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三題 ? 國學網

06-15

國學三題

王武子

什麼是國學

　　國學是什麼？大家好象都清楚；但一具體到什麼是國學？好象又說不甚清楚，彷彿是有點可以意會難於言傳似的。翻檢幾部新舊版的《辭海》、《辭源》一類工具書，對「國學」一詞的定義均謂：「本國固有之學術也。」顯然，這種釋義比較抽象，仍給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覺。那麼究竟什麼是國學？國學一詞的本源何在？國學所包攝的內容範圍又是哪些呢？關於這類提問，我想援借牟潤孫先生關涉到「國學」的一文內容作答：

　　——所謂「國學」，其實是一個來自外國的名詞，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自稱為「漢學」Sinology，文字、語言、歷史、地理、考古、民俗、美術無所不包。中國人辦研究所，自然不能用「漢學」兩個字，於是改稱「國學」。幾十年來積非成是，大家沿用不疑……雖然中央研究院不用「國學」這個名稱，而人們心中所嚮往的仍是外國人的「漢學」，經過北大、清華，到史語所成立，清代考據餘風與外國「漢學」很容易地結合起來，成了「五四」以後中國文史之學發展的根源。（摘引《敬悼陳寅恪先生》一文，原載台灣《新夏》雜誌第11期，1970年5月台北出版）

　　略需說明的是，「五四」以後，胡適先生首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北京大學率先創辦研究所，成立「國學門」。嗣後，清華大學仿北京大學開辦國學研究院，禮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開啟了一代學風。站在今天來回顧昨天，幾十年來文科的頂尖人才主要源於清華研究院，理科的問鼎人物則主要出自西南聯大。此是題外話。再其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成立，這也就是文中所說的北大、清華、史語所。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學研究之風大盛，有關國學研究的刊物如雨後春筍，達幾十種之多，在當時的學術界，國學之研討成了一種蔚為大觀的氣象。檢閱歷史故實，我以為牟先生對「國學」一詞的解說正名是可信的。

國學與國學家

　　「國學」的基本概念已如上所述。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源頭來自清代的考據之學。有清一代形成的學術風尚，主要體現在乾嘉諸老的考據之學上。清儒治學講求證據，即所謂「訓詁明義理明」也。顧頡剛先生亦曾說過：考據文章好，好在說話有證據。考據之學又名「樸學」，即樸實之學，它本是針對晚明以來日見空疏的心性之學的一次反撥，但它發展的結果，卻形成了學脈學派，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行」，影響十分深遠。可見一種學術生命的延續，主要是靠發「內功」，它可能會受到外因的影響，在此時得勢，在彼時失勢，但它的學術價值卻是恆久的。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始，在中國學術界被公認的幾位國學大師，基本上亦是承續了清代考據之學的風緒，但又不同於清儒汲汲於訓詁考訂，而是更上一層樓。如章太炎先生及稍後的錢穆先生，他們在治學的方法上，均是以考據為基礎，然又不是專治一曲，而是期於淹貫博通，冶文史哲、儒釋道於一爐，既博大又精深。

　　中國的學術傳統，比較注重於「通」；西方的學術傳統，卻更強調於「專」。這是由於學術文化背景的根本不同所形成的。在現代社會學術分工日趨細密，學科分支日見紛繁，專家之學是理在必然，但從事物的另一面來看，通人之學就更顯稀罕。何謂「通人」之學？葛洪在《抱朴子·尚博》篇中有一解說：「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並斥陋儒不能認識通人博雜的真正價值，「或雲小道不足觀，或雲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緇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眾音雜而韶濩和也。」葛洪指出了通人之學能考鏡源流、舉綱張目的高明處。綜觀被譽為「國學大師」者，其共有之特點，無不皆是學兼四部、出入經史、騰踔百家的通儒碩學。

　　近幾十年來，由於不言而喻的原因，學術界多不用「國學」一詞，對所謂「國學家」也不大以為然。國學與國學家隱隱然代表著一種文化守舊，多少還蘊含有一點貶意。這本是一種偏見，一種不該出現而實際出現的偏見。

國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隨著時代的進步，學術研究應該貼近時代，好的學說思想還應該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指導作用。否則，任何一種好思想好學說，一旦脫離實際遠離社會，只能是一種裝飾品、點綴品，最終有可能會淪為毫無生命的木乃伊。

　　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學研究，在方法上應該不囿於清人的考據之學，在意義上應該有更大的現實針對性。現在倡導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這其中就有一個辨別、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實質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倫理道德型學說，儘管道家的思想源遠流長，但相對而言它不佔有主導地位。《易經》里講乾坤陰陽，揭示宇宙萬物之生命運動，儒道兩家的宇宙觀俱源於此。儒家比較傾向於乾卦之「自強不息」，而道家比較傾向於坤卦之「厚德載物」，儒家陽剛進取，道家陰柔退守，兩者相輔相成，可謂平分乾坤。儒家比較注重社會奉獻，道家比較著重個人自由，因此道家的思想在民間有比較廣泛的基礎，但在上層建築領域裡卻未產生過真正意義上的影響作用。現在一說到「弘揚」，當不可不辨良莠，不分巨細，單是儒家的思想，有精華也有糟粕。如儒家講「三綱五常」之倫理，「三綱」中首先講的「君為臣綱」，就無法開出現代民主。過去十億人的大國，共用一個頭腦思考，興衰成敗定於一尊，殷鑒未遠，教訓深刻。「父為子綱」則容易釀造出畸形的血統論。「夫為婦綱」之本身定位就顯示出男女不平等。可見「三綱」思想與現代社會已格格不入。而「五常」所倡的「仁、義、禮、智、信」，在人慾橫流、物慾橫流的今日社會，似能起到道德自律的作用，因此它仍具有積極的正麵價值。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固有的學說思想，我以為當代新儒家提出的「創造性的轉化」一說較宜，或可使之適應於現代社會的發展。

　　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學，實際上是講的更廣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時代不同，研治的方法、意義都應該有新的大的改變。講國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意義，必須注意兩個方面：一是認識，一是研究。沒有認識，就談不上研究；沒有研究，更談不上弘揚。今天研治國學，應該不只是停留在整理國故，文化積累的層面，更應該著眼於傳統與現代的接榫通軌，打通經脈，古為今用，去粗取精，推陳出新，俾使優秀的學術思想之花結出豐碩的文化生命之果來。

（原載《東方文化》1996年第一期）

　　附記：拙稿《國學三題》，原是十多年前分別發表於《大公報》及《東方文化》雜誌上的舊作。日前，因故重檢舊作，覺得當年的看法似未完全過時，於是央人照原文列印錄製，有意以舊文新刊於「國學網」上。希望對於釐清國學概念，能夠起到一點參考輔助作用。2009年8月20日記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