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與波伏瓦在北京過「十?一」!!!!!

1955年波伏瓦與薩特在中國訪問

1955年9月，法國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與其終身女友，也是著名學者的波伏瓦，應中國政府邀請，訪問了正充滿蓬勃生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短的45天時間裡，他們訪問了中國多個城市：北京、南京、上海、瀋陽、杭州、廣州……對這個在西方輿論中帶有特殊色彩的國度進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使他們產生出許多異樣的感受。這段行程，在北京過中國的「十·一」國慶，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讓外國人了解中國，是當時中國政府急切努力的事。「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邀請世界各國人士「來看看中國」。就在薩特、波伏瓦來華訪問之時，在華的外國代表團人數有1700多人。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新落成的宴會廳招待包括薩特、波伏瓦在內的外國代表團，加上外交使團的人員，竟有2200人之多，中國政府推出自己形象的努力，由此可見一斑。

外國友人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盛典，是中國政府精心安排的。他們力圖用北京的形象，來向外國傳達更鮮明的快速發展信息。在此之前，薩特和波伏瓦正在東北訪問，他們就是在九月底前趕回北京的。

雖然離北京並沒有幾天，但在波伏瓦及薩特的眼裡：「北京看起來完全變了樣……公共建築物的正面都用紅黃相間的飾帶和小旗子裝飾著，像南瓜一樣鼓圓的大紅燈籠也高高掛起……這些街道變得有點異國情調了，連中國人也禁不住駐足觀望……你環顧四周，你感受到六億人的心跳……」

9月29日這天，周恩來為招待外國使團和代表團，舉行盛大宴會。宴會上，薩特、波伏瓦見到了周恩來：「周從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與客人們碰杯，交換微笑……他特地給卓婭的母親鞠了個躬，卓婭是每個中國青少年知曉的蘇聯英雄。」

當天晚上，薩特與波伏瓦來到長安街。平時安靜的街道這天熱鬧非凡。故宮紅牆或人行道上，許多小商販擺起了攤子：賣大碗茶，賣水果，還有香腸……他們還看到了正在排練的彩車，也在這裡，他們第一次看到中國警察在拖人……

9月30日清晨，薩特與波伏瓦去故宮後面的一個幽靜的地方散步。這裡可以看到金黃色屋頂的瞭望塔，看到半淹在護城河的牆角，護城河的對面，是低矮的房屋，黑乎乎的牆面，與幽幽的護城河水相映，在波伏瓦眼裡：這是一種荒涼之美。

二

1955年10月1日，薩特與波伏瓦等作為貴賓——衣領上別著寫了幾個中國字的紅色飄帶，上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被送往觀禮台。

他們當時住在新僑飯店，離天安門近在咫尺。但當時交通已被管制，接他們的車子只好繞道故宮行駛。從北門進入，正門穿出，把他們送上了左邊的觀禮台。檢閱儀式還沒有正式開始，但廣場上，已站滿了展開陣勢的海軍和穿著白襯衫，拿著花的少先隊員……

上午十點，樂隊奏起國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等出現在天安門城樓。波伏瓦後來在文章中記述說：「毛澤東就站在他的畫像下。他像平常一樣，身著灰中帶綠的上裝，戴著一頂帽子，這頂帽子在遊行中他不時取下，向歡呼的人群揮舞。人們很難從遠處將他與其他官員區分開來，他身上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們注意的地方。」

當北京市長宣布慶祝活動開始時，萬炮齊鳴，震天動地。國防部長彭德懷檢閱部隊後，慶祝的遊行開始。人群中舉的領袖像中，除去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還有馬、列，斯大林，甚至當時蘇聯其他領導人如莫洛托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等的頭像也在其中，從這些現象里可以看出中、蘇當時的關係。

在長達4個小時的活動中，遊行的人們展示了各自領域的成就。彩車上，是火車模型，發電機，聯合收割機甚至水果、小麥等，隊伍中的人們看起來非常快樂——他們或微笑，或放聲大笑。這些熱烈的表情，令外國友人感到疑惑：「你能說這一切都是裝出來的嗎？」在中國呆過很久的紐西蘭記者艾黎轉過身問波伏瓦。當然不。波伏瓦據自己的觀察認為：這不可能是裝出來的。人們在歡慶節日，因為他們想要歡慶。

哲學家的波伏瓦一邊觀察，一邊思考：普通民眾與毛澤東之間的直接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深深地打動了我。「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眼裡你也看不到那種空洞的注視；你看到的是情感。」

