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從東太后之死說起——1880年代的晚清政治

姜鳴：從東太后之死說起——1880年代的晚清政治

時間：2013-12-09 05:39

時間：2006年7月22日下午

地點：三聯書店二層多功能廳

主講：史學研究者——姜鳴主持人：各位讀者大家好，我們第二講的「文史悅讀」消夏讀書會現在開始。非常歡迎大家來到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下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主講人姜鳴先生。姜先生是我們三聯書店的老朋友、老作者，他在三聯書店已經出版了三本書，從《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龍旗飄揚的艦隊》到最近出版的《天公不語對枯棋》，我們跟姜鳴先生談了做這次活動的打算，希望他能到北京跟讀者做一次面對面的交流，為此他是專程從上海趕來。姜鳴先生現在的身份是銀河證券公司上海總部的黨委書記，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受過嚴格正規的歷史訓練，從在史學研究方面做過很多工作，因此他會用非常正規的歷史訓練的手法以另一副筆墨給大家講述有趣、豐富的晚清的政治和人物。下面請大家歡迎遠道而來的姜鳴先生。姜鳴：謝謝大家今天下午冒著酷暑，到三聯書店來參加這次讀書講座。剛才介紹我的身份的時候大家都注意到，這七次講座中，其他六位都是大學教授或研究所的研究員，我只是「史學研究者」，因為我自己的主業是在金融界。二十多年前我學的是歷史學專業，後來我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主要是利用業餘時間，利用晚上，利用出差的機會，在歷史學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和探索，所以這些年就寫了幾本書。今天我給大家演講的題目是「從東太后之死說起」，談一談1880年代的晚清政治。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脈絡和基本事件，儘管過去已經在教科書里、在許多通史類的著作里、在許多專題性的研究著作以及各種通俗類的史學讀物中做了一些描述，但是隨著史料的發掘，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在以往大家都認為是基本史實的既定說法中，還有許多事件值得重新梳理，有許多重要的歷史人物需要重新研究，有許多撲朔迷離的歷史懸案需要重新考證，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興趣和意義所在。我曾經提出康有為自詡的「公車上書」這件事情是沒有的，就是對於歷史學界約定俗成的基本判斷提出了質疑。如果我們只是不斷地重複前人已經說過的話，那麼我們就不需要繼續研究了。所以我想，大家對於文史話題一直抱有興趣的原因，就是可以不斷地看到新的研究成果。我今天講的是1880年代的晚清政治，我從慈安太后之死說起。這是一個有趣的角度，近代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來切入。雖然19世紀80年代的第一年——1880年，在清朝歷史上、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沒有特別大的事件發生，但是我覺得，這個時候恰是整個晚清面臨著變革、面臨著承上啟下的年代。我看的書不多，這次要我提供一個拓展閱讀的書目，就是關於這個講題還應推薦大家看一些什麼書，我有些猶豫。最後我決定推薦大家看高陽先生的長篇歷史小說《慈禧全傳》。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哪本書能夠超過這位台灣小說家的作品。高陽不是歷史學家，他是搞文學的人，我有時候說高陽也是一個「史學研究者」。如果嚴格地以歷史學家來看待他，那會發現他在做考證的時候，有些地方帶有過多的小說家方式，想像力太豐富。反過來，高陽在寫歷史小說的時候，尤其在寫晚清歷史小說的時候，他對於時代和人物的把握，真的是非常好，他似乎就是那個年代過來的。我問過我的一位老師，他的祖先是高陽小說《胡雪岩》中的重要人物王有齡。起初，胡雪岩資助王有齡捐官，後來王有齡一路做到浙江巡撫，依靠著王有齡，胡雪岩自己也發達了，這是胡雪岩投資的第一桶金，他投資了一個政治人物。我認識的老師是復旦大學很有名望的歷史教授，他母親這一支的前輩就是王有齡。我問他：「您覺得高陽筆下的王有齡寫得對不對？」他說：「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王有齡是什麼樣的人，沒有人知道，已經過了那麼多年了。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同時也是王有齡的後人，我覺得高陽對王有齡的把握和我對王的理解，是一致的，我提不出意見來。」我想，做到這個份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高陽的《清宮外史》里，他也運用野史材料寫了東太后之死，他講了慈禧太后謀殺東太后的故事。