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壇鳥瞰（代序）－近代印人

近代印壇鳥瞰（代序）－近代印人

本書所說的近代印壇，指的是從辛亥革命後的一九二一年，至九十年代初的約八十多年間的印壇；即包括民國和新中國的大約前四十許年的兩個歷史時期。印人傳是寫個人的。所謂印壇鳥瞰，是想稍加歸納，作一個概略的回顧。

　　藝術都有其承傳性和連續性。近代印壇的形成和發展，當然輿晚清印壇有密切關係。自元人吾丘衍在《三十五舉》提倡師法秦漢，明清印人皆奉焉圭臬，至晚清也沒有例外。盛行清代近二百年的浙派，末流雖已成強弩之末，但亦有有志者，為振興印學而努力。對近代印壇有較大影響的，還有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等三位大師，都是澤被後學的傑出先驅，給後繼者帶來許多啟迪。

　　鳥瞰近代印埴，主要是簡括考察印藝流派和印學研究兩個方面。

　　一

　　印人封印藝的研求，主要來自師承，也有轉益多師，形成師承的交叉重疊；私淑同檬可以成才，且有泛濫諸家而一爐共冶者；亦有印風前後更迭，判若兩人者。類此比比皆是。因此，要把印人歸到某一流派去，殊非易事。那些師承明碓，謹守不二的，劃分比較好辦；但旗幟不明，或變動不居的，就難於歸屬了。

　　一 、璽印派

　　古璽（璽亦作金木、金爾、□、璽。下同。）漢印，是篆刻之本。明清印人常說『師法秦漢』，那是舊時誤把春秋戰國的古璽稱為秦璽，而秦又為時不長，直到清代後期，有識之士才予糾正，所以，準確的叫法，該作『師法古璽漠印』。古璽漢印傳世數以萬計，其中不乏藝術形式及文字體態挪移、增減等多方面的典範。這是篆刻藝術取之不竭、用之無窮的淵□。清代著名學者陳澧在其《摹印述》中曾說：『璽印，為物雖小，而可興鼎彝碑版同珍』。這是很恰切的。一度流行的皖派、浙派，皆從漢印派生而出；從這豐碩的文化遺產中，只要找出一二特點加以發揮，便足名家，自樹一幟。有些識者，並不屑在明清流派名家作品中討生活，安師其所師，自闖路子。這當中，像王石經、羅振玉、童大年、馬衡、羅福頤、簡經綸、丁佛言、馬公愚、秦咢生、朱復戡、楊仲子、董作賓、余任天等，都是此中高手。 師法璽印，有極工□者，王石經、羅福頤兩先生即屬佳例。王石經曾在萬印樓主人陳介祺家任西席，獲遍覽所藏珍品，其印專師漢鑄印中之規整者，功力深至，妙得準繩；亦喜擷取周金漢石文字人印，荘穆自然。福頤先生為羅振玉子，淵源家學，十七歲便有《待時軒仿古印草》問世，精摹古璽漢印文字殆遍，他刀下的朱文小璽秀挺，漢白文鑄印渾厚端嚴，幾興古人之作難分軒輊，他絕不輕涉明清印派些許習氣，其專詣若此。而喜作寫意一路、不事修飾的，當推簡經綸，所治印皆跌宕參差，亂頭粗服，韻趣天成。折衷工意者，有馬衡、秦咢生諸老。楊仲子、朱復戡工凝古璽；馬公愚、余任天則長於漢鑄□印。諸家各有專擅，並領風騷。

