說。貝羅曼當時正對吉列發起二次進攻，並從中大撈其錢。所羅門的精算師馬丁。萊博威茲說：「人們不可能為貝羅曼工作，我們決不會。」

可惜啊！這種高度團結顯得太晚了。米諾可現在只要有人買就願賣出了。

所羅門自己買不起，貝羅曼準備以每股38美元買進（市場價為30美元多一點），共7億元左右。當時正是9月21日，一個星期一的早晨。魯哈頓認為所羅門只能爭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個買主了。於是戈弗洛德給奧馬哈打了個電話。

一兩天後巴菲特在紐約安排了與戈弗洛德和所羅門的財務主管吉拉德。羅森菲爾德的會面，地點是在戈弗洛德的顧問，律師馬蒂。利普頓的辦公室。巴菲特穿著隨便，胳膊下夾著張報紙就來了。他的藍白相間的泡泡沙衣服邊上都開了線了。看到這副破爛相，羅森菲爾德倒吸了口冷氣：這就是所羅門的救世主嗎？

巴菲特和戈弗洛德都親自試探對方的意圖，一個半小時後，羅森菲爾德也加了進來。巴菲特開始問他所羅門的前景，包括5年內股票能升到什麼水

平。他們一致認為65這個數字的可能性比較大。巴菲特認為買普通股太冒險了，只要伯克希爾的稅後年收入能達到15%的話，他更想投資於一種可優先轉換的債券。當會談繼續下去時，他的這種想法越來越明確了。

可轉換債券的產生有一半是因為華爾街的緣故。它有債券的屬性。固定的息票和債務人的抵押或擔保。同時持有人還可將它換成普通股。它被形象地稱作帶獎券的債券。持有人的投資風險較小，並有機會大殺一筆——儘管利潤不如做普通股高。

巴菲特堅持要9%的息票和兩個董事席位—一個給自己，一個給芒格。所羅門的高級經理對此展開了激烈討論，他們原來都把巴菲特想得太好了。「給人的感覺是，價格很低（只有38美元），分紅很多。他兩樣都佔了。」所羅門芝加哥辦事處的頭威廉。麥金托什回憶說。伯克希爾每年得到的6300萬美元的分紅與其他公司的同類收入一樣，是基本免稅的。但另一方面，巴菲特的錢能把所羅門從米諾可手中買出來，也避免了來自貝羅曼的威脅。在所羅門的領導人心中，巴菲特和貝羅曼之間根本無須選擇。

星期六晚上戈弗洛德與貝羅曼再次會面。他們在紐約東上角優雅的阿特尼廣場酒店喝了一杯。這次戈弗洛德禮貌而直率地告訴對方，他作投資者是不受歡迎的。兩天後，受挫的貝羅曼說他願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樣的條件，但少拿利潤，他還威脅說如果遭到拒絕，他將在公開市場上買下所羅門的控股權。戈弗洛德再次拒絕了。

接著戈氏告訴他的董事們要麼讓巴菲特成為最大的股東，要麼換一個總裁。他爭辯說，巴菲特肯定能幫他經營好公司的。有一位股東莫里斯。格林伯格堅決反對，但董事會還是通過了這項決定。促成這次昂貴交易的唯一理由是一個不確定的假設前提——所羅門在巴菲特手中會比在貝羅曼手中好。

當9月底這個消息公開後，整條華爾街都呆若木雞。《華爾街日報》評論道：這種事本來發生在誰身上都有可能——只有一個人除外。巴菲特在一個由交易商組成的公司里投入了7億美元——他最大的一次賭博。他對戈弗洛德十分尊敬。不久他說道：「我和查理都喜歡約翰，敬佩他，信任他。」

而且這種擔保看起來很安全。貝爾斯特恩斯的總裁，自作聰明的阿克。格林伯格認為巴菲特「為伯克希爾的股東們做了筆大買賣」。如果戈弗洛德把市場拱手送人了，那就是他的問題了。

巴菲特還是有點衝動。《福布斯》的阿蘭。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資使所羅門有能力償付米諾可。崇拜巴菲特的人有些失望，因為他現在與華爾街是一夥的了。一年前他還輕蔑地寫道，如果有商學院畢業生問他該如何快速致富時，他就會一手捂著鼻子一手指著華爾街。現在就連最忠實的卡羅。盧米斯都在《幸福》雜誌上感慨道：

巴菲特投資於所羅門的最迷人之處就是他與華爾街同床共眠了，他過去是一直嘲諷它貪婪的。

事實很快就證明巴菲特大錯特錯了。兩周後所羅門透露消息要解僱80O名職員和關閉兩個部門，這些舉措須花費6700多萬美元。戈弗洛德好像失控了。這引起了股市和債券市場普遍焦慮。

牛市已經持續5年了。儘管1987年大部分時間利率一直在上升，（這會影響業務的內在價值的。）股市仍無動於衷。到8月份，股價達到了歷史上

最不穩定的水平——利潤的22倍。

就像瘋子都有觀點一樣，牛市也有自己的理論來解釋。1987年只有額外「流動資產」才能把價格控制住。這種傻瓜理論認為：一些不知名的人的現金（流動資產）才能挽救當時的情景。日本的股票當時是利潤的60倍，據說已經到頂了。不論國內的股市有多荒唐，由於日本更荒唐，美國的持股人還是比較安全的。當然這種解釋不能避免價格回穩會突然停止。牛市就像戀愛，它只有一次，你的這一次不可能有先例。

惠靈頓管理部門的高級副經理賓克利。肖茲就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們。他是哈佛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有三個孩子。現在他把手指搭在了華爾街的脈搏上。他承認股市現在很富，而且心臟跳動還很有力：

我們的市場吸引了許多外資，因為它沒有他們的國內市場費。也許它會持續上升，儘管它不合規律。

沒有人不說價格很高，但牛市還是吸引了不少人。《商業周刊》說，「昨日的尺碼」不靈了。巴菲特認為錢商們完全放棄了對股票的評價，什麼標準也沒了。他說：「對他們來說，股票只是遊戲玩具，就像專利的頂針和熨斗一樣。」

在計算機的幫助下，基金會經理們在市場這個「籃子」里整桶買股票——請來幾百萬通用，幾百萬美國電話電報，給一部分西屋。同時在芝加哥的商品交易地還出現了股票指數期貨。這是繼豬肉和牲畜期貨後的又一新型期貨合約。它使人們可以對整個股市的走勢進行投機。對格雷厄姆和多德這樣的投資人來說，股票的價值當然來自相應公司的業務；但這種新投資人是買整個市場，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擁有哪些股票，更談不上風險分析了。

在華爾街 （如果不是奧馬哈的話），「資產再分配」風起雲湧。證券經理們第一次決定對「某類」股票投資多少，而不是「某種股票」。投資的總額一直搖擺不定，常常造成全部轉手的情況。結果許多經理只好依賴計算機模型或完全讓計算機來操縱買賣。1987年9月，「情勢忠告者」公司警告說，過分依賴技術專家會導致「自以為很完全的錯誤觀念」。

可惜注意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基金管理者們的「證券保險」策略據說是很保險的。按照這種策略，他們事先規定在市場價格下跌時自動賣出股票期貨，跌幅越大賣出越多。理論是：售出期貨比賣股票容易得多。證券交易商可以用迅速賣出的方式搶在猛跌之前減少損失。

明尼波利斯第一銀行交流的投資顧問V.肯特。格林說，當有人想出手時會發現「你的有些股票所處地位具有很差的流動性」——就是說沒人想買它。

但格林還是睡得很香，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可以走芝加哥的捷徑。「期貨的流動性，」他說，「現在是股票的4倍。」

格林並不關心的原因是現在他無須賣出期貨；只有當市價下跌時他才和別人一起賣出。以投資銀行家尼古拉斯。F.布拉迪為首的白宮研究組調查表明，當這一刻到來時，會有600億到900億美元的期貨像格林一樣運作。

回想起來，人們記得10月份並不是因為那時發生的突然變化，而是人們對它的強烈預言。當時到處都是悲觀的看法。新聞發稿人查爾斯。阿爾門說那是一次「1929年般的大崩潰」。看跌者認為價格太高了，看漲者也是這麼想的，可他們都想最後撈上一票。從1月1日到8月達到最高點2722.4點時，

道。瓊斯已驚人地增長了44%.人人都被沖昏了頭腦。摩根。斯坦利的投資戰略家——也是華爾街最引人注目的燈塔之一——拜倫。威恩都準備放棄規則辦事了。他在8月說，即使壞消息也不能阻止股價上升。

……一此神秘的力量推動著市場不斷發展……也許現實與股價之間的聯繫不像我們在商學院學的那樣緊密。

老天！一周以後，現實揭開了面紗。通貨膨脹的苗頭開始出現，貿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匯率急劇下降。為防止出現通貨膨脹和保證美元堅挺，美聯儲在勞動節那天宣布提高貼現率，這是美聯儲提供貸款時人們最關心的利率。受它的影響，債券市場猛跌，股市一天之內也跌了38點。

到10月初，長期債券的收益從3月份的7.4%升到近10%.在10月6日，道。瓊斯跌了91.55點，是跌幅最大的一天。市場變得模糊不清，情況的發展不以人為控制，歷史性的大變化隨時可能發生。從短期看，情況十分嚴重。

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賣掉了至少一批可以分紅的股票。除了他的三種永久股票外，他把所有的股票都賣了。他的助手說，「命令很明確：把一切都賣掉。」

巴菲特不是在預測。他只遵守了兩條寶貴的規則：一、永遠不要損失；二、永遠不要忘記第一條；芒格說，「沃倫決不會要求賣出的。」但也許巴菲特現在更注目他牆上的那張1929年的報紙了。隨後的一個星期內利率升到了10%.日本的股票繼續上漲，但華爾街已沒有誰關心日本了。在黑色星期五，10月16日，道。瓊斯跌了108點。

華盛頓焦急不安。每當市場下跌時，官僚們總指望胡亂找一個罪魁禍首——投機商，像瑞士大銀行家那樣給外國政府貸款的人等等，誰都行。有人把市場下跌歸罪於「29歲的技術專家們」頭上。財政部長很注意風度地在周末電視上說，他認為聯儲政策不可能再緊縮了，可惜太遲了。

10月19日星期一，市場里堆滿了出售表。30種道。瓊斯平均工業股票中有11種在交易開始後一小時不能開盤。中午時分，證券保險售出程序自動啟動了。期貨市場做的是自由落體運動，當然這也引發了股票的下跌。到收盤時，哪兒出現售收顯得十分重要。門顯得太少了，不能保證所有的人都能擠進去。高聳入雲的股票重重地跌了下來。到黃昏時分，恐慌終於發展成了大崩潰。

在波士頓的「忠實投資公司」外面，等待變賣股票的人排成了長龍。報上登出了「歇斯底里」的消息。紐約的金融中心則比平常安靜了許多。人們都呆在辦公室里緊盯著計算機顯示屏，黑色星期一成了現代社會的第一次歷史事件，它無所不在，好像沒有什麼具體的事發中心。道。瓊斯跌了508點，或者說22.6％。

巴菲特所有的損失達到了3億4200萬美元。他可能是全美為數不多的沒有隨時關注經濟崩潰的人之一。只有一次，他走進麥克。戈德博格的辦公室，平靜地告訴他伯克希爾該幹什麼，然後他回到了自己的桌子旁。

兩天後，巴菲特的格雷厄姆一幫人聚集在弗吉尼亞的威廉斯堡。市場仍動蕩不安，但他們都奇怪地置之不理了。沒有人離開過會議室去看價格，甚至都談得不多。他們在秋高氣爽的時節參觀了一個種植園，對那兒的觀賞植物讚不絕口。溫德漢。羅伯森，一個大學管理人和這個小組的記者，問巴菲

特這次崩潰「意味著什麼」，他總能說的只是：「也許市場已升得太高了。」

與1929年大崩潰的黑色星期四相比，這次黑色星期一空洞得出奇。它沒有引起經濟蕭條或什麼其他風波。剛開始人們以為這次崩潰會成為社會經濟的里程碑。專欄作家們歡呼這次賭博時代的結束，對銀行投資暴發戶的頭頭們的消失更是感到興高采烈。華爾街繼續運轉。事實上1988年銀行家們的交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股票也重新佔領了大部分失去的陣地。崩潰好像沒留下任何痕迹，只在交易商的顯示屏上留下了一條鋸齒形曲線。

崩潰沒帶來多大的明顯變化。在它發生之前一周，伯克希爾的股票賣到4230美元。16日星期五，它的收盤價為3890美元。在瘋狂的星期一，它跌到了3170美元。伯克希爾經過22年的辛勤經營，現有資產近50億美元。公司什麼都沒變：斯坦。利普希在布法羅的報紙銷量不變；世界百科還是安靜地擺在學生們的書架上。但在那一周里，公司的市場價值減少了25％，一代人辛苦經營的成果有1/4消失了。它還是受到了損失。

17關於飛鏢

我們的經濟理論沒有一點從眾心理，（它常表現為盲目從眾，）

因此我們得到了許多人的稱羨。

——本納德。巴羅奇本。格雷厄姆曾把股票的行為比作一個友好但多變的名叫「市場先生」

的行為，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失落。「市場先生」下一步反應可能是任何人預測中的一種。投資者的策略就是別去管他那不可測的情緒變化。但在1987年10月19日所有人都遭到了他的詛咒，只好痛苦地賣出股票——所有股票。

格雷厄姆會被拋棄是巴菲特早就預料到的。他被認為是一個「巫醫」學者，有著「神秘的方式和技巧」。儘管本的理論是對付「超級市場傳染病」

的永遠正確的方法，但很少有哪個商學院會以格雷厄姆的理論為教材。巴菲特在悲劇發生後哀嘆：「專家學者們討論的只是高效的市場，動態保護和第二好的情況。」

這次崩潰暴露了華爾街的知識結構中的空白之處，但有關爭辯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了。自60年代以來，在巴菲特帶領下，格雷厄姆和多德等投資家們與現代金融理論家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奇怪的是，這位當代 （也許永遠是）

最成功的投資家竟被該領域的多數學者忽視了。那些衛道者們以為他是異端，而巴菲特認為，這些修道士們正越來越起勁地用華美的語言來詳細證明地球的確是扁的。

巴菲特的職業前提是，合理的分析（儘管很難且帶主觀性）可以幫助股票選擇。常常有些股票的價格會比它的實際價值低，精明的投資者買了它就能獲利。

學者們則提出了一種簡單但吸引人的理論，有效市場原理。它認為不論什麼時候，一個公司的所有可公開獲得的信息都可從它的股價中反映出來。

當某種股票的變動公開後，貿易商會迅速行動起來，或買或賣直到它的價格重新達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來的價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後的價格變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手的理論。

既然股價已經反映出公司的必要信息，那麼風險分析其實只是引用一些眾人皆知的信息，「基本上是無價值和不完整的。」股票的走向仍取決於（未知的）新信息。它仍是不可測的，隨機的。

如果市場是隨機的，那麼投資就是一種碰運氣的遊戲。巴菲特也只是一個走運的人，談不到老練。就像一個扔硬幣老能獲得正面的人，只能算運氣好，不叫擲幣高手。這種說法直接對巴菲特的內在能力提出了質疑。

