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農民創收渠道和增收長效機制問題研究

江蘇農民創收渠道和增收長效機制問題研究 www.chinaqking.com 期刊門戶-中國期刊網2009-5-5來源:《中國經濟與管理科學》2009年第1期供稿文/姚於康[導讀]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江蘇農民收入狀況和制約因素，闡述當前江蘇農民創收的主要渠道，提出如何建立和完善江蘇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及其相關對策建議。摘要：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江蘇農民收入狀況和制約因素，闡述當前江蘇農民創收的主要渠道，提出如何建立和完善江蘇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及其相關對策建議。關鍵詞：農民收入創收渠道長效機制對策建議The Jiangsu farmer creates income the channel and additionally receives the persistent effect machine-made question researchYao YukangAbstract:Since the analysi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he Jiangsu farmer has received the condition and the restriction factor,elaborated the current Jiangsu farmer creates income the main channel,proposed how establishes and consummates the Jiangsu farmer to additionally receive the persistent effect machinemade and the relate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Keywords:The farmer receives Creates income the channel Persistent effect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中圖分類號】F32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646(2009)1-0073-04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我國農業發展進入了新階段，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滯後，農民收入增加速度逐步放緩，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等矛盾並未得到根本解決，直接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增加農民收入，已成為各個方面關注的焦點。本文在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江蘇農民收入狀況、制約因素基礎上，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為根本出發點，闡述當前江蘇農民創收的主要渠道，提出如何建立和完善江蘇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及其相關對策建議。 1.江蘇農民收入基本現狀和特點。反映農民收入的指標主要是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四部分組成。1978年以前，江蘇農民收入以家庭經營收入為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1978年年人均現金收入僅155元。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江蘇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人均純收入持續提高，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0年的218元增加到5813元，年均增加215.19元，遞增率為13.46%，實現了農民收入由單一的家庭經營收入逐步向以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為主的轉變。江蘇農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及其構成單位：元年度人均純收入比上期增長%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數額占純收入%數額占純收入%數額占純收入%數額占純收入%1980218　1396458272191985493126.19920344705010199088479.3301345576326319952457177.9822331544636532612000359546.31663461771501133481200137855.31820481783471304521200239965.61994501796451443622200342396.121895217944216249422004475412.1244352201942182411022005527611278653212540215415032006581310.230765323004025941793資料來源：歷年《江蘇統計年鑒》和《江蘇農村經濟資料》。1.1江蘇農民收入增長的基本走勢。從1980~2006年27年間江蘇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變化情況看，1980年到2000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由1980年的218元增加到2000年的3595元，增加15.5倍，其間1985年比1980年增加了126.1%，1990年比1985年增加了79.3%，1995年又比1990年增加了177.9%，2000年比1995年增加了46.3%。2001~2003年江蘇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仍持續增長，但增幅明顯回落，3年同比增幅分別為5.3%、5.6%和6.1%。2004年後，隨著全面建設小康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的深入，農業和農村經濟實現良性發展的好勢頭，農民收入實現了較快增長，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752元，增長幅度達12.1%，2005年和2006年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是5276和5813元，增長幅度分別為11%和10.2%。2004~2006年年平均遞增11.1%。1.2江蘇農民收入的構成特點。從構成情況看，江蘇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明顯呈以下特點：一是農民收入主要來源於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從統計資料顯示看，27年來，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構成江蘇農民純收入的主體，一直占純收入的90%以上，1985年為90%，1995年變為96%，2002年為95%，2006年為93%。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所佔份額，基本分別維持在3~4%和2~3%之間，對收入水平影響不大。二是來自農業的家庭經營收入持續下降，來自非農業的工資性收入逐年上升，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關鍵因素。1985年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0%和20%，1995年變為63%和33%，2002年，家庭經營收入進一步下降為45%，而工資性收入上升到50%，2006年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0%和53%，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呈此消彼長的態勢，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關鍵因素。 2.當前制約江蘇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2.1二元結構體制制約，農民難享「國民待遇」，缺乏發展機會。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雖然江蘇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改善城鄉關係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和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於不利地位，農民和城鎮居民在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城鄉差距仍在擴大。2.2農產品價格影響農民收入高低。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主要依賴於兩大因素：一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二是農村改革開放的效應。