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漢武帝
劉邦在打完項羽的時候，把三十九郡的秦朝天下接收下來，自己留下十五郡作為漢國，用集權的郡縣制度直接統治，其餘二十四郡分封韓信彭越等人，各成一國。不過漢國的君主稱為皇帝其餘各國的君主稱為「諸侯王」，位為諸侯而爵為王，受皇帝的羈縻。等到這些異姓的諸侯王被一一削除以後，劉邦並未把他們的地盤收歸中央直轄，而是改封給同姓的若干子孫，劉邦頗以為只要是姓劉的，便比外人可靠，事實證明他看錯了。到了他的孫子景帝在位之時，有七個姓劉的王爺同時造反。為首的一人是吳王劉濞，他是劉邦的侄兒，頂有錢，又頂有野心。他以江蘇的地盤為根據，勾結楚王，趙王，濟南王，菑川王，膠東王、膠西王，藉口朝廷中有御史大夫晁錯弄權，發兵申討。實際上他自己想做皇帝。若不是漢景帝下面有一位將軍周亞夫懂得打仗，劉濞很可能代替劉景帝(劉啟)而有天下，或是雙方打一個平手，中國便分裂為二。
漢景帝領教了劉濞以後，就定下了一個規矩，所有王爺，都得交出他們的地盤，由中央政府即漢國皇帝的朝廷派人代管。本來，皇帝的面前有「丞相」，王爺的面前有「國相」。從此以後，國相概由中央任命，對中央負責，不對王爺負責，於是全中國恢復秦朝的集權統一制度，只是表面上多出若干吃飯不做事的王爺與次於王爺的若干爵爺而已(周的貴族有公侯伯子男五等，漢朝的貴族只有王侯二等)。景帝的兒子武帝，是個了不得的人物。他連王爺們名義的上地盤也看不順眼，想出法子來把他縮小。他鼓勵王爺們預立遺囑，把地盤均分給若干兒子，使得每一個兒子都邀皇恩，裂土封王。這樣，那些兒子們也個個滿意，討便宜的還是中央政府，一舉而根絕了尾大不掉的毛病。各個王國的領域，越分越小。所以像劉濞所領導的七國造反的事便永不再有。
漢武帝既無內顧之憂，便能夠專心對外。那時候在漢朝北方有一個強大的敵人——匈奴。匈奴雖則是游牧民族，文化比漢朝落後，但由於全國皆兵，能騎善射，所以常佔上風。漢高祖(劉邦)曾經動員了三十萬步兵去打他們，結果吃了敗仗，被人家圍住，說了許多好話，又賠了美人才被放了回來。漢武帝認為這是國恥，一心一意要報復。他也知道，非打垮匈奴，漢朝的生存不能免除威脅。因此，他就養馬，練騎兵，和匈奴打了四十三個年頭，或斷或續，果然把匈奴的實力給摧毀了。自然，漢朝本身，也被這四十三個年頭的對匈戰爭，弄得民窮財盡。漢武帝卻滿不在乎，他除了打匈奴以外，同時還滅了兩個越國(福建的東越，與廣東的南越)，吞併了安南北部與朝鮮北部，征服了西南夷(西康貴州一帶)及昆明國(雲南西部)，又與帕米爾西邊的大宛國打了兩回。在他死的時候，中國的版圖比劉邦的時候大得多了。他籌款的方法側重於有錢出錢的原則，凡是商人可以發大財的生意，他都搶了過來由自己做，例如開礦，冶金，煮鹽，釀酒。其他的各種營業他雖不搶，也要抽一點營業稅。最厲害的是財產稅，不管是動產或不動產，概由物主報價照抽。如果報得不實，一經他人告密，就會充公，告密的人可獲重賞。有一位姓楊名可的，竟然組織了一個告密公司，遍設私家偵探，發了不少的財，把許多有錢的人都害苦了。錢不太多的人也同樣受累。至於窮人，雖然納稅較少，但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活得也很不舒服。若不是為了這一層，漢武帝的名譽在歷史上要好得多，他能打垮匈奴，又擴充了很大版圖，原應該享受民族英雄的名稱，就因為他打得太過分，花錢太多，對老百姓太不客氣，所以信奉孔夫子教訓的所謂儒家即一般讀書人，對他極不贊成，怪他窮兵黷武，不把他算成一個好皇帝。
其實這些讀書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應該感謝他才對。是他，漢武帝劉徹，把孔子的學說定為一尊，特設若干講座在國立的京師大學講授。孔子以外的各家，他一概不提倡，雖則也並未禁止其流行。他又規定，每年每郡至少要保薦兩個既孝且廉的人才，送到他的面前，由他口試，合意便留下來，慢慢提拔為地方官，再由地方官提拔為中央官。他這樣一來，於無意之中，給讀書人，尤其是儒家一派的讀書人，找到一個出路，又替中央集權制度打下良好的地方基礎(由子各郡有保薦人才的均等機會，所以中央集權未曾淪落為首都或首都人的集權，中央事實上由各方面保上來的人才共同組成，享有各方面的向心力)。秦朝的中央集權之所以易於崩潰，而漢朝的中央集權之所以維持得很久，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原因呢。不過他雖尊崇孔子，卻不為孔子的學說，或漢代經生心目中的孔子學說所拘。他知道在政治的領域裡，不可以一昧仁慈。到了他的孫子漢元帝，便把事情弄壞了。
另類奇才東方朔
東方朔，是漢武帝時代的人物。他作為漢武帝身邊的臣子，卻能夠多次對身為天下之尊的帝王直接發表批評意見。
有人曾經建議擴大皇家園林上林苑的規模。漢武帝深表贊同。東方朔卻說，關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成為百姓維持生括的資本，現在取良田規劃為苑囿，對國家沒有益處，卻使農桑之業大受侵奪。虎狼狐兔的生存空間擴大了，百姓的田園屋舍卻受到破壞，讓幼弱者思念故土，年長者泣悌而悲，這實在是違背了強國富民的國策啊。東方朔的意見雖然沒有被採納，卻記錄在史書之中，使後來的執政者可以時時接受警誡。漢武帝時，天下習俗追逐侈靡，有虛華之風，而不注重開發實業。漢武帝問道，我要扭轉風習，教化百姓，有什麼好辦法嗎?東方朔在回答時以漢文帝為標范，讚美這位著名的崇尚節儉的帝王富有四海，而衣食器用都十分樸素，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與此對比，東方朔尖銳地批評了漢武帝本人宮室服用的富麗豪華，說道：陛下消費浮侈如此，而想要讓民眾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東方朔的政治批評，通常是以幽默的方式巧妙地表達的。有一次，漢武帝問道，先生視朕是何等樣的君主?東方朔回答：自先古聖王唐虞之盛世，以及周代成康之世，都不足以比喻現代的繁榮安定。現在政局，比三王時代要好，也優越於五帝時代。不僅如此，現在能夠得天下賢士。高級官員都得其優選，好比任用周公、召公作丞相，以孔丘為御史大夫，姜太公為將軍，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子夏為太常，伯夷作京兆尹長官，管仲作左馮翊長官，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作大長秋，孫叔敖作諸侯相，子產作郡守，……漢武帝於是大笑。對於權貴者的霸權意識，東方朔曾經用富有生活辯證法的語言予以調侃。他說，幹將、莫邪，是名聞天下的利劍，能夠水上斷鵠雁，陸上斷馬牛，但是用它們來補鞋子，卻不如價值只有一錢的錐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是名闖天下的良馬，但是用它們來捕捉深宮之中的老鼠，卻不如一隻瘸腿的貓。
