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反抗資本主義

【摘要】對婦女的壓迫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全世界都是多元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性別鴻溝，說明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者必須是女權主義者，如果她們要從資本的專制中解脫的話。

女權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一致目標——全人類的公平和正義。

譯者：兩體

校對：水滴

社會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有著長期的，有時令人擔憂的聯繫。

社會主義者總是被指責過分強調階級——把只能依靠工作生存的人和佔有生產資料的人之間的結構性區分置於每一次分析的中心。

更糟糕的是他們不太關心通過處於輿論中心的問題——比如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恐同症——來塑造權力結構。儘管他們承認了這些不正當的現象和行為所忽略的問題的重要性，但是仍在強調這些問題將會和資本主義一同被剷除。

同時，社會主義者指責主流女權過於關注個人忽視集體並且無視婦女中的階級劃分。他們指責主流女權和資產階級政黨達成一致，減少了對女工權利的保護，推行中產階級需求，而無視貧窮婦女的需要和需求。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全世界。

這是古老的爭論，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紀中葉和第一國際時期。這些爭論深刻地圍繞著權力的政治問題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

進一步混淆人們視線的，是資本主義的歷史本質使女權主義政治複雜化的方式——性別歧視以動態的方式被整合到利潤生產和作為整體的資本主義制度再生產的過程之中。

在女性總統候選人柯林頓希拉里成為了美國百萬富翁的首選時，這一變化在當今非常明顯。但是從根本上講，將女權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區分開是沒有必要的。

為什麼社會主義者應該是女權主義者

對婦女的壓迫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全世界都是多元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性別鴻溝，說明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者必須是女權主義者，如果她們要從資本的專制中解脫的話。

一個女人最終成為美國總統的可能性凸顯了美國和全世界都缺乏女性領導力。儘管出現了一些有權勢的婦女像Angela Markle（安吉拉·默克爾）、Christine LeGrade(克里斯·廷勒格雷)、Janet Yellen(珍妮特·耶倫)、Dilma Rousseff(迪爾馬·羅塞夫)，在政治機構和公司中仍然存在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在世界五百強企業的CEO中只有4%是女性，大部分公司的董事會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女性成員。

全球來看，90%的政府首腦是男性，出席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的2500名代表中只有17%是女性，2013年，女性首次在美國參議院中獲得20個席位。

和許多國家不同，美國的女性大體上擁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和法律保護，可以和男性接受相同的教育、營養品和衛生保健。但是性別差異在社會上還是顯而易見。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比男性更優秀，但是她們沒有獲得相匹配的成就和財產，女性在大眾媒體中依然是刻板的形象且沒有代表性。對女性生育權的攻擊仍然沒有減少，過了很久，在1990年代期間才持續下降，自2005年以來對女性的暴力侵害率一直沒有變化。

同時，面臨著日益增長的住房和撫養孩子的壓力，平衡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決定和以往一樣困難。自1963年通過《同酬法》（譯者註：Equal pay Act 《同酬法》是保障兩性工作平等權的重要法律，該法律規定對於從事技能、責任和體力要求相等並且工作條件相似的工作的男女勞動者，僱主必須支付相等的報酬，實行同工同酬原則，禁止對女性受雇者以性別歧視。），五十年以來，婦女開始加入勞動大軍，如今又60%的婦女在外工作。單身或已婚的媽媽更有可能工作，其中57% 的婦女的孩子不到一歲。

但是參加全職工作的婦女只能獲得相當於和她們做相同工作的男性81%的收入——由於近年來男性收入下降的很快（大學教育除外），這個數字逐漸持平。

工資差異與勞動的性別分工相符合。零售業、服務業、餐飲業是新就業增長的中心，而這些行業以女性為主。護理工作的女性化則更加明顯。儘管最近有一些進展，比如《公平勞動標準法》擴展至家務勞動工人，但是護理工作仍然被認為是女人的工作而被低估。很多護理工作是低工資的臨時工作。在這種工作中，女生經常遭受羞辱，騷擾，侵犯和剋扣工資。

艾瑪在twitter上發了這張照片並寫道「能被貝爾·胡克斯採訪真的太榮幸了！」

除了男性與女性在經驗上的明顯差異外，在美國還有很多潛在的、長期影響的性別歧視。貝爾·胡克斯（譯者註：本名為Gloria Jean Watkins，美國作家，女權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她以她的曾祖母的名字為bell hooks筆名，並且寫名字時不按通常的規則大寫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目的之一是表明她與先輩女性的本質聯繫，之二是「中意的是我的書的內容，而不是誰寫的書」。）這樣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歧視與種族主義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主導性的話語權力美化白種人和異性戀的生活圖景。

從出生開始，男孩和女孩就被區別對待，家庭、學習和日常生活中對性別的偏見始終貫穿在婦女的生活中，並塑造了她們的自我認知和人生選擇。

性別歧視也在盈利過程中扮演了不太明顯的卻又十分重要的角色。從最初起，資本主義就依賴勞動力市場之外的無償勞動（主要在家庭中）來生產對於資本積累必不可少的因素：勞動者——他們需要生產、需要穿衣，需要吃飯，需要社會交往和被愛。

這些無償勞動是高度性別化的。儘管越來越多的男性比過去更多地參與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社會再生產的任務仍然主要落在那些被認為應該承擔繁重的家務勞動的婦女身上。

大多數婦女在家庭之外也從事有償勞動，使她們的家務工作變成了「第二份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婦女受到了雙重壓迫——在工作場所被剝削，在社會勞動力再生產中作為勞動者的身份被忽視。

為什麼女權主義者應該是社會主義者

這些在政治經濟和整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跨越階級的性別差異，激起主流女權主義者產生這樣一種看法：性別歧視獨立於資本主義，這兩個問題要分開解決。