　　二、浙派

　　浙派晚出於皖派，兩派其實都以漢印為典則，只是藝術觀點有所不同。皖派主厚拙靜穆，浙派先驅丁敬早期也取法過皖派，後改以朴老遒勁為尚，並用細碎切刀刃石，才自成體貌。繼之而起者，有黃易、蔣仁、奚岡、陳豫鍾、陳鴻齋、趙之琛、錢松等，世稱『西泠八家』。到了浙派末流，摹襲陳鴻壽、趙之琛兩家成風，千人一面，便漸次衰落。本世紀初，一批年輕而志切興革的浙派篆刻家，以丁仁、王福庵、吳隱、葉銘為首，並連同唐源鄴等，抱著『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宏願，籌組『西泠印社』，不分派別，廣泛聯絡同好，整理和印行印學資料，一九二二年敦請吳昌碩為社長，帶領同僭前進。除上事各位外，還有高時顯、高時敷等兄弟，及稍後的韓登安、葉潞淵、吳朴。他們的特點是：在鑽研浙派的同時，並以十分積極的態度向古代璽印和鄧石如、趙之謙等大家學習。 近代浙派的名家，年輩較高、印藝較出色的，當推鍾以敬，他兼擅曼生、次閑之法，而巧於蘊蓄，又參用鄧石如法作貼連朱文，連款則得秋堂之妙，溫雅多才，堪稱浙派印家中的後勁。西泠印社的四位創辦人：丁仁為明清名印鑒藏家，精於印學，固諳浙派印藝，但鮮奏刀；吳隱、葉銘並曼生法，刀法喜從恣，吳隱後得缶翁的指授，多以古籀入印，突破浙派的樊籬，風格為之一變；王福庵習浙派而不樂生辣突兀，喜以工穩淳樸為宗，博綜皖派，旁及讓之、撝叔，及明人朱文，精雅絕論。四人之中，印藝自以福庵為甲覯。唐醉石為長沙人，年輕時居杭州，輿丁、王、吳、葉四先生同好，其擬曼生，大刀闊斧，穩健蒼莽，有以復興浙派印藝而譽之者。福老弟子韓登安先生及吳朴皆後起，吳朴生於二十年代初，該是浙派的殿軍了。

　　三、吳派

　　以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為宗師的吳派，是近代印派中的一個大派。吳氏早年先後學過浙派、徐三庚、錢松、吳熙載諸家，後來獲觀古代璽印、封泥、磚瓦等金石文字，廣搜博探，擷其精蘊，然後熔冶一爐。特別是他對石鼓文的酷嗜□深有體會，便將其婉轉雄健的意態，參合於篆印文字之中，所謂『印從書出』，生面獨開，促成了藝術新貌的創立；又以錢松的切中帶削的刀法，與吳熙載的沖刀，結合使用，更加強了刀法的變化；從四十多歲開始，改用『鈍刀入』之法，縱挺橫張，古拙奇肆的獨特風姿愈形突出了。他在《刻印長古》一詩中，有『膺古之病不可葯』、『自我作古空群雄』、『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雄所宗？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等語，俱見他可貴的創新精神。他的印藝，不但影響中國印壇，而且及於東鄰日本、韓國。從學弟子很多，除兒子吳涵、吳邁外，主要有徐新周、趙雲壑、趙石、陳衡恪、陳半丁、李苦李、樓邨、錢瘦鐵、王個簃、諸樂三、沙孟海、周梅谷等；私淑者則有朱其石、鄒夢禪等。

　　昌碩先生步入民國時，年已六十有八，一直主持風雅到八十四歲離開人世。弟子中最得其神貌的，要數王個簃和諸樂三。徐新周線條比較方勻堅實，不若缶翁的渾厚恣肆。趙雲壑特重筆意，他在邊跋中說：『余不規規於秦若漢，而取篆隸之法行之，不自知其為揮灑為雕鎪也。』錢瘦鐵晚年喜參人《天發神讖碑》筆勢，是以跌宕縱橫有騰於前。趙石變昌碩先生之圓轉渾樸為圓折廉厲，這是他創作上個性的表現。鄧散木說：『學吳而不為吳氏所囿，其惟趙氏一人，豈特青水藍冰已哉。『並將趙石另樹為『趙派』或『虞山派』。鄧氏推重其師，此屬美德，但是否已至『青水藍冰』、非要另立一派不可了呢？恐怕還是見仁見智而已。關於陳衡恪，齊白石曾認為：陳氏朱文之拙，能肖缶翁之神；但他在一九一九年即四十四歲以後已變師法。白石沒有舉例。我們在《染倉室印存》中所見的『安居長年』、『循吏世家』等印，似已參用黃士陵陟直的沖刀，及平整光潔的篆勢，運斤成風，另具新意。沙孟海之學缶翁，基本不襲其貌，僅師其古樸厚重的神韻，選取金石文字以供創作，堪稱善學的楷模。