東方朔往往有怪誕的言論行為。他曾經當面頂撞漢武帝，又曾經在漢武帝賜宴之後將剩下的食品揣在懷中帶走，甚至酒醉之後，在殿堂上撒尿。一次，漢武帝賜從官肉，上司遲遲不來，東方朔獨自拔劍割肉，對同事說：今天是伏日，應當及早回家，請受賜。於是取肉揚長而去。上司報告漢武帝說東方朔如此這般不守規矩。第二天，東方朔上朝，漢武帝問道：昨日賜肉，是何原因竟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東方朔脫帽致歉。漢武帝說。先生你也應該作點自我批評吧。東方朔行拜禮，說道：東方朔啊，東方朔!你受賜不待詔，何其無禮也!拔劍割肉，又何其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其廉也!回家交給妻子，又何其仁也!漢武帝於是大笑道，讓你自我批評，竟反而自我吹噓!又賜酒一石、肉百斤，讓他帶回家交給妻子。在本來應該自我批評的時候反而自我吹噓，東方朔用生動的形式對這種政治生活中常見的現象進行了諷刺。東方朔以言行不凡，許多人稱之為「狂人」。東方朔則說，像我這樣的，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則避世於深山之中。他曾經於酒酣之後，踞地而歌：「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是宦署門。因為門旁有銅馬，所以稱作「金馬門」。東方朔承認自己的滑稽笑語，其實是一種巧妙的「避世」方式。他對當時政治的機智的批評，其中有時暗藏著原則性的反對意見。東方朔的滑稽，有時是不同政見的表現。對於東方朔這樣的人物能夠寬容以待，也是測定漢武帝時代的政治氣象的一個有趣的小小指標。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第九篇總結漢武帝時代文學之盛時寫道：「文學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眾。」而東方朔等「尤見親幸」。
陳直曾經著文論述西漢時期齊魯文化人的學術藝術成就，題為《西漢齊魯人在學術上的貢獻》。其中凡舉列九種，而第三種，就是「東方朔的文學」。可見，東方朔是一位全面的人才。
忍辱著史司馬遷
西漢時期，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偉大的奇書問世了。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的《史記》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文化創造之一。《史記》全書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傳說時代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代的中國通史。作為史學著作，其內容之完整，結構之周密，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史記》以人物《紀》、《傳》為主，輔以《表》、《書》，合編年、紀事諸史書文體之長，創造了史書的紀傳體新體裁，成為此後二千年王朝正史編纂形式的規範。《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在東漢桓帝永壽元年(公元155年)之後，才開始出現《史記》這一名稱。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年說法不一，一說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說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司馬遷十歲起就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二十歲開始遊歷天下山川，重視探訪重要的歷史遺迹。此後不久，任郎中，以漢武帝侍衛和扈從的身份多次隨駕出巡，並曾經奉命出使巴蜀。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曾經參與主持制定新曆。此後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兵敗投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漢武帝，下獄受腐刑。獲釋後為中書令，忍辱發憤，完成了《史記》一書的撰著和修改。
《史記》這部歷史名著以文化內涵之宏大和歷史眼光之闊遠，久已受到學人的重視。揚雄《法言·君子》說，《太史公》書，聖人在其中也將有所收穫。桓譚《新論》也說，通才著書以百數，只有《太史公》書氣勢宏大，其餘都是叢殘小論。《論衡·案書》又寫道，漢代著書者不少，司馬遷是大河，其餘都是小水。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說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則「涉獵者廣博」，筆力跨越古今。《史記》之廣大博雜，建構了社會史料的宏大寶庫。《史記》幾乎描述了全景式的歷史。成功的帝王，失敗的英雄，叛亂的首領，失意的學者，流浪的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為司馬遷所注意的對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體而生動的記錄。於是，一幅社會史的畫卷，展示在人們面前。《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有特別高的地位。