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5

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太后還悠哉游哉，不當一回事。她每天游湖照相，養西洋狗，讀《紅樓夢》，甚至自製化妝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實。（《徐徹《慈禧大傳》》）　　歷經平壤兵敗和黃海失利後，太后就坐不住了，動起了求和的心思。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有一段頗為傳神的記載，乞和的大臣「和我自下午四點鐘談到六點鐘。他們兩人幾乎痛哭流涕，願意接受任何好的建議，答應今後辦這樣辦那樣」。　　在大清國的實力人物們謀求和平的時候，日本已經做好了把戰推向大清本土的一切準備。到1895年初，遼東全部失守，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軍海陸兩路，隨時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要求和了。在光緒帝手忙腳亂地指揮戰爭之際，慈禧開始秘密召見大臣，謀劃講和。　　然而那些年輕的主戰派官員卻堅決不同意。他們認為，以中國之大，如果血戰到底，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他們提出，遷都西安，以舉國之力和日本周旋.　　皇帝本是無擔當的人，面對爛攤子他不思補救，選擇逃避。他把所有的兵書戰策都扔到一邊，前線的戰報也任由它堆積如山。他不再廢寢忘食了，不再聚精會神了，不再連續不斷地召見、會議、指示了。皇帝躲在後宮，長時間地翻閱詩詞、戲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願想，他恨不得一覺不再醒來。　　當皇帝再一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們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　　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李鴻章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章雖死不能畫諾。」　　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皇帝說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忿然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然而，皇帝卻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同意割地的決心。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皇帝說，如果不割地，那麼「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台灣全島，並且軍費竟然達三億元。李鴻章一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翁同和表示如果能夠不割地，就是多賠些錢，戶部也一定千方百計籌集。孫毓汶、徐用儀二人則認為如果不割地，根本不可能成和。李鴻章頻繁拜訪美、俄、德等國使節，希望通過各國協調，勸說日本放棄割地的要求。但最終毫無結果。 　　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可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　　 4月20日，即《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三天，國內開始抗議了.當時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即電總理衙門，請求代奏阻止和議。他在奏摺中列舉《馬關條約》將給中國造成嚴重危害，反對對日妥協屈服。 　　4月23日，翰林院編修李桂林、宋伯魯、徐世昌、徐仁鑄、葉昌熾等83人聯銜上奏，反對割地賠款的講和條約。認為「所定條約，則目前之患愈深，日後之憂更大，既不能苟安於旦夕，且無從補救於將來，非暫緩批准，審議詳籌，不足以舒切患而存國脈。」 　　同一天，國子監祭酒陸潤庫等上奏《請宣示和議條款折》、《和議要挾難堪請飭廷臣會議折》，請求召集王公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同會議，加以駁正。 　　4月24日，軍機處收到山東巡撫李秉衡於19日發出的關於拒約再戰的奏摺，內稱：「如彼族要挾過甚，則拒其和議，勿為虛聲所恫嚇，勿為浮議所搖惑」，「臣雖老憊，願提一旅之師，以伸積憤，即捐糜頂踵亦所不惜」。 　　