　　鄧散木把他的老師趙石仍存缶翁圓潤的線條，著力轉化為方勁雄強，加以裝飾排比，如要說另樹流派的話，趙石未能達至的，經過鄧散木刻意的發揮，條件可說大備了。

　　四、黟山派

　　黟山派，指的是師承黃士陵的流派。黃氏安徽黟縣人，別號黟山人，故名。他先後寓居廣州十六年，第二次是應廣東巡撫吳大澄之邀來粵，除任職廣雅書局校書堂外，並助吳大澄編拓《十六金符齋印譜》。目驗古印既多，凡未經鏽蝕者，筆畫皆光潔□銳，在創作上受到啟發，他並挹取銅器銘文之稍放逸者移入印中，以陡直的沖刀成之，由是一新耳目。他的學生李尹桑曾說：『悲盫（趙之謙）之學在貞石，黟山（黃士陵）之學在吉金。悲盫之功在秦漢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黃氏的古璽，文字確得諸兩周金文；而漢印則每從漢金文變化而出。李尹桑的話，前段是說對了；後段話究其實際，則黃氏對秦漢以下的金文也兼而取之，並非全在三代以上。黃士陵的印，在平實中寓險峻，線條挺健爽利，看膩了浙派鋸牙燕尾的，一看頓覺精神為之振奮。這是他的成功之處。他生於一八四九年，比吳昌碩小五歲，一九0八年卒，四年之後才發生辛亥革命。親傳其藝的，除李尹桑外，還有他兒子黃少牧；易孺雖曾問藝於他，但非門弟子。私淑他的人很多，有鄧爾雅、鍾剛中、喬大壯、馮康侯、余仲嘉、張祥凝、孫龍父、羅叔子等，各有不同的成就。

　　李尹桑固精黟山之法，但成就最為人們稱賞的，應屬凝古璽之作，在《李尹桑印存》中，風格多樣，大有冰水青藍之妙。黃少牧雖得家傳，惜意偏干祿，疏於研求，懂得皮相。易孺早年之作，法乳牧甫，中歲浸淫古陶文字，跌宕奇崛，別饒情致。鄧爾雅、喬大壯兩公皆清剛俊逸，並為時賢所譽，喬氏尤擅多字璽，穿插變化，備極匠心。馮師康侯曾得牧甫從初刻、修改至定稿的蛻本，由是悟其要□，形神兼得。鍾剛中生平最佩牧甫，布篆以黟山焉師，刀亦薄小，然以紛披姿態出之，得不似之似。

　　五、趙派

　　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是篆刻史上一員驍將，他看到鄧石如採用碑額等篆書入印，深有啟發，便廣取鏡銘、權詔、錢幣銘文，及難於入印的《天發神讖碑》、《三公山碑》等碑字融會印中，異態新姿，意境高妙，開啟了『印外求印』的坦途，可惜因踏足仕途，四十多歲便擱刀不刻。弟子錢式、朱志復，未足以傳其藝。趙時桐（一八七四——一九四五）雖出私淑，但道藝精深，能遙接風神，進而上窺漢鑄印，平正中寓奇崛，秀雅中寓厚拙，且擅古璽，旁及元明人朱文，所作曠逸醇古，淵雅閎正，開整飭一派。在當時滬上印壇，與吳昌碩並稱一時瑜亮。門弟子五十餘人，以印著名者有陳巨來、方介堪、葉潞淵、趙鶴琴、張魯盫諸位，另有再傳弟子徐無聞。私淑趙之謙而馳譽北國的，還有壽璽及其弟子金禹民等。

　　叔孺先生教導學生十分強調學習古人的精髓，不拘拘於摹仿老師的面目，說學他如像了他，便不能勝過他了。可說教導得法。陳巨來是趙氏早期弟子，他遵從師訓，以嚴格的工穩典雅、平和秀潤的要求，精究漢鑄印和圓朱文，兩者都達到了典雅審美的高境界，整飭而不刻板，醇厚而見流動。介堪先生在師承乃師的同時，特别致力漢玉印的研究，玉料難得，製作精巧，而且質地堅緻，筆法刀法不會因年代久遠而受損，他沉潛於此，遂得悟漢印的妙諦；鳥蟲書印是漢印中的另一奇葩，經他的發皇，沉寂近二千年而大盛於常世。葉潞翁初習浙派，由於趙氏的啟導，並工古璽漢鑄印及元明朱文，然不襲同門之趣，於整飭中喜以蒼古樸茂之態出之，妙於拼筆，刀趣盎然；晚年作重，尤得神采。