從眾多女權運動來看，女權活動家一直實行多種策略應對性別歧視和性別劃分。如今，為了解決女性面臨的工資差異、暴力、工作生活平衡、社會化性別歧視等一些列問題，主流女權主義者傾向於把重點放在讓女性擁有權力，無論是政治領域還是經濟領域。

像雪莉·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現任Facebook首席運營官）、希拉里·柯林頓（ Hillary Clinton，美國第67任國務卿）、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2009年初出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這樣著名的女代言人以及其他許多人提倡「獲得權力」的女性主義策略。這一戰略最有影響力的倡議者桑德伯格認為女性需要克服恐懼，開始「打破現狀」。如果她們這麼做，她相信這一代人可以結束領導崗位上的差距，這樣做會打造出一個更適合女性的世界。

掌握權力的論據的要點是，和男性不同，如果女性獲得權力，她們會注意落實有利於女性的政策。如果女性掌握了與男性相同數量的領導位置，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中跨階級的性別差異只會被消除。

強調把個人成就當做實現女權目標的途徑，這種觀點已不新鮮。包括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和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在內的許多女權主義已經批評了這種觀點，她們質疑那種把姐妹般團結的概念作為深層次性別劃分的一種方法。就像法露迪說的：「要為女性改變這個世界，你不能簡單地通過在不變的社會和經濟權力制度中增加幾個女性面孔來實現。」

約翰娜·布倫（Johanna Brenner）這樣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同時還指出了主流女權主義如何掩蓋婦女之間極度緊張的關係。

我們很容易發現工人階級婦女/貧窮婦女和中產階級職業女性之間關係是矛盾性的。這些中產階級女性的工作是，發展和管理那些被定義為有問題的人——窮人，不健康的人，性別異常者，以及缺乏教育的人。儘管中產階級婦女號稱可以代表工人階級婦女，這些階級緊張關係也滲透到女權主義政治當中。

所以，雖然有必要認識到當前的性別社會怎樣繼續存在著，但也有必要清楚地看到如何消除這些鴻溝，同樣重要的是，認識到女性主義不能挑戰資本主義的局限性。

資本以現有的性別歧視的準則和工資工作的剝削性質為生。當婦女的抱負和慾望被壓制或忽視的時候，她們更容易被欺騙。性別歧視也成了公司的工具，使公司向婦女支付更少的薪水，對她們進行其他方面的歧視，特別是對有色人種。

但是即使根除了性別差異，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還會存在。女性涉足權力的位置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勞動者和佔有者、上層婦女和下層婦女之間的根本矛盾不會改變。

大部分女性會發現自己從事不穩定的、低工資的工作的事實不會改變，這是進步的一個障礙，有舒適的生活比消除政治經濟領域的性別歧視的阻礙更大。它也無法改變利潤動機的力量，無法改變使公司給工人提供經濟、社會和文化準則所允許的盡量少待遇的強制力。

當然，社會不能簡單地被看成金錢關係，性別差異真實地存在著。認真對待階級意味著把婦女受到的壓迫歸結於她們工作和生活的物質條件，在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形成中認識到性別歧視的作用。

女權運動，不管是作為「社會福利」的化身還是激進的當代實踐，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目前的挑戰有兩方面：保衛這些來之不易的勝利，讓所有的女性都能真正享受它；應對性別歧視和利潤生產之間的複雜關係，推進新的、具體的要求。

對如何完成這兩個目標沒有簡單的答案。在過去，女性取得的最大勝利是同時爭取婦女權利和工人權利——將性別鬥爭與反資本鬥爭聯繫起來。

埃琳·鮑里斯（Eileen Boris）

就像埃琳·鮑里斯（Eileen Boris）和Anelise Orleck所強調的，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工會女權主義者發起了一場為婦女在家庭、工作和工會中爭取更多的權利的新興女權運動」。空姐、服裝工人、文秘和家政工作者在這次運動中聯合起來挑戰男性主導的工會運動（1980年前婦女無權進入美國產業工人聯合會管理機構），在運動的過程中鍛造了一種新的、更為廣闊的女權主義。

工會婦女創造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不僅要求高工資，以及與男性平等的機會，並且還要求獲得育嬰權、實施彈性工作時間制、妊娠假以及其他一些經常被她們的工會兄弟所忽視和低估的權益。

女權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需要確定他們共同的方向——向資本的壓迫和根植在資本主義中的男權社會固有秩序鬥爭。

實現這些鬥爭和要求是確定的，目前正在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奮鬥。比如，為了實現全民免費醫療而鬥爭——這將使得免費醫療成為一個基本權利，給每個人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醫療保障，無論他們的支付能力如何——這個要求可以削弱性別歧視以及資本對工人能動性的壓迫和控制。還有許多其他具體的短期需求，同時把女權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目標結合起來，包括免費高等教育、免費育嬰，以及結合了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的堅固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些改革將為更激進的目標奠定基礎，在根除性別歧視、剝削和社會生活的商品化方面走得更遠。例如，為我們的家庭、學校和工作生活（學校、銀行、工作場所、市政府、國家和地方機構）建立集體的民主的管理機構，給所有男性和女性更多的權力和自由和實現美好社會的願景。

這些反資本主義的策略包含了實現婦女需求根本改變的可能性。

徹底的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全人類的公平和正義，而不僅僅是在不公平的社會中實現女性的平等權和女性公平參與權。

原文標題：Feminism Against Capitalism

原文鏈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2/aschoff-socialism-feminism-clinton-sandberg-class-race-wage-gap-care-work-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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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3 來源：破土網-少年中國評論 作者：邵鍾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