人群中發自內心的歡樂，感染了外國友人。但是，這些各界名流的表現卻十分克制。他們只是一邊觀看活動，一邊偷瞥其他人幾眼：波蘭人、義大利人、法國人……當薩特和波伏瓦聽到波蘭物理學家因菲爾德的話時，才知道大家都被感染了：「當你看到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了。」另一位外國友人甚至說：「難以想像，羅馬和巴黎會有這樣壯觀動人的場面？人們的心靈中應該有點新鮮的東西，我們的已經發霉了。」波伏瓦認為這樣表述很恰當：是的，新鮮就是進步中的中國的顯著特點。這種新鮮不時給予人類生活雨後晴空的亮澤。

當天晚上，薩特與波伏瓦被邀請到天安門觀看焰火。大約因為是作家，他們被與茅盾夫婦安排在同一張小桌。除去彼此間交談外，他們都注意到正在與大家問候的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也是一樣地問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從容，氣閑若定。中國領導人最迷人之處，就是他們毫不做作。」

在這幾天里，薩特、波伏瓦所在代表團幾乎每天都受到邀請參加各種晚會。他們不僅聽了中國音樂學院一等獎獲得者的演唱，還聽了一位蘇聯歌唱家演唱的《卡門詠嘆調》，一位阿爾巴尼亞士兵演唱的《弄臣》，還欣賞了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扮演的旦角表演。由此，波伏瓦甚至喜歡上了京劇。在後來的文章中，她這樣形容京劇：「它的音樂富有悲劇性的急迫感，演員姿態優美，唱腔宛轉如鳥鳴。

三

當然，薩特波伏瓦也看到了中國人的一些毛病，不過他們更願意以另一種角度來解釋它：「中國幾千年來都有吐痰的習慣，他們覺得在公共場合吐痰十分正常，即使在十分正式的談話中——就象我們擰鼻子一樣。如果我非得帶回家一件我在北京最常見的典型物件，我會帶回痰盂和熱水瓶。」對此以及其他性方面的禁忌，波伏瓦這樣分析：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根深蒂固的農民意識有關，中國人的純樸沒有受到任何世俗的污染。

中國人與外國人交往中的封閉，不僅表現在一般人，連許多受過較高教育的文化人也是如此。有一次，波伏瓦與女作家丁玲共同進餐，當波伏瓦看到她工作台上有支畫筆，便問她是否在作畫，但丁玲只笑笑，什麼也不回答，這樣在國外顯然是不夠禮貌的。

在波伏瓦眼裡：「中國人善良、有思想、溫和、深沉含蓄；……但是非常親密的熟稔關係卻很難建立。」她舉例說：訪問南京時，一位南非朋友問接待他們的代表：「你結婚了嗎？你有孩子嗎？」翻譯卻只是笑一笑，並不翻譯這個問題：「這不大合適。」一位五十多歲的法國朋友問他的年輕翻譯：「你結婚了嗎？」年輕翻譯竟皺起了眉頭：「什麼？」她還反問道：「如果有人問你這樣的問題，你會怎麼回答？」那位法國友人笑著說：「我就說我結婚了，有兩個半大的孩子。」這樣一來，那位翻譯才靦腆地說：我有個未婚夫在南方。但是，隨著與外國友人接觸，幾位受到外國友人直率性格感染的中國人，也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歉意：「我不知道怎樣表達內心的情感。」「人們常說我們中國人就像熱水瓶，外面冷，裡面熱。」這一點，薩特、波伏瓦也能夠理會：事實是，即使沒有開朗的性格，中國人也十分敏感，平易近人，所以能與我們建立牢固的關係。

對於這一切，波伏瓦作了這樣的理解：「就在幾年前，中國人還是衣不蔽體地面對殘酷的大自然。無論是耕田鋤地還是施肥鋤草，農民沒有牲口可使喚，用雙手直接幹活，他就是自己的牲口。……而那些有錢人卻無法把自己從深坑裡解救出去，或看穿事實：他們只不過是無情地逗弄它。他們堆假山、造盆景、養稀奇古怪的魚，他們熱衷於挫敗和扭曲的事情……這些老練的精雕細琢，並不掩飾一個文明陷入困頓的單調乏味。」相對於這些而言，現在的中國：「毋庸置疑，人民的文化水平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至於對更高層次的繪畫和寫作，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據的。問題仍然是沒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在我總結屬於藝術和文化時，我會留個問號。我提到過有許多躊躇、多慮和錯誤；即使事實是這樣，中國的努力和成就仍然讓我敬佩。」