巴菲特的紀錄則是另一個挑戰，它是不遵循任何法則而建立的。他事業上的成功就是對學者們的嘲弄，好像在問：「你們這麼聰明，你們倒說說我為什麼這麼富？」

但是所有的商學院和經濟系都把有效市場理論當作經典。人們認為它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不同的理論到處被禁止。該理論作為投資理論和依據也滲透到華爾街。實際上它受絕大多數的投資者的青睞，成了分析不確定性的理論基礎，並逐漸發展應用於各個領域。早期為它做出貢獻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教材編著者保羅。A.薩繆爾森。他是個凱恩斯學說的支持者。

但凱恩斯伯爵諷刺股市是個賭場，而薩繆爾森卻熱衷於市場價格。在 1950

年前後，他購了一種要價為125美元的附票債券。不久他就斷言說，如果發行公司的經營真的是「公開」的話，它的要價就不止125美元，而且也不會把附票送到別人手中了。有一個關於有效市場理論家的笑話，說的是兩位經濟學家在校園裡漫步時，看到地上有張十塊錢的鈔票，其中一人彎下腰去撿，另一個說：「別費勁兒了，如果它真的值十塊錢就不會在那兒了。」薩繆爾森的里程碑是他在1965年出版的《論準確預測價格的隨機性》，給這種觀點披上了學術的外衣。他的吸引人的觀點就是，將來要發生的事「總是有影子的」——即，它們會反映在價格上。

當你確認價格將上升時，它已經上升了……你不可能不花代價就獲得什麼。

兩年後，薩繆爾森站到了參議院委員會的講台上，談了他對信託基金會的看法。我們曾說過，投機時代的信託基金的要價是很高的，但它的經理們並不配要這麼高的價，典型的基金甚至都達不到市場的平均水平。薩繆爾森的解釋是，「聰明人一直在尋找有價值的東西」，他們買進的是便宜貨，賣出的是好價錢，甚至當機會還沒完全出現時就被他們抓住了。信託公司的紀錄如此糟糕，它們本該做得像擲飛鏢一樣好的。委員會的主席喬尼。斯巴克曼愣住了，薩繆爾森說的是飛鏢嗎？

薩繆爾森：我的報告只是說，有機會獲得這種高收益業務的中間基金實際上的收益最多只能跟市場上隨意選的那種股票相比。

斯巴克曼：你說的隨意選是指閉上眼睛胡亂抓住的那種嗎？

薩繆爾森：完全正確。

斯巴克曼：還是像您這樣的專家挑選的那些？

薩繆爾森：不。隨機的。我說的隨意就是像擲骰子、飛鏢或別的什麼隨機數字。

但是教授並不是鼓勵擲飛鏢來選擇投資。他知道，有效市場原理中存在某些問題。股價比發行它的公司的流動資金變得還快，而理論上講股價是流動資金的鏡子。薩繆爾森當時正與康拉得。塔弗論戰。後者是格雷厄姆的學生，巴菲特的早擁期護者，他認為這種理論是一派胡言。有一段時間巴菲特真的在辦公室里掛了塊飛鏢盤，他每年都在「擲飛鏢」。塔弗告訴他，薩繆爾森對他迷惑不解而且越來越感興趣了。他是第一個注目於巴菲特的有效市場理論家，就像天文學家對一顆神秘的星星那樣好奇。

但薩繆爾森的主意沒變。他的理論還有個誘人之處就是把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說引申到了金融市場。巴菲特這樣的投資家認為內在價值是種固有品質，它藏在人們看得到的市場價格的「後面或下面」，而價格本身只是一種大概值。但古典學者們認為，看不見的手一直在促使價格與價值一致。

用極端的觀點看，價值只有在買賣雙方就價格達成一致時才體現出來——或者說在某種意義上才存在。如果IBM每股賣到120美元，那麼IBM就值120美元——一點不多一點不少。當然隱含的前提是買賣雙方都是明智的。

巴菲特對公司和個人的觀點則更謹慎更周到。首先，價值並沒有這麼精確；另一個理智的投資家可能會出130美元買IBM的股票。而且投資者並不是一直都很理智。有時，特別是出於從眾心理時，他們可能會出160美元，或只以80美元賣出。

有效市場理論實際上試圖揭露市場的非理性的一面。從格雷厄姆時代開始，華爾街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技術分析家的作用。這些可以成為美林的人通

過分析過去的價格表來預測將來的走勢。他們的用詞被廣泛接受，評論家會說：「股票遇上了嚴重的障礙。」但那並不是障礙，只是表上的一條推理線而已。有效市場理論家們稱根據圖表決定的人為騙子；或者，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尤金。F.費馬的話說，是「占星家」。價格只在回顧時才有「形成」，沒人能說股票在下跌10％後會反彈10％還是再跌10％。（出於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原因，美林、摩根。斯坦利、所羅門兄弟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仍雇有這種自我安慰的人。）

但理論家們只是用自己的巫毒教來代替圖表專家們的巫毒教。他們一面嘲笑價格反映未來的觀點，一面鼓吹價格是對現在的正確反應。就是說，價格是永遠不會錯的。他們以人們所能想到的最佳方式把所有信息都疊加在一起來推測公司的長遠前景。因此研究這些前景是毫無意義的。除攻擊圖表專家外，他們還把矛頭指向了巴菲特這樣的「本質分析家」——他是通過梳理公司的報告來發現有價值的投票的。費馬說：「如果隨機理論正確，抵押交易也是 『有效』的話，那麼股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代表著正確的內在價值。

因此，多餘的本質分析只有在分析者沒有信息——或者對普通信息的作用有了新見解時才有價值……「

從字面上看，這有一個很大的漏洞。顯然，如果分析家既沒有新信息也沒有新見解時是不能起作用的。但「新信息」一詞這兒不能只看字面上的意思。它暗示：經營一直很成功的投資家肯定有內幕情報，至少是為數很少的人知道的情報。這樣這句話的意思就完整了：即使一個理想市場在信息完全公開前也會有一段滯留時間。專門曲解報道著名理論家的話的《經濟學家》斷言，選擇股票的天才「不是很少就是根本不存在」，它嘲弄說：「這有助於獲得像伊萬。布亞斯基那樣的只有自己知道的天才。」薩繆爾森的話更明白：

同樣，經驗告訴我們，像沃倫。巴菲特這樣有賺大錢的能力的人是因為他們知道哪些東西是本質的，哪些新信息值得花大錢去買。這樣的超級明星花錢是不少的：當你注意他們時，他們的費用已是天文數字了。

儘管薩繆爾森知道巴菲特不花錢買信息，他在任何情況下主要都是從年度報告中獲得情報的，這其實人人都可做到。但薩繆爾森卻執意把巴菲特的成功歸因於他的情報收集，而不討論巴菲特是否有分析數據的天才，好像他只是個不錯的圖書管理員。

但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知道巴菲特不止是這些。他在參議院講話後不久就買了大量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作為此種情況下的套頭交易，（就像過去伏爾泰暫時接受基督教一樣，最終是為了消滅它。）薩繆爾森拒絕就此發表評論，但這樣做的人不止他一個。我們提過的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學家阿芝A.阿爾齊也買了伯克希爾的股票，但他在給某位同學的信中仍堅持：

我還是堅信，無論什麼投資基金，不管以什麼新方式或在新領域中，都不能證明其為超級天才的決定。是運氣，不錯，而不是天才。在這個世界上可靠的預測都得花相當的錢來做到，但留給別人的只有驚奇。這種驚奇就是「隨機」的定義。

但阿爾齊對解釋巴菲特的成功十分熱心。最後他認為內布拉斯加州的保險法中有個偏向，它允許該州的保險公司在監督投資時有比別的州的公司更大的權力。

我認為他的成功完全依賴於這種有利地位，而不是他比競爭者技高一籌。

我們不能不為阿爾齊得了便宜不賣乖感到驚訝。薩繆爾森至少還說：「沃倫可能就是我看到的那種投資天才。」這其實也是詛咒。天才不是技巧——薩繆爾森否認他的技巧。「沃倫有次講演中說：」任何傻瓜都看得出《華盛頓郵報》的價格太低了，『「薩繆爾森說，」我不是傻瓜，所以我看不出。「

那麼巴菲特為什麼要買下《郵報》呢？「這就是天才與技巧的區別，」薩繆爾森回答說。巴菲特被認為是個怪才。有效市場理論仍然永遠正確。因此斯坦福大學的威廉。F.夏普認為巴菲特只是個「3Σ事件——一個統計學上極小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計。」

以有效市場理論為基礎，學者們苦心建立了一整套複雜的現代財務理論。財務與投資正相反，它是從公司的角度來闡述融資的作用的。它是有用的理論，但不確切。現在它與投資理論一起成了一門可計算的社會科學，而且比實際世界還要精確得多。有位學者給出了一個公式，其中R是股票收益，M指市場，a和b是參數，因股票的不同而異，u是隨機因素：R=a＋bM＋u.該學者又趕緊補充說這只是個「最簡單情況下」的模型，沒有哪個模型會像《古蘭經》或《死海漂浮》那樣永遠正確。

這種「科學」的基礎只是學者們認為正確的有關依據：（假設理想狀況下）股價忽略了所有大的變化因素——如公司的策略、產品、市場能力和經營方法等，這些因素在實際評估中是很重要的。不過它們帶有主觀性，也不準確。而像巴菲特這樣的投資分析家無疑每天都在考慮這些因素。

也許有人認為，可能有些商學院會採用巴菲特的報告，至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做做導言。但巴菲特除了臨時被邀請做講演外，不屬學術界的人。他對此十分敏感。許多投資人只要有錢賺就滿足了，巴菲特則非常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這對他很重要。他當過教師，現在希望格雷厄姆和他巴菲特能成為一個有用的榜樣。他在某封信中說：

我認為，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巴菲特夥伴公司和伯克希爾連續63年稱雄的事實，已經很好地證明了有效市場理論是愚蠢的……這三個組織經營的證券有幾百種之多……我們無須挖掘什麼內幕消息……我們只是根據完全公開的信息來經營的……

最令巴菲特痛苦的背叛是格雷厄姆在生命最後階段非常懷疑分析是否還有必要，因為當時對股票的研究已經很充分了。他在去世前不久的1976年對一位採訪者說：

我不再提倡為尋找有價值的機會而進行技術複雜的風險分析。它在40年前，當我們剛剛出版了《格雷厄姆和多德》時是有價值的。現在形勢不同了……

由於格雷厄姆在6個月前也強烈抨擊了所謂的「隨機性」，特別是有效價格的觀點，人們只能認為他的觀點在理論上仍是無效的。但他懷疑人們能

否利用它。巴菲特從未指責格雷厄姆的不忠實，他總是盡量把他往好處想。

格雷厄姆紙上談兵的本領也的確比投資強。

與他相反，巴菲特和學者們都不喜歡模稜兩可的理論。巴菲特說，經濟學家們認為這種理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目前被廣泛使用的課本——理查德。布拉里和斯圖亞達。麥亞編的《企業財務原理》也無人懷疑其正確性。

作者說「發現了」有效市場原理，就好像居里夫人發現了自然存在的鐳一樣。

他們到處鼓吹：「在有效市場中價格是讓人完全放心的。它提供了每種證券的所有有用信息。」人們會想像一個殘酷的交易商該怎麼看待這種描述下的理想股票市場。布拉里和麥亞描述的交易人一直很平靜，投機商也心平氣和：

有效市場中就沒有金融判斷錯誤了。投資者們無精打采地注視著公司的資金流動，看看有多少流到自己名下。

學者們的確反覆檢驗了這種理論。在某種很小範圍內，他們研究了許多隨機價格的特例，這些所謂異常的特例其實還是遵循自然法則的。比如某些股票在1月份贏利，或一星期中的哪一天贏利，或在某些小公司那兒贏利等。

這些適用於該理論的特例使學者們欣喜若狂，他們急著要找更多的相似的例子，真是奇怪的研究方式。但是這個寵大的理論體系中沒有對「異常」情況的研究，因為那會使它顯得矛盾無力。它不提常勝不敗的巴菲特紀錄，還有凱恩斯、格雷厄姆、約翰。坦普爾頓、馬里奧。加貝利、約翰。內夫和彼得。林奇，這只是一些較有名的名字。

他們對這些紀錄視而不見或希望它們根本不存在。銀行家信託公司的投資經理托尼。湯姆森漫不經心地說巴菲特只是個「例外」。他的紀錄不說明任何問題；他不看巴菲特公司的四季紀錄就斷言，不論誰不管靠智慧還是運氣都不可能獲得這種成功。「因此，這個問題該由巴菲特先生自己解答。」

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巴頓。G.麥基亞在他的暢銷書《華爾街漫步》中大力鼓吹這個觀點：「雖然我相信存在這種優秀的投資經營者的可能性，但我必須強調，至今為止我們掌握的材料還不能證明這種能人的確存在……」麥基亞看不到這種「才能」，就像看不到擲硬幣者把自己的運氣說成是技術一樣，「萬能的上帝，」他斷言道，「都不知道股票的正確價差將會是哪一種。」

這段動人的評論其實只是個稻草人。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人從不斷言某種股票的正確價格。他們的觀點是一種模糊的範圍。他們只說有時候有些價格很不正常，人們可以不加思考地大量買入。這樣的例子不多，格雷厄姆和多德就從數千種股票中買了十幾種這樣的股票。但這少數幾種股票就可使人大發橫財了。巴菲特有這麼一段話：

（市場有效理論的支持者）看到市場常常有效，就斷言它總是有效的。這其實有天壤之別。

兩個對立辯方的一個嚴重分歧就是關於「風險」的定義。在巴菲特看來，風險是指多於某業務實際價值的風險，而各種變化因素的範圍是無限的。一個公司是否只依賴於少數顧客？董事長喝酒嗎？由於不能確切地知道這樣的風險的程度和種類，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數能夠承受得起失誤風險的公司。

理論家們則不考慮這些細枝末節；他們認為風險是可度量的。由於股份

正常，他們就認為業務的可預測風險已反映在它的股價上了。業務的所有變化都將引起股價相應變化。因此判斷某項投資的風險時最好看該股票過去的風險情況。所以股票的風險就是它價格的易變程度。它有精確的數字定義，就是它的波動程度與市場波動程度的對應關係。好像是為了使它的代數式顯得神聖點，它用了一個希臘代碼β。如果某種股票的β為 1.0，它的波動程度與市場相仿；如果β是1.2，波動程度則比市場嚴重；如果是1.5，波動就更厲害了。

理論家的邏輯是讓人糊塗的呈螺旋性發展的。投資者不喜歡風險。他們在理智的情況下買了高β值的股票，肯定是因為這種股票的收益率高於平均水平，即收益率能抵消數學推理上的β風險值。反之，買了低β值股票的投資者只能獲得較低的回報，也是為股票過去的穩定付出的代價。實際情況是沒人為你提供免費午餐，要想多賺錢就得接受附加風險，即高β值。現在就必須提到現代金融領域的本質問題了。計算某種股票回報的唯一必要因素就是它的β。公司所有的基本情況都無關緊要；根據股票過去的價格計算得出的β值是唯一有關的問題。「你的β是多少？」學者們問，就像在唱一支老歌。華爾街的分析家們也十分在意。實際上全國的經紀人都要求他們的分析家評估自己股票的β值，並制定相應的回報。

