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參：中國文化的智慧

近代以來，以「知識就是力量」為先導的啟蒙理性開始成為人類征服自然與改造自然的思想基礎，最大程度釋放了人的生產能力與創造能力，帶來了現代化的巨大成就。然而，隨著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深入，其負面影響也日漸成為阻礙人類走向更高發展層面的巨大障礙。與啟蒙理性驅動下形成的「征服自然」理念相比較，中國傳統天人關係思維中的天人相參思維可以裨補西方理性至上思維的缺陷，為解決當前人類共同面對的現代化問題提供中國式解決思路。

從道法自然到天人合一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有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這精確地概括了殷周時期中國古代社會所經歷的劇烈變革。歷史上每次重要的社會變革，最後必定要體現在制度與文化的革新上，殷周之際社會變革體現在文化更新方面的重要內容就是傳統天人關係的革新與重構，其結果是到戰國末年形成天人相參思維。天人相參思維的早期邏輯演變過程先後經歷了由天命至上向道法自然的轉變、由道法自然向天人合一的演進。

在西周以前，天是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的結合，是人與自然的共同主宰。經歷殷周之際的社會歷史劇變之後，周人深刻反思商朝失敗原因，認為殷商由於不行德治而失天命導致滅亡。殷鑒不遠，故西周時期特別重視天命觀念。隨著周人理性思辨能力的進一步加強，《尚書》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疑問，開始對天的神聖屬性產生懷疑，進而提出「以德配天」的新思路，打破了傳統天人思維中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並重的均衡。隨著以宗法製為基礎的西周家天下權威的日漸衰落，這種天命懷疑論思潮不斷發酵，人們開始逐漸以理性為工具，對神聖主宰之天的權威進行全面的祛魅運動。這種思潮發展到極致，由道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褪去了天的神聖外衣，讓其從屬於道與自然，在天人關係中完成了從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共同作為人與自然的主宰向理性之天單獨作為人與自然主宰的轉變。此後，法家更是進一步把理性原則功利化。

然而，神聖傳統的失落，也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倫理底線的失守。正如孔子所見，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人們在現實生活與精神層面上被雙重放逐天外。痛定思痛，思想家們開始結合新的時代主題對理性至上進行反思，為恢復社會穩定與心靈寧靜尋找新的理論根據。

孔子通過恢復周禮，開啟了重新尋找歷史人文傳統中合理因素來服務於時代需求的先河，同時提出仁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新觀念，為理性與傳統的和解打開了方便之門，也為進一步尋找失落的崇高奠定了基礎。由於孔子處於理性至上的鼎盛時期，所以在天人關係上保持了謹慎的態度：「子罕言性與天道」。他關注的焦點是現實生活中倫理與秩序的重建。

孟子繼承孔子恢復傳統與開拓創新相結合的思維模式，進一步從思維觀念重建的角度提出「盡性知天」的思路，將知天（即把握天道）作為人類性善修養的歸宿，這樣就為孔子發軔的倫理重建運動尋找到了精神家園，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理性思維與神聖意識重新找到和解之道，以此來救治理性濫用對世道人心所造成的破壞。孟子的智慧被後世學者繼承並不斷發展完善，最終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表述，成為中國傳統天人關係思想的標誌性理念。

從天人之分到天人相參

發軔於孟子的天人合一觀念實現了對理性濫用反思的理論突破，在此基礎上，以荀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們進一步在實踐層面對理性至上思維進行清理與修正，將天人合一觀念內化於具體的社會實踐原則中，形成了天人相參思維。

荀子對天人相參思維的論述，從提出「天人之分」觀念開始。長期以來，人們望文生義，把荀子的「天人之分」錯誤解讀為「天與人相分離」，進而引申出「人定勝天」理論。其實荀子從來沒有說過「人定勝天」，他只講天人相參。準確理解荀子「天人之分」的關鍵在於「分」之含義不是動詞「分離」，而是名詞「職分」，因此「天人相分」是指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職責，要各自按照自己的規律去運行，天不能隨意降禍賜福於人類，人也不能影響天的正常運行。荀子的天人之分，既保留了經過孔孟反思界定的理性思維革命的成果，又重新確定了理性使用的範圍。

完成對理性使用範圍的重新劃界後，荀子又將人的主體性引入天人關係思維中，形成天人相參思維。這一過程又分為兩步：首先，在界定天人之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界定出天地人之分：「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指出天有四時變化，地有萬物出產，人能治理社會，三者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補充。其次，突顯人的主體性：「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這就在分清天地人關係的基礎上，指出人可以與天、地相參，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人要合理利用理性來處理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荀子論述的天人相參向上將理性原則注入到神聖之天中，使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重新握手；向下將理性原則轉換成禮義之統，注入到人的主體性覺醒中，從而使人的主體活動在把握好自我界限的基礎上，在實踐活動中實現天地人和諧互動，共同發展。

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國式天人相參思維，可以在把握好自然界永恆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合理運用自然資源，在與自然界的共生互長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動態平衡發展。這一模式可以為解決由啟蒙理性所引發的現代化問題提供中國式思維智慧。

天人相參與現代化弊病的中國式救贖

肇始於近代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使人類完成了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迅速轉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發展，人們在征服自然的同時，也開始受到自然的反抗。今天我們正面臨著由於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現代化問題引發的生態危機，日漸嚴重的生態危機甚至開始威脅到人類的生存。這些現代化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在啟蒙理性主導下形成的征服自然理念。這種理念是對西方哲學二元對立思維傳統的反動：在擺脫中世紀神學思維束縛後，啟蒙理性進一步解決西方二元對立哲學傳統造成的物我兩分，採取了人對物的主—奴式思維，用人的一元主宰思維強行彌合了二元對立思維，從而在帶來現代化成果的同時也導致嚴重的負面影響。面對二元對立與一元主宰交錯影響下的西方思維所形成的困惑，中國式的天人相參思維提供了一種三元生成的新思路。在這種三元生成思維下，西方的人與自然二元關係被擴大到人與天（道）、人與自然（地）的三方二重關係鏈條中。這樣就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時候，多了一層人與天道（包含神聖性與理性的雙重內涵）的關照，就可以避免片面追求效率而犧牲長遠利益的弊端；同時，人作為天道與自然的中介，主動把握二者的不同規律，然後共同參與天道與自然的變化生成過程，保留了現代化進程中人的主體性覺醒的思維進步成果。

陸九淵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面對現代化所引發的近代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作為西方哲學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始作俑者，康德說：「有兩種事物，征服了整個精神的歷史，我們愈是思索，就愈難以抑制讚歎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心靈的法則」，表達了與中國傳統天人相參思維同樣的精義。因此，我們要善於將古今中西的經驗加以融會貫通，取長補短，為解決當前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提出極高明而道中庸，極廣大而盡精微的創新思維。

（作者單位：北京印刷學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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