4月25日，幫辦北洋軍務四川提督宋慶致電督辦軍務處，要求拒約再戰。電云：「竊聞倭人逞其狡悍，無理要挾，既索巨款，復思侵地，為天下人所切齒，內而廷臣言路，外而疆吏，紛紛力爭，莫不出於忠憤；況身在行間，敵忔之誓，不與共戴。」「慶一介武夫，願與天下精兵捨身報國。」 　　當天，還有內閣大學士額勒和布等代奏侍讀奎華等內閣官員155人的條陳，內稱：「今聞倭人藉端要挾，有賠款、割地、屯兵各條，此誠五大洲未有之奇聞，三千年所無之變局也。」請求「皇上乾綱獨斷，萬勿批准約章，飭下王大臣再行妥議，毋貽後悔。」 　　戶科給事中洪良品上奏《請立毀和約片》，言辭激烈，鞭辟入裡。他認為日本如此要挾，是由於李鴻章「有心退避以就和局，倭人亦即竊透此意以肆邀挾。」李鴻章則「為倭鋪張聲勢，用心恐嚇朝廷。」（這話真是說得一點不假，無論李鴻章是否有心，他的確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作者）他請求皇上「聖明獨斷，立毀和約，勿循一切紛紜，以杜妄議。」 　　4月27日，裕祿、長順、依克唐阿等九人聯名電奏：「目前兵力民情，均屬振奮，仍尚可用。」「若議和公允，則尚無失進退之義；倘過於受欺，則慮民心難服，不久必復生釁，是目前之和難以持久，而將來之患所憂尤大。」「萬一彼族堅執不回，則以奉省兵團而論，尚可與之力戰。」 　　4月30日，都察院代遞廣東舉人粱啟超等81人呈文，內稱：「台灣既割，滇粵垂翦，即及廣東，誠不忍桑梓身家將淪左袵，上之為國，下之為家，懷抱憤郁，迫切呼號。伏乞皇上俯察民情，深計後患，保全疆土，嚴飭李鴻章訂正和款，勿割台灣。」當時齊集京師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的無比憤慨，在松筠闌集會，商討聯合請願，反對屈辱議和。但康有為吹的三千人集會他起草請願書是假的.（這個人數根據他的自編年譜；此外，他在1895年寫詩，題為「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牛皮越吹越大了！）實際上康有為當時並沒有真正實行「上書」！他只是在松筠庵門前聯絡了一些各地赴京的舉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議準備上書。但終究沒有實行。原因是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裡得知他考中了進士，如果他帶頭上書，眼看就要到手的「進士」功名就會取消，於是他臨陣退縮了！史料的鐵證是康有為的忠實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所附《雜記》、當時參與松筠庵聚會的「哀時老人未還氏」的《公車上書記序》、張大千提供的曾農髯、李梅庵（他們都參加過當年的松筠庵聚會）的回憶記錄。而那一天各地舉人和官員總共上書達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那才是真正的「公車上書」！ 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對議和之聲的情況下,到底能否一戰軍隊最有發言權。這一天中樞電旨分致主持前敵軍事之欽差大臣劉坤一及署北洋大臣王文韶，徵詢在軍事上之把握，藉以決定和戰。劉、王接電後迅速與諸將商討，而後分別回電。王文韶回電較簡，稱聶士成等軍必可一戰，關內外諸軍則「不敢臆斷」，對再戰成敗沒有把握。劉坤一複電主戰，認為持久二字，實為制倭要著。然而又說「坤職在兵戎，宗社所關，惟有殫竭血誠，力任戰事，此外非所敢知。」意思很明確，我是軍人，國家危難，只有拚死一戰，是戰是和我沒法說。一句話，對能否取勝也同樣沒有把握。　　那還有什麼辦法?只有簽啦. 　　5月21日，光緒特降硃諭公告全國臣民，宣示和約已定："近自和約定議以後，廷臣文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以期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皆發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秉權審處、萬不得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練，紛紀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至今日而關內外情勢更迫，北則竟逼遼瀋，南則直進京畿，皆現前意中之事。陪都為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各極尊崇，設一朝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沖沒，戰守更難措手；用是宵旰徬煌，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熟權，而後幡然定計。此中萬分為難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茲當批準定約，特將前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艱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儘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念，勿鶩空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中外臣工，有厚望焉。"（參見《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第206、207頁）

