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古城——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新探

根據國際上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日照兩城，是亞洲最早的城市。

「從遺址的規模和人口的承載數量來看，它極有可能是這一地區龍山文化時期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是兩城鎮龍山文化古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談起兩城鎮遺址，山東省文物局的一位考古專家難掩興奮，「它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不可估量。」

隨著越來越多的遺址和文物被發現，兩城鎮遺址所展示的農業文明、酒文化、陶器製作工藝，也讓我們有機會去揭開幾千年前先民生存狀態的神秘面紗。

滄海桑田後古城再現

兩城鎮位於日照市東北部，南距石臼港約20公里。遺址分布於鎮西北嶺一帶，一部分壓在現代村舍之下，遺址北面有兩城河流過，東距黃海約6公里。遺址範圍據估測約在百萬平方米左右，為海岱地區所見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址。

踏進荒草叢生的野地，可能誰也想不到這裡每一捧土上都留有先民生活過的痕迹。193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王湘和祁延霈，第一次對該遺址進行了3個多月的調查。其間，他們發現了包括兩城鎮遺址在內的若干處龍山文化遺址。1936年初夏，梁啟超之子梁思永和祁延霈、劉燿到兩城鎮遺址再次開始發掘。此次發掘收穫巨大，除發現的50多座墓葬以外，還有數量巨大的玉器、陶罐、石器等文物。發掘顯示，兩城鎮遺址的文化堆積以龍山時代為主，還有少量的周代和漢代的遺存。

新中國成立之後，經過文物部門對兩城鎮遺址的數次考古調查之後，基本摸清了遺址的輪廓和規模。確認在兩城地區南北1000米，東西1050米的範圍存在文化堆積。文化堆積以現在靠近兩城鎮的村西和村西北一帶保存相對較好，最厚的地段厚度在2米以上，大部分在2米以內。還有一部分壓在現代村舍之下，由於自然和歷史原因，很多文化堆積已被破壞。

1995年，經國務院批准，由山東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的考古學家組成中美聯合考古隊，對以兩城鎮遺址為中心的聚落形態進行專題調查研究，並對該遺址進行了有計劃的科學發掘。經過多年探索，兩城遺址慢慢顯露出全貌：除30平方公里內的中心遺址外，還發現龍山文化時代的城壕。

統觀發掘區內的龍山文化遺存，其形成過程大體能從層位上加以推測，並由此可以劃分為六個時間段。這六個時段，基本上體現出了兩城鎮遺址發掘區內龍山文化遺存連續的使用和堆積過程。據有關專家介紹，龍山文化居住區的房屋是在不斷地重複著「建造—廢棄—再建造—再廢棄」的過程。

「這裡出土了全國唯一的一件獸面紋玉錛，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的玉鉞也是玉器中的精品；陶器器型十分豐富，出土的器物造型幾乎涵蓋了此後歷朝、歷代的器物造型。」日照市文物局副局長劉紅軍認為，從許多實物遺存分析來看，日照在龍山時代無疑是海岱地區文明程度較高的地區之一。

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

兩城鎮遺址出土的文物不論陶器、玉器還是農業工具，大多精巧細緻，體現出很高的工藝水平，其中尤以龍山黑陶最為著名。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的欒豐實教授認為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表面打磨光滑、表裡漆黑、器壁很薄、器形精美」。

兩城鎮遺址的陶器外表修飾以素雅光潔為其特徵，並且陶器製法先進，快輪普遍使用，一般陶器胎薄而輕巧。其中常見的蛋殼陶高柄杯，陶胎厚度大都在0.5~1毫米之間，尤其在少量器型的盤口部分只有0.3毫米左右，可見以「蛋殼」喻其胎之薄並非誇大其詞。

「如今被稱為『華夏藝術之魂』的黑陶，其製作歷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而日照有很多得天獨厚的條件。」一位考古專家介紹說，「兩城鎮遺址的東部和東南部為近海區域，推測其曾經是窪地或沼澤地，由於水的作用，使得包含有大量混合物的黏土得以自然形成，並以其可塑性和其他特殊性能而被人們開發，用來製作陶器。」直到今天，很多陶匠還是會選用這類黏土來製作陶器。