歷代評價《史記》，有所謂「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文疏盪，頗有奇氣」，「深於《詩》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經》之橐龠，群史之領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等種種說法。這些讚美，都說明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文」「史」之中，《史記》很早就已經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史記》的寶貴价值，首先體現於在當時的文化基點上，能夠真實地、完整地描繪出社會歷史的各個層面。司馬遷在記述政治史的同時，對於經濟史、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等，也在《史記》中進行了生動的記錄。與帝王將相等政治活動家同樣，讀書的人，作買賣的人，算命的人，儘管在當時社會上地位不高，他們的事迹也受到司馬遷的重視。在司馬遷筆下，遊俠的俠義精神得到讚美，酷吏的殘暴行徑有所揭露，悲劇英雄項羽和秦始皇、漢高祖一同列人本紀，農民領袖陳勝和諸侯一同列人世家。司馬遷在頌揚漢武帝的功績的同時，也曾經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長生，多欲好戰，耗費民力的行為，在《史記·汲黯列傳》中，還責備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由於堅持了一種追求歷史真實的態度，敢於背離傳統，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對於當代帝王也敢於指責，《史記》曾經被稱為「謗書」。
獨尊儒術董仲舒
司馬光評價漢武帝所說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是對他肯定儒學的政治指導地位的政策的讚揚。漢武帝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變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學的地位。漢高祖劉邦曾經特別瞧不起儒生。劉邦打天下時，引兵過陳留，酈食其到軍營前求見。劉邦問通報者：是個什麼樣的人?答道：看打扮，像個儒生。劉邦說：對他說，我方以天下為事，沒工夫見儒生。酈食其大怒，叱罵通報者：去，給我再去告訴沛公，我是高陽酒徒，不是什麼儒生!劉邦這才接見酈食其。據說劉邦不喜歡儒生，有頭戴儒冠來拜見的，劉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裡邊撒尿。和儒生交談，常常粗言痛罵。
這種情形，到漢武帝時，已經發生了變化。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齊地儒生公孫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學地位開始上升。據《史記·儒林列傳》說，公孫弘以精通《春秋》之學升遷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於是促進了社會好學風氣的形成。公孫弘作為齊魯儒生的代表，建議各地薦舉熱心學問，尊敬長上，政治形象完好，鄉里關係和順，又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人，加以培養，充實政府機構，「以文學禮義為官」。這一建議為漢武帝認可，於是據說從此之後，朝廷的高級幹部逐漸以文學之士為多了。
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呈現「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兩種形態，在漢武帝主持下，又開始了向「賢臣政治」的歷史轉變。而齊魯儒學之士紛紛西行，進入執政集團上層，正順應了這一歷史轉變的趨勢。漢武帝時代，貶斥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實現了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歷史性轉變，儒學之士於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漢武帝大舉賢良文學之士。儒學著名學者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在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後，其流毒至今未滅，只單憑「法」和「令」而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寫道：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制定調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他這裡所說的「更張」、「更化」，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深蘊改革的意義。董仲舒指出，漢得天下以來，常常謀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他強調，要想實現「善治」，就必須在應當「更化」的時候堅定果決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張時，特彆強調「教化」，也就是意識形態管理的作用。他以為要謀求「善治」，一定應當注重文化體制的調整。他說，「教化大行」，則可以實現「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眾都遵守儒學的規範，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禮」和「道」。
