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欄·麻國慶】文化、族群與社會:環南中國海區域研究發凡
【作者簡介】麻國慶(1963 ~ ), 內蒙古人, 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文化與生態研究、漢人社會「家」與社會結構研究、東亞社會結構比較研究等,近幾年研究興趣集中於環南中國海的區域研究。
【摘要】從歷史上看,錯綜複雜的族群交流和貿易往來使得環南中國海區域內部各地區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形成了多種網路關係,在此基礎上生髮出整體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文化特性。自現代生產體系在此區域快速擴展以來,這種網路和流動的關係又進一步加深,並日益複雜化。環南中國海的區域研究,實際上是一個抽取和剝離這種文化和社會網路的過程,也就是說,從人出發的區域問題類型化研究是此區域研究開展的基本落腳點。從華南走向環南中國海區域,就在於考察族群互動和文化交流背後建立起來的山地文明、河流文明與海洋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
【關鍵詞】環南中國海 區域研究 族群流動 文化交流 區域網路
地理上提到的南中國海,具體是指北至廣東、廣西、福建和台灣海峽,東至菲律賓群島,西南至越南與馬來半島的狹長海域,連接著中國南部、中南半島、東南亞群島三大區域,並通過巴士海峽、蘇祿海峽和馬六甲海峽將太平洋和印度洋維繫在一起。環南中國海區域則包括南中國海的周邊區域,以及與南中國海發生經濟、政治、軍事等重要關係的國家和地區。環南中國海區域的人文地理分布十分複雜,這裡有瑤族、景頗族、海南回族、黎族,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跨境民族等中國少數民族;有廣府、客家、潮汕、福佬和「疍民」等中國漢族各地方族群;還有菲律賓人、馬來人、印尼人、越南人(以及這些國族稱謂背後涉及的多種族群)等東南亞族群。這些族群互相雜居,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複雜局面。這種分布格局,是各個族群歷史互動的結果,也成為當前交往的基礎。比如,通過南中國海,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面產生了緊密聯繫。移居東南亞的大批中國人,歷史上即與祖國故土有密切關聯,現實中也對「華南-東南亞經濟文化圈」的構建發揮著重要作用。
20世紀60年代以後,區域內各國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深刻變革,多數國家或地區開始從傳統的穩定的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國家轉化,這一地區盛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使得人口和商品的流動日益活躍。在此背景下,環南中國海區域的族群流動變得更加多樣化,流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也開始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廣東一向以向外移民著稱於世,近十幾年來,卻湧入了大量非裔、阿拉伯裔、印度裔、韓裔、日裔