在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看來這簡直是瘋了。對一個長期投資者來說，股票的波動並不增加風險。實際上，風險存在於β制定之前，讓我們看看巴菲特買《華盛頓郵報》的例子，當時《郵報》的市場估價是8000萬美元，假使在他購買之前價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動性就越大，因此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它的風險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說：「我永遠也想不明白，為什麼花4000萬比花8000萬的風險更大。」

1984年，哥倫比亞大學把辯論的雙方召到一起，那年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教科書發行15周年。巴菲特被邀請代表格雷厄姆和多德一方發言，來自羅傑斯特大學的麥克。C.江森代表學者一方。江森是個虔誠的信徒，他在1978年寫道：

我相信經濟學中沒有比有效市場理論更有經驗證據的理論。

事實上他警告持異議者說，「該理論作為生活中的事實而被廣泛接受，如果有哪些學者違背它而提出什麼模式的話，他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由於江森的訓導，該理論，尤其是β概念已無人敢反對了。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尤利斯大廳里擠滿了巴菲特這樣的投資者。面對眾多的聽眾，江森換了種嚴肅的口吻。他覺得自己就像「火雞獵會開始前的一隻火雞」。

但這隻火雞可不容易制服。江森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抽象的觀點：對公開信息的分析不能導致獲得對應的利潤。然後他舉了一些例證，都是特例。不過他好像承認了優秀分析家存在的可能，但從整體上仍嘲笑這種職業者。人們向股票分析家諮詢就像請教牧師一樣，是「出於心理上的需要」。

由於科學的解釋是沒有已知答案或（更糟）根本無答案的，人們不滿意——這種情況下，他們非常願意製造一些答案或花錢請人為他們編答案。

於是，股票分析家成了繼「賣假藥的、通靈者、占星術士和祭司」之後

的新一代精神騙子。為反對這些異端的玩股者，江森要求承認有效市場理論的「科學性」。當時與會的都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明星學生們」，江森還斷言很難說「他們」是否真的很傑出，理由是著名的「選擇傾向問題」。

如果我調查一些不傑出的分析家如何用擲硬幣來做決定時，我敢說有些人一輪中有兩次是面朝上，甚至有10次是面朝上的。

巴菲特不可能要求有更好的解釋了。多數錢商不能做得比擲硬幣者好的例子已被反覆使用。但是人們除此之外，就再看不到別的了嗎？既然多數交易所是傑出的人達成的，那麼一般的選股人也只能望其項背了。問題是有效市場中是否有足夠的漏洞，使得一些身分不明的集團（組織）從中謀利？

巴菲特借用了江森的例子，講了一個「全國擲幣比賽」：全國每天每人擲一次硬幣，尾朝上的人被淘汰，那麼20天之後全國就只有215個擲幣人了。

現在這些人很可能會有點趾高氣揚——這也是人之常情。也許他們會盡量表現得謙虛一點，但在雞尾酒會上常會對漂亮的異性承認他們的技巧是什麼，他們對擲硬幣領域的高見是什麼……於是一些商學院教授們會粗魯地指出，如果讓2億2500萬長臂猿來擲硬幣的話，結果也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最後的那些長臂猿大多是從同一個動物園——或者更明白點，從奧馬哈——來的，人們會怎麼想？他們會懷疑動物飼養員與此有關。巴菲特的觀點就是這些老能擲出正面來的，的確來自同一個動物園——「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智囊村」。接著他標出了39個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財務經理的紀錄——巴菲特與他們都有長期的私人聯繫。從雪茄 （沃特。施洛斯）到特權股票（比爾。瑞恩），他們的口味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長期在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而且每人都具有格雷厄姆和多德的特徵，即尋找市場價格與價值不符的股票。他們從不關心股價是周一高還是周二高，是1月高還是8月高。

巴菲特發現其實學者們也在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只是研究可度量的問題而不是有意義的問題。「我們一位朋友（查理。芒格）說過，拿著鎯頭的頭兒們看什麼都覺得像釘子。」

巴菲特好像特別討厭母校的觀點。他願意每一兩年來哥倫比亞大學講一次課，但不願捐錢。商學院院長約翰。C.巴頓說：「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他認為教育不是靠錢來提高的，再者就是商學院教的東西是他所反對的。他很敵視有效市場理論的研究。」

巴頓——他也買了一些伯克希爾的股票——認為巴菲特的理由是合乎情理的，但無遠見得出奇。巴菲特經常個人借錢給格雷厄姆，但巴頓要求他給學校捐點錢來培養未來的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時，他總是拒絕。

哥倫比亞的教授不像多數大學那樣一邊倒。它常雇華爾街上的傑出人物來校講課，其中有些人講的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但金融課程學的還是有效理論。到校書店的商業書欄看一圈就能發現，學生們無需知道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名字，對價值投資一竅不通的照樣可拿商業碩士學位。大學最後設立了一個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位置，奇怪的是卻把它交給了布魯斯。格林瓦德；他學的是市場投資理論，與錢結婚的人。他在期貨上賺了一二百萬後又賠在石油上並與老婆離了婚。「在投資上我是個十足的白痴。」他很和藹地

補充說，他搞投資是出於投機。他請巴菲特來客串講課，同時又認為不可模仿他。「我對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觀點很同情，」他說，「但我不是他們一夥的。」

當時的華爾街充斥著這種理論。人們趨向於「精確」的股票分析。經紀人注重按組選股票而不是選具體的某種好股票。大約在1979年，傑克塞。本曼的決策者有段著名的話，他說他不希望分析家像自主的企業家那樣獨立地分析股票，也就是不像巴菲特那樣。

80年代股票期貨的出現標誌著這種理論時代的到來。學者們說過投資者是不可選股票的。現在他們不用試了，只要在整個市場中擲擲飛鏢就可以了。

1982年巴菲特敦請眾議院下的監督調查委員會主席約翰。丁格禁止發行這些期貨。「我們不需要讓更多的人用這種毫無意義的工具來賭股票市場的走向。」巴菲特寫道。他預言並警告說，這些期貨將引起大量的投機行為，損害多數股東們的利益。

人們很容易把期貨和股票混為一談，它們不都是投資嗎？這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期貨是對市場走向的無代價預計，它不是為企業積累資金，而吸收資金卻是股市的根本目的。期貨不在企業經營上下注，而是對未來下注。

80年代，資金大量湧向期貨業和一些模擬市場平均水平的「定向基金」，（方式是買各種股票或一定合理比例的股票。）經紀人放棄了投資；轉向整個市場——未來他們在市場中的作用是通過尋找便宜貨和賣出高價股票來實現價格合理化。到1986年，總計有1000多億美元就是這樣「被動」經營的，即根本不算經營。這必將導致股票的破產。

到了1986年夏天，人們終於大聲疾呼這種潮流已經走過頭了。當時道。瓊斯驚人地下滑了62點。也許有太多的人關心股票的死亡名單了吧！巴頓。麥基亞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表示異議，如果市場是有效的，自動的投資只能引起慶功會：

……我很自豪，至少部分是因為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股市的有效性，並趨向於無為而治的股票管理。

巴菲特在《華盛頓郵報》上針鋒相對地說，這種新時代的交易活動正在把「凱恩斯市場就是賭場」的悲觀預言變成現實。市場上到處都是投機行為，過分活躍的交易正在摧毀期貨交易本來應具有的發現商品價值的功能。這種新的神秘方法不能算投資；它對社會毫無好處；也不是按「看不見的手」辦事，而是按「絆社會的腳」來辦的。這次巴菲特的諷刺十分刻薄：

我總是在想，假使一條乘著25個經紀人的船出了事，他們掙扎著游到一個荒島上，沒有獲救的希望。為了盡量過得好點，他們開始發展經濟。我想，他們會不會分出20個人來生產食物、衣服、住房等，而另5人坐那兒永無止境地對那20人還沒生產出來的產品進行交易呢？

作為解決「賭場社會」的方法，巴菲特提出了一個喬納森。斯韋夫特會認為「溫和稅收」的方法：對持有時間少於一年的股票和期貨收100％的利潤稅。當然沒人會理睬這個主意，但對過分活躍的交易的擔心卻一直存在。

1987年的市場動蕩不安，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會出現崩潰。麥基亞再次在《紐

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按電鈕的交易方法可以提高「流動」性。暗示市場時他說：「可是由於邊緣影響，市場好像稍稍易變了點。」話音未落，三周後市場崩潰了。布拉迪對黑色星期一的報告說明麥基亞漏掉了一個普通道理：當所有人都站在交易的一邊時，期貨的流動性只是一個幻想。

麥基亞曾稱讚職業投資者用期貨「來轉移和控制風險並對市場變化做出反應」。巴菲特認為真正的風險——比如說傢具和世界百科銷售量驟減的風險——是不可轉移的。這種風險是伯克希爾與生俱來的。市場變化也不需要什麼「反應」。他把市場崩潰歸咎於受麥基亞稱讚的那些人：

我們應該感謝那些管理著幾十億美元的職業投資家們製造了這次風波。許多威望顯赫的錢老闆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將來的業務發展上，而是放在希望別的錢老闆們會怎麼乾的上面。

市場度過了難關，但理論則出現了漏洞。價格怎能在風波前後都是合理的呢？沒有人對此做新的解釋。將來的利潤預計從沒有突然的變化。事實上10月19日賣出股票的人並沒有長期的總利潤的考慮。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西勒在黑色星期一後不久調查了1000人，表明投資者們在那天得知的新聞只有崩潰的消息。西勒描寫的冷靜、「安定」的《布里厄利和邁爾斯》的投資者那天也是滿手冷汗，心率過速，高度緊張。他們平均查了35次股價。

調查還表明了小範圍內的公眾心理，有40％的機構投資者承認「從別人那裡傳染了恐懼」。

還有一個打擊，尤金。費馬證明股票的β值與期望的收益無關。β論點曾獲諾貝爾獎，現在證明β毫無用處。但分析家和學者們還是利用它。它的定義不斷改變，但整個理論體系仍然沒變。《經濟學家》報道說，該理論有自己的生命力，儘管事實是「這麼糟」。

倫敦經濟學院的查爾斯。古德哈德指出，沒人提出過更好的理論。學者們只是試圖用一種不這麼嚇人的方法來解釋不妙的現實。

《布里厄利和邁爾斯》雜誌在「崩潰」以後的版面也沒有改革。它在一小段文字中承認黑色星期一反映出一些難題。但在同一頁，作者再次建議：「……你可以信任價格。」到底是哪個價格——10月19日早上的價格？還是6小時後的價格？不過不要緊，該理論「已被事實反覆證明是對的」。

從廣義上看，這理論仍把持著投資領域。華爾街的股東們仍紛紛運用神秘的新工具，諮詢者也還是建議最大的「多樣化」。特別是伯克希爾的股東，老有人建議他們「多樣化」——即賣了伯克希爾。J.P.摩根託管著某位婦女的投資，她把所有的錢都放在伯克希爾上了。當她的股票升到幾百萬美元時，她在摩根公司工作的丈夫反覆勸說她賣出，可惜沒用。他不相信某種投資是最好的，因此在她的話後面附了張條子來掩飾自己：「共同的託管人和受益人拒絕賣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

從狹義上看，該理論繼續存在對巴菲特大有好處。他的數千個競爭對手被教導說研究股票是浪費時間。「從自私的角度講，」巴菲特在風波之後寫道，「格雷厄姆派也許應捐點錢保證一直有人在傳授有效市場理論。」可是如果大學教巴菲特理論他會更高興。在學術界，他仍是「異端」、「旁門左

道「和無關的」3Σ「。」沒有人，「他描寫理論支持者道，」說過自己錯了，不管他錯誤地教出了幾千名學生。更有甚者，市場有效理論仍是商學院的主要教程之一。「而巴菲特的理論則不是。但在黑色星期一之後，巴菲特更要提出自己最有力的理論了。

18聖堂里的秘密

1980年秋天，可口可樂公司發現有人在買它的股票。董事長羅伯特。C.戈伊茲亞塔和總經理唐納德。凱奧對此人是誰十分好奇。現在的股價已從市場崩潰前的高度中跌了25％，這位神秘來客卻有病似的大量吞進股票。當凱奧發現是中西部的某位經紀人在買進時，他突然想起了自己過去的鄰居，於是他對戈伊茲亞塔說：「可能是沃倫。巴菲特。」戈伊茲亞塔催他趕緊打個電話。

「喂，沃倫，你好嗎？」凱奧說，「你總不會湊巧在買可口可樂股票吧？」

「很湊巧，我正在買。」巴菲特回答說。

他請凱奧在他公開此事前保持沉默，同時他繼續買進。到第二年春天，巴菲特已買了10億2000萬即7％的可口可樂股票，平均價是10.96美元。

當消息傳開時，他用愛喝紅色可樂為借口來躲避問題。他俏皮地說這次投資是「最後一次為享口福的投資」。他的話很難懂：

這就像你娶了位姑娘，你要的是她的眼睛還是她的個性？那是她不可分割的整體。

華爾街上有位分析家說這是「非常貴的一種股票」，但只有3年，巴菲特在可口可樂的賭注就漲到了37億5000萬美元——差不多是他開始投資於可口可樂時的所有資產總值。

可口可樂在這三年里有什麼變化？它的每股收入漲了64％——贏利不少，但遠比不上股價上漲三倍的速度。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華爾街對本行業的認識發生了大變化。投資者們突然發現可樂很受歡迎，地球上幾乎有人的地方就有它的蹤跡。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要喝掉296瓶可樂，而地道的外國人則喝39瓶。可口可樂公司正迫不急待地要填補這個差距，它在東歐、法國、中國和整個太平洋地區迅速擴大市場。它在日本的贏利已經超過本國。在印尼這樣的年人均消費僅有 4瓶可樂的地方的市場潛力也是巨大的。凱奧說：「當我考慮印尼時，這個有1億8000萬人口的熱帶國家人口平均年齡為18歲，而且它的穆斯林禁止喝酒。我覺得就像看到天堂一樣。」到1991年，華爾街從它的股價上也看到了這一點。

是什麼驅使巴菲特在可樂大發展之前成為它的最大股東的呢？是什麼驅使他在可口可樂投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錢呢？這只是一次幸運的飛鏢嗎？或是像巴菲特自己堅持的，是由於他洞察秋毫的捕捉事物本質的能力？

在他之前有許多投資是根據單個事件或平衡表上可見的價值作出的。《華盛頓郵報》的賣價曾只比它能承受的破產價高一點；GEICO則幾乎一無所獲，沒有人相信它能走出困境。可口可樂不同，巴菲特從它的平衡表上看不出它的價值。他看不出但算得出。

可能有人會問他是如何判斷股票價值的。巴菲特把它比作債券。債券的價值在於把它將來的收益換算成現在的收益。股票價值的計算也一樣，它等於每股的預測資金的變化，不同的只是投資者必須自己來判斷細節問題：