　　壽璽有室名『婕蕪齋』，□指趙之謙的『二金□堂』，蕪指吳昌碩的『飯青蕪室』，蓋有兼師雨家之意。然其布篆和用刀皆秀逸光潔，實得於趙而罕有吳風。他久居北京，以篆刻任教各藝術院校，桃李甚眾，是傳播趙派的另一員大將。

　　六、齊派

　　湘潭齊白石（一八六si——一九五七），年少家貧，當過雕花木匠。三十歲才習篆刻，初摹丁敬、黃易；門徑既得，繼學趙之謙的《二金婕堂印譜》，對刀法的橫直賓士，一見傾佩；臨寫《三公山碑》及《天發神讖碑》後，篆法丕變；又從秦詔版、權量文字中得縱橫馳騁、妙於聚散穿插之竅。經過三十年的反覆探求，到『花甲』之年，開展『衰年變法』，才奠定個性特強的藝術面目，綫條大疏大密，行刀有『大道縱橫，放膽行去』之說；他用單刀側持沖刻，故白文橫畫皆向上剝落、直豎皆向左剝落，而朱文則反是；凌厲迅猛，痛快淋漓，自然形成的拼筆殘連，給人以蒼茫古奧之感。時在二十年代初葉，這是民國時期湧現的一代大師。齊老在《題某生印存》一詩中寫道：『做摹蝕削可愁人，與世相違我輩能。快劍斷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可視作他印藝的宣言書。他門下弟子甚多，主要有賀培新、周鐵衡、姚石倩、蕭友於、劉淑度、羅祥止等。

　　白石弟子用刀最恢閎雄放的，莫過於賀培新，但他布篆不喜作欹側之勢，是以姿致獨出。蕭友於喜欹側作勢，然用刀之雄放則不如賀氏。劉淑度用刀爽利而無兒女態，已屬難能。羅祥止追隨齊翁較早，白石文字屢及其名，可惜綫條傷於纖弱，還不及周鐵衡、姚石倩的酣暢。要真正掌握齊派『縱橫歪倒貴天真」』（齊白石句）的藝術特色，當非易易。

　　上述介紹的所謂六派，只是一個粗略的歸類，未必妥貼。個別篆刻家，如馬一浮、吳子復兩老，所作固得古趣，全從其書而出，不蹈襲任何家派，所謂自鳴天籟，似不便歸於前述六派中任何一派。也有少數印家，印路極廣，十八般武藝，樣樣皆精，如王大忻、馮康侯諸老，璽印之外，任何流派風格，皆可隨手鐫出，且置之所擬某流派譜中，不獨難辨，直是佳選，且本身也有自己的風致。這類高手不多，令人嘆服。

　　印藝的出新，地下金石文字的新發現是一項觸發創作靈感的重要因素。自甲骨的出土，才有簡經綸、董作賓、楊仲子等率先人印的範例。而漢簡及敦煌寫經的發現，於印作的反應似較少鮮，三十多年前，知堂老人曾寄示魏建功為他所鐫的『苦茶庵知堂記』一印，意參章草，用筆變圓為方，巧於聚散，極具匠心，似屬難得的例子。六十年代初，韓登安先生刻《毛主Xi詩詞刻石》之《菩薩蠻·大柏地》一印，即以出土不久的戰國楚竹簡文字體勢成之，生面獨開，頗得》《楚王□□盤銘》及《楚王□簠銘》之妙。至以六朝碑刻文字入印，鄧爾雅、張樾丞等印家佳制如林，這裹就從略了。

　　二

　　在印學史上，近代應該說是成就比較突出的一個歷史時期。這與古賢所說的：『為學如積薪，後來居上』，正相符合。

　　一、印譜編集

　　據羅福頤《增訂印譜考》著錄，自宋《宣和印譜》至一九四九年二前後約七百九十年，公私所輯古印譜共有二百五十一種（減去日本人所編六種，實為二四五種） ，其中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八年短短的三十七年，就有七十九種。這個時期編拓的古印譜，較之乾嘉以來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豐富而多樣。

