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法移民生活

06-15

瓦爾加斯（Jose Antonio Vargas）是前《華盛頓郵報》記者，因參與報道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而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對他來說，取得的成就越多就越恐懼。由於12歲時從菲律賓非法移民到美國，為了生存，沒有合法證件的他只好靠欺騙到處隱瞞身份。現在他不想再逃避下去，決定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

18年前8月的一個早晨，母親叫醒我，把我推上了一輛計程車，遞給我一件夾克，說：「那邊可能會有點冷。」當我和阿姨、母親一起抵達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機場時，她們給我介紹了一個從未謀面的人。她們說，那是我的叔叔。「叔叔」拉著我的手，陪我第一次登上了飛機。那是1993年，那時我12歲。

母親想讓我過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她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美國，跟外公、外婆一起居住。當抵達加州舊金山灣區山景城的時候，我讀六年級，並且很快愛上了那裡的新房子和新文化。雖然正式的英語和美式俚語之間有很大差別，但這絲毫不能減弱我學習語言的激情。還記得那時，一個長著雀斑的中學生問我：「What』s up? 」（意思是「你怎麼了？」按字面意思來解釋則是「什麼在上面？」）我回答說：「上面是天空。」結果，被一幫孩子取笑。

在16歲的某一天，我騎著自行車到附近的車管局領取駕駛證。當我把綠卡遞給工作人員的時候，她前後翻了翻，檢查了一下，小聲對我說：「這是假的，以後別來這裡了。」我又迷茫又害怕，急忙回家去找外公。外公是一個帶著些許驕傲的男人，當他告訴我這些綠卡和其他文件都是買來的時候，我分明在他的臉上看到了羞愧。「別將這些拿給別人看。」他警告說。

從那時起我便決定，絕不能讓任何人懷疑我美國人的身份。我始終覺得，只要努力工作，取得足夠大的成就，我就能取得美國公民的身份。此後的14年，我確實一直在努力實現這個願望。從表面上看，我的生活還不錯，我的美國夢已經實現了。

但事實上，我依然是一個沒有正式身份的非法移民。這也就意味著，我的生活註定與眾不同。有時，我發現自己生活在恐懼中，很難去相信別人，即便是面對最親近的人，我也無法呈現最真實的自我；我把所有家人的照片都放在鞋盒裡，而不是正大光明地擺在架子上；甚至，有時我不得不痛苦著去做一些我明明知道是違法的事。

去年，我看到報道說有四個學生為了《夢想法案》從邁阿密到華盛頓一路遊說。該法案爭論了差不多已有10年，目的在於可以讓那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非法移民有機會轉為合法的永久居民。這個法案對於美國1100萬非法移民來說，是一個希望。我在美國長大，這裡就是我的家。但是，即便我認為自己是美國人，把美國當成是自己的國家，但我的國家卻並不把我當成是其中一員。

偽造證件

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便是語言。在菲律賓時我已學過英語，我想改掉口音。高中時，我經常花好幾個小時看美國的電視和電影，模仿不同角色的發音。在當地圖書館，我拚命閱讀各種可以提升我寫作水平的雜誌和書籍。高中英語老師凱西·杜瓦把我帶到了新聞媒體這個行業。從我在學生報紙上發表第一篇文章起，我便確信：如果我的名字能夠以英文寫作和採訪美國人的方式出現在媒體上，那我便能證實我的存在。

那時，關於「非法外來人員」的爭論使我變得急躁。1994年，我從菲律賓到美國還不到一年，皮特·威爾遜因為支持187號提案而連續當選加州州長。根據187號提案，禁止任何非法移民進入公立學校讀書以及獲取其他的社會公民服務。在經歷了1997年到車管局領駕照的事件後，我越發感受到了美國的反非法移民氛圍，美國人不想這些非法移民融入社會中，只把他們看做是社會的污點。為了改變這一點，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但要想工作，必須得有社會保障號碼，幸好外公已經想辦法幫我弄到了一個。