如果你買了債券，你很清楚將來是什麼樣的，如果一種好債券——美國政府債券，比方說它的利率為9％，你有可能知道30年內息票會是什麼樣的……如果你買的是公司股票，它也有息票，唯一不同的是沒印上數額而已。這就要靠你算出或給它印上數額了。

巴菲特就是用這種價值觀來找發現其價值大於價格的股票的。他的購買指南可以很快總結出來：。不理睬經濟大趨勢和預測，也不理睬人們對股價變化的預測。只注意業務的長期價值——這可以從街上的息票數目上看出來。。永遠只經營自己力所能及的股票。對巴菲特來說就是擁有特權顧客的公司。總規格是一樣的：如果你對業務不熟悉——不管是報業還是軟體公司——你就不能正確評價股票。。要找對股東的錢像對自己的一樣認真的公司。。要非常詳細地研究股票的競爭對手的前景。要看第一手材料而不是分析家的總結報告。

巴菲特說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無須分析得過於精細。籃球教練選隊員時不會看6英尺1英寸還是6英尺，他只選7英尺以上的人。。多數人不可強求的股票就不要理它。美林對每種股票都有看法，巴菲特沒有。而投資人一旦看中某種股票就要義無反顧地買下，成噸地買。

巴菲特就是這麼乾的。在買下大都會公司後，他有整整三年沒買過一股股票 （不包括套利活動和秘密的小額買進）。但當他盯上可口可樂後，他拿出了伯克希爾市場價值的1/4左右。

問題是，為什麼可口可樂的股票幾年來一直很便宜，它在世界飲料市場上也沒有新進展。來自喬治亞州的羅伯特。溫莎普。伍爾夫自1923年擔任可口可樂公司的經理以後一直決心讓全球各地都有可口可樂。1928年它首次進入中國。二戰期間，公司說服美國政府在海外建立了95個灌裝廠，名義上是為了提高士氣而不是專門為了擴大市場。1949年曼谷的工廠在9位高僧的主持下開張了。1956年公司的一位推銷商決心要找出一個不知道可樂的人。他深入秘魯內地150英里，最後在叢林中碰到了一位印第安婦女。推銷者通過翻譯介紹了自己的目的，於是那位婦女就從他包里拿了一瓶可樂。

巴菲特是在1935年開始喝這種奇妙的飲料的。「的的確確」，他在給股東的信中寫道：

我家的雜貨店巴菲特父子店是1936年開始以每瓶25美分的價格進可口可樂的，然後以每瓶30美分的價格零售出去。在這種高收益的短期買賣中我發現可樂很能吸引顧客，商業機會也很多。從那時起到可樂普及世界的52年中，我發現它一直有這個特點。但在那段時間裡我小心地避免買它的股票，而寧可把公司資金投在市內地鐵公司、風車磨坊製造廠、無煙煤廠、紡織業……等等。

可口可樂是種「簡單」的生意，它有提價能力和「護城河」，正是巴菲特喜歡的那種。到70年代，巴菲特的口味從「無煙煤」轉向了像喜詩這樣的有特權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的主要業務不是賣可樂，而是提供裝有濃縮糖漿的瓶子和蘇打噴泉。這樣的業務與灌裝不同，它需要的資金很少。而且它的名字也很獨特，特別是在國外，它與百事可樂的銷量比是4∶1.用巴菲特的話來說，這個牌子就是收費橋樑。

但是儘管70年代可樂普及全世界，公司卻擱淺了。推銷工作由國外各灌裝廠負責，但不是所有的廠子幹得都不錯。而且某些國家的文化傾向也延誤了可樂的普及，比如法國的反美化情緒只能使葡萄酒大受歡迎。更糟的是，總裁J.鮑。奧斯汀不知該如何處置多餘的現金。到70年代中期，他遇上了3

億美元的財政困難。這位畢業於哈佛的漂亮的紅髮奧運快艇選手，把錢投資於眾多與可樂無關的行業中：水凈化、白酒、養蝦、塑料、乳清飲料，還有水果和蔬菜。巴菲特認為這些舉措是在浪費寶貴的資金。事實上70年代可樂公司的股率收益率僅為可憐的1％。

1981年，出生於古巴的化學工程師戈伊茲亞塔接管了可樂公司，他讓笑嘻嘻的推銷商凱奧做他的副手。戈伊茲亞塔上任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還要多樣化。1982年公司把手伸向了影視業，它買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後者出產的雜耍般的影片正是巴菲特所討厭的。可口可樂那年的年度報告足有6頁講的是影片公司和白酒業，（其中有一整頁是紅得發紫的達斯汀。霍夫曼的照片，）只有三頁講可樂的國外的銷售情況。

公司讓可樂節食，而可樂恰恰是它成功的業務。戈伊茲亞塔不久後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美國可樂市場的競爭。他是如此陷於百事可樂的爭鬥中，以致在 1985年，可口可樂放棄了已使用一個多世紀的果漿配方面公布了新的可樂。這一驚人的失誤付出了出人意料的代價。在大眾需求的壓力下，老飲料又恢復了。

幾乎在同一時間，巴菲特由喝百事轉向果味可樂。這種帶櫻桃味的冒泡飲料好像有催化作用，巴菲特開始對它的股票越發感興趣了。新可樂的慘敗也只能增加他的興趣。他解釋說，其實美國人更喜歡更甜的新可樂，可當他們得知新老交易的消息後就想要老可樂。可樂「不僅是種口味，它也能給人們帶來兒時玩球喝可樂的回憶」。巴菲特繼續深入研究，他讀了能弄到的所有可口可樂的資料。《幸福》刊登的一段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

每年都有一個有份量的嚴肅的投資者，多次注意可口可樂的紀錄，但總是遺憾地下結論說他來得太晚了。

這則報道發表於1938年，當時可口可樂為了分股，把價格訂為45美分。

那時所有美國人就認為可樂有著非凡的品質，他們往自動售貨機的投幣孔中扔枚硬幣說，「來瓶噝噝冒泡的。」然後一瓶冰冷的可樂就出現了。即使在1938年，人們都認為它能引起外國人止不住的渴望。這就是讓巴菲特久久注目的原因。

到80年代中期，他終於看到可口可樂的經營策略發生了改變。戈伊茲亞塔漸漸放棄了與可樂無關的證券。他的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兒子 （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哈瓦那的一家灌裝廠）也開始關心開拓國外市場了。

其中一個能說明的例子是菲律賓。當地的聖米格爾釀酒廠既生產可樂也生產啤酒，但它忽略了可樂的生產，結果讓百事可樂跑到前頭去了。美國的可口可樂公司投資1300萬美元成為該廠的合作夥伴，很快就奪回了2/3的市場。

受此成功的激勵，可口可樂開始加強在巴西、埃及、台灣、中國、印尼、比利時、荷蘭和美國的灌裝生產。在年人均產量只有31瓶的法國，可口可樂開始了一場解僱灌裝廠的持久戰。公司對利潤也更關心了。在墨西哥這個有特殊利潤的大市場中，價格不斷上漲，利潤像打了氣一樣膨脹起來。這種策略重心的轉變不是新聞，它已在可樂的年度報告中明確聲明了。它的 1986年年度報告的封面是三瓶可樂放在世界之巔，裡面則表達了公司對未來的熱切期望：

潛力是無窮的。到處都有人安裝可口可樂系統……全世界都有可口可樂，到處都能買，到處都能賣。

報告中的數字表示公司的策略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從1984年到1987年，即巴菲特投資前，它在全世界的銷量增加了34％，每加侖邊際利潤也從22％上升到27％。國外的總利潤從6億6600萬美元漲到了11億1000萬。

報告中更吸引人的是重新調整後的公司本身。1984年可口可樂公司的國外利潤只勉強佔總利潤的一半多一點（52％），到1987年，它的利潤的3/4來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潛力仍是無窮的。在經濟騰飛的環太平洋地區，年人均飲用的可樂仍不到 25瓶；非洲則更少。即使在經營了幾十年的歐洲和拉美，該數目也不到100瓶。而且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和未提到的地方，每瓶可樂的利潤要比國內高得多。巴菲特認為，這有力地證明了可口可樂股票上的「息票」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還會上漲。他在做完投資但股票尚未飛漲時寫道：「當時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產品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豐碑，它在海外的銷量爆炸式地迅速膨脹。」

除此之外，戈伊茲亞塔正用公司的剩餘資金買回自己的股票，與巴菲特曾勸凱瑟琳。格雷厄姆買回自己《郵報》的股票如出一轍。他還以資本收益的多少來評價經理們的工作。聽起來與巴菲特很相似，未受過金融訓練的戈伊茲亞塔評論說：「我發現當你開始讓人們對他們的資本負起責任時，各種（好事）都會發生。」巴菲特有知音了。

到1988年後半年，可口可樂的股價是1989年預期收益的13倍，或比平均股價高15％，這是本。格雷厄姆付不起的價。但考慮到它的贏利能力，巴菲特認為他是在以雪弗萊的價買賓士。他認為他沒有拋棄格雷厄姆，絕對沒有。

我認為買可樂的邊際安全性與花集團40％的錢買聯合公交公司一樣。我賺的都會比付的多。這樣更容易理解。

其實華爾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看到了。巴菲特在年度報告中詳細闡述了他對可樂公司的理解，就連第四流的經紀人都看得懂。可口可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標。可是由於出了幾次意外的情況 （用第一波士頓的馬丁。羅姆的話說就是「強行購買」），分析家們都畏縮了。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研究錯了，而是神經受不了。迪恩。威特公司的勞倫斯。阿德爾曼評論道：「可口可樂有能力在今後5年內以高於S＆P500倍的速度擴大利潤。」但阿德爾曼自己不敢有何動作：他愚蠢地向委託人建議「購買——持有」。當時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羅伊。巴瑞也認為股價會有大的漲幅，但他也不敢向別人推薦此股票，因為「近來美元的變化十分不穩定」。

更有趣的是佩因韋伯公司的艾瑪尤。戈德曼，他看好可口可樂但更喜歡多樣化的百事可樂。他犯的就是華爾街的通病，太注重總體了。他說，百事可樂擁有更高價格的弗里托。萊，更好結果的芒廷都，國內產銷的比薩餅，49美分的塔科貝爾份飯和更健康的肯塔基炸雞。所有這些對百事公司會有促進作用。巴菲特也注意到了百事可樂公司，它的情況也不錯。但他對比薩餅，炸雞和塔科份飯沒有同樣的信心。他用一句話概括了可口可樂的價值：

如果你給我1000億美元，讓我放棄可口可樂在市場上的領先地位，我會把錢還給你說，不可能。

巴菲特投資於可口可樂後，成了一名公司董事，但他在董事會上不起什麼作用。簡而言之，不管是誰只要事先知道這種結果都會買的。但華爾街投資商懷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學習。他們仍堅持認為巴菲特是買了內部情報後才做這個決定的；他們當然沒這種希望。奧馬哈有位經紀人好像無所不知地說：「巴菲特的人際網是最好的。」於是華爾街再次聲嘶力竭地嚷嚷：小人物是比不上這位專家的。

巴菲特的確有幾次生意談判，如所羅門，是通過私人關係完成的，而且巴菲特的人際圈子的確不小。但他多數的投資是在市場上買的股票。事實上他要求經紀人不要用反覆無常的主意來分散他的注意力。據芒格說，自從有了第一次後，巴菲特就開始用自己的私人關係搞調查了。

與巴菲特通常的持股時間相比，小道消息的價值是很模糊的，人們很難想像這些消息在5年後是否還有用。但沒有過這種主意且嫉妒巴菲特的成功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解脫。有一次有位投資者要求再買伯克希爾，他的曼哈頓的經紀人恨恨地說：「沃倫也會犯錯誤。」巴菲特遭嫉恨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老是嘲笑別人信賴的複雜的「工具」。那些研究年度報告沒他勤奮的人也不願相信，特別是像他自己說的那樣發現股票的。有位金融編輯探尋到，巴菲特的「秘密」也許是有一個藏在凱威特廣場深處的「黑匣子」吧？

巴菲特再三聲明他沒有什麼神秘的捷徑，也沒有水晶球。有一次，有位經紀人在買房子時向巴菲特請教對利率的看法，巴菲特戲謔地說：「只有兩個人知道。他們都住在瑞士，但意見完全相反。」

巴菲特乾的大多數事情，如讀報紙和貿易報告，小的投資者也能幹。他深深感到許多靈敏人的想法都錯了。小人物也可在市場中投資，只要他們堅持構造自己的格雷厄姆和多德網。但他發現，人們要麼想一口吃成個胖子，要麼永遠不吃。很多人都「不正常」地要把事情弄複雜。這個毛病也傳染到了巴菲特一家。

他的姐姐多麗絲有一次曾想通過賣「無擔保選擇權」來增加收入——正是巴菲特鄙視的那種市場輪盤賭。當黑色星期一到來時，愛冒險的多麗絲髮現自己背了140萬美元的債。沃倫同意由他安排多麗絲的生計，她可每月得到一定的津貼。但他很坦率地拒絕代她償債，一點選擇的餘地也沒有。多麗絲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從此她對沃倫總是冷冷的，他也因此受到了傷害。但他的本性不允許他幫助一個投機者，誰都不能讓巴菲特改變規則，就連親姐姐也不行。

當然，對格雷厄姆和多德亦步亦趨並不是多麗絲（和其他大多數人）這樣的人做得到的，只是巴菲特有這樣的天賦。隨便提起一種股票，任何一種股票，巴菲特都能概括地說出它的事實情況，就像他小時候靠記憶背出各地城市的人口一樣。他的數字能力也同樣使同事們目瞪口呆。 （巴菲特在解釋自己的心算愛好時說，如果他「腦袋」里不理解數字，他就完全不理解了，因此他不用計算機。）

人們習慣於用機械術語來形容他的思維。多麗絲自己就反覆描述過沃倫的「屏幕」上的信息反應有多快；麥克。戈德伯克曾談起他憑記憶「複述」

了保險政策。他腦袋裡的這種快速篩選索引卡的能力使他能回憶起過去的情況，通過無語的回憶發展成一種投資本能。而普通的投資者腦袋裡可沒有計算器，也沒有現成清晰的百科全書。

這不是說巴菲特不可能成為榜樣。 （太德。威廉可以造就一個不壞的擊球手，雖然不是400碼的擊球手。）每個人都有權採取把股票當作部分業務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只在屏幕上一閃而過，就像每人都有權進行購買權交易一樣。芒格認為巴菲特的風格是「很值得學習的」。

請別誤會，我並不認為有數萬人幹得都不錯，但是，成百上千的人幹得的確比他們料想的要強。這要一分為二地看。

但部分「二元性」是人們常把「簡單」與「容易」混為一談。巴菲特的方法是直接了當，從這種意義上講是「簡單」的。但做起來又不容易。評價可口可樂這樣的公司需要有由多年經驗形成的睿智，還有很強的主觀因素。