其中農產品價格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最大，農產品價格稍有波動，農民收入就會發生變化，致使農民收入增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1997~2000年前，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農產品價格指數均保持在100%以下，此間農民收入年均增長緩慢；2001年以後，農產品價格開始有恢復性提高跡象，價格指數均保持在100%以上，2001~2006年農民收入增加較快，其中約四成來自出售農產品收入，特別是以農業為主的純農戶，其人均純收入受農產品價格的影響更為明顯。從目前來看，農產品價格水平仍是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但隨著第一產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所佔比重的不斷下降，其影響作用將逐步減弱。2.3農業生產投入不足影響農民長效增收。農產品價格雖為促進農民增收發揮了很大功效，但主要是短期內有效果，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還在於增加農業投入。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財政支出中農業支出所佔的比例逐年下降，同時農戶對農業投入不足的現象較為突出。如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可以說近十年來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基本上沒有增加。由於財政和農戶自身對農業投入的不足，致使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緩慢，制約了農民增收的可持續發展。2.4人多地少，農業產業化程度低，生產成本高。江蘇農村人口多，耕地少，生產經營規模偏小，難以形成規模效益，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農民要單純依靠土地大幅增加收入很困難。提高農民收入，關鍵是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農業產業化實質是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的過程，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農業產業化對農業增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和商品化程度；二是吸收勞動力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三是帶動當地二、三產業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兩者的聯結點就是農產品加工業。農產品加工業的形成有利於帶動服務業、運輸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使產業鏈得到延伸，前向效應和後向效應都很顯著，雖這些效應不直接體現在農業收入中，但有利於農民增加非農產業收入。2.5農村人才流失嚴重,農村勞力科技文化素質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村青壯勞力從農村轉移出來，農村勞動力素質不容樂觀，相當一部分人缺乏技能，視野狹窄，觀念陳舊，小富即安思想嚴重。農村人才奇缺，尤其是缺少致富帶頭人較為普遍，加之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農民仍然作為獨立的生產經營者，相當一部分農民跟著感覺走，不僅要承擔自然風險、技術風險和政策風險，還要面對市場風險。2.6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對農民收入有直接影響。城鎮化和工業化對增加農民收入有巨大作用：一是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增加非農產業收入；二是利於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收入。今後農民增收特別是農業收入的增長，主要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在目前農民人均耕地面積約為1.5畝的情況下，靠種地致富困難，因此要加快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引導更多的人退出農業生產，實現規模經營，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同時持續穩定地增加來自農業外的工資性收入。3.江蘇農民增收渠道分析。農民增收涉及面廣，影響因素複雜，增收渠道也多種多樣，從目前江蘇農民純收入90%以上來自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所以拓展江蘇農民創收渠道，關鍵是要從農業和非農產業兩個方面廣開門路,拓展創收渠道，一是從農業內部挖掘增收潛力，增強農業和農村經濟內部自主活力，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水平；二是從農業外部尋找突破，從二、三產業中拓展創收渠道，持續的穩定地提高工資性收入。 3.1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主要渠道。近年來江蘇農民來自於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的收入雖逐年下降，近兩年僅佔總收入的40%，但其在農民增收仍起不可替代的作用，仍是增收的主要源泉之一。從江蘇農業發展情況看，當前提高江蘇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渠道主要是：3.1.1實施惠農支農政策，增加農民收入。制定實施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支農政策和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是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強調農業，重視農民增收，出台了一系列加強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的惠農支農政策措施。「十五」以來，江蘇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和財政支出結構，財政政策進一步向「三農」傾斜，財政補貼力度不斷加大，初步形成了財政支農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逐步實施並完善了以「一免三補」與「五件實事」為主要內容的支農政策，有效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加了農民收入。3.1.2推進江蘇高效農業規模化工程，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近年來，江蘇大力推進江蘇高效農業規模化工程，在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蔬菜園藝業；按照「上規模、增效益，做特色、強產業」的思路，做大做強優質瘦肉型豬、優質地方家禽、波雜山羊和奶業優勢產業；堅持池塘養殖、工廠化養殖、圍網養殖與網箱養殖並舉，重點發展高效品種規模化養殖，提高海水養殖及淡水特種優質高效品種養殖水平，推進名品養殖、休閑垂釣、旅遊觀光相結合，提高漁業發展效益。實踐證明，大力發展高效農業，是充分利用資源和區位優勢，提高農業專業化、規模化水平和農業綜合經濟效益的重要舉措，實現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渠道。3.1.3加強科技創新，進一步提高農業經營綜合效益。江蘇人多地少，耕地數量不足，質量退化，要保持農業生產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根本的出路在於依靠農業科技進步突破農業生產資源的約束，推動農業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充分證明：科學技術是優質、低耗、高效農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保障，也是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基礎和保障；加強科技創新，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3.2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的主要渠道。江蘇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有一半以上來自非農業的工資性收入，增加農民收入，關鍵是拓展非農業的創收渠道，持續的穩定地提高來自二、三產業的工資性收入。從當前江蘇實際看，提高農民非農業收入渠道主要是：3.2.1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渠道。隨著江蘇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農村二、三產業迅速發展，給江蘇農民創造了更多的增收渠道：一是直接增加農村勞動力務工機會和工資性收入；二是擴大農產品市場需求，有利於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和提高，使農民獲得超額收益；三是工業化必然推動城鎮化，有利於加快農村人口非農化進程，間接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目前江蘇工業化又迎來了加速發展的新歷史機遇，正由工業大省向工業強省的跨越，藉此良機，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是持續穩定增加農民收入有效渠道。3.2.2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鼓勵農民自主創業，提高農村自身對富餘勞動力的分流和吸納能力。目前，民營經濟已逐步成為江蘇最活躍的經濟組織類型，成為帶動江蘇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提供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緩解就業壓力、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各級進一步解放思想，放寬准入領域，降低准入門檻，今後江蘇民營經濟必將取得更快發展，成為農民收入加速提高的重要載體。3.2.3積極組織好農村勞務輸出，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拓展農民外部增收的空間。2006年江蘇鄉村勞動力有2656.8萬，其中981.4萬在當地從事農業生產，農村勞動力轉移仍有較大的轉移餘地。因此，積極組織好農村勞務輸出，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拓展農民外部增收的空間，增加農民外出勞務收入仍是一個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渠道。