對於當時世界許多國家和人們的置疑，波伏瓦作了這樣一種回答：「中國不是樂園。很顯然，她必須變得更富裕，她必須變得更自由。但是，如果人們把偏見擱置一旁，想想她從何而來，又向何方走去，那麼，你也許會同我一樣感到，這個新的中國體現了歷史最令人激動的一刻。在這一刻，長時期以來一直夢想著人性的人們終於開始變成人。種田是為了填飽肚子，填飽肚子是為了種田，用自己的糞便給餵養自己的那一小塊種玉米的土地施肥，中國農民那苦如動物般求生存的絕望的循環，苦苦地折磨著他們。革命使這循環的圓圈裂開，解放出一星點能量，儘管微小，但畢竟已經開始了連鎖反應。中國的生活仍然很艱苦，根都露出來了：如果他們不抱緊，如果枯萎了，那麼所有的會跟著一塊死去。但是，在今晨的曙光中，前途已經隱約可見，而且前途是無限的。」

45天時間雖然並不長，可給思想家薩特留下的印象也十分強烈。195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發了薩特《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一文。在這篇文章里，薩特這樣來表達他看到的中國發展速度：

「這個偉大的國家正不斷地在轉變。當我到達這裡的時候，我那些從中國回到法國的朋友所講的情況已經不再完全正確。等過了一星期，我再說的話，也不會是完全正確的了。」

這篇文章，顯然是面對中國讀者的，所以他用了這樣的口吻：「正如你們可以想像得到的，首先令人吃驚的是你們任務的巨大。在幾年以前，照你們的說法，你們的國家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好些地區，你們農民的生活還和一千年前沒有多大區別。你們現在決定用五十年的時間，來追上一千年的歷史，把你們的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甚至語言文字，都徹底改變。關於這一事業的偉大性，人們在巴黎讀了你們的書籍，看了你們的報告，也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這個偉大性的尺度，那卻非得要親自來到你們這裡，參觀了東北的大工廠，在歸途走過你們的農村，在同一天裡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爐和附近土牆茅舍的鄉村，農民們有的還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時看到古老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才能夠懂得你們當前的情況正是這個了不起的和生動的矛盾所構成的。」薩特感到了對舊中國改造任務的巨大。在半個世紀的今天來看，這段話，薩特的描述、概括仍然是精彩的，是符合當時中國人們精神、生活情形的。

在文章的結尾，薩特還對自己國家對中國有偏見的公眾這樣說：「對中國來說，維護和平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客觀的必要因素：中國所建設的和指出的前途，是中國人民唯一關懷的前途，只有和平能夠成為這種事業的保障。對這個曾經遭受過多少苦難，而且今天又能夠不計較舊日仇恨的偉大國家，法國人民只能抱有一種情感，那就是：友誼。」當時薩特在西方，影響已經如日中天。他的這篇文章，對西方國家重新認識新的中國，無疑會產生強烈效果。因為他是以自己的眼睛，以自己親身的體驗來完成這次寫作任務的。

波伏瓦回國之後，收集了大量資料，並結合自己觀感，寫出一部厚達500餘頁描述中國的著作《長征》。這部書，對像是西方人士，所以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尤其魯迅有周詳的議論和介紹）情況，該書在西方出版後，引起了極大反響，對當時西方世界了解中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

當然，中國當時對國外的文化和思想，了解甚少。雖然薩特的存在主義大著《存在與虛無》及其觀點早已風靡西方，他自己也成了極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和文學家；波伏瓦女性解放運動「聖經」般的著作《第二性》，也已產生廣泛影響，但除去個別法國文化研究專家（如羅大岡、陳學昭等），絕大多數中國文化人卻並不知曉。報紙上介紹薩特時，只提到他剛發表不久的一部政治鬧劇《涅克拉索夫》。這部作品用「亞里斯多德式風格」諷刺反共分子和出版界。劇中主角是騙子瓦萊拉，情節是他假冒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過程。這部戲劇上演時並沒有得到好評，但僅了解這一點的中國文化人常常卻對薩特表達對這部作品的興趣。這大約與中國讀者對涅克拉索夫較為熟悉有關，雖然薩特的作品與這樣的理解大相徑庭。

薩特、波伏瓦這次中國之行，看到和發現了這塊土地與西方當時輿論大不相同的真正現實。作為著名學人，他們回國後又發表文章，撰寫專著，把他們眼裡的中國介紹給世人。雖然他們的文章，尤其波伏瓦的《長征》受到了一片強烈指責，但卻給更多人一個了解真實中國的機會和文本。他們的中國之行，在北京參加「十·一」國慶是重頭戲，因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在這裡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改造現實真切的熱情，把握到中國人這種熱情後面的精神脈搏。（楊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