　　這當中，已故印人羅振玉即編有《罄室所藏璽印續集》、《齊魯封泥集存》、《赫連泉館古印續存》、《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凝清室所藏周秦璽印》、《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西夏官印集存》、《貞松堂所見古璽印集》、《後四原堂古印零拾》，黃賓虹有《濱虹草堂藏古璽印》初、二集，吳隱有《遜盫秦漢古銅印譜》、《籑籀簃古璽選》，王光烈有《昔則廬古璽印存》一、二、三集，王獻唐有《兩漢印帚》，羅福頤有《待時軒印存》，高時敷有《樂只室古璽印存》，商承祚有《契齋古印存》等。當然，我們不能遺忘收藏家陳漢第所輯的《伏廬藏印》、陳寶琛的《澄秋館印存》、周進的《魏石經室古璽印影》、《季木藏印》，及古董商黃睿《尊古齋印存》等，皆斐然可觀。七十年代，羅福頤先生更主編了《古璽彙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故宮博物館古璽印選》，尤為煌煌巨構。 明清名家印譜的編拓，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丁丑劫餘印存》，由丁仁、高時敷、葛昌楹、俞人萃四家出其所藏□輯，收二百七十三印家，凡一千九百餘印，合四函二十大冊。其後，高時敷、丁仁、葛昌楹、張魯盫，也各就所藏，分別編拓了不少名印人的專譜。

　　二、印學著作

　　（一）印史考證

　　羅福頤先生對古璽印的研究，可說畢其一生奉獻於此，特別是晚年所著《古璽印概論》、《近百年來對古璽印研究之發展》兩書的綜合探索，已為古印史初步鑿破鴻蒙。元人吾丘衍有三代無印之說，迄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二），陳介祺始謂『朱文銅印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近兩周者』。一八八一年，王懿榮序《齊魯古印攘》，指出古璽有司徒、司馬、司工，皆見《周官》。到一九一五年，羅振玉發現古璽有『得志』、『敬事』等成語璽。其後，福頤先生結合載籍，考出大批武官及其他行政官吏的官璽，對古璽的認識由是突進了一大步；還推究出『日庚都萃車馬』為烙馬印。至於秦漢至南北朝官印，往時以為皆出古人佩用，及長沙馬王堆西漢利倉墓『長沙丞相』、『軚侯之印』兩印出土，審其製作草率，顯屬明器無疑。按當時規定，官吏遷死，印綬必須歸還。而傳世大量官印，除中下級軍將戰死沙埸，與印並歿者似皆為實用品外，其餘出於冢墓者，大抵為殮葬專用之物；官職後附以姓名的，亦非生人佩用之品。羅老從文字、印鈕、制度等多角度進行古璽印時代kao證，創穫特多。他還從官印、封泥，補正官制、史志的缺失，大有助於古史的研究。

　　沙孟海先生的《印學史》，上編為印章舊制，主要談印章起源、用途及各種品式；下編是印學體系，自宋米芾至近代印家流派藝術。這是一部極其精要的印章藝術史。比較而言，上編對古璽印的考索，未如羅氏的詳盡，謂『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印『可能是漢代最高統治階級的專用佩印』，似不若羅氏所云『不過是漢人殉葬印』妥適。下編沙老推倒文彭為『篆刻之祖』的舊說，根據米芾在褚摹《蘭亭》上跋後連鈐的七顆用印，輿他的篆書韻致相同，及《書史》《畫史》所論治印、用印觀點吻合，考定米芾為第一輩印家，第二輩是趙孟俯與吾丘衍，第三輩是元末王冕，明代中晚期的文彭、何震為第四輩。從而將篆刻的年代，提早了五百年。這是一大重要發現。沙老《新安印派簡史》與葉潞淵先生的《略論浙派的篆刻藝術》兩文（俱見西泠印社所編《印學論叢》），所論皖派、浙派均甚細密，可與《印學史》有關部份共參。