外公總是對家人關懷備至。當年外公的妹妹嫁給了一個在美國服役的菲裔美國人，於是她為外公和外婆提出移民申請。1984年，外公、外婆從菲律賓合法移民到美國。到美國後，外公又為我的母親和舅舅提出申請。由於美國規定只能為未婚子女申請，所以外公只好在填表的過程中謊稱我母親未婚。但很快，他便開始擔心移民局會在審查的時候發現母親已婚的事實，這會讓她和舅舅前往美國的計劃徹底失敗。於是，外公撤回了有關母親的申請。也正是在那時，母親決定把我送到美國。母親跟我說，她很快就會來美國跟我會合。但是，這個夢想永遠也沒有實現。

外公後來跟我解釋說，那個帶我上飛機的「叔叔」其實是個蛇頭。為了把我帶到美國，外公給了「蛇頭」足足4500美元，幫我弄了假名字和假護照。到美國後，外公用我的真實名字偽造了一個菲律賓護照，當然還有那個偽造的綠卡。

拿著假護照，我們到當地的社會保障管理辦公室申請到了社保卡和賬號，整個過程簡捷而迅速。當收到社保卡的時候，我記得上面寫的是我的真實名字，不過也清晰地寫有「只有在美國移民歸化局授權後才可使用」的字樣。

車管局事件不久後，我開始找兼職工作，外公和我帶著社保卡來到了一家名為Kinko的公司。為掩人耳目，外公將「美國移民歸化局授權」的字樣用白色的膠帶遮住，然後將社保卡複印了一份。看上去，複印件上的社保卡跟正常的沒什麼區別。

瓦爾加斯兒時與母親的合照。

欺騙之路

高中時，我曾在地鐵以及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前台做過兼職，也曾在一家網球俱樂部工作，後來在我家鄉的報紙《The Mountain View Voice》找到了一份沒有報酬的實習工作。無論兼職還是全職，在10多年的工作中，僱主極少要求檢查我的社保卡原件。即便有，我也可以用偽造的複印件對付過去。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慢慢覺得自己是個騙子，內疚和恐慌的情緒始終揮之不去。儘管害怕被查出來，但我依然在欺騙我身邊的人。畢竟，我要活下去，這條路不能回頭。

山景高中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被推選為代表去參加學校董事會會議，這使我有機會見到負責當地保安工作的警官里奇·菲舍爾，並和他成為好朋友。我參加了演講和辯論社團，在學校參與話劇演出，還成為校報的聯合編輯。最終，我的種種努力引起了校長帕特·海蘭的注意。「你在學校的時間和我一樣長。」她對我說。很快，我便和海蘭成為好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甚至和我的父母沒什麼差別。

此後，我參加了學校的一個合唱團，一次排練後，合唱團指揮吉爾·丹尼對我說，她正考慮帶合唱團去日本表演。我跟她說，我在經濟上有些問題，但她始終強調會有辦法的。這讓我陷入猶豫和掙扎之中，不知該不該告訴她真相。我記得我是這樣說的：「這不是錢的問題，事實上我的護照並不合法。」她馬上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最終，合唱團將表演地點選在夏威夷，而不是日本。

那一學年，我們在歷史課上觀看了一段有關哈維·米爾克的紀錄片，米爾克是舊金山一位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的官員，後來被謀殺。當時是1999年，也是大學生馬修·謝潑德的屍體被發現後的第六個月，他同樣是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罹難。記得在當時的課堂討論中，我毅然舉手說了這樣的話：「我很遺憾哈維·米爾克因為自己是同性戀而被謀殺……我只想說，我也是同性戀。」

我成了當時學校唯一一名出櫃的同性戀學生，這一度讓外公、外婆擔憂不已。外公曾有好幾周不讓我回家，我知道，我至少在兩點上讓他失望了：第一，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對於我的同性戀取向始終覺得尷尬和恥辱；第二，他一直希望我娶一名美國女人，這樣才能獲得綠卡。而我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後，一切只會難上加難。儘管如此，同性戀給我帶來的煩惱始終沒有非法移民的身份多。對於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我自始至終隱藏得非常深。