有位伯克希爾的股東抱怨說像可口可樂這樣的特權經營者太少了。芒格尖酸地批評他說：「哪有那麼容易的事；你干兩三回，就指望一家人一輩子都有錢花？」

巴菲特說這不需要正式的教育，也不需要高智商，要緊的是氣質。他講了一個在商學院做的小遊戲。假設他在一次講課時說，每個學生都可得到每位同學將來收入的十分之一，他們願意選誰？學生們可以左挑右挑。巴菲特發現他們選的不一定是最聰明的同學，而是有如下氣質的人：忠誠，有活力，有原則，有頭腦。

最要緊的是對自己判斷的信心，使你保持冷靜，免得「亂了手腳」。表現在市場上就是，如果你認識到了某種股票的價值 （公司的價值），那麼關於它下跌的消息就不會引起你的恐慌。事實上巴菲特在每次投資之前都要完全相信它，這樣即使市場連續幾年處在崩潰的邊緣，沒有一點股價上升的好消息時，他也會為擁有這樣的股票而自豪。這聽起來很特別，但人們的房子並沒有每天的報價，多數人卻不會為擔憂它的價值而失眠。巴菲特就是這樣看可口可樂的。

當1989年2月，他的這次投資公開之後，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樣咕咕冒泡。它賣到了4800美元一股，僅6個月之後它又上漲了66％，到了8000美元。

現在值38億美元的巴菲特好像是專為這項新投資而生的。他很快就成了可口可樂主義的提倡者。他會向每位願聽的人背誦可樂在世界各國的人均消費量，或按它的財務成分分析每罐可樂。他知道它的銷售情況和增長率。當他看到超級市場中堆著的紅白相間的可樂時會感到一種衝動和舒服。他對來訪者解釋說，他知道人們每時每刻都在喝這種產品，就好像他們正坐在巴菲特的辦公室一樣。他牢記著這樣一組數字：每銷售8盎司一份的可樂就有1美分的利潤，每天賣7億份，每年可賣出2500億份。

19豪伊的傷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發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強烈抨擊大富翁們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來，大批財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終是要服務於社會的。他把炮火對準了赫斯特，後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揮霍在浮誇的聖。西蒙上，因此佔用了「大量用於其他社會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樣批評把財產留給子孫後代的大富翁。比如說，後期的杜邦公司「對社會的貢獻幾乎沒有，卻多次聲稱捐獻了產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說，杜邦「可能認為自己很有眼光，發現窮人們的食物越來越少了」，但他們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倫有個堂弟在開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樂隊演奏等等。他們中有些人擁有伯克希爾的股票，但巴菲特總是公事公辦，不會給他們特別照顧，也不透露內部消息。他認為，如果沒有經濟依賴這種討厭的因素，他的家庭會更「純潔」。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能過正常的獨立生活。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給孩子們的經濟資助。他很擔心為可愛的孩子們「提供食物」會毀了他們，於是拒絕給他們絲毫的經濟幫助，而這樣的幫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親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他的態度使許多富翁朋友們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贊同巴菲特的作法。）當格雷厄姆集團在討論給孩子們留「多少數目」才合適時，巴菲特說幾十萬就夠了。拉里。蒂施反對道：「沃倫，你錯了。如果他們到12歲時還沒被毀了，那就不會被毀了。」當時正為兒子接管《郵報》而傷神的凱。格雷厄姆回憶說：「這正是我們（她和巴菲特）爭辯的話題。」

巴菲特的確非常關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個慈祥，甚至有點活潑的父親。他鼓勵孩子們模仿心目中的明星，當有誰遇到喪氣事時——比方說，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錢的問題他就變得強硬，公事公辦，好像孩子們只是初級經濟夥伴一樣。他的方法中有許多明智之處，億萬富翁應該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職業中一樣，從無折衷的餘地。當蘇茜需要 20美元在機場停車時，她必須給父親帶回發票。當巴菲特給孩子們貸款時，他們要訂協議，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們就這樣上了合法的鉤了。

伯克希爾的許多股東都把大量股票當作禮物送給孩子，但巴菲特不是這樣的。他只在聖誕節給孩子們及其配偶每人 1萬美元——剛好是免稅的限額。

這些限制給他們個感覺，就像給了他們幾百萬一樣。當孩子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巴菲特給傑里。奧蘭斯寫過一封信說，他想推遲給孩子們錢，最早到他明白「樹上結什麼果子」時才給。步入青年的蘇茜、豪伊和彼得認為父親仍把他們當作剛長成的幼苗。原則上他們支持父親的作法並為此而自豪。

但他們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說的，為什麼他「高興不起來」，有時好像還痛恨這種單調的激勵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們的方式都很活潑、直接了當。 （他們沒有誰喝比可樂更烈性的飲料。）他們都像巴菲特那樣急切，但花開得很遲。他們的大學都沒畢業，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經濟上孩子們繼承了祖父的那份，

這是沃倫為他們在伯克希爾投資的。因此他們本來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為百萬富翁的。

蘇茜賣了部分股票（當時價格不到1000美元）買了一輛波爾舍轎車，她在婚姻破裂後搬到了華盛頓，並與凱。格雷厄姆有了聯繫。後者主動幫他在《新共和》雜誌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蘇茜再次結婚，丈夫阿蘭。格蘭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師，後來成了國會裡的助手。沃倫和妻子對格林柏格心滿意足，他是那種不很英俊但溫和的人，巴菲特夫婦稱他為「理想的女婿阿蘭」。

當格林伯格夫婦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時，蘇茜的伯克希爾股票也花完了，這對年輕的夫婦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個很小的廚房。當蘇茜懷孕後她想要個大點的廚房，以便孩子出生後再添張桌子，並開個通往後院的門。她訂好了計劃，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萬美元。蘇茜知道父親不會為她付錢的，於是她申請貸款，利息從優。

沃倫拒絕了。

「為什麼不像別人那樣去銀行貸款呢？」他建議說。

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沃倫解釋說，如果他是內布拉斯加橄欖球隊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傳給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這個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蘇茜只是個普通人。她對這十分不快。

當蘇茜快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帶著食物來與她共進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凍鯊魚肉一直送到樓上卧室。格雷厄姆發現蘇茜只有一個黑白小電視，她建議她買個大點兒的彩色的，當蘇茜說她買不起時，格雷厄姆夫人嚇了一跳——這可是巴菲特的女兒！

畢竟巴菲特自己有個大屏幕彩電。格雷厄姆立即給巴菲特打了電話。這次巴菲特發了慈悲，給蘇茜買了個像樣的電視。

但格雷厄姆還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許錢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動力，好像巴菲特以為所有人也都只是關心錢。他可能認為蘇茜會以錢來衡量新電視，就像他自己一樣，或者這樣的禮物會改變女兒活潑樂觀的性格。但在蘇茜眼中，它只是個電視而已。

但蘇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親，很容易接受他的影響。她認為廚房事件只是她了解的父親的一部分。「他是個很直率的人，」她說，「只不過不給我們錢罷了。」

對豪伊來說，靠父親養活比打仗還難。他也像父親那樣不修邊幅，不打領帶，只穿運動鞋。只有一點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爾股票賣了之後開辦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長，公司很快就倒閉了。於是豪伊跑到洛杉磯的喜詩糖業工作。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奧馬哈，第二次婚姻後建立了一個小家庭。他從事房地產業務。作為副業，他租了塊地種莊稼。

沃倫知道，豪伊真正感興趣的是農場。在一段時期的「自我折磨」之後（用某位朋友的話說），沃倫提出了一個在他看來最慷慨的建議。他要買下個農場然後以標準的商業交易形式租給豪伊種。 （豪伊必須把經營農場的部分收入交給巴菲特並承擔稅收。）

豪伊問他母親為什麼父親想插手。

「別問，」蘇茜說，「弄到農場再說。」

但事情沒這麼簡單。沃倫根據農場的潛力提出了封頂價格。豪伊跑了上

百個農場，但由於出價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來。他對買農場都絕望了，但沃倫拒絕妥協。最後在1985年他們以30萬美元在內布拉斯加的蒂卡馬哈買下一個農場，就在奧馬哈北部，驅車只要45分鐘。

「這是典型的沃倫。巴菲特購買方式，」豪伊說，「我們是以市場最低價買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點談判技巧。」

豪伊的農場里連電話都沒有，但那兒是他得意的避難所。每年春秋兩季他就帶著一家人開著拖拉機種玉米和大豆。但沃倫是不會和他一起度過這些時光的。「我不能讓他到這兒來看看莊稼長得怎麼樣了。」豪伊哀怨地說。

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兩次。他對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顧。他說：「把租金拿來，可不要少了。」儘管他買這個農場時已經左思右想，但豪伊還是不能相信他這麼干不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他可以看豪伊的書，但不看他的莊稼——那正是豪伊最關心的。在沃倫眼中，這只是場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對農場的這些事不屑一顧並諷刺說：「沒人會到超市買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沃倫的確用農場教了豪伊點什麼。他同意只要每年豪伊體重不超過某值，他就少收租金。 （他自己就十分苗條，他認為這有益於長壽。同樣他也用錢來刺激女兒和妻子控制體重。）但多數年份，這種用經濟手段讓豪伊控制體重的明顯企圖都失敗了。

沃倫對豪伊更有幫助的是他的指導，因為豪伊常徵求他的意見。在豪伊得到農場後，他決定像共和黨員祖父一樣參加地方競選。但他擔心人們會以為沃倫替他買選票或更糟——沃倫根本不支持他。父親打消了他的顧慮，他宣稱為他做一點捐助——最後豪伊當選了。

他們的關係改善了，因為豪伊有了自己的孩子，並開始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在他當選後，他被指定負責為委員會推廣乙烷的工作。乙烷政策使他有機會與朵因。安德魯——參與政治的阿切爾。堂。米德蘭德公司董事長——接觸。最後安德魯僱用了他，成了一名飛來飛去的經理。沃倫向一位朋友誇口說，豪伊比他還「能幹」，這是他為豪伊感到自豪的表達方式。豪伊說，孩子們的成功會使巴菲特「感到由衷的高興」，就像他們會對父親的表揚「感到由衷的高興」一樣。

沃倫的小兒子彼得公開承認了這一點。他從斯坦福大學退學後開了一個音樂室。儘管巴菲特竭力反對，他還是賣了他的伯克希爾股票，花了3萬美元買了一個24磁軌的錄音機。但他很快就發現這給他帶來的收入沒有多少。

儘管如此，他還是和妻子慢慢在舊金山建了一個音樂出品公司，後來又搬到了密爾沃基。儘管他只能寫些叮響的作品，他卻批判了電影《與狼共舞》中在火堆旁跳舞的那一幕。他錄了新時代樂隊的幾張流行專輯。

在密爾沃基的一個寒冷的早晨，彼得逃出了他的隔音玻璃音樂室，那兒正有兩位音樂家在剪輯廣告，並開始談論起他父親來。他不由得想起了沃倫曾笨拙地想對他施加影響。他曾邀請彼得到華盛頓阿爾弗法俱樂部這個獨特的晚會上演奏，條件是，彼得得把傻乎乎的馬尾辮剪掉。彼得並沒有道謝。

「他總喜歡附加條件。」彼得說。近些年來沃倫開始以股票形式給孩子們1萬美元的聖誕禮物。彼得認為這是個「信號」。「這又有個附加條件。這錢不能花。如果你投資於它，它就會增值。這是考驗我們的耐心。」

「我把大部分股票賣掉了。我很高興這麼做了，」彼得補充說，他的馬尾辮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齊齊的，「我不用等待就一步到了位。真不錯。」但

不久他又說很後悔父親沒有告訴他——或者他沒聽仔細——他本可以不用賣就可靠它借錢的。

彼得明顯地喜歡刨根問底。好像他對沃倫的性格也很好奇。他對父親的成就和道德非常自豪。他回憶起沃倫有一次對他說：「總有一天你會不得不對你老爸說，見鬼去吧！」他說他跑到新城市打天地並賣了伯克希爾股票就是翅膀硬了的一個證明。沃倫是否對他爸說過見鬼去呢？彼得不知道。

彼得成為成功的音樂家後對父親的理解加深了。當彼得和他的15人樂隊在密爾沃基為700名觀眾演奏鋼琴時，沃倫也在場並對他大加讚賞。他對兒子說：「我們幹得都一樣。」對彼得來說，這是最好的讚揚。

到80年代末期，彼得這位兒時曾為孤僻的父親買《父親手冊》的人，終於和父親一起學會了相互交流。當彼得婚姻破裂時，沃倫以從未有過的同情來安慰他。有一次，父子倆在深夜的微風中漫步在法南大街上，彼得很自然地說起了他的母親。沃倫說他真希望蘇茜能在他的巴菲特世界中多呆一段時間。「我們談起了媽媽有多少干自己想乾的事的機會，」彼得說。沃倫突然沉默了，這是他動了感情的習慣。彼得回憶說：「我們一直長談到深夜兩點。

談話後我只有一個感覺：天哪，原來老爸的感情如此豐富。你可以從他的表情和寡言少語中看出來。我真感動。「

沃倫與家庭的關係有了新篇章，但與蘇茜的關係仍無進展。她直接向他說明了更多的離開的原因。他們互相理解，也很坦率。他們的侄子湯姆。羅傑斯說，巴菲特根本沒有必要「設法彌補他們的關係，他們都是對方的影子。

一旦蘇茜嬸嬸下了決心，他和巴菲特叔叔一樣勇往直前，決不動搖「。

沃倫與妻子保持著經常的聯繫。他們常見面。他仍像以前那樣愛她。他們在西徹斯特縣湯姆。默菲家中過了一夜之後，與斯坦。利普希一起同坐一輛超長豪華車回曼哈頓。他們坐在後排，一路上一直手拉著手。蘇茜對他們共同的一位朋友說：「情況很好。」她指的是沃倫達到了與她保持婚姻關係的目的。

1987年沃倫為家庭做出了一大貢獻。他讓女婿阿蘭。格林伯格管理巴菲特基金會。與往常一樣，這次慷慨也是有條件的——蘇茜和阿蘭必須搬到奧馬哈住。他們同意了，並在離沃倫家幾個街區遠的地方買了所房子。蘇茜很快就加入了沃倫的後勤網。當他需要車時，她就跑到推銷商那兒為他挑了一輛。當年度會議召開時，蘇茜幫他安排活動時間。她去奧馬哈就是為父親服務的。

由於沃倫給女婿的年薪只有49846美元，小蘇茜的生活與奧馬哈其他帶小孩的婦女沒什麼兩樣。當她的兒子出生時，筆者有次碰巧去看過她。當時蘇茜給小孩洗澡。她沒有護士，也沒有保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些想賺錢的人常常誤以為蘇茜有打開通往財富之門的鑰匙，為此蘇茜不得不左支右絀。

有一位沃倫陪著微軟公司億萬富翁神童威廉。蓋茨去參觀波珊的珠寶店。他們在一個角落裡看到了一個標著「巴菲特預訂」的小盒子。巴菲特問這是誰的。有位職員怯生生地承認是蘇茜分期付款買的一串珍珠。巴菲特付了這筆錢作為給蘇茜的生日禮物。他開始發現為波珊花錢真是可笑。另一次他好象發現了新大陸似地說：「哼，蘇，女人們真的愛珠寶。」

蘇茜在身邊的時候，沃倫發現家都大了許多。蘇茜常把孩子們留在沃倫家讓阿斯其德照看，這讓阿斯其德與巴菲特一家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蘇茜甚