　　對明清印人行誼及作品的考證，柴子英先生的二十篇《讀（廣印人傳）札記》，及有關周亮工《印人傳》版本問題，何震、鄧石如史跡遣印的綜述，文彭、陳曼生印作的辨偽等文，皆足為冶印史者聽留意。

　　（二）印藝研究甲、論文類

　　一 《個簃印旨》 王個簃著。一九二四年著成；。綫裝單行本。凡十三章，篇目為：溯源、窮變、辨體、立基、成局、運刀、別才、刻邊、題款、神韻、病忌、印譜、附錄等，全文約九千字。

　　二 《刻印源流》 傅抱石著。一九二六年初稿，一九四○年三月廿一日發表於重慶版《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略於先秦，而詳於文何及皖浙兩派，文長五千餘字。

　　三 《印學概述》 沙孟海著。一九二八年，沙老曾有《印學概論》刊於《東方雜誌》，享譽一時。一九六二年乃將舊稿加以校訂，易名曰《印學概述》以備同好觀覽。承以複寫本見贈。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創製時期，分璽、漢晉官私印、九疊文、詞句印、圖書賞鑒印、齋館別號印、花押印、圓朱；下篇為遊藝時期，分文何、皖派、浙派、鄧派、趙之謙、吳俊卿、細朱文。凡七千四百餘字。

　　四 《古印概論》 黃質（賓虹）著。一九三○年刊於《東方雜誌》，分文字蛻變之大因、名稱施用之實證、形質製作之代異、譜系傳世之提要、考證經史之闕誤、篆刻名家之法古等六部份。全文七千二百字。

　　五 《古今篆刻漫談》 王光烈著。一九三三年著，一九三五年單行本。凡二十二節，於古璽印時代及特點的考辨，有相當的識力。全文一萬一千字。

　　六 《槐堂摹印淺說》 陳衡恪述，王道遠錄。道遠為陳氏弟子，據師論述整理而成。計分審字、定體、布局、印製、刻法、周秦印璽、漢印、泥封、碑碣、金文、陶文、磚瓦文、鄧派、後浙派、前徽派十五則，共五千四百字。其後有齊白石己卯（一九三九）年跋語。一九六二年台灣有單行本。

　　七 《中國篆刻史述略》 傅抱石著。作於一九四○年九月，計分：緒論；一、篆刻的萌芽時期；二、篆刻的古典時期；三、篆刻的沈滯時期；四、篆刻的昌盛時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經人整理後，始在香港《美術家》雜誌第十一、十二期發表。

　　八 《談刻印》 馬衡著。一九四四年刊於《說文月刊》四卷合刊本。首先辨明金石家不等同刻印家，但認為金石家可不必為刻印家，而刻印家則必出於金石家，以刻印如不諳熟文字源流、金石意趣，斷難有精好之作，並分名稱、形制、鈕式、文字與章法、材質與刻鑄、陰陽文之別、施用之方法等七方面加以論述，深入淺出，為治印入門要訣。

　　九 《然犀室印學心印》 來楚生著。文章在來氏逝世後五年始披露於《書法》雜誌總第十一、十二期。分印面、邊闌、疏密、綫條、淺深、章法、刀法、逼邊、款識、選刀、品式、擇石、停勻等十三則，皆甘苦有得之談。共二千五百字。

　　一○ 《關於印人黃牧父》 傅抱石著。一九四○年十月廿八日、十一月四日刊於重慶版《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後輯人《傳抱石美術文集》。約七千五百字。

　　一一 《白石老人的篆刻藝術》 傅抱石著。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撰，發表於三月廿九日《人民日報》，為《齊白石作品集·印譜》序言，後輯人《傅抱石美術文集》。文長八千字。

　　一二 《散木印藝》 單曉天與張用博合著。一九八四年撰寫，上海書畫出版社印行。凡四萬字。

　　一三 《來楚生篆刻藝術》 單曉天與張用博合著。一九八四年撰寫，上海書畫出版社印行。凡八萬字。

　　乙、講義類

　　一 《篆刻學講義》 壽璽（石工）著。一九二七年《湖社月刊》發表，一九三三年北京銘泉閣有增訂本。計分：宗主、旁通、名式、派別、棄取、選材、著墨、章法、運刀、款識、潤色、印人等十二章。凡一萬二千字。壽氏治印功力至深，又長期從事教學，所談皆扼要中肯。