實際上在我們所讀到的通俗讀物基本上都採用了這一個說法，因為這個說法很具有戲劇性。我今天對於1880年代的晚清政治就從東太后之死說起。我們知道，1880年是晚清政治承上啟下的年代，許多變革都從1880年開始，我們想問第一個問題，東太后是被西太后害死的嗎？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看見過慈安太后有照片傳世，這是一幅慈安太后的畫像，畫面上方「慈竹延清」四字是同治皇帝親筆所題。1881年4月8日（光緒七年三月初九）東太后去世，清廷正式頒布的上諭說：三月初九日慈躬偶爾違和，當進湯藥調治，以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涌氣塞，遂至大漸，遽於戌時仙馭升遐。為什麼傳說東太后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呢？我們追根溯源，找到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中的一段話，這個說法顯然也是聽來的：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為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捲紙出，乃顯廟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為太后，唯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姐妹相處久，無閑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泱泱不自得。旋辭去。十一日，慈安閑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捧盒至，跪陳曰：「外舍頃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啟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即傳太醫，謂東聖驟痰。厥醫未入宮，而鳳馭上升矣。這是說咸豐皇帝當年曾經預測，認為西太后是個厲害的角色，並且是同治皇帝的親生母親，東太后將來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安全，所以就給她寫了一個密詔。說是如果哪天慈禧對你不好了，你就把這個密詔拿出來，這是先帝的遺言，你可以把她殺掉。後來，東太后和西太后聊天，講到咸豐年的舊事，東太后突然說，我有件事沒有告訴你，我給你看樣東西。她把這個密詔拿了出來，慈禧看了以後非常緊張。東太后說，我們姐妹倆的感情挺好，這種閑言碎語你不要太記掛，於是當場把密詔燒了，慈安太后想，既然我把這個「秘密武器」銷毀了，你是不是應該特別感謝我呢？以後咱們倆的關係就應該特別好相處，卻沒有想到慈禧太后記恨在心。在慈禧看來，你雖然燒掉了密詔，但是我在人格上矮你一頭，所以非要殺死你。後來，慈安太后在看金魚時，太監說西太后送來一些點心，慈安太后拿了塊餅乾就吃，吃了以後就死了。另外還有一個說法，講得更難聽。《十葉野聞》說：一日尚早，慈安駕忽至，侍御皆出不意，未及報知。慈安亦搖手禁勿聲，蓋體恤病者，恐其驚擾也。……既入，慈禧橫卧塌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裝者，為之撫膺垂腰，意甚狎褻。慈安本不易怒，至是目睹怪現狀，覺氣憤填膺。怒不可遏，立斥內監曳伶人出，厲聲數慈禧之罪。且曰：「吾受先皇帝遺詔，本應翦除。顧念爾才堪臂助，且情如姊妹，何忍下此辣手。今爾乃不恤人言至此耶？不速改，吾終不以私情廢公義。」語未畢，慈禧涕泗交頤，長跽乞命。慈安亦涕泣良久。慈禧矢言改悔，苟萌故態，願膏斧鉞。慈安以為懇摯，反勸之，立命賜伶人死。伶人者，金姓也。……相傳慈禧久病，實系生育血崩，醫治均罔效。後得吉林省所貢人蔘數枝，巨如嬰孩者，始奏霍然。而金伶之案，實發於其將痊時也。自是，慈安以為慈禧必感予之不殺，改過自新，且可熱心助予治理，而慈禧則以為彼乃發我之覆，若此，我不先聲奪人，制其死命，後此尚有我自由地步耶？於是極惡之慘劇出矣。這段記載是說，某日慈安太后清早到慈禧太后宮裡，發現有一個野男人在給慈禧太后捶背。這樣一個場面使得慈安太后非常氣憤，認為慈禧壞了規矩，慈禧也承認了錯誤，慈安下令把這個男人軟禁，這個男人是個唱戲的伶人。後來慈安太后原諒了慈禧。慈禧太后當時為什麼生病呢？傳說是小產，意思就是說她在後宮生活不軌。這件事使慈禧太后暗起殺心。後來的故事一樣，送點心給東太后吃，吃完點心東太后就死了。這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關於西太后殺掉東太后的經過，也是民間傳說所據的最早的兩個版本，這兩個版本後來就被搞文學的人揉在了一起。關於這兩種說法，我有三個疑問。第一，東太后和西太后聊天、將密詔燒掉，這事情是從哪兒得知的？東太后和西太后這種私下交談一定只是兩個人，不可能有第三個人，如果有第三個人，這個人也會被慈禧太后殺掉，誰會知道這種機密呢？同樣，如果真有密詔，密詔的內容是從哪兒流傳出來的？第二，外面有人送點心給慈禧，慈禧太后又轉送給東太后吃，是誰送的點心？這一點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外面也不是隨便可以送點心給西太后吃的，除非是西太后的娘家親戚。