國家一打敗仗，就等於現了原形，誰都來踩兩腳。當時中國之局勢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割地賠款，早已呈四分五裂之勢。各國列強見狀爭相前來瓜分，惟恐落後半步。這才有了英居香港；葡有澳門；俄佔海參崴；日霸旅順；法領西貢的結局。所以說敗仗是萬萬打不得的，在叢林法則橫行的國際環境下更如此。　　1896年6月，山東曹州一帶鄉村因民、教奪地問題引起大刀會的反教暴動，不久即墨大刀會也毀教堂滅洋人。他們揚言「滅耶穌、天主兩教，將洋人一概逐出中原」，共搗毀教堂30餘處，2名在堂內的德國神甫能方濟和韓理被殺死。前兩日亦有該府壽張縣德國教堂被劫。　　事緣於張家莊教堂傳教士薛田資在當地發展教會勢力，教徒與平民衝突很厲害，引起當地人民和大刀會的不滿。這天傳教士能方濟(N和韓理，跑到巨野縣去有事，二人途經張家莊夜宿德國傳教士薛田資卧室，被當地群眾和大刀會發現，大刀會當夜將外來兩個傳教士殺死，薛田資則以宿他處逃脫一死。　　曹州府歷史上是個出「響馬」的地方，民風強悍。《水滸傳》里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也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而起的』捻軍「，也起於這一帶。不用說清末亂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當地老百姓之間的械鬥也是隨時都有的。只是這次械鬥的一方是教民，教民之後有洋人撐腰，問題就複雜了。案發以後，時任山東巡撫的李秉衡應對是理智的，他下令「火速破案」，短時間內就將涉及教案的當地群眾全部抓獲，並照會德國公使。逮捕了十幾名所謂「兇犯「，處分了州、縣官員，其辦理速度遠遠超過其他教案。其中兩人在聖誕節剛過就被刑斬，為了警告其餘，砍下的頭被塗黑了，在城東門上掛了好幾個星期。　　1897年11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諭外交大臣布洛夫電稱：「我昨日接到了關於山東袞州府德國教會突被襲擊，教士突被殺掠的官方報告。這樣，華人終究給我們提供了您的前任者---馬沙爾---好久所期待的理由與事件。我決定立即動手。因為根據從東亞旅行回國的人所作的書面或口頭的報告，毫無疑問，我們現正站在一個增強我們整個威信勢力及商業發展的轉折點。」、「上千的德國教民將揚眉吐氣，當他們知道德國的戰艦在他們跟前；幾百個德國商人將歡欣鼓舞，當他們知道德意志帝國最後已在東亞取得了一個堅強的據點；成千上萬的華人將發抖，當他們感覺德帝國的鐵拳沉重地壓在他們的頸上；而全德國人將歡迎他們的政府已作了一個英雄的勾當。我已令海軍提督立即開往膠州，膠州將是我們的。希望全世界人們從這件事上永遠取得這個教訓，對於我可以說『逆我者亡』。」 　　　　1897年11月14日，俄國駐北京代辦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維夫的情報稱：「兩個德國教士之偶然被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完全只是一個表面借口，德國政府決定，無論如何，即令是非常勉強的，利用它來進行早預先決定的堅決步驟，利用此種借口，它無疑打算實現其老早計劃獲得的獨佔港口。我以為這種假定是最可能的，因為德國公使在最近時期的的一切行動方式，尤其是目下在中國各港口旅行期間，不能不使人有這種思想，即海靖男爵似乎故意想引起這種事件，以便使德國有所借口作敵視性的有力行動。」　　1897年11月21日，德帝國首相何倫洛熙奏德皇威廉二世手稿稱：「不論中國政府採用任何方法，以圖避免履行其賠償，它們只都會有利於我們的目的，因為這樣，我們對我們的目的來說，也就不必過早地向他們攤牌。」　　德皇威廉二世認為奪取膠州灣的機會已經來臨，馬上與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密商膠州灣相關事宜，得到俄國的默許。7日，德皇親自向駐守上海的遠東艦隊司令棣特利斯少將下令，讓他指揮艦隊立刻起錨駛往膠州灣，去佔據那裡的土地。同時，德國為了穩住清廷，指派駐華公使海靖向清廷交涉巨野教案，以掩蓋德軍艦隊的北上。14日，德軍遠東艦隊的士兵在艦隊司令棣特里斯少將的率領下，強行登陸膠州灣。軟弱、無能的清朝政府竟然當地清軍不得抵抗，致使德軍步步進逼，清軍無奈只得退出膠州灣。清朝政府在強敵面前毫無準備，早已亂了陣腳。反覆嚴令駐防清軍穩紮嚴守，不得擅起兵端。等到德國遠洋艦隊強行在膠州灣登陸後。