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復外蒙的徐樹錚為何捲入五四風潮：迷戀舊文化

核心提示：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守舊派代表人物林紓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影射攻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新文化人士。小說的主人公「荊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時一個迷戀舊文化、手握重權的軍閥政客徐樹錚。小說是在暗指？是在求援？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作者：王彬彬（作者系文史學者、南京大學教授），原題：《徐樹錚：現實中的「荊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守舊派代表人物林紓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影射攻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新文化人士。小說的主人公「荊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時一個迷戀舊文化、手握重權的軍閥政客徐樹錚。小說是在暗指？是在求援？

「荊生」是誰

徐樹錚雖是民國初期北洋軍閥中皖系的骨幹，但畢竟不是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一類頭面人物，知名度不算很高。我對此人卻一直有些興趣，首要原因，是此人與「五四」時期以北大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有些關係。

當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魯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為主要陣地，將新文化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時，也就遭致保守、頑舊勢力的憎恨和反對，而林紓（琴南）則是這一勢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間，林紓大概是「忍無可忍」，接連做了幾個動作：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文言小說《荊生》、《妖夢》，以影射的筆法攻擊陳獨秀、胡適等北大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致蔡鶴卿太史書》），以論述的語言，對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運動盡情詆毀、謾罵。

眾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都必定要說到林紓的《致蔡鶴卿太史書》和蔡元培的《復林琴南書》，對二人的基本觀點，也總會有最低限度的介紹。這當然很是應該。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這確實是極重要的事件。但對林紓的《荊生》和《妖夢》，編撰者卻往往三言兩語、略略提及，並不對其內容作多少介紹。而有些文學史著作，對這兩篇小說乾脆連提都不提。中國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大概普遍認為林紓的這兩篇拙劣的文言小說，並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國的中國現代歷史研究者周策縱對此顯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稱「學術名著」的《五四運動史》中，周策縱對林致蔡的信和蔡復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詳細的介紹，在摘錄各自基本觀點時，漢譯本中都有數千字的篇幅。不僅如此，對林紓的《荊生》和《妖夢》這兩篇小說，周策縱也非常重視。對《妖夢》的基本觀點，介紹得很詳細。至於《荊生》，周策縱則摘錄原文近千字，幾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說，當我初次讀到這裡時，始而驚訝，繼而嘆服。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是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對「五四運動」進行總體性研究的書。周策縱面對的問題比單純的「五四」文學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處理的資料自然也遠為龐雜多樣，但卻如此重視林紓這兩篇文言小說，不能不讓我驚訝。驚訝之餘嘆服，因為這兩篇文言小說，比那些論說性文章，更能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林紓這一類保守、頑舊人物對新文化運動是如何的切齒痛恨。讀林紓這兩篇小說，我們實實在在地認識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月四日事件發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頑舊派，對陳獨秀、胡適這一批新文化人士，對這一批思想啟蒙者，真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的程度。這當然同時讓我們明白，這時期，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處境，其實是頗有些兇險的。

《荊生》發表於1919年2月17、18日的《新申報》。林紓對新文化運動的攻擊，尤其是他的這篇《荊生》，與本文要說的徐樹錚大有關係。《荊生》中首先出場的是「主人公」「荊生」：「有荊生者，漢中之南鄭人，薄游京師，下榻陶然亭之西廂，書一簏，銅簡一具，重十八斤，懸之壁間，寺僧不敢問其能運此簡否。然鬚眉偉然，知為健男子也。」「簡」者，「鐧」也，是一種兵器。林紓告訴讀者：這位「荊生」文武雙全。雖是「薄游」，但仍隨身帶著一竹箱書和一具銅鐧。接著是另三人出場：「時於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蠻榼載酒，其後轆轆三車，載三少年，一為皖人田其美，一為浙人金心異，一則狄莫，不知其何許人，悉新歸自美洲，能哲學，而田生尤穎異，能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金生則能『說文』，三人稱莫逆，相約為山游。」從小說發表始，直到今天，人們都認為田、金、狄三人，分別影射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似乎未見異議。周策縱對此作了說明：「田其美是指陳獨秀。根據中國古史，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二字意義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黨人陳其美的名字。金心異影射錢玄同。『金』與『錢』同義，而『異』與『同』則為相反詞。『胡』與『狄』都可指野蠻民族。以『莫』代『適』是據《論語》《里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或《左傳》昭公三十年：『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惠。』」（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嶽麓書社1999年8月版，第90、91頁注釋部分）田、金、狄三人坐定後，把酒縱談，詆毀孝道、「力掊孔子」。談興方濃，「忽聞有巨聲，板壁傾矣，撲其食案，杯碗俱碎。」繼而「一偉丈夫」從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污吾簡。……留爾以俟鬼誅。』」於是，三人「鼠竄下山」，而「回顧危闌之上，丈夫尚拊簡俯視，作獰笑也」。

林紓讓田、金、狄三人被這「偉丈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偉丈夫」罵之不足，動起了手足，三個文弱書生，當然只能「屁滾尿流」。小說一發表，人們在意識到田、金、狄分別影射陳、錢、胡的同時，也意識到這「荊生」是暗指其時的皖系軍閥徐樹錚。「荊生」實指徐樹錚，此點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直接或間接地談及。周策縱也認可這一說法。在《五四運動史》中，論及《荊生》、《妖夢》時，周說：「雖然林紓本人並不完全同意軍閥政府的各種內政外交政策，但許多人都相信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軍閥求援，要他們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隱含著徐樹錚，因為他是安福系最能幹的領導人物，又是極崇拜林紓的人。」

然而，近年卻有人作文為林紓叫屈，認為把「荊生」與徐樹錚聯繫起來，是厚誣了林紓，甚至強調新文化人士在「荊生」與徐樹錚之間劃等號，是一種「運動之術」。換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實也並不相信林紓是按照徐樹錚的形象在塑造荊生，他們之所以要說「荊生」實指徐樹錚，不過是一種鬥爭策略，是陷林紓於不義的一種手段。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應是這種觀點的始作俑者。中國學者陸建德則步樽本之後塵，也熱衷於為林紓翻案。陸建德發表於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說「荊生」，兼及運動之術》，表達的就是與樽本照雄同樣的觀點。

但這樣來談論這一問題，我以為是有些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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