或者就是慈禧太后自己叫人在宮裡做的。第三，所謂與金姓伶人鬼混被東太后看見，這種說法可信嗎？東太后是1881年4月死的，在此之前，我們看到的各種歷史記載，都是慈禧太后患重病，這病前後有將近兩年時間，治療過程很漫長。1880年3月12日（光緒六年二月初二）這一天，軍機大臣王文韶在日記中說：「入對一刻許，慈禧身體欠安，慈安交看藥方並諭知病情，蓋思慮傷脾，眠食俱損，近日益不能支。」這是史料中有關慈禧太后生病的最早記載。3月18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自初二起召見辦事，皆慈安太后御簾內，十餘年來此為創建。」證明這是件大事，慈禧太后已經很多天沒有出來見人了。一直到6月17日，王文韶又在日記中說：「慈禧太后欠安，自二月初二日起至本日始召對一次。」當時給慈禧太后治病的太醫院，負責人一個是左院判李德立，一個是右院判庄守和，治療同治皇帝病的太醫也是他倆。治了四五個月，慈禧太后始終沒有康復，7月13日這天有一道上諭，說「皇太后聖躬欠安，已逾數月，疊經太醫院進方調理尚未大安。外省講求岐黃脈理精細者，諒不乏人，著詳細延訪……派員伴送來京。」證明慈禧太后當時病情很重，連太醫院都束手無策，於是全國的七位封疆大吏推薦了八個醫生：直隸總督李鴻章推薦山東候補道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推薦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江蘇巡撫吳元炳推薦江蘇武進縣孟和鎮地方職員馬文植；江西巡撫李文敏推薦江西縣丞趙天向；浙江巡撫譚鍾麟推薦浙江鹺尹薛保田、浙江淳安縣教諭仲學輅；湖南巡撫李明墀推薦新寧知縣連自華，湖北巡撫薦彭祖賢推薦湖北鹽法道程春藻。這些醫生，除了馬文植都有官職，說明當時好的中醫一定是有文化的，中醫和傳統文化是有聯繫的，當時的官員大多數也都懂點醫，而且有些人的醫道相當高明。後來，這八個醫生就陸續雲集到北京。醫生們也都很緊張，他們不知道給老佛爺看病會看出什麼結果，看得不好會有什麼下場。這些人都有封疆大吏做後台，到了北京，就分別拜訪軍機大臣和其他高官，和他們講我是李中堂推薦的，有什麼事情請各位大人照應一下。他們也天天把慈禧太后的真實病情通報給軍機大臣。這也是他們保全自己的方法。這八個醫生里，有兩個醫生留下了看病日記；當時的軍機大臣王文韶、李鴻藻和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日記里，也有慈禧太后病情的記錄。這些都是我們判斷當時情況的重要依據。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慈禧太后如果真是小產，她有必要興師動眾到全國公開召集名醫嗎？二是，假設所有名醫都受到警告，一律不準說太后小產，而是說她身體疲勞，但是醫生每天要開藥方的，官員們又都懂點醫，那麼方子怎麼寫？總不能說所有的醫案都是假的。何況這八個人還會想到要保留證據，哪天說我看病看壞了要殺我，我要把真實的情況流傳出來。只是現在從他們留下的材料中，我確實看不出是在治療女人的小產。翁同龢在8月12日日記里講，當時與俄國談判收回伊犁發生了很大問題，慈禧太后又一次出來接見軍機大臣，慈禧太后說崇厚殺不殺不要緊，這一句話就把崇厚放了。正因為放了崇厚，與俄國的談判才有了轉折。翁同龢覺得慈禧太后那天身體非常不好。馬文植在日記里講了8月31日去宮裡見慈禧太后的場景，這是他第一次入宮，首先由慈安太后和光緒皇帝召見，「慈安面東正坐，不垂簾。光緒坐幾前。太后問馬何處人，對江蘇常州府。問年紀，對六十一歲。諭雲西太后違和，數月未愈，汝需慎重」。後來他給慈禧太后擬了個方子，太醫院把所有的葯呈給慈禧太后看，並說明《本草》書上講的藥性都是什麼樣的。然後太監就傳旨說今天仍用太醫院的方子，明天再來看病就請馬大夫寫方子，今天只是看看你的醫道如何。此外，薛保田日記里也詳細講了他看病的場景。9月14日薛保田記錄說「吉林將軍進人蔘二枝，連根須長尺許，其色金黃，其紋多橫，其質堅硬。嘗其須，味微苦，漸回甘，噙之津液滿口，須臾融化，真上品也。」16日記錄「昨用吉林人蔘一錢，精神頓健，皇太后甚喜，云：吉林人蔘頗有效，仍照用。」這天還發生了一個著名的歷史事件——「庚辰午門護軍案」。9月16日是農曆八月十二，離中秋節還有三天。這天慈禧太后命小太監李三順送月餅給他的妹妹，醇親王福晉。午門的護軍循例檢查出門條，小太監說沒有，但是奉皇太后之命。護衛說沒有出門條太監不能帶大內的東西出宮，誰知道你是不是偷東西呢？於是雙方發生爭執。據李三順說，護軍把禮盒打翻了；護軍說，是李三順故意把月餅撒到地上。事後李三順向慈禧太后哭訴說護軍不講道理。慈禧太后非常生氣，傳旨刑部和內務府，要把這些護軍殺頭。但是刑部拒絕奉詔，他們說，如果太后下令殺護軍，那就殺好了，我們沒看見。但要刑部拿意見，刑部是斷斷不能同意這樣做的。如果為這事殺護軍，今後保衛工作誰來做呢？還有誰會攔阻太監出宮嗎？慈禧太后和刑部相持不下，最後清流張之洞、陳寶琛上奏，把事情緩和下來，結果是當值護軍和護衛統領流放，沒有殺掉。16日這天，就是慈禧太后吃吉林人蔘的日子，薛保田說她「精神頓健」，怪不得病懨懨的慈禧太后那麼興奮，還要殺人，原來是老山參的效力。這是插曲。11月2日，慈禧太后下令眾醫生各回原省，只留馬文植、薛福辰、汪守正三人，其他大夫非常高興，趕快離開了，因為不知道再呆下去還會有什麼事發生。