4.統籌城鄉發展，構建江蘇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對策與建議農民增收不能就農業談農業，必須將其置於整個國民經濟中，在城鄉統籌發展中考慮。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關鍵是要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為根本出發點，通過制度創新，解決農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礙，從源頭上解決農民增收的後勁問題，使農民增收保持穩定、持續發展。4.1建立穩定增長的財政支農機制，持續提高農業投入水平。農民增收離不開財政支農政策，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支農的力度，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建立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的穩定增長機制。一是加大對農民的財政直接補貼力度，在保持目前各級財政已經直接給農民的各項補助的同時繼續加大惠農政策力度，擴大直補範圍；二是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將農村道路、供電、供水、通訊和電網等鄉村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列入各級政府的預算支出範圍，改變鄉村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主要依靠向農民收費和集資來解決的現狀；三是加大農村產業發展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特別是要加大對糧食生產主要地區和優質產品基地的投入；四是加大農村社會保障投入，建立健全農村和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4.2健全市場機制，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開拓農產品國內外市場，強化市場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現代農業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健全的市場機制，完善的市場體系，發達的中介服務組織是農民增收的基本條件和保障。一是進一步培育和完善各類市場和中介組織，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完善市場機制，放開農產品購銷市場，取消市場准入制度，積極鼓勵農民進入流通領域，徹底打破地區封鎖和壟斷經營，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用大流通促進大發展，以發展促進農民增收；二是開拓國內外市場，一方面努力增加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對農產品的需求總量，同時還要開啟廣大的農村市場，增加農產品在農村內部流通的幅度；另一方面開拓國際市場，發揮比較優勢，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大力發展水果、蔬菜、水產品、畜產品及花卉苗木等勞動密集型和土地集約型產品，從而為農民增收開闢新的領域，新的途徑。4.3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促進高效農業規模化健康發展，建立高效農業規模化發展機制，穩定家庭經營收入。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高效農業規模化的健康發展是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要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因地制宜，優化農產品品種和品質結構，引導農民面向市場調整結構，培育基地，形成規模，不斷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拓展農業發展空間，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同時加強科技——企業——農民的聯接機制，在開發和推廣先進的種植、養殖、加工、儲藏和保鮮等技術，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技術支持的同時，加大對支柱產業企業的扶持，通過貼息補助、投資參股和稅收優惠等政策，支持農產品加工業發展。4.4進一步完善農業科技支撐機制，充分發揮科技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科技農業發展的原動力，是提高農民收入的保障。加速推進科技進步，加強技術創新，進一步完善農業科技支撐機制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措施。一是加大農業科技投入，整合現有農業科技力量，優化農業科技力量布局和資源配置，建設高水平的農業科技研發創新體系；二是進一步加強農業科技推廣工作，改變單純靠行政手段的傳統推廣形式，走行政組織與市場機制相結合，農科教、產學研、技工貿、產業化經營的路子，建設高效率的農業技術轉化體系；三是加大對現有農技體系的改革力度，整合資源，形成多主體、多層次、多形式的服務格局，建設高覆蓋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四是創新科研機構內部管理機制，加強現在有崗人員的技術培訓，不斷改善農技推廣技術人員的知識結構和人才結構，提高農技人員整體素質。4.5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和培訓投入，建立和完善農民教育培訓機制，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建設現代農業，提高農民收入，最終要靠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必須發揮農村的人力資源優勢，大幅度增加人力資源開發投入，全面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為推進新農村建設提供強大的人才智力支持。一是加強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改善農村辦學條件，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二是重點對農民進行實用技術培訓，培育現代農業經營主體；三是要加強農民市場經濟意識的教育，培訓農民適應市場的能力。4.6拓展非農產業創收渠道，建立非農產業長效創收機制，持續穩定提高非農產業收入比重。加快富餘勞動力轉移，提高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是穩步提高江蘇農民收入的重點和突破口。建立非農產業長效創收機制，持續穩定提高非農產業收入一要加快發展農村二三產業。當前農村二三產業應加大市場開拓力度，創新企業產品，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增強產品競爭力，尤其應把農產品加工業作為重點來抓；二是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鼓勵農民自主創業，提高農村自身對富餘勞動力的分流和吸納能力，實現就地轉移。三是要積極組織好農村勞務輸出，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拓展農民外部增收的空間。參考文獻［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見》《人民網》，2004年02月08日［2］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 《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第一版［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人民日報》，２００6年２月22日［4］歷年《江蘇統計年鑒》和《江蘇農村經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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