至勸阿斯其德重新布置一下房子，那裡正在消失的活潑格局還是蘇茜的媽媽原先布置的。阿斯其德與蘇茜一起把房間裝飾得更溫馨，廚房裡擺上了阿斯其德收集的老式烤麵包機。 （沃倫的妻子與她家中的女朋友的關係更好了。

這個奇妙的三重奏小組給親戚們送禮物時，附上的卡片總寫著「沃倫，蘇茜和阿斯其德」。）

小蘇茜和她的孩子們總是圍著沃倫轉，這使沃倫人性化了。他會穿著舊運動服跑到格林伯格家，趴在地板上與兩個外孫一起玩耍。吃晚飯時他會漫不經心地聽一家人閑談，縮著嘴，敲著下巴，時不時插句俏皮話，而且每咬一口漢堡包就加一次鹽。他對凱。格雷厄姆說，蘇茜回到了奧馬哈改變了他的生活。他甚至給了蘇茜一支紅寶石手鐲。平時他可是連手勢都不愛打的人。

看到「樹上結出果子」了，沃倫漸漸感到放心了。他讓女兒當上了巴菲特基金會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寬了自己的繼承政策。孩子們每人可能將得到300萬美元左右。 （他沒說具體有多少。）

但不管數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讓蘇茜、豪伊和彼得過讓人討厭的「超級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認為孩子們無權大把花錢。那樣子他們的財力會太多，而他認為這是社會的財富。「我一向講究公平。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一輩子有飯吃就可以了，」他說，「這些錢必須回到社會中去。」

但他的慈悲心腸與他給孩子們錢十分矛盾。他在捐贈時 （即使是為慈善事業捐贈）從沒痛快過。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離開了約翰遜—約翰遜，參加了美洲無毒品運動）說巴菲特有個「障礙」，如果他掏錢，他就「少了可賺錢的工具」。

多年來，巴菲特基金會一直是人們取笑的對象。當 1979年巴菲特有 1億5000萬美元時，他的捐贈的總額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開始實施伯克希爾慈善計劃後，蘇茜和他用它為基金會準備資金。巴菲特穩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贈額。當然它沒伯克希爾股價升得那麼快。到1990年，每位股東可從伯克希爾的這筆錢中為自己喜歡的慈善事業捐贈6美元，即巴菲特和蘇茜間接地捐了300萬。

這個計劃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無須巴菲特掏腰包。這不是他個人或伯克希爾的幾千萬或上億財富中的一部分。他不為基金會掏一分錢。就連通過伯克希爾計劃的這些間接捐助也與他的40億財產全無關連。

巴菲特的吝嗇常常受到朋友們的批評。他們知道他很關心社會，也知道他沒把這些錢花在自己身上。從個人角度看，他們認為他相當「慷慨」——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有個例外情況，就是他每年聖誕節都給兒時好友鮑勃。拉塞爾的母親一小筆錢。 （這是從一次銀行失誤中被發現。）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經濟問題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給別人手寫一些值得深思的簡訊，或為他們及時提供建議。但即使是親密朋友向他要錢或有用的東西時，他總是搪塞過去。當作家喬福里。科萬得知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成功的新聞節目《周末編排》遇到資金困難時，他向巴菲特打電話求助。如果《周末編排》不能馬上湊到5萬塊的話就得停播了。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多數人多少會掏點錢的。

但巴菲特的個性相當強，他說「不」時，一點兒也不會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錢也沒掏。另一個朋友安。蘭德斯常勸他不要把錢抓得太緊了。她說她盡了最大的力來勸巴菲特對「能為世界做點什麼」感興趣。

他乾的就是積累，賺錢，賺錢，積累。但為了什麼？他是買了架飛機，而且很喜歡。於

是我們以飛機舉例說：看看這架飛機為你帶來多少樂趣！如果你把部分錢捐出，你會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賺錢、賺錢，有勁嗎？

巴菲特對慈善事業的嘲諷，有部分原因緣於70年代他與格林內爾大學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說服他加入了該校的董事會，巴菲特把這個依阿華州的小藝術學校變成了經濟動力廠。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內爾花捐款中的1360萬元買下了代頓的一家電視台，4年後又以4800萬元賣出。但令他吃驚的是，他發現學校以他不喜歡的方式花了這筆橫財的一部分，這筆錢沒被用來提高教育質量就被教授們隨隨便便地花掉了。

這使他對高等教育大倒胃口，雖然他仍為許許多多學生提供獎學金。格林伯格說：「沃倫寧可被錢噎死，也不願意給大學寫支票。」當他的母親同布達拉斯加大學的集資人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連門都不開——雖然他是該校橄欖球隊的狂熱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觀多少有點像搞投資。他拒絕「多樣化」，寧可把錢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監督他的捐款，因為他認為多數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東請朋友們去拉古納海灘玩時，巴菲特提出了一個經過再三思考的問題：「如果你們必須為某種事業捐款，你們選哪種？」

他好像是在為可口可樂尋找一種慈善事業，一種國內的，可以逐漸減少社會投資需求的事業。這種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對公共事業不太合適。因為需要錢的計劃，比如醫學研究很快就可以對病人產生效益。捐助人願意承擔一些損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藝術，用巴菲特的話是「對所有人都有益」，卻可能是件無意義的事。（雖然對「部分人有益」是有意義的，但如果沒人為博物館投資，那整個社會也就枯燥多了。）換句話說，衡量社會的進步不像測可口可樂的利潤那麼簡單。但巴菲特想看看「具體的結果」。

由於這些限制，他發現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公益事業。巴菲特基金會名義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實際則操縱在沃倫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將來的捐贈的。到1990年，基金會從伯克希爾和它的各種股票中的收入是380萬元。但它只捐贈了230萬。而當時它的資金已近1800萬，真像個小伯克希爾。它只為了少數經過仔細挑選的事業捐贈，而它的資產「不斷地積累」。

巴菲特對此有兩個主要理由。自從廣島事件以來，他一直擔心爆發核戰爭，而裁軍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賞，後者在普林斯頓時是核裁軍的積極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學院的談判專家威廉。尤格正從事研究防止發生突然戰爭的辦法。他請尤利到波士頓的里茨—卡爾頓吃年飯，並非常有人情味地講述了自己對最後戰爭的擔心。談到中國時，他打了個比方，讓尤利預測一下將來的情況。他說比如桌子上有數千顆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塊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撿走一塊石子。那麼遲早，也許100年以後他會撿到那顆黑的。那就是核戰爭。

尤利曾提議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一些緩衝中心」，在那兒通過電話和傳真可以在危機時開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說，美國在里根總統任期內對蘇聯非常敵視。

巴菲特說：「你看，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們建立的體系可以毀滅全

世界。「他緊接著說：」我支持你，我要給你10萬美元。「（最後基金會實際提供的是20萬。）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舉行首腦會談時，同意了建立緩衝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戰結束，巴菲特對裁軍一直無能為力。

巴菲特所有事業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贈額的75%，即170萬是用於計劃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墮胎權力法案等的。蘇茜和巴菲特對此都深信不疑，但兩人之間有分歧。蘇茜是因為對第三世界的人，特別是婦女的惡劣生活條件觸動很大，而沃倫則是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他像人口學家馬爾薩斯那樣，擔心人口過多會引起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類生存的問題。

他的這兩個理想都很實際。目的都是為了減少或防止將來發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戰爭和人口過多。但他卻不願把巨大財富中的一分一毫用於幫助窮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貧民區的人，也不為當地的音樂廳、博物館、大學①和醫院捐款（只有墮胎和計劃生育項目除外）。由於只關心宏觀經濟和將來，巴菲特的慈善觀看起來與現在毫無關係，甚至有點不近人情。

他認為普通的慈善事業是「浪費」他的錢財。從另一種角度看，捐款於人口控制也可解釋為一種「投資」，一種全球性的贖回股票，因為將來要求分紅的人會逐漸減少。同是馬爾薩斯人口論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歡迎凱絲。盧塞爾的宴會上闡述了這個觀點。後者在加強貝洛斯墮胎權力法案問題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戰士。在場的許多人曾是盧塞爾的病人，他們紛紛祝賀他接生了許多嬰兒，芒格也高舉酒杯站了起來說：「我想為盧塞爾醫生不曾接生的嬰兒乾杯。」

巴菲特關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個方面是他並不因為人們得到了他的幫助而高興。他常問別人是否對公益事業有什麼好主意——好像這類事天下還太少一樣。但常常是一無所獲。他總是認為接受者可能並無價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與受助者都無益處。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捨時也同樣不安。有一次他在奧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麥芽，但發現身邊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開。有位老婦人知道巴菲特不常來此店，於是很慈詳地為他付了錢。巴菲特堅持要還她這一塊五毛錢，但他卻記不起她的名字來，真是太痛苦了。也許是良心不安，最後他終於找到這位老太太，把錢還給了她。

最讓巴菲特高興的一項公益活動是基金會每年都給 15所公立中學的教師發1萬美元的獎金。獎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麗絲的名字命名的。作為一名教師，她在巴菲特幼年與祖父一起生活時對他倍加愛護。獲獎人的評獎標準是業績，因為這份獎金不是食品救濟。巴菲特常指出，有錢人愛把錢扔到大學裡，好讓他們的名字刻在某大樓上，但他們根本不理對孩子們的影響更大的小學。他設立這項獎是對奧馬哈的感謝。

但他不參加奧馬哈一般的慈善事件常常招致許多老人的批評。當地有位廠主羅伯特。道格蒂說：「沃倫以不掏錢而出名。」在奧馬哈，你看不到一點跡象表明這兒住著一位全國最富之一的人。喬斯林博物館裡沒有巴菲特展廳，城裡沒有巴菲特公園，地方大學裡也沒有巴菲特的位置。

在幾年的表面冷漠之後，巴菲特再次出錢建立了一個基金會——施伍德

① 也有例外情況。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義向內布拉斯加州西點的一個圖書館捐了10 萬美元；

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給了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40 萬美元的禮物，讓其用於計劃生育醫療活動。

基金會，只為奧馬哈的慈善事業提供資金。儘管它的規模比巴菲特基金會小得多，但它表明現已60歲的巴菲特終於明白了奧馬哈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而他卻基本上沒什麼回報。

令奧馬哈大吃一驚的是，儘管巴菲特是個小氣鬼，但他的群體意識非常強。政治上，他不屑募捐並沒有導致想像中的保守主義，而是他強烈認為政府應該代表整個社會而不是為某些個部門服務。早在 1977年人們還未攻擊「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銳地批評了「社會上許多團體用選舉力量來轉移而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惡習」。

從那以後，他常常寫些解決經濟問題的建議性的提議，發表在 《華盛頓郵報》上。主題通常都是「擴大大餅」而不是「大餅重分」，（就像他嘲笑華爾街的「大餅重分」一樣。）其中某個主意可以簡單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無須使用配額、關稅和繁瑣的手續。在這個了不起的設想下，自由市場只需要算出要進口多少日產卡車和出口多少阿迪達斯跑鞋，政府只須一個法令就可限制進出口總量。前提是社會的整體貿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碼，而無須在多種工業之間進行協調和仲裁——事實上它幹得不怎麼樣。

雖然他並不反對政府解決實際的「溫飽問題」，但他對政府的措施冷嘲熱諷。他有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里用了一個「穩定島」的喻言警告。那是一個假想的具有穩定人口的社會，他們只大量種植大米和生產白酒。由於這是個「有同情心的島」，工作者將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說，這樣當退休者日復一日地增多時，通過簡單的計算我們就可得出，工人們得累斷脊樑地干，而且自己沒酒喝來保證先輩們法定的大量配額。

他的多次建議都提到了新保守主義的作法，即約束人們的自私行為而不是依賴他們的「人性善」。沃倫與妻子不同，他對「人性善」不敢苟同。70年代蘇茜與拉里。金成了朋友。他辦了一個假裝在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組織。儘管金的工資只有16200塊，但他開的是白色賓士，戴的是金錶，穿的是斑馬皮衣和豹皮大衣，經常出入高檔晚會。他騙遍了半個奧馬哈城，包括蘇茜。但他騙不了沃倫。他不客氣地說：「我知道金是個騙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奧馬哈唯一沒被他要過錢的人。」那時金已經因為詐騙了幾百萬而進了大獄。

還有一次，蘇茜請沃倫資助奧馬哈的民權活動家查爾斯。華盛頓。沃倫雖然滿腹狐疑，但還是借了他24900美元。6個月後華盛頓沒有按期還債。

沃倫對這筆小錢被詐十分反感，於是他把華盛頓送上了被告席。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訴別人。

在國家級的政治家中，巴菲特與其中幾個十分要好，如丹尼爾。帕其克。莫尼漢、比爾。布萊德利和鮑勃。凱利。但與多數總裁不怎麼樣，巴菲特並不對他們阿諛奉承。紡織貿易組織反覆要求巴菲特幫著遊說實行進口保護，但他從沒這麼干過，儘管他自己的紡織廠也可從中受益。

還有一件更富戲劇性的事。伯克希爾的存款和貸款是美聯儲的一部分。

與其他類似機構一樣，美聯儲也認為自己的任務是為各成員爭取儘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餅」。甚至在S＆L醜聞曝光之後（它的成員已欠了納稅人1000①億美元） ，它還四處遊說要更多的資金。

① 在那件醜聞爆發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帶有先見之明的預測中，芒格指出：「一個美國政府的機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像以前一樣，繼續為儲蓄與貸款業的儲蓄賬戶保險，其結果必將是儲貸協會越來越

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說客們是否還有社會良知，但他們退出了該組織以示抗議。芒格幾年來一直對S＆L的危險信號提出警告，他在報告上發表了一封信，尖銳地抨擊了委員會「修飾自我服務的廢話」的作法。

由於委員會長期以來已明顯地誤導了政府，它應就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公開道歉，並保證不再變本加利地進行誤導。

雖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對聯儲的袒護，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護主義者認為市場判斷永遠正確的觀點。他不同意眼下時髦地認為自由市場是個人價值的最終判斷者的論點。從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婦女從未發現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無人的行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書對比時，他同意秘書「可以帶孩子和參加社團活動。市場社會對她的許多才能的評價方法並不一樣。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麼地方，你就會發現我有什麼才能了。「

作為一個億萬富翁，他是十分激進的。當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黨人，但他的某些觀點與他們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會公司的Q＆A，有人問如果他有權改變稅收法，他會怎麼做。「如果我真有這樣的權利，我會讓你大吃一驚的。」巴菲特說。他要對個人消費課以重稅，並收取很高的遺產繼承稅。

如果我想坐飛機旅遊，我是這麼乾的，那好，我用支票結算。但必須對我課以重稅，因為我消耗了社會的人力和燃料資源等等。

他的觀點如此自由，但人們不理解為什麼他做得不夠多。芒格雖然對公益事業也持諷刺態度，但他是個慷慨的認捐者，而且與一家醫院和私立學校牽連甚深。但巴菲特拒絕參加進去。諾曼。利樂有一次請他在為一條叫商業企業托拉斯組織的頒獎儀式上做個簡短的介紹。巴菲特對此組織很信任，因為它表彰的是對社會有貢獻的商人。他表示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一定到場，但同時明確表示不願做演講，因為他每個月都收到50個類似的請求。利爾感到很沮喪，他不相信似地補充說：「其實他只要走上12級台階，到台上做個半分鐘的介紹就可以了。」