11月5日，內務府大臣告訴翁同龢，慈禧太后身體並沒有好，但是她已經不吃藥了，她在責備群醫。11月10日，慈禧太后因為身體不好，生日都沒有做，眾醫生仍在討論她的病。轉年到了1881年，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文獻還是有關慈禧太后身體繼續不好的記載。我看到2月17日有一個情報，這是江寧織造派在北京辦事機構寫給南京的秘密報告，這情報說慈禧太后昏迷了。2月19日王文韶記，慈禧太后身體轉好，因為內務府派奶媽給她吃人乳。慈禧太后從1881年開始不吃所有的葯，只吃人乳。3月8日李鴻章在一封信中說慈禧太后情況非常不好，恐怕不是吃藥能好的。李鴻章也有探子在宮裡，這個探子就是他推薦的大夫薛福辰。3月21日翁同龢記錄說慈禧太后現在有點好了，賞了內務府大臣和醫生每人五個金錢。4月7日，翁同龢記錄「大風竟夕，東太后身體欠安，撤外起，辰初一刻散直。」 4月8日，王文韶記錄「東聖欠安未愈，未叫起辦事遞奏片，為韶入直後第一次」。4月9日凌晨王文韶得到報告，東太后病危，於是他馬上趕到宮裡，太監出來說，太后已於昨日戌刻去世。「回憶自入直至今三年有餘，只昨日未能見面耳。」一日未見面，東太后卻忽然死了。這是慈禧太后生病到慈安太后去世的整個過程。關於謀殺，其實並沒有真正過硬的證據。我們只能從過程中尋找蛛絲馬跡。過去在講東太后之死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到西太后的病究竟有多麼嚴重，試想一下，她在治療重病的過程中，是否還有足夠的心智去策劃謀殺慈安太后？當時東太后是正宮，位置在西太后之上，慈禧相信不相信因果報應？反過來，慈禧太后是不是以生病為掩護暗下毒手？即便她生病是真的，慈禧太后在生這麼一場大病的時候，還能想出辦法謀殺東太后，只能說慈禧太后真是個意志超強的女人。野史中還有另一個說法，《清稗類鈔》中說：孝貞後崩之前一夕，以稍感風寒，微不適。翌晨召薛福辰請脈。福辰奏微疾不須服藥，侍者強之，不得已為疏一方，略用清熱發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後，福辰往謁閻敬銘，閻留與談。日向夕，一戶部司員滿人某，持稿詣請畫諾。閻召之入，畫稿畢，某司員乃言：『出城時，城中宣傳東後上賓，已傳吉祥版矣』（宮中謂棺曰吉祥版）。福辰大驚曰：『今晨尚請脈，不過小感風寒，肺氣略不舒暢耳，何至是？或西邊病有反覆。外間訛傳，以東西互易耶？』有頃，內府中人至，則噩耗果確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間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這段話，講得有鼻子有眼，然而卻是假的。因為薛福辰早在第一時間就向李鴻章密報了醫療情況，這段史料，最近才剛剛披露，那就是遠在天津的李鴻章，4月11日給張佩綸的信中說的：昨得薛撫屏書，謂東朝是日小有感冒，服太醫庄守和大黃、芒硝一劑，大瀉覆壅而崩，並未招諸醫合方，痛哉！到今天為止，我們尚沒有材料證明慈禧太后謀殺東太后，謀殺是野史的說法，我們今天只是提出了這個疑問，有待大家去繼續研究。我們也要想到，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生一天急病就死人，也是完全可能的。人們通常有個觀念，慈禧太后比較能幹，慈安太后比較賢惠，慈安太后死了以後，慈禧就大權獨攬，這種說法對不對呢？當時一般都這樣認為，但絕不是說慈安太后沒有能力。這裡引用晚清著名人物薛福成（醫生薛福辰的弟弟）的話，他認為：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研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咨訪利弊，悉中窾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首稱快。薛福成舉的例子，一是發動政變抓肅順等八顧命大臣，一是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而殺何桂清，一是殺太監安德海。這次演講，我其實並不主要討論東太后之死是否別有隱情，而是給各位建立一個歷史現場的氛圍。19世紀80年代，是中國近代化的關鍵時刻。各種力量的分合消長。我們從東太后之死講起，只是一個由頭，在其背後，我們要看到，政治上，太后與文官集團的力量消長，清流的掘起；軍事上，新式國防力量的籌建；外交上，伊犁的收回和琉球被日本吞併，朝鮮的對外開放；經濟上，早期實業的發展，修建鐵路的討論，以及午門護軍案的處置，都在1880年開始逐一推開，引人入勝，並為後來的歷史走向，奠定了基礎；慈安太后之死，使得最高權利的天平出現了失衡。還要說明的是，這個時期，中國人對於西方剛剛開始了解，尚沒有從制度上文化上學習西方的想法。其標誌，是召回派往美國的幼童。