在兩城鎮遺址發現的上千件陶片和許多不同種類的盛器（罐、瓮、鬶）及各種器蓋表面都發現了極為相似的修整痕迹，似乎也在說明陶器生產在當時已經形成穩定的生產模式，有全職或定時的專門手工業者生產大量不同種類的、造型複雜的陶器。

再聞塵封千年的酒香

除了製作精良的陶器之外，兩城鎮遺址出土的石器也大多磨製精緻，其種類主要有石斧、石鏟、石鑿、石鐮等。這些工具的大量使用，標誌著當時這一地區的農業已有了較大的發展與進步。

根據中美聯合考古隊用考古聚落研究方法推算：僅在兩城鎮遺址及其周圍地區的873公頃土地上，當時這一地區就可能居住著6.3萬多人口，這是要以發達農業所提供的糧食為基礎的。根據解放初期我國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的資料，處在刀耕火種階段的原始農業，畝產穀物50~70斤，最高可達100斤左右，人均口糧也在400斤以上。如果由龍山時代兩城鎮及其周圍地區常住人口反推當時該地區糧食總產量至少為2500000斤，耕地總面積至少在50000畝以上，可見日照地區龍山時代原始農業之發達，土地承載能力之高。

「這裡降水充沛，氣候濕潤，源自五蓮山脈的短促河流在濱海地區形成了較早的農業文明。」據日照市博物館館員張雪晨介紹，當時原始農業已相當發達，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是種植的水稻、粟、小麥和大麥，其中水稻佔據了主要的比重，被人工種植的大豆可能是植物蛋白的攝取來源。採集業在當時還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因為考古學家們還在這裡發現了葡萄和李子等水果遺存。

農業發達也帶來了飲酒之風的興盛。專家通過對出土陶片上的殘留物進行檢測，發現了酒的成分。當時酒的主要發酵物是稻米、蜂蜜和水果，酒主要由稻米製成。專家在標本中還發現了含量較高的酒石酸或酒石酸鹽，這說明當時的先民已經使用野葡萄作為酒的發酵物，中國葡萄酒釀造「西來說」也不攻自破。劉紅軍說，這個發現把中國釀葡萄酒的歷史提前了兩千餘年。

兩城鎮遺址的保護難題

兩城鎮遺址規模及內涵為同時代所罕見，具有極高的考古和歷史價值。那麼，如何保護好這一規模巨大的遺址呢？

專家介紹，造成遺址被破壞的原因很多，其中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活動是重要因素。因為遺址很大一部分是現代居民區，當地居民在修建建築過程中一般是挖去熟土（一般為文化層或遺迹堆積），把房屋地基直接建造在生土之上，造成了遺址的毀滅性破壞。城市基本建設對遺址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佔壓和損毀，隨著經濟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這種佔壓和破壞還在繼續。再者，為提高經濟收入，當地很多居民或在遺址上種植桑樹等深根系植物，或建設蔬菜大棚佔壓遺址等，都對遺址本體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欒豐實就曾表示：「看到當地農民挖桑樹溝，感覺就像挖我的肉。」

除了人為破壞因素和經濟發展帶來的一些消極影響外，遺址本體也面臨著一些自然不可抗因素，如暴雨、積水、自然風化、潮河及其支流河床的擺動沖刷對沿河一帶的文化遺存的破壞性影響。

倘若讓兩城鎮遺址上的所有住戶和建築物等全部搬走，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山東考古研究所教授王永波認為，應該採取在重要區域限制發展的方法，如限制新建房屋，限制種植大型喬木和根系發達的灌木等。因為大棚對遺址的破壞性較大，所以大棚，特別是暖大棚必須實行強制拆除政策。（本報記者趙秋麗本報特約記者周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