巴菲特認為，每個人都想從他身上撈一把，就像帶著相機的旅行者追尋有色土著一樣。凱。格雷厄姆認為他的自我保護是為了堅持自己的做法，不管是在公益事業上還是其他方面。抓著錢是保證控制權的一種辦法。當他還是個孩子，為凱。格雷厄姆當報童時，他就不讓母親碰他的錢。

成年後的巴菲特對他的474948股伯克希爾的股票也是如此。比爾。蓋茨時常賣點他的微軟股票，李。艾柯卡賣點克萊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對他的漂亮股票就連一個角都不願撕。可笑的是，伯克希爾如此上漲，卻沒為他的口袋裡增加一毛錢。

從社會的觀點出發，他爭辯道這是件好事情。他現在能給的毛票不只是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筆錢代表著街上的兩毛五和半美元。「我想，」他說，「現在存在的嚴重的社會本質問題，在我死了之後仍會存在。」他計劃把股

膽大。格萊欣法則 （劣質貸款驅逐好的貸款）可能只對充分競爭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險的機構發生效應，如果 『膽大妄為取代了保守穩健』，最終定會出現由大膽信貸擴張導致的災難引起的大範圍破產。「

票留給蘇茜。不管誰先死，活著的那位都要把它遺贈給基金會。那樣社會就可以從他積累的財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仍帶有成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來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為「嚴重問題」提供數千萬美元而不影響他的財富積累。

讀者也許會想，他對財富的控制欲會不會至少是部分，因為他不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偉大的旅程中是不會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測」的觀點看，他對伯克希爾的控制，或許可以保護他一生不受恐懼的侵襲。也許與林肯一樣，在這一場戰鬥結束之前，上帝是不會召喚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斷積累，事情就還沒結束。

20恐錢症

隨著黑色星期一的影響漸漸消逝，華爾街又沐浴在晚秋晴暖宜人的陽光里。股票漲到了新高度，交易商創造了新的LBO的波瀾，與之相比，以前的浪潮只能算是毛毛雨。80年代的算術是很簡單的。承蒙交國稅的政策的關照，任何公司只要把股票換成債券，它的價值馬上就上升了。而人們認為所有公司都有能力作這種轉化。

當貪婪明顯地佔了恐懼的上風時，投資銀行也就成了「商業銀行」。它們不僅經營 LBO，而且不管資金風險，自己購買公司。所羅門兄弟公司保守的約翰。戈弗洛德也加入了這一冒險行列。這更表明了這一趨勢，也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有機會仔細觀察此交易時期的後半階段。

這兩人總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當有人要與他們做生意時，好董事巴菲特向所羅門的銀行家問一些老練圓滑的問題，芒格則設法把生意切成小塊來做。有一次，董事會拒絕通過購買幾個連鎖加油站的提議，一位高級經理說巴菲特和芒格的「意見太不一致了」。

所羅門的商業銀行業務的頭麥克。茲馬曼說：「沃倫的態度是，如果某筆交易不值得用股票方式來做，那麼它也不值得用債券做。」巴菲特認為銀行家應專心尋找好的業務，而不是致力於重新安排平衡表。但他從不反對任何交易。

1988年10月的一個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奧馬哈家中接到了戈弗洛德的電話。他正與所羅門的幾個銀行家呆在第5大街的公寓里。上星期三，生產雲絲頓和沙龍香煙、里茨餅乾和奧諾甜餅的雷諾煙草公司久經風霜的老闆F.羅絲。約翰遜，提議要他單獨購買他的公司。約翰遜的業務銀行是附屬於美國捷運公司的希爾森。萊曼。哈頓公司。這筆大交易的消息剛一透露，華爾街上的所有其他銀行都打算從中撈部分生意。所羅門兄弟公司也正在緊張研究有競爭力的投標，但戈弗洛德他們想知道的是，作為所羅門董事和大股東的巴菲特會支持嗎？再就是伯克希爾願意自己出1億美元以普通夥伴的身分參加這筆交易嗎？

但銀行家們不知道，其實巴菲特在幾天前在羅絲。約翰遜剛宣布消息時就已要求購買雷諾煙草公司的股票了。當所羅門的高級投資銀行家吉耶。希金斯開始向他解釋公司的優點時，話筒那邊傳來巴菲特急促的中西部口音：

別跟我談經濟學。我知道情況很好。你花一分錢生產產品就可賣1美元，而且買主都是有癮的。他們對這個牌子也情有獨鍾。

在買位於孟菲斯的生產可嚼煙草的康伍德公司時，巴菲特與芒格的意見終於接近了。他們決定不成為煙草業的主角。在與其他銀行家談論時，巴菲特也流露出這個想法。

「這個產品——有點問題，」他痛苦地說，「我不想我的墓碑上刻著我是其中一個合作夥伴的字樣。」所羅門可以放手去干RJRNabisco的事，但巴菲特不想直接參与。

第二天，考伯格。克拉韋斯。羅伯茲提出了它自己的投標，所羅門與羅絲。約翰遜他們的希爾森成了聯盟軍並投入到競標戰。這種投標華爾街以前從未搞得如此公開化。當交易的主要部分即將來臨時，許多競爭銀行都想出

比對手更高的價，結果這個兼并狂潮一直漲到了頂點。現在為雷諾出多少價都不算高。

11小時之後，KKR提出了一個優厚條件，它答應在交易成功後，將「重新調整」大額債券的利率來為這LBO融資。雷諾煙草公司的情況越糟，它的利率就越高。（就像買一所可調整抵押的房子，你失業後它的利息就得翻倍。）

KKR這麼做毫無秘密可言。不管它的投資者會遇到什麼惡果，它現在就可以直接得到7400萬美元的好處。

戈弗洛德本來有機會模仿這種「重調」的作法的，出於對自己信用的考慮，他拒絕了。因為這樣他在交易中花費的會更多。

KKR做出這個決定後，巴菲特買了更多的雷諾煙草公司股票——一種短期的賺價差的作法（也是為了防止交易泡湯），伯克希爾將很快從中賺到6400萬美元。巴菲特一向以批評這種作法聞名，但這次他也突然插手別人的生意，看起來真有點虛偽。但他自己不這麼看。每當叫價擺在桌上的時候，他就什麼都不管，只分析風險和收益，利潤或損失。他還從比阿特麗斯、聯合百貨公司、克拉夫特、因特科，南部地區和一些其他公司中賺了短期價差。

巴菲特是從本。格雷厄姆那兒學會這種手段的，但他與華爾街的套利者不同的是他有格雷厄姆的特色。當交易升溫時他的參與積極性會逐漸消失。

幾年前，在哥倫比亞大學接管研討會上，他警告說，銀行家使用這種欺騙性的貨幣政策，總有一天會使投標達到不穩定的地步。雷諾煙草公司這筆250億美元的交易成交後，他認定這話不再只是預言。

交易者是用「零息票債券」為這種LBO融資的，這個可笑的債券使買者借到了大筆資金並可推遲數年還清本息。由於發行這種債券很容易，而且投資者都盲目自信，所以交易價升得比天還高就不足為奇了。用巴菲特的話說：

接管市場上已經出現了非常過火的行為。多蘿西說：「老天，我覺得我們都不在堪薩斯州了。」

這是巴菲特在1992年2月雷諾煙草公司交易接近尾聲時寫的。他已從中撈到了錢，現在他除了賺價差外別無所求，因為他覺得這樣的交易太不安全了。

伯克希爾在1988年的利潤很好，你們也許都以為我們在1989年會大做利差交易。但我們卻想袖手旁觀。

股市也正牛。巴菲特除了最後一次購買可口可樂之外也無所作為。但他需要找個地方投資。由於伯克希爾規模越大，這個任務也就越困難。早在巴菲特夥伴公司成立不久他就預言，遲早有一天他會受到平均法的制約的——說是這麼說，但他認為為時尚早。他警告股東們說：「高增長率最終將自我束縛。」為了不認命地繼續尋找可能的機會，他不得不把錢用於投資。

這種投資動力是危險的。它被形象地稱作恐懼綜合症——投資者「害怕擁有現金」。巴菲特承認他有這種感覺，到處有現金「是個巨大的誘惑」。

我承認，我和別人一樣有種渴望。渴望干點什麼，特別是在無事可乾的時候。

像突然爆發一樣，他做了三筆大買賣。那是1989年下半年，他與吉列、美國航空和國際冠軍的交易總值達到了13億美元。但總的來說，它們還不符合他的一般標準。對世界上主要的剃鬚刀銷售商吉列的投資是典型的巴菲特風格，而美國航空和造紙公司國際冠軍由於是資金密集型企業，它們與他過去的成功投資完全不同。 （雖然國際冠軍與他過去的失敗投資有相似之處，但巴菲特認為這可避免通貨膨脹的損失。）

每種情況下，伯克希爾都買了一些可轉換股票，就像買所羅門兄弟一樣。

除具有像可口可樂那樣著名品牌的吉列公司外，巴菲特對其他公司沒什麼特別想法，這正是他為什麼選擇有固定分紅的可轉換股票的原因。事實上，他憂鬱地說：「如果我還能買40個可口可樂那樣的公司，我就不買這些了。」

又一次，這些交易的背後都潛伏著被接管的危險。吉列正處在羅納德。貝羅曼的虎視耽耽下；美國航空被麥克。施坦哈德玩弄於股掌之上；而國際冠軍也將成為眾人矚目的目標。「當你擁有一個能幹的管理層時，」巴菲特在《華盛頓郵報》上說，「應該給他們時間讓他們完成自己的目標。」現在這些公司都把巴菲特當作自己的擋箭牌。作為回報，巴菲特得到的是平均9%的固定息票和保留換成普通股的權利（一種「彩券」）。

但巴菲特的最新舉措非常特殊。他和其他人一樣買的是大都會公司普通股，但在最近的交易中，他談判時要求獲得只用於他的特別風險保護。林達。薩德勒在 《華爾街日報》上指責巴菲特是以保證其他總經理的職位為條件來為伯克希爾賺大錢的。

華爾街的許多投資者都說，巴菲特先生的特殊交易玩的是種紳士般的保護遊戲。以前的索爾。斯坦伯格這樣的企業套利者是拿了「綠票子」就離開了，但巴菲特先生是又要乾淨的「白票子」又堅持不放，而且緊拉著管理層的手。

這種有爭議的與總經理們的特殊交易剝奪了股東們在接管時自由賣出的權利。 《福布斯》上的文章說：

巴菲特得到了特殊交易，管理層也一樣………但換個角度看，沃倫。巴菲特為避免被接管開了多大的價？

巴菲特當然對吉列、美國航空和國際冠軍的股東沒有責任。他只要為伯克希爾做好生意就行了。人們對道德學家的標準總是更嚴格，突然處於防守地位的巴菲特好像急著要保護他的這塊高地。在這次「乾淨的敲詐」交易之後，他在寫給股東們的一封信中爭辯道：

……其他被投資公司的股東會從我們優先選擇股票購買行動中獲幾年的利。證據就是：現在每個公司都有了主要的，穩定的和有興趣的股東……

該論點的問題在於，它是假設每個總經理 （或巴菲特眼中的總經理）都需要這種保護，並能公正處理長期的利息衝突。但不是每個總經理都是湯姆。默菲。巴菲特自己在哥倫比亞論壇上就爭辯說，這與接管本身一樣並不可靠，最終決定得由持有「小紙票」的人（股東）做出。

國際冠軍更是一種遺露重重的情況。它的總經理安德魯。西格勒是個激

烈的接管反對者和大生意遊說組商業協調會的成員。他把國際冠軍的錢大量投入工廠出產，給股東的則很少。在過去的10年里，作為市場上的一大股票，伯克希爾的年增長率只有可憐的3%.即使在造紙公司的行列中，它的利潤排名也排在最低一檔里。

唯一可解釋西格勒的可憐紀錄的原因就是安德魯。西格勒本身。在不景氣的1989年，西格勒給自己的工資是80萬美元，外加 42萬 5000美元「激勵獎」。除此之外，他乘國際冠軍股價很低時獎給自己3萬1000股可選擇股票。第二年，國際冠軍的利潤少了一半，但西勒把自己的工資加到了120萬美元，外加 2萬 8000美元的獎金，這樣他就不用付個人調節稅的諮詢費了，同時他又再拿了4萬7000股可選擇股票。

當然巴菲特猛烈批評可選擇股票，特別是如此獎給無所作為的總經理更是令他反感。如果有人有意接管國際冠軍，我們看不出巴菲特有什麼理由要反對。

吉列和美國航空的管理層則是另一回事。美國建立了一個全國體系，在各中等市場的城市中都設有中心，但它的地位仍須鞏固。它的策略好像是需要保證時間和一點「保護」。吉列則很簡單，就是要賺錢。

雖然巴菲特的辦法是比普通的股民們在公開市場上更有賺頭，但生意也不像批評他的那些人說的那麼好。伯克希爾在以後的10年里將被死死地鎖在這幾種股票上，在華爾街看來這是漫無日期的。其實大多數管理人是不會同意巴菲特這種「甜心式」的做法的。

但交易仍有不完全的一面。它有點內部交易的味道——巴菲特和企業董事會的幾個夥計們靠得太近了。他那年花了 670萬買了架飛機也許不是巧合。在年度報告中，巴菲特花了大篇幅就此福利對自己極盡嘲諷， （卻沒有提到他低得出奇的10萬美金的年薪。）他說如果換新飛機的代價「以現在的每年100%的速度增長的話，那麼要不了多久，伯克希爾的所有資產都得花在飛機上了」。他伶巧地說買這架飛機是無可辯駁的，這說明他在城外和其他優秀的公司里呆的時間更多。

到80年代末，老不著家的沃倫。巴菲特好像無人不識。他坐著飛機離家去參加董事會，去看超級盃或參加晚會並巧遇鮑。紐曼、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他和美國企業的名人經理們打橋牌，其中一次比賽是與國會議員們在老巴特爾西打的，那是馬爾科姆。福布斯17世紀時在倫敦的老家。如果有人問他對總統有什麼經濟建議嗎？他可能會說，他上周末剛與布希共享晚餐。

他的妻子堅持對女兒說，該給他弄幾套「體面的衣服」了。當老蘇茜在奧馬哈時，她和女兒把沃倫扯到商場並給他買了套1500美元的傑尼亞西服。

這套義大利產的傑尼亞成了他的制服，就像他需要櫻桃紅可樂和飛機一樣。

（但他拒絕了某位推銷商讓他買定做衣服的請求。他更喜歡到傑尼亞在紐約的分店，從衣架上拿幾套西服。）

他的新圈子大得讓人吃驚。在波士頓，他和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和《環球》雜誌的編輯托馬斯。溫莎這樣的人交往。溫莎說：「沃倫找的朋友真多。」這個評價對一個找股票和持股票的人來說真是有趣。巴菲特在華盛頓有一伙人，在加州也有一夥。蘇茜和他去大蘋果時是「有計劃的」——用某位朋友的話說——就是要讓某人擠進去。「他們和別人不一樣，」她說。