20日，海靖此時見時機已到，便抓住巨野教案一事大做文章，先是提出6條解決方案（即豎碑、撫釁、革職、賠款、建山東鐵路、租膠州灣。），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海靖見狀馬上以患病為借口，拒不出來與清廷官員會談。實際上是在等待本土駛來的特遣艦隊增援登陸之德軍。12月15日，德國的基爾港舉行格外隆重的歡送儀式，德皇決定再派遣一支規模更大的特遣艦隊，由德皇之弟亨利親王率領直奔遠東而來。德國佔據膠州灣之後，站穩足跟。為了進一步給清廷施加壓力，馬上派出兩支部隊各300～400人前往即墨和膠州。德兵所到之處亂占土地，私收稅款，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1897年11月13日下午4時許，膠州灣外海方向駛來三艘黑色的大型兵艦。那是德國的重巡洋艦凱撒號(Kaiser)為旗艦率領的輕巡洋艦威廉王子號(Wilhelm)和炮艦哥爾莫蘭號(Cormoran)。這三艘兵艦在回答了岸上清軍哨兵的詢問後，便來到前海的灣內下錨駐泊。按照以往慣例，外國兵艦來此駐泊，理應派代表上岸拜會當地的軍政大員，雙方還可相互贈送禮品。可當駐守膠州灣的清軍首領章高元派人送來請貼，欲請德軍官員前去赴宴。德軍卻不知為何，竟然婉拒，謊稱德艦來此只是遊歷。可能因心懷鬼胎，不敢前往吧？駐守膠州灣的清軍度過了最後一個平靜的夜晚。 　　次日清晨，天色微明。德軍炮艦哥爾莫蘭號便按照事先的行動計劃駛到後海的馬蹄礁附近（今後海小港西側），悄悄地放下數只舢板，將100餘名德軍士兵送到岸上。7時許，登陸的德軍兵分二路佔領了後海的清軍兵營和團島軍火庫，完成了對清軍的北線包圍。與此同時，駐泊在前海的德軍重巡洋艦愷撒號也駛入清軍設在前海的大鐵碼頭（今前海棧橋）西側，用舢板將300餘名德軍士兵送到岸上。登陸的德軍兵分三路，先佔領了大鐵碼頭旁的清軍倉庫和前海兵營，最後一路去膠州灣清軍衙門送達退兵通牒。完成了對清軍的南線包圍。德軍另一艘巡洋艦威廉王子號則駛到小青島的南側，將300餘名德軍士兵送上岸。登陸的德軍兵分三路，先佔領清軍衙門對面的青島炮台和北側的彈藥庫，完成了對清軍的東線包圍。另一路則直接去清軍衙門與送達退兵通牒的德軍匯合。 　　上午9時許，德軍見各路的佔領行動已經完成，再由德軍遠東艦隊司令棣特利斯少將派出特使安孟大尉帶領一支德軍在夏翻譯的陪同下，來到位於膠州灣前海東南側的清軍衙門（今市人民大會堂址），向還處於莫名其妙、手足無措的清軍總兵章高元遞交一封讓清軍退出膠州灣的退兵通牒。文中提出：「膠州灣一地，限三點鐘將駐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嶗山以外。只允帶火槍一車，其餘軍火炮位概不準帶，以四十八點鐘退清為限，過此即當敵軍辦理。」 　　德軍此次軍事行動的兵員約720名，其中有30名軍官；77名士官和610名士兵。德軍登陸後還攜帶著數門50～75毫米的輪式野炮。而駐守清軍有近四個營的兵力，約2000餘人，有兩處炮台5門150毫米加農炮及10餘門輕型野炮。但因當時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割地賠款，弄得國庫空虛，根本沒錢強軍保國。就連清軍在膠州灣修建幾處炮台的軍費也是捉襟見肘，建設工程修修停停，直到德軍強佔膠州灣時，尚有大部炮台未能完工。平日里清軍只發半數子彈，有相當部分也在日常訓練中消耗掉了。另外，國家不穩，局勢動蕩。清軍為了防止生變，也加強了對彈藥的集中保管，槍炮子彈限定在幾處軍火庫內存放。這就造成一旦有突發事變，清軍士兵手中的毛瑟步槍如同一支燒火棍。德軍自佔領清軍的兵營和軍火庫後，氣焰更顯囂張。11月16日下午，清政府來電指示：「惟有鎮靜嚴扎，任其恐嚇，不為所動，斷不可先行開炮，致釁自我啟。」嚴令清軍不得與德軍發生衝突，以免將事態擴大。德軍則氣勢囂張，不斷來到四方清軍兵營門前無理取鬧。他們威脅挑釁，甚至砸壞清軍哨兵數支步槍，面對德軍的暴行，軍中士兵紛紛言戰，卻被章高元竭力安撫。依照清廷旨意，清軍無奈開始向北面的滄口分批轉移，以免釁自我開。次日中午，膠州灣外海又駛來一艘大型運輸艦龍門號（Loomen），上面滿載近千名德軍官兵和大量的軍用物資。19日，德軍以棣特利斯少將要與章高元總兵會面商談兩軍事宜為由，將章高元誘至威廉王子號巡洋艦上嚴加看守，割斷聯繫，使清軍處於群龍無首的境地。德軍則加緊派出600餘名士兵分頭向即墨、膠州等地進發。德軍所到之處均切斷電報線路，封鎖縣衙，索要食品還擅自成立收稅機構。膠州灣這邊的德軍也是加緊武力恫嚇，擠占清軍營地，伺機搶奪清軍的武器彈藥。德軍此舉意在繼續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威逼讓步。 　　11月30日，北京總理衙門來電：「本日奉旨，著章高元移扎煙台。務即知會德提督勿再逼迫，容汝從容督隊移扎。」 　　12月3日晚上6時，章高元才被德軍送到岸上，一路行至滄口回營。5日，清軍北移. 　　從此膠州灣地區自1897年12月5日起，再無清軍的一兵一卒。德國殖民者在膠州灣地區站穩了腳跟，陰謀強佔膠州灣的殖民計劃得以實現。　　　　　　　　