接著，我們講朝廷中的南北兩派以及他們與封疆大吏的關係清朝內部整個統治集團中的重要官吏當時分為南北兩派。從同治年間到光緒十年，清朝一直是由恭親王奕訢主政，一直到光緒十年軍機處大換班。軍機處的日常工作先是由文祥、沈桂芬、李鴻藻等人負責，光緒十年以後是孫毓汶負責。我們過去對於清朝這一段歷史幾乎不提李鴻藻、沈桂芬。《清史稿》評論這個時期主要政治人物，認為：光緒初年，復逢訓政。勵精圖治，宰輔多賢，頗有振興之象。首輔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遺風，以忠懇結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韓，外患內憂，國家多故。雌聖倦勤，經營園囿，稍事游幸，而政紀亦漸弛矣。鴻藻久參樞密，眷遇獨隆。桂芬以持重見賞，同龢以專斷致嫌。毓汶奔走其間，勤勞亦著，大體彌縫，賴以無事。然以政見異同，門戶之爭，牽及朝局，至數十年而未已。賢者之責，亦不能免焉。可惜，對於以上人物，除了翁同龢，史學界的研究是非常不夠的，老百姓對文祥、沈桂芬、李鴻藻這些名字也是很陌生的。文祥從1861到1876年擔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15年，文祥死後軍機處由沈桂芬主持日常工作，沈桂芬祖籍為江蘇吳江。李鴻藻是直隸高陽人，分別代表南派和北派兩股勢力。為了加強南派力量，沈桂芬於1878年將湖南巡撫王文韶調任兵部侍郎，入軍機處。北派的李鴻藻，則在自己身邊，凝聚起「清流」，形成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一般認為，沈桂芬在觀念上是文祥的繼承者，幹練有識，又以「洋務長才」自認，熟悉外國事務，深得恭王倚信，比較開放，與李鴻章是丁未同年，思想較接近，對李鴻章頗為支持。但我們對於沈桂芬的情況知道得非常之少。《清史稿》上說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為軍機大臣十餘年，自奉若寒素，所處極湫隘，而未嘗以清節自矜，人以為難雲」。翁同龢在沈桂芬對他的評價是：「清、慎、勤三字，公可以無愧色。」李鴻藻曾當過同治帝的師傅，思想正統，是著名的理學家。他與依附追隨他的一批言官和文學侍從，比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鄧承修、寶廷，黃體芳，繼承了歷史上儒家知識分子關心政治，抨擊時弊的傳統，以剛直不阿、主持清議為己任，面對吏治腐敗，敢於上疏言事，評議朝政，糾彈大臣，指斥貪官。在短短几年裡，連續劾下工部尚書賀壽慈、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等一批高官，還敢於為庚辰午門案的護軍張目，逼使慈禧太后更改主張，從而煊赫一時，滿朝側目，人們稱之為「清流黨」。沈桂芬1880年生病請假後，他在樞廷秉筆，李鴻章頓感「洋務甚為隔膜」。1881年沈桂芬去世之後，清流基本控制朝議。過去有些人認為，沈桂芬去世卒後，主張洋務的李鴻章處境日益艱難。我最近在研究李鴻章和張佩綸關係時，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我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曾經分析了張佩綸其實與李鴻章走得非常之近，甚至是李鴻章與李鴻藻之間溝通的一座橋樑。我這裡再進一步介紹一些情況。張佩綸的父親張印塘曾做過安徽按察使，在打太平軍時，與李鴻章有著生死之交。但張佩綸與李鴻章重新接上關係，是在1879年出京辦理母親喪事時，由張樹聲的兒子，被稱為「清流靴子」的張華奎穿針引線，而李鴻藻也專門寫信，「囑合肥加意相待」。後來，李鴻章就與張佩綸聯繫非常緊密，我給大家舉個很有意思的例子，說明當年政治是怎麼玩的。1881年3月21日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寫了一個奏摺彈劾李鴻章，說「李鴻章跋扈不臣，儼然帝制。自視若為中國之王，假外援以窺竊神器」，就是攻擊李鴻章想做皇帝。當天有道上諭嚴厲批駁了劉錫鴻，指他「以荒誕不經之詞登諸奏牘，肆意傾陷，尤屬謬妄糊塗。朝廷於馭下聽言，一秉至公，似此信口誣衊，不可不予以懲處。劉錫鴻著交部嚴加議處。」我們過去認為，清流和洋務派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就在這天，李鴻藻日記記錄，張佩綸訪李鴻藻久談。3月23日，張佩綸又一次會晤李鴻藻，，約定25日赴天津。3月30日，李鴻章寫信給已到天津的張佩綸，說我把劉錫鴻的奏摺抄一份給你，請你替我起草個奏稿，我要回皇帝。那個時候，正是慈禧太后在生重病，慈安太后還沒有去世的當口，頑固派罵李鴻章，李鴻章居然讓最有名的清流為他起草奏摺作自我辯護！4月2號，李鴻章上「瀝陳感悚下陳折」，感謝皇帝批駁劉錫鴻。3日李鴻章給張佩綸寫信說，非常感謝張佩綸為他代寫奏摺。洋務派與清流實際上是這樣的關係。5日，軍機大臣李鴻藻的日記說：「李鴻章自陳感悚一折，擬批『覽奏已悉，該督惟當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時勢艱難，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諒苦衷也』」，表明上諭就是李鴻藻所代擬的。7日，李鴻章寫信告訴張佩綸，上次你代我寫的奏摺現在已經發回來了。上面批的皇帝上諭，與李鴻藻所代擬的完全一致。這些都是李鴻章和李鴻藻之間內外勾結的證明，他們之間的橋樑就是張佩綸。4月7日，是慈安太后身體不適馬上就要去世的前一天。我們發現，北派清流正在與洋務派的首要人物李鴻章進行內外勾結，聯合作戰。當時的封疆大吏可不可以不同清流勾結呢？4月27日兩江總督劉坤一給李文田寫的一封信中說：張之洞、張佩綸，誠如台指，實為後來之秀，條陳時務則未必悉中機宜。