巴菲特的內部圈子——包括格雷厄姆、盧米斯、默菲、芒格和瑞恩——還是和以前一樣。但他的迪克。霍蘭德這樣的奧馬哈朋友發現他不像以前那

樣常在了。維恩。麥肯齊估計他的老闆每周總有一兩天不在奧馬哈。

但在其他方面巴菲特就不一樣了。他像信天翁一樣從一個海岸飛往另一個海岸。他在奧斯卡晚會上與多麗。帕頓一起進餐，然後飛到馬撒葡萄園與南希。里根和《 60分鐘》的通訊員邁克。沃萊斯這樣的人參加凱。格雷厄姆家的聚會。還有一次他帶著妻子直撲沃特。安娜伯格在加州棕櫚噴泉的別墅。它就像沙漠中的一朵奇葩，四周種滿了檉柳樹和神態各異的灌木叢。山姆。沃爾頓也來了。

巴菲特很受他們的歡迎，因為他沒有一點財大氣粗的架勢。他說話時的神情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這使人們想起了30年代。（不過現在的口頭語是「是我抓著線呢！」而不是「是我打電話」了。）在1988年卡拉里冬季奧運會時，巴菲特是默菲和ABC的客人，但他躲開了請他在清澈的路易斯湖畔吃中飯的邀請，一個人躲在城裡工作。ABC的肥皂劇編劇亞格尼斯。尼克松在卡拉里遇見了巴菲特，她認為他是「威爾。羅傑斯的新化身。」她請他去紐約擔任一白天肥皂劇《愛》里的某一浮雕。在錄音結束後，尼克松和其他的 ABC工作人員跑到城東的一家北義大利風味的飯店布拉沃詹尼聚餐。他們剛出發時，尼克松發現另一位億萬富翁約翰。克魯格也很興奮。克魯格鑽進了等在一旁的高級超長轎車，巴菲特則走下人行道叫住了一輛計程車。

巴菲特喜歡把自己裝扮成一位進入上層社會的鄉巴佬形象。有許多關於他假裝無知的故事。其中一個是在某次晚會上他坐在亨利。克拉韋斯的妻子，時髦的卡洛琳。蘿茵身旁。蘿茵說：「您能為我切食物嗎？」巴菲特不清楚這是否是上流社會表示好感的最新方式，說得難聽點就是「來吧」的意思，因此整個晚上他都沒理她。直到服務生把她一直沒吃的燒烤撤走之後，他才吃驚地發現，原來她的手腕上打著石膏。

巴菲特喜歡樸素的形象。他不喜歡自己現在的名聲。當電視節目《富翁、名人的生活方式》中出現他的身影時，他十分尷尬，趕緊對別人說，製片人沒讓他知道就把片子剪輯在一起了。而實際情況是他帶著麥克風正式接受了採訪。

1989年奧馬哈的新聞中心出現了巴菲特的身影。賣地毯的B夫人的權威被兩個孫子羅納德和艾爾溫奪走了，傢具世界也落入他們之手。B夫人盛怒之下離開了商場。她指責巴菲特出賣了她，並公開稱她的兩個孫子是「希特勒」。

這場風波在奧馬哈引起的注意不亞於其他城市對查爾斯王子與黛安娜王妃的關注。B夫人指責她的孫子是無用的廢物，只會溜須拍馬，把時間都花在「開會」上，但活得像個「百萬富翁」。她還傷心地補充說：「當你一無用處時，真是讓人傷心。」

這位95高齡的老太太仍然精力充沛。她在家只呆了幾個月就在傢具世界附近開了一家新商場「B夫人之家」。它們現在是魚死網破的對手。

「真傷我的心。」一個星期天當她坐車經過商場里的地毯海洋時，B夫人感嘆道。她現在的工作「純粹是為了報復；我母親91歲發病時，我把她帶到家裡來照顧，好像她只有我這個孩子似的」。

巴菲特對此十分擔心。B夫人生日時他帶去了兩打紅玫瑰想與她重歸於好。但在生意上，他仍堅持自己的選擇。在向股東們報告這件不愉快的事時，他稱讚B夫人的兒子路易和兩個孫子是「出色的商人」。

也許B夫人在商業決策上比全體美國人都聰明，但在這件事上我相信該家庭的其他成員是完全正確的。在過去的3年里，商場的其他部門的銷售額增長了24%，只有地毯銷售下降了。

但是人們都認為就算巴菲特自己處在B夫人的位置上，他也得如此收場，又踢又叫的。因此B夫人在某種程度上仍值得受人尊敬。在她失敗後不久，巴菲特很同情地談起了她：

她沒有失去自己堅毅的性格。但她對兩個在商場工作的孫子很不好，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他們有時不願與家庭一起工作。相信我，他們都是很棒的小夥子，但他們不能像 B夫人那樣賣命……她不能有一個更好的家庭，這是人類的悲劇。但他們要的是一個輕鬆點兒的家——對此我們無能為力。

B夫人的離開並沒給伯克希爾造成損害，它在1989年9月的股價升到了8750美元。但奇怪的是巴菲特總在牛市的情況下焦躁不安。他對缺乏機會感到憂鬱，甚至對伯克希爾感到憂鬱。

他的反應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他與吉列、美國航空等的交易中，他賣出了可轉換成伯克希爾股票的債券，湊了4億美元。買了這種債券的人能得到固定的收息，還有在伯克希爾股票上「中彩」的可能。

巴菲特這次的方式比糖還甜，他的利率只有5.5%.利率低說明投資人認定伯克希爾仍會升值。 （他們是在賭「彩券」。）

更有甚者，由於這是「零息票」債券，因此伯克希爾雖然欠著利息，但直到15年後債券到期前它並不用實際付清。可是根據稅收法中的某條奇怪的規定，伯克希爾可以一直扣減利率，好像它真的在償付一樣。

再有的是，伯克希爾可以在3年內贖回這些債券。因此投資者賭的不僅是伯克希爾股價會上升，而且是很快就升。而巴菲特賭的正好相反。

兩周後，美國航空預期的LBO失敗了。賺價差者遭受了巨大損失——巴菲特則在數月前就退出了遊戲。股市在一天內跌了191點。大額債券市場垮了；接管遊戲也結束了。幾個月後，傑克塞。本曼死了。華爾街與債券的長期戀愛划上了句號。1990年早期，華爾街沉悶無力，伯克希爾的股價也一直不到8000美元。

在年度報告中，巴菲特確認了他的擔憂。他預測伯克希爾的網路價值在3年內「幾乎可以肯定」會下降（這是他任職以來頭一次說這種話）。他用一根線天真地把伯克希爾近來的表現與華爾街的貨幣危機聯繫在一起：許多正搖搖欲墜的LBO，比如說布盧明代爾的聯合母公司也是用零息票債券來融資的。他腦袋裡想的當然不止這些。在華爾街常常是好生意給你惹麻煩。聰明人干在先，「傻瓜最後當跟屁蟲」。LBO和零息票債券就屬於這種情況。

他在這類文章中的一貫風格是先寫小的遙遠的事。他請讀者們「回到亞當時代，就在亞當還沒有咬蘋果之時」。

如果你年紀與我相仿，並在二戰期間第一次購買了零息票債券，買的是歷史上著名的發行最多的 SeriesE U.S.SavingsBond（美國存儲系列證券）。

沒有人稱它是零息票，但系列證券就是這種情況。當到期時再付總利息。

買了系列證券的人不是傻子。因為財政部有著可靠的信譽，買主可以安心睡覺，他們的錢穩穩地以每年 2.9％的速率增長。

80年代，投資銀行為大貸方發明了一種零息票。這些貸方與伯克希爾一樣都是AAA信用級，不久銀行家們就發現，這種零息債券與差不多最後付清（PIK）債券都可為LBO融資。理由很明白：既然可以數年不用付清，投標人當然希望一下子就能借到所有的錢。巴菲特的解釋當即把這藏貓貓遊戲揭露無遺：

對這些發行者來說，零息債券 （或總付債券）有一個極大的好處：你不會不履行什麼也不付的諾言。如果墨西哥、巴西這樣的欠發達國家政府在70年代不是舉債而是發行長期零息債券的話，它們現在就是個清白的借方了。

巴菲特建議投資人給銀行家嘗嘗自己的葯的滋味，他認為美國上所有人都知道，華爾街正在用可笑的錢進行交易。

我們建議您把錢包鎖上，讓發行人和跟著賺錢的人自己認付零息票費用，在沒有完全付清之前不讓他們得手。看看那樣子他們還有多大興趣。

雖然這些文章都有廣義上的指導意義，但並沒有透露巴菲特的策略。他真是個保密專家。

當時巴菲特正在報上猛烈抨擊大額債券，但他自己就做了一筆有史以來最大的交易——花4億4000萬美元買了雷諾煙草的證券。之前雷諾煙草公司的大額債券和其他發行人一樣劇跌。巴菲特認為，由於可靠的現金流動就像尼古丁上癮一樣，市場已經走過頭了。但他又買了大額債券，這顯得有點口是心非。其實不是的。巴菲特覺得把不能承兌的大額債券賣出是道德危機。

但買債券則不同。對投資者而言，沒有哪種金融工具「本身是邪惡的」，重要的只是價格。

當購買消息公開之後，巴菲特導師的兒子，伯克希爾的股東本傑明。格雷厄姆署名抗議伯克希爾投資於煙草業。巴菲特說他不會造香煙的，但他持有煙草股票無可非議，因為報紙上也登著香煙廣告。「我不敢確信這在邏輯上是否很嚴格。」他承認道。但他認為在這個複雜的世界上，這仍是個劃清界限的好方法。

1990年8月伊拉克侵佔科威特後，「搖搖欲墜的信用」像滾雪球一樣倒退了。新的10年並不預示著新時代，但這一次不一樣。80年代末時，人人意氣風發，偏偏巴菲特與眾不同地小心翼翼。到了90年代，華爾街再次陷入恐慌，借出錢的人想把錢收回來，本來可以借幾百萬的公司也發現窗子緊緊地閉上了。

企業紛紛倒閉，大額債券不履約也頻頻發生，（就像巴菲特於198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預言的「重重一擊」那樣。）滿是大額債券的弗雷德。卡爾的保險公司成了歷史上倒閉的最大的一家保險公司。而剛剛從國外債務危機中恢復過來的各大銀行發現自己不得不面臨著國內的許多致命打擊，比如 LBO和商業房地產。銀行倒閉像傳染病一樣從德克薩斯席捲佛羅里達、新英格蘭和大西洲中部各州。憂心如焚的人聚集在投資研討會上討論花旗銀行或大通。曼哈頓銀行是否會倒閉。

但巴菲特認為——他總是和弗雷德。卡爾步調相反——這正是冒點風險的大好時機。伯克希爾的股票和其他股票一樣也下降了，（那年的最低價是5500美元，比最高價跌了近44％。）但巴菲特在這種情況下的狀態總是最好的。如果價格太高了，他反而會得恐錢症；但在世界一片黯淡時，他卻有著致命的本能。

在銀行業自大蕭條 （1929～1933年大危機）以後，最壞的1990年，巴菲特買了舊金山銀行業中的巨人韋爾斯法戈10％的股票。加州的房地產業開始下降，銀行不得不受此痛擊，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痛苦將是長期的深沉的。

而韋爾斯法戈恰恰是全國給加州房地產業貸款最多的銀行。

巴菲特當然知道這些。一般來說，巴菲特不喜歡銀行，因為局外人不知道貸款的利用情況，等知道了又往往為時已晚。但他卻在這家銀行上堅持了好幾年。韋爾斯法戈在加州有許多特權，它的利潤在全國大銀行中也是一流的。它的董事卡爾。理查德也像湯姆。默菲一樣善於壓縮成本。在過去的困難時期里，理查德賣掉公司的飛機——一種巴菲特欣賞的犧牲——並凍結了高級領導人的工資。他避開了許多一時的熱潮，比如說給其他銀行帶來巨大損失的給拉美的貸款。巴菲特還知道，理查德和銀行二把手保羅。漢森曾在70年代緊緊咬住了地產貸款並躲過了當時的房地產大崩潰。

這些情況並不意味著韋爾斯法戈在今後一兩年內前景樂觀。但巴菲特考慮的時期遠不止今後一兩年。這家銀行資金雄厚，它應該可以渡過這次難關。

巴菲特在報告中說，一個壞年頭「並不能折磨我們」。

由於別的公司都飽受折磨，巴菲特因此可以在揮淚大甩賣的平均價格58美元時買下了2.9億美元的股票。它最近的價格是84美元，巴菲特從中獲得了5億美元利潤。

巴菲特投資後不久，韋爾斯法戈的各種證券都開始進水下沉了。《華爾街日報》將其註銷；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戰略家巴頓。比格斯也說他看不出韋爾斯法戈能夠幸免於難，巴菲特的命運也將一樣。1991年春季，韋爾斯法戈為防止貸款不能回收訂了一個很高的底價，它的股票利潤降到了每股 21美分；而前一年同時期則是4.40美元。巴菲特對此反應鎮靜。事實上他要求法律支持他把投資加倍。

當時韋爾斯法戈成了短期交易者的寶貝。它的房地產貸款高達150億美元，是它的鄰居美洲銀行的2.5倍，而且有一半都在南加州——美國現在信用最壞的地區。在欣欣向榮的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的洛杉磯，開發者爭先恐後地完成了摩天大樓的建造，但現在已租不出去了。在奧林奇縣有22％的辦公室閑置。巴倫在描述韋爾斯法戈的熊市時譏笑說，這下「奧馬哈的聰明人沃倫。巴菲特」一樣也逃不了。

就連巴菲特的一些夥伴也認為對韋爾斯法戈的賭博行為是種背叛。格雷厄姆和多德型的財務經理斯科特。布萊克說：「這使我感到不安，巴菲特犯了個錯誤。」好像是《聖經》里說的一樣。對80年代過多的借貸投機膽戰心驚的人，看到邪惡者罪有應得時真是大快人心——貸款給房地產的人就是邪惡的人。

巴菲特也反對借貸大投機，但他的計算佔了感情因素的上風。他樂意以某個價格買銀行，甚至買大額股票。在形勢最糟的時候，曼哈頓的一位朋友電話「警告」他說韋爾斯可能會遭受大筆罰金。巴菲特平靜地說：「會知道誰對誰錯的。」

巴菲特不高興的是，蕭條結束得太快了。當1991年初美國向伊拉克開戰時，股市重振了。戰爭只持續了6個星期，但股市復興可不止。到7月道。瓊斯突破了3000點。手上現金多了和投資機會少了卻使巴菲特再次產生了恐錢症。當美國捷運公司的董事長詹姆斯。D.羅賓遜給他打電話時，他聽得非常仔細。

來自亞特蘭大銀行業世家的羅賓遜是位謙恭的可口可樂的董事，也是巴菲特的好友。他是13個董事中的常任董事，說起話來字斟句酌的，就像政治家一樣。從個人角度來說，巴菲特很喜歡羅賓遜，但對他作為美國捷運公司的總經理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