1898年3月6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與德國簽訂了《膠州灣租借條約》，簽約代表分別為中國的李鴻章和德國駐華公使海靖。條約的租期99年並允許德國修建膠濟鐵路；有權開採鐵路兩旁30華里內的一切礦產資源。7月17日，中德雙方互換條約文本，並著手勘驗租界邊線。德國殖民者完成了佔據膠州灣的一切法律行動.1897年12月5日，德國強佔膠州灣。12月30日，楊深秀授山東道監察御史。第二天，他就向光緒皇帝呈上《時事艱危、謹貢芻議折》，闡明「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監察御史楊深秀的首封奏摺在朝廷引起震動。正因為此奏摺提出的變革祖宗成法的問題至關重要，很快被軍機大臣們依照慣例，送交慈禧太后過目。據清官軍機處檔案記載：「本日御史楊深秀奏，時勢艱危，謹貢芻議折，奏旨存。謹將楊深秀折恭呈慈覽。"於三日後（1898年1月l日）楊深秀又以御史身分代康有為呈遞奏摺《請聯英國，立制德氛，益堅俄助折》.　　楊深秀之所以要遞上這奏摺，是因為德國在出兵強佔膠州灣之後，又通過外交途徑，向清政府提出六條無理要求，其中包括所謂懲凶、賠款以至於罷斥已調任四川總督的李秉衡等等。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對德國的苛刻要求感到束手無策，十分為難：倘若不允德使之求，深恐由此激成事端；如允諾德使請求，又怕各列強援引最惠國條例，「一國發其端，各國繼其後，」紛起效尤。因此，光緒派翁同和等總署大臣與德國駐華大使海靖反覆商榷，討價還價，「駁結舌敝唇焦」，(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23年11月22日)仍是「計無所出」。(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23年11月24日)楊深秀在這封奏摺中極力反對向德國妥協投降，他指出：「強敵環來，心膽自墮，一恫喝而勢必割地予之，吾地雖大，不將一朝而盡乎？」同時，他還認為沙俄是靠不住的，必須別圖它法。該折謂：「德人稱兵犯順，占我膠州，悍然挾我以六條難從之事，彼其意中以為，無能制其死命者耳。我適當鐵艦不備，海軍未復之時，不得不向俄國求將伯之助，乃俄雖有兵艦來泊旅順，竟不聞仗義執言，立斥強橫之舉，蓋倚人本難，集事而專倚一國，則尤未得計也」。楊還在此折中對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進行分析，比較早地揭破了沙俄和德國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合而圖我」的陰謀詭計：「夫我專倚俄，俄德固有舊盟，必不肯為我而絕德，兼聞德人未來時，其酉躬朝於俄，早已深謀堅約。而我無兵無艦，無以自立，俄豈能為我出死力，以保護我哉？」　　那麼，如何才能擺脫眼前的嚴重危機呢？楊深秀認為，「今日地球大國，北俄而南則英，吾華臨於兩強，勢頗似春秋之鄭。當時鄭人從晉，而亦兼從楚，俱非親交，俱非仇讎，要處兩大之中，即無專倚一國之理也。俄與我陸路毗連，誠不可不與深結矣，而英鐵艦二百艘，皆大倍他國，海軍之強，萬國無能與比隆者。今我專倚一俄，反足召英人之怒忌，且非止英而已，日本與俄有宿憤，亦必懼而協英以謀我，我將何以堪之。」因此，他主張「今若北聯俄矣，南更結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禍心，持兩端以觀變，矧他國而敢生覬覦乎？」楊主張聯合英國的理由有三條，其一，英國控制著戰略要地蘇伊士運河，「此河總辦為英太子，若竟不許其過，則無論何國，斷難飛渡，」「故聯英一策，所謂不戰而折萬國之兵也；」(第一歷史檔案館：楊深秀《請聯英國，主制德氛，益堅俄助折》)其二，法與英宿讎，「得隙便思報復；」其三，英「瓜分我地之心，較諸國為緩，」「比聞英實有願結中華之意，」「日本亦有聯我之心」，蓋事機立變，雖仇國亦當合也。」他以為，實行此辦法，便可制服德國，「倘不用此策，而割地以異德，各國誰不思踵其後而瓜分少許，英、日即其最先者矣！」　　楊深秀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上的《請斟酌歷代舊制正定四書文體折》中痛陳利弊，稱八股取士制度是「驅天下有用之才，而入於無用之地，」力主對那些「仍用八股庸濫之格，講章陳腐之言者,擯勿錄用。」楊深秀是第一個以奏章形式向皇帝提出科舉之弊端的，可以說是有史第一人。就在同一天，楊深秀還上書《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要光緒帝明確表態，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理舊之弊，對積極推行新政者予以嘉獎，對阻撓變法者統統罷斥。他說「理無兩可，事無中立，非定國是，無以示臣民之趨向；非明賞罰，無以為政事之推行。躑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兩端者不能行。」不同守舊勢力決裂，新法斷無成功之日。據清庭軍機處檔案記載，楊深秀於戊戌四月十三日一天之內，向光緒皇帝呈遞的新政奏摺居然達五件之多，且件件均關緊要，這在百日維新期間是絕無僅有的事。