……弟去年出都，照章分送別敬，乃張之洞詢知未送黃體芳、寶廷，遂亦不受。此何意耶？弟自惟粗才俗吏，不能羅致清流，而亦不欲輕為羅致，自甘於忠厚而已。信中的意思是，我也是兩江總督，不要以為我送張之洞「別敬」是在羅致清流。我還不願意被清流所羅致呢。劉坤一不願被清流「羅致」所產生的結果是，當年6月25日彗星現於東北，舉朝認為不祥，是天意示警。7月8日，著名清流陳寶琛上奏，請斥退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樂，年來精神疲軟，公事不能整頓，沿江炮台多不可用。又有人奏，該督嗜好過深，廣蓄姬其妾，稀見賓客，縱容家丁收受門包，在廣東所築炮台一經淫雨，盡行坍塌」。「嗜好」在清朝特指吸鴉片。不為清流所「羅致」的劉坤一就這樣受到彈劾。8月21日慈禧太后親眼又見彗星出於西北，第二天太后決定免去劉坤一的職務，這麼一個決定造成劉坤一離開政治舞台九年。1880年晚清北派清流在中國政壇上的力量就是這麼大，但是我們過去都很少關注到這種細節。每件事情都有因果聯繫的，而且我說的因果聯繫不是小說家言，我是取自於劉坤一自己的書信，取自於這些官員之間的書信，進而梳理出這些官員之間的聯繫。時間關係，1880年的外交問題，修建鐵路的討論和撤回留美學生問題今天沒法展開了。下面簡單地談些感想吧。中國在19世紀從封閉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的進步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一步走的都非常艱難。傳統文化、傳統觀念嚴重地束縛著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但是反過來，又有無數的志士仁人在討論、思考國家未來的走向，在琢磨這個國家如果不做變革，如果不做現代化的改良、推進，將會遇到更多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跟隨著先行者的智慧一路走到今天。經常有人問我李鴻章是好人還是壞人，或者說你是不是要給某人翻案，我想如果我們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僅僅限於給某人翻案，或者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在觀念上就顯得有點落後。我覺得每個歷史人物都不容易，他在歷史舞台上同時扮演各種角色。史學界的很多研究仍停留在好人壞人、賣國不賣國、翻案不翻案的問題裡面。比如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的海軍軍官，這些人具備什麼條件呢？他們愛國，比誰都了解西方，他們懂英文，他們會談論很多救國言論；但是他們也怕死，他們也腐敗。國家給他們很高的待遇，他們也要拿，拿了以後還要討小老婆。你不要苛求他們，這就是19世紀後半葉中國人剛剛開始走向世界的時候，他們把很多東西融在自己身上，不要說這個人是好人就必須具備一切好人的道德和言行。像嚴復，他吸大煙，李鴻章勸他你不要抽，如此人才為什麼要抽大煙，勸他把吸煙的壞習慣戒掉。方伯謙有很多關於怎樣對付日本的建議，寫得很好，但是方伯謙克討了好幾個小老婆，在上海、煙台造小公館，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當時這一群剛剛接觸西學，同時又在傳統官場里生活的人，所必然面對的。李鴻章也是這樣，過去說李鴻章是賣國賊，現在又要為李鴻章開脫。我覺得事情不是在A和B、甲和乙做單項選擇，我們要把所有人放到19世紀後半期特定的環境中考量。在考量的過程中還可以探討一下，他在當時的處境中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辦法。比如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初他所採取的政策對不對，指揮的決策對不對，軍事失敗的原因，等等，而李鴻章簽《馬關條約》不是個人行為。過去講那一頭很極端，現在講這一頭很極端，我覺得這都不是客觀的態度。在我們研究近代史的過程中，不是今天的人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來說，這個古人應該這樣做或者應該那樣做，事實上不是這樣，事實是他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做出當時的選擇。在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上，我個人比較注重對於細節的研究，因為我覺得再現細節才能再現當年的場景，我們才能比較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所以我寫的書、寫的東西比較關注於細節。我覺得史學界也是兩種流派，有些更多地注重觀點，然後用史料證明這個觀點；也有一批人主張用材料證明。整個史學界學風逐漸在變，變得更務實，同時很多觀點也比過去更客觀了。有人問我寫不寫文學作品，能不能搞一個電視劇？我說我基本上不敢幹這些事。我喜歡用實證說話，我不願意用我的智慧來虛構歷史人物的言行。我覺得做學術可能各有不同的做法。