　　二 《治印談叢》 潘天壽著。系應國立藝專篆刻課而作的講稿，一九四五年寫成。計分：源流、別派、名稱、選材、分類、體制、參譜、明篆、布置、著墨、運刀、具款、濡朱、工具、餘論等十五部份。凡三萬四千餘字。解說簡要而明晰。已收入《潘天壽美術文集》。

　　三 《金石篆刻研究》 李健著。著作年份不詳。李氏在上海美專講授篆刻課，聞以此為講稿，亦名《金石篆刻研討篇》。香港商務印書館有刊本。計分三篇，凡二十四章，一百八十餘頁，於篆刻之釋名，與金石學關係，及印章制度、刀法、經營位置、邊款、印材、印人傳及篆刻書目等皆為詳列。

　　四 《篆刻學》 鄧散木著。三十年代，鄧氏在上海舉辦廁簡樓金石篆刻講座，曾印有講義，此書即據以修改補充而成。上編有述篆、述印、別派、款識計四章七節；下編有篆法、章法、刀法、雜識、參考計五章二十八節，於章法論述特詳，配以大量圖版，約七萬字。一九七九年五月人民美術出版社刊行。

　　丙、札記類

　　一 《雕蟲小言》 容庚著。一九一九年以容容齋署名發表於《小說月報》十卷三、四號。共四十三則，約九千五百字。

　　二 《虹廬筆剩》 黃質（賓虹）著。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發表於《學術世界》第一卷第三期至第十期。主要談古印名譜、各家藏印、印史掌故等。凡五十七則，三萬四千餘字。

　　三 《五監精舍印話》 王獻唐著。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間寫成，一九八四年齊魯書社刊行。凡一百七十九篇，王氏精究古印，所談皆古印形制、印文考釋、刻制、印史、印譜、鑒賞等方面。共二十四萬餘字。

　　四 《楓谷語印》 郭楓谷（組南）著。一九四四年九、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刊於《學海月刊》。凡四十則。郭氏為福建人，對印石、刻鈕、制印泥等，多有涉及，亦他書所罕見。共一萬一千餘字。

　　五 《頤諼樓印話》 陳子奮著。具體撰寫時間不詳，約在四十年代後期。傳鈔本。一百一十則，一萬七千餘字。

　　六 《安持精舍印話》 陳巨來著。首次發表於一九五六年《趙叔孺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紀念特刊》。共二十則，二千五百字。後輯人一九八二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刊行的《安持精舍印□》、一九八七年西泠印社刊行的《印學論叢》兩書。

　　七 《沙邨印話》 沙孟海著。始作於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si年刪定，一九八四年發表於《書譜》第十卷第二至第六期。得一百一十四則，治藝心得與老輩印人交往之樂，皆形諸筆端，其中不乏民國印壇史料。約一萬五千字。

　　（三）印人傳略

　　為印人立傳，始於清初周亮工所寫的《印人傳》，僅得六十三人，實為未竟之作。乾隆間，汪啟淑繼踵，成《續印人傳》，凡收一百二十八人。

　　清末，葉銘有志賡續，經過十多年的廣徵博採，纂成《再續印人小傳》，連補遣在內，得六百零一人，文字一般比較短小，簡者僅十餘字，故以『小傳』名之。另附印人姓氏一三八人。其後，葉銘又在此書基礎上大事增補，於一九二八年出版《廣印人傳》，共十六卷（第十六卷為日本印人，得六十三位），中國印人連補遣共計一千七百四十三人。人數確大大增加了，但編撰比較粗率，舛誤重出屢見。我曾加點核，竟有一百九十多人僅記姓名，別無任何記錄。

　　早年曾受葉銘委託增校《廣印人傳》的秦康祥，一九六二年約同柴子英、韓登安兩位合力纂輯《印人匯傳》，柴氏長於明清印人史跡考訂，韓氏則主近世印友之亡故者，分工合作，每傳一般三、四十字，多者達百許字，經過四年搜輯編撰，共得約三千人，網羅甚廣。正在整理期間，『文革』忽至，禍件盡付灰劫。 至以一縣為單位而編撰的印人傳，容庚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曾有《東莞印人傳》之作。得十九人，起自明人鄧雲霄、袁登道，而迄於其弟容肇新，小傳出於石印，而印跡均以原鈐，甚為難得。