高中畢業後，和其他同學在等大學錄取通知書不同的是，我只希望在當地的報紙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不是因為我不想上大學，而是以我的非法移民身份，不可能得到州或聯邦的財政資助，而單憑我家的經濟情況是不可能負擔得起全部大學費用的。當我把這些困難告訴菲舍爾和海蘭時，他們開始幫我想辦法解決。起初，他們商量其中一人是否可以領養我，這樣我就可以變成合法的美國公民了。但諮詢了律師之後發現，我的年紀太大了，不符合收養的規定。最終，他們幫我聯繫到了一個剛成立不久的助學基金，那裡根本不在乎移民的身份問題。於是，我成了這個基金的第一批受助者之一。

大一的時候，我在《舊金山紀事報》兼職。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調查記者，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就得從這一系列的實習開始。但沒有合法的證件再次給我帶來麻煩。

我申請到了在《西雅圖時報》的暑期實習。該報招聘主管帕特·富特要求每個實習生必須在第一天帶齊出生證明、護照、駕照、社保卡原件，否則實習就會泡湯。我當時就慌了，於是找到帕特·富特，把我的身份告訴了她。在跟高層諮詢之後，她打電話回復我說：你不能在這裡實習。這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於是我更加意識到，在新聞這個必須揭露事實的行當里，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對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

這個插曲之後，資助我獎學金的風險投資家吉姆·斯特蘭德答應為我支付雇請移民律師的費用。我和菲舍爾在舊金山的金融區拜訪了那位律師。那時是2002年，為了解決外來少數族裔的發展、救濟和教育問題，猶他州共和黨議員奧林·哈奇和伊利諾斯民主黨議員迪克·德賓剛剛提出了著名的《夢想法案》。看起來，這至少在法律上為我自己的信念提供了支持。

但會談的結果卻讓我大失所望。移民律師對我說，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我得返回菲律賓，接受十年的禁止出境懲罰，然後再次合法申請移民到美國。

2003年夏，我在全美到處申請實習，《華爾街日報》、《波士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等好幾家報紙都對我感興趣。但是當《華盛頓郵報》向我伸來橄欖枝的時候，我知道這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有了前車之鑒，這一次，我沒有提我非法移民的身份問題。不過《華盛頓郵報》提出了個更棘手的問題：必須得有駕照。自從在車管局領取駕照失敗後，我就再也沒申請過。我在山景城公立圖書館花了一下午的時間研習各州對考取駕照的規定。最後我發現，俄勒岡州顯然是我的首選之一，而且去那也只不過幾個小時車程而已。

對我而言，駕照就是一切，不僅可以讓我學會開車，還可以讓我有工作，實現夢想。但外公、外婆對於我的這種舉動十分擔心。外婆祈禱我不會被抓到，而外公一直跟我說，我想要得到的太多，所冒的風險也太大。

那時，我已經22歲了。帶著社保卡複印件、學生證、工資單以及偽造的在俄勒岡州住址的證明，我來到了波特蘭。還好一切順利，2003年，我領到了駕照，有效期一直持續到2011年2月3日，那時正是我30歲生日。在這8年時間裡，我可以去實現我的夢想，同時還可能通過全新的移民法案而永久留在美國。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8年了。

在實習期間，我被安排在一個主要的新聞編輯部，經驗老道的雜誌編輯皮特·珀爾是我實習期間的導師。暑假快要結束時，我又回到《舊金山紀事報》。我的計劃是順利完成學業，然後到《舊金山紀事報》擔任記者。但此時，《華盛頓郵報》再次對我拋出橄欖枝，為我提供一個全職的兩年帶薪實習。這實在讓人難以拒絕，於是我又回到了《華盛頓郵報》。

高中畢業時，瓦爾加斯與帕特·海蘭（右）、里奇·菲舍爾在一起合影。

瓦爾加斯與外公。

內疚與恐慌

在那裡工作了4個月後，我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性格中偏執的一面開始讓我艱於呼吸，就好像我的額頭刻著「非法移民」的字樣一樣。我很擔心我的同事們會發現這個秘密。為此，前所未有的焦慮已經把我逼至近乎崩潰的邊緣。最終我決定要向報社中的高層人員坦白一切。於是，我找到了皮特·珀爾，對他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關於社保卡，關於駕照，關於海蘭、菲舍爾以及我的家庭……