董仲舒文化體制改革理論的核心，是要確定儒學獨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學經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問的確定的規律，古往今來的共同的原則。但是，現在各家的學說不同，人們的信仰不同，於是當政者無法堅持「一統」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頻繁變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孔子之術有所不同的學說，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確所應當遵從的。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為後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統治的根基。這樣的觀點，得到了最高統治集團的認可，於是，在漢武帝時代，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的原則，完成了「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體制的轉變。現在看來，「獨尊儒術」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脫文化專制主義的指責。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文化體制變革的發生，卻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礎的，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應當看到，儒學在當時已經綜合了以往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較合乎國情的治國方法。比如，儒學理論通過當時思想家的精心修補，有益於維護傳統的宗法關係和傳統的宗法制度。此外，儒學崇尚「仁政」理想，並且可以運用這一理想對統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約束。儒家有關「仁政」的政治主張，客觀上有助於調整社會關係，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學以「天道」為基本，使政治理論神學化。經過漢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應」理論，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義色彩。這一理論可以有助於強化政治迷信，粉飾弊政．也可以利用來批判當政者，修正政治失誤。還應當看到，儒學與其他主要學說相比，比較重視人的價值，比較注意肯定人的權利，滿足人的需求。所謂「仁者愛人」的原則，是和文明進步的方向大體一致的。同時，儒學提倡「和」的精神，比較能夠貼近「人情」。而儒學「中庸」的學說，比較適宜於農業民族的心理習慣。黃老之學有些過於消極，法家學說則顯得過於激切。就中國人傳統心理的節奏定式來說，儒學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認。
儒學在西漢時期得到發揮的「大一統」理論，也適應了加強君權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統」的原則對於我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漢武帝時代實行「獨尊儒術」的重大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肯定了「以教為本」，否定了「以法為本」，強調文化教育是「為政之首」，主張「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從而為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也表現出不宜忽視的積極意義。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於是出現。《漢書.董仲舒傳》說，漢武帝創辦太學，是接受了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的獻策。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則可以使有志於學者以盡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太學的創建，採用了公孫弘制訂的具體方案。公孫弘擬議，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員制度，將博士私人收徒定為正式的教職，將私學轉變為官學；第二，規定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賦稅；第四，博士弟子的選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選補，二是由地方官選補；第五，太學管理，一年要進行一次考試；第六，考試成績中上等的太學生可以任官，成績劣次，無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奮學習者，令其退學。漢武帝批准了公孫弘擬定的辦學方案。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卻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生的數量，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宣帝時增加到二百人，漢元帝時增加到一千人，漢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漢平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一次就曾經興造校舍「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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