我自己在學術上傾向於更努力地發掘細節來再現歷史人物的生活軌跡，同時希望把這樣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謝謝大家！主持人：從今天的講座中，大家真實地感受到了關注細節、再現歷史這樣一種特色的研究，姜先生用自己的個案來說明史學研究的方法。下面有時間可以請各位與姜鳴先生交流。觀眾提問：中國近代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說我們和西方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的思想意識，我們的行為方式等等。如果這樣考慮問題的話，我們出現的很多問題是不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或者說是我們文明的一個後遺症？姜鳴：傳統文化和西學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命題，不管我們願意還是不願意，當整個世界進入工業文明的時候，不管我們怎麼看待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必須要和世界潮流融合在一起，這是沒有辦法的。不是說我們認為國學特別好或者我們認為怎麼樣就可以避免這個衝突。但是這個過程是很痛苦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觀眾提問：剛才您講的題目是「東太后之死」，也提到清流和洋務派之間細節的問題，我想問東太后之死和後來中國政局的變化有沒有大的關係？如果東太后不死，他的政治立場和他的態度對於後面清流有沒有什麼影響？姜鳴：我覺得東太后之死實際上對於後來晚清的政治有很大影響，她如果在，是對於西太后的制衡，這樣在晚清有許多事情就不完全是慈禧太后一個人說了算。很多人認為東太后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她不管政治，但實際上在當時，在對大局的控制上，東太后是起作用的。東太后死後，兩宮太后聯合主政的局面被破壞了。這件事的直接後果是，1884年把恭親王趕出去了，這就把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同時恭親王主政的局面改變為慈禧太后一個人主政，在第一線的人物就變成了醇親王，醇親王比較軟弱，他怕皇帝親生父親這樣的身份造成慈禧太后的猜忌，所以他更容易迎合慈禧太后，再加上他的太太就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恭王完全退出政局、醇王主政，這對於中國最後走向甲午戰爭的失敗也存在一種邏輯上的關係。觀眾提問：您能不能總體評價一下恭親王的命運和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的東西？姜鳴：我對他是很惋惜的，我覺得如果恭王主政，至少比咸豐皇帝要能幹得多。所謂同光中興、洋務運動主要的推動人物就是兩宮太后和恭王。我曾說過對恭王的綜合評價，得分要比乾隆還要高。但是這種惋惜是建立於歷史學家的猜測之上，因為我們畢竟沒有看到恭王真正做皇帝會是什麼樣子，但是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一系列愚蠢的做法，我覺得如果恭王在位，處理這些問題態度會更客觀一些。觀眾提問：李鴻章和恭王的觀點非常一致，他們都主張洋務運動，當時清流主張海戰，包括對外國侵略軍打仗。中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後只能和，不可以戰。我小學的時候讀課本，都說曾國藩、李鴻章是賣國賊，但是最後我有點傾向於李鴻章的觀點，當時中國的確沒有能力和外國人打仗，只能是慢慢休養生息，搞洋務運動，我不知道如果您處在當時的環境，您是否主戰？張之洞和李鴻章都是搞洋務運動的，但是他們一南一北，沒有呼應，是不是各自搞自己的洋務運動？之間有沒有聯繫？姜鳴：關於第一個問題，在中國近代確實有這麼一個現象，當外面的侵略者進入的時候，國家碰到軍事危機和外交危機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兩種觀點，一種是主張打仗，還有一些人就是主張不打仗。這個問題又會造成一個籠統的判斷，主張打仗就是愛國，主張妥協就是不愛國。我覺得扮演這兩種角色都很難，要看對象。這裡涉及幾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首先就是外交，1880年到1882年外交碰到的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收回伊犁，第二件是怎麼處理琉球的問題，第三件是怎麼處理朝鮮的問題，在這三件事上李鴻章都說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實力，現在不宜和沙俄、日本打仗，現在不宜和任何國家打仗，這是李鴻章基本的外交判斷。我覺得在當時還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對策。第一種，1860年代的時候，因為新疆發生民族叛亂，清軍去鎮壓，外部政權入侵新疆，整個新疆非常亂，在這個時候沙俄的軍隊開進了新疆的伊犁地區。後來左宗棠平定了新疆的叛亂，清政府交涉沙俄退兵，這個時候，明顯看到中國當時處理國際事務的紛爭，平定民族叛亂的時候，方法很簡單，就是軍隊。