皮特看起來十分震驚。「現在，我比以前更加了解你100倍了。」他對我說，他還不想採取什麼措施，畢竟我被錄用的時間還不是很長。「當你做得足夠好的時候，我就會跟丹·格雷厄姆和倫納德·小唐尼把事情講清楚（兩人當時分別為《華盛頓郵報》的主席和總編輯）。」

接下來的5年內，我一直為皮特所說的「足夠好」而努力。平時，我儘力避開有關移民問題的報道，但並不是總可以天遂人願。更多的時候，我還是處於極度的矛盾和糾結當中：既想在競爭激烈的新聞編輯部脫穎而出，又擔心自己做得過了頭，招致沒有必要的審查。有時，我試圖忘記自己的恐懼，試圖以報道其他人生活的方式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卻始終逃避不了我生命中那個難以擺脫的難題。

2008年4月，我因參與報道2007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而獲得那年普利策新聞獎。而在一年前，外公已經去世了。接到外婆的報喪電話後，我什麼都說不出來。掛掉電話後，我徑直衝到四層新聞編輯室的浴室，坐在馬桶上泣不成聲。

2009年夏天，還沒等皮特跟《華盛頓郵報》的高層討論我的非法移民身份問題，我便離開那裡來到了紐約，加盟《赫芬頓郵報》。不過，我依然心存疑慮。很多公司都會使用國家安全部門的認證系統對員工的身份進行認證，不知我的新東家會不會這麼做。結果，我的工資單上填寫的依然是原來的社保號，而我也依舊如往常一樣領著工資。在《赫芬頓郵報》工作期間，我也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機會。我的關於艾滋病的報道被拍成了一部紀錄片，還在翠貝卡電影節上播放；同時，我開始為《紐約客》等雜誌寫文章，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

不過，我取得的成就越多，我就越感覺苦悶和恐懼。一直以來，我都為我的工作而自豪，但卻總感覺頭頂上有一片陰雲在籠罩，揮之不去——那個駕照的8年之期正一步步臨近。

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我準備離開《赫芬頓郵報》。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打拚，我慢慢意識到，職業生涯的成功並不會對我的身份認同有絲毫的幫助。朋友問我為什麼不去墨西哥旅行時，我撒了謊；在一次費用可以全部報銷的瑞士旅行機會面前，我無奈地找借口拒絕；我不願意與朋友保持長期的聯繫，因為我害怕這種親密的關係會讓他對我產生太多的疑問。自始至終，一個問題始終在我的腦海縈繞：一旦人們知道了我的身份，該怎麼辦？

今年早些時候，在30歲生日的兩周前，我得到了喘息的機會：拿到了華盛頓州的駕照，有效期到2016年。這又為我多贏得了5年的時間，但與此同時，這5年時間也意味著各種恐懼和欺騙。

我不想再逃避下去了，我已經很累了，我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於是我決定挺身而出，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我聯繫了以前的僱主，為我的欺騙行為表示道歉。每每此時，我都感覺一種羞恥之感從內心裡冒出。

我和母親已經有18年沒有見面了。起初，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把我送到美國，始終對此耿耿於懷。當我上大學後，我們便很少通電話了。一段時間後，我們之間的聯繫僅限於寄錢資助她以及兩個同母異父的弟妹。當初我離開時，妹妹才兩歲，現在已經快20了，而已經14歲的弟弟我卻從未見過——儘管我很想再見見他們。

前不久，我打電話給母親，想填補幾年前我離開菲律賓時記憶的空白。在這之前，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這些。一方面，我想把這些記憶永遠擱置一旁；另一方面，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不得不盡量回憶當時的情景。

母親跟我說，看到飛機以及飛機上的女乘務員，我很興奮。她還跟我說，她曾告訴我一個快速融入美國社會的訣竅：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去美國，我就說「因為我想去迪斯尼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