梁啟超在《殉難六烈士傳》中說：「三月以來，台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為最多。」　　1898年1月23日，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局艱難，提出自己的變法設想，在場者竟無一人發言。翁同和非常氣憤，大聲疾呼：我國正遭蠶食，昨日德國占膠澳，今日俄國索旅大；明日英，法、日本接踵而來，如此下去，國將不國。皇上為挽救危局，力主變法，「吾儕身為朝廷重臣，稍有心性，豈能對此無動於衷？」這番話讓恭親王奕訢很反感，他當天就密報西太后，攻擊翁同龢「誘惑皇上，別有用心」。　　5月31日，奕訢親王病死，維新派感到少了一塊絆腳石。翁同龢力勸光緒帝不失時機著手變法。6月1日、8日，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分別上疏光緒帝「請定國是」。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緒帝：「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於是，光緒頒發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國是詔》，宣布講求西學，變法自強，為清王朝的國策。由此開始百日維新。　　《明定國是詔》：「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可以說，1898年新政的政策與康有為政治方略之間的關係，康有為確實對新政詔書有相當的影響，但是清廷的政策並不是康有為個人觀念的簡單複寫，主要體現的還是清政府和上層統治者的意志。比如，新政的人事安排沿著三條線索向兩個方向發展，即清廷一方面破格召見並拔耀新人、小官，另一方面借變法之機安排滿族官員佔據關鍵官職，以便控制全國局勢；同時裁汰冗官，節省開支。這方面的政策不是康有為所說的起用康梁一系的維新人士。又比如，文化教育方面的改科舉、廢八股的新政措施，其深層動力實際來自統治集團的最上層如張之洞等。洋務派多是朝廷大員、地方督撫等實權人物，他們的思想觀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在維護中國傳統政體的前提下，可以學習西方進行一些技術性的改革，例如裁軍、練兵、推行保甲制度、開築鐵路、舉辦郵政、廢除漕運、開辦學堂等等，在張之洞、王文韶的奏摺中都有所論述，這些洋務派的主張和康有為的建議可能無大差別。　　慈禧一開始並不反對變法，就是基於這種舉國一致的認識。即使在政變後她下詔停止「不應奏事人員」上書言事，查封《時務報》，即對議論朝政的輿論加以鉗制。但對有關洋務依然強調「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才以及修武備、浚利源，實系有關國計民生者，即當切實次第舉行」。到了20世紀最初10年的新政。戊戌維新的各項未能實現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諸實施，有些方面已遠遠超過當時的預期。影響最為深遠的有兩項：一是穩妥地廢除了科舉，為現代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的發展準備了必要條件；二是開始系統地進行現代法制建設，《刑律》、《民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都已編成，《刑律》且已頒布實行，加上《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的實施，中世紀的行政兼理司法的體制終於廢棄，邁出了司法獨立實行現代法制的第一步。這些法律包括已編好而尚未頒布的法律為辛亥革命後的政府長期使用，影響極為深遠。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大清銀行條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等等的實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認可的預備立憲的有關措施包括在內，則困擾20世紀中國的最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設立資政院、咨議局及有關的請願活動中露出曙光。　　依此說來，慈禧不但不是維新變法的天敵，並且可以說後來成為護法尊者。至於戊戌政變，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她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劃。事關最高決定權，她無法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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