　　（四）工具書纂輯

　　甲、字書

　　璽印字書的編集，不獨便於篆印用字的挑選，而且有助於印字的彙輯和研究。

　　羅福頤先生經過八年摹輯，一九三○年出版了《古璽文字徵》十四卷、附錄一卷，《漢印文字徵》十四卷、附錄一卷。悉從四十種古印譜中考釋摹錄而出，每字之下，皆錄全印印文，及印譜簡稱。特別是古璽文字，向無專書，實為創舉。經過四十八年之後，由於古璽印大量出土，一九七八年，羅先生再接再厲，有《漢印文字徵》增訂本問世，較諸舊版內容增加三份一強，收字二六si六字，重文七四三三字，合共一○○七九字。後復奔走南北，所見益多，一九八二年，又出版了《漢印文字徵補遺》，新增單字三一○字，連重文一三六八字，由其子隨祖摹補。至原來的《古璽文字徵》，經歷五十一個春秋並廣事增訂，一九八一年易名為《古璽文編》出版，收字二七七三字，其中正編一四三二字，合文三一字，附錄二二一○字，而且各字由摹寫改為照原鈐本影印，益增真確。

　　孟昭鴻氏也有兩字書出版，一是一九三三年面世的《漢印文字類纂》（亦名《印字類纂》），另一是一九三四年印行的《漢印分韻三集》。

　　《璽印文綜》為方介堪先生早年所摹集，盧溝橋事變，自北平倉皇南歸，丟失第十四卷， 後經變亂，書稿復有殘損。到方老年八十，才由弟子整理續補，歷九年而後成，這時方老已病危無法審校，全書收單字三九七五字，連重文共二萬一千八百餘字，一九八九年由上海書店印行。收字之富確遠勝他書。惟每字下並欠附錄相關印文，不便查考；而釋字仍有少數可商。

　　對古璽印文字的考釋，黃質有《濱虹草堂璽印釋文》，創見不鮮，遣稿經吳朴選用二百餘方，已於一九五八年印行。近年復由浙江省博物館重加整理，更名《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九九五年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影印行世。

　　至輯錄明清流派名家印篆為字書，則有韓登安先生的《明清印篆選錄》。所采印家始於文彭，迄於王福庵，凡十二卷，積稿盈尺，致力於此前後達四十年。十年動亂，稿遭掠去，發還已失部份，未知有人能補其所缺否?

　　附談—未刊書稿。後世文字，已數倍於《說文》，為篆作印，對後起之字，每感束手。—九二八年，王福庵先生特撰成《作篆通假》以助解惑。其於原篆本無之字，多以同聲系之字通假，如『菰』字為篆所無，即取『苽』字代之；又如『蘁』字，同聲系字不可得，遂借音讀相近之『鄂』為之，此所謂異聲系之通假。六書中的『假借』，便是如此。韓登安為之續補近半，兩者合共二千七百餘字。王著原稿藏西泠印社，韓補則存其家。

　　乙、年表

　　印學之有年表，始於一九八四年柴子英編撰的《印學年表》，所錄起宋皇佑三年（一○五一），而迄於稿之歲，前後歷九三三年。所述雖未稱詳備，但蓽路藍縷，彌足珍視。

　　丙、印譜目

　　印譜目錄也是研究印學不可或缺的工具。葉銘的《葉氏印譜存目》首開其端，載一九二○年吳隱《□盫印學叢書》第十六卷。

　　羅福頤先生專著錄古璽印譜，一九三一年成《印譜考》四卷。一九六三年，益以三十多年所見，補成《增訂印譜考》五卷。當時我嘗見稿本，著錄共達二百五十一種。

　　以上所談，只是就本書提及的已故印人業績簡要作一綜述。至於迄今仍活躍印壇的賢達們的貢獻，當非此小文所宜涉及。限於見聞，所談必多遺漏，敬希讀者多加賜教。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南海馬國權時客多倫多之彤葉寄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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