後來派崇厚到俄國談判，這時遇到許多外交問題。崇厚的處理是非常糟的，他基本上答應了俄國的條件，中國只是象徵性的收回了伊犁，把伊犁以西的領土割讓了，還同意了很多通商的要求，通過了設立領事館的要求。當時對清朝而言，新疆的領土割讓了不要緊，但是要從新疆經過西安到漢口建立一個外貿通道很令人痛心，另外允許建立領事館這很不好，大家吵得一塌糊塗。崇厚在外面定了18條，就把新疆一大堆東西割掉了。我2001年去了伊犁以後感覺真的是割掉了，因為伊犁這個地方離霍爾果斯口岸只有一二個小時的車程，伊犁以西一大塊地都被割掉了。清政府處理這個問題也很簡單，先不和俄國人說我們怎麼修改這個條約，而是準備先把談判代表崇厚殺頭。李鴻藻說，我們打不過沙俄，可以同意這18條，但是一定要殺崇厚。這個國家的最高層在決策的時候，對世界完全沒有了解（到中法戰爭的時候，我們了解前線的戰況不如法國人在本土了解前線及時，福州和北京之間的通訊還不如上海和巴黎之間的通訊快）。在這種情況下，曾紀澤最終還是爭取回一些權益，但是他所爭取的東西比我們認為的要少，我們認為很成功，實際上是增加了賠款，爭回的領土是很小的一塊，很大一部分是劃失了。這個時候有另外一個機會，中國和俄國人在糾纏伊犁問題的時候，日本人在做另外一個動作，就是日本并吞了琉球。琉球是中國的一個藩屬國，從明朝開始向中國進貢，日本在1879年宣布廢掉琉球國，改為沖繩縣，中國不同意。日本提出一個建議，把琉球一分為三，北面給日本，中部給琉球國王，南部給中國，這個時候李鴻章有一個很大的決策失誤，他說不要琉球南部的島嶼，要了也守不住，琉球遠在海外。我們西面要跟俄國人打仗，東面不能再打仗，就把事情向後拖，等伊犁問題解決了，琉球問題也可以再考慮。結果伊犁問題解決了，但是清政府接受了李鴻章的判斷，沒有堅決地要求解決琉球問題，琉球就被日本整個并吞了。我覺得李鴻章在這個問題的判斷上肯定是錯誤的。對朝鮮怎麼辦？清政府當時說也守不住朝鮮，朝鮮的事清朝也做不了主，讓朝鮮自己對外國人開放。日本當時承認朝鮮是中國的勢力範圍，但清政府則說朝鮮是我的又不是我的，朝鮮是一個主權國家，朝鮮要怎麼辦朝鮮自己說了算。李鴻章當時就讓所有國家和朝鮮建立外交關係，他放棄責任，向後退。當時其實可以用更強勢的做法。1882年的時候朝鮮有過一次壬午兵變，這時候正好李鴻章的母親去世，他回安徽奔喪，張樹聲在天津代理直隸總督，當機立斷派北洋海軍的軍艦過去，把朝鮮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抓起來帶回中國。當時清政府想法很簡單，這是我的屬國，日本人不許說話，我開軍隊去，誰教唆內亂就抓誰，大院君被抓，事情就平息了。在當時官員中，李鴻章非常了解國外的情況，但是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治家，他也有很多不正確的做法。我覺得現在完全為李鴻章開脫是不行的。甲午戰爭就很典型，導致雙方最後斡旋失敗的是李鴻章，此後整個軍事指揮還是李鴻章，這證明李鴻章的指揮是有問題的，整個隊伍是不能作戰的，國家養兵花了這麼多錢，到需要的時候打不了仗。馬關又是一個特定的事情，你不能說簽這個條約就是他不對，而是國家已經無法繼續對日作戰了，朝廷不想打，其他省份也盡量置身事外。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真正形成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每件事都要具體地討論，李鴻章不是一個簡單的賣國者，你也不能用很簡單的話原諒他，他肯定有他應當承擔的責任。觀眾提問：您提出康有為聲稱的公車上書是不存在的，您這個顛覆性的結論是否對主流學界有影響？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姜鳴：兩年前茅海建先生又寫了一篇翔實的論文《「公車上書」考補正》，來論證並無「公車上書」之事，他說到姜鳴先生討論公車上書是用一篇散文來討論，史學界還沒有正式的回應，他的論文應該說比我的散文更嚴謹、更全面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有六萬字，很長的一篇文章，他把所有的奏摺全部梳理了一遍，證明有多少人上書，有多少封疆大吏上書，全部都考證了。但是史學成果被接受是滯後的，當初編通史的時候，把一些當時公認的見解編進書里，但是並非誰有一個新的成果教科書很快就做改動。但是我想學術界已經關注到這樣一個觀點，並且我相信這個觀點是能站住腳的。主持人：我從大家的提問中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一點，不管從事什麼工作，不管什麼年齡的人，大家對我們祖國的歷史充滿了關注和熱愛。今天姜鳴先生提了一個問題，到底東太后之死是不是慈禧太后所為，似乎有明確的答案，似乎他又沒有把這個事情說的非常肯定。我覺得歷史學的魅力就在這裡，歷史本身就充滿戲劇性、充滿複雜性，這也是今天的人不斷的回首、關注歷史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感謝姜鳴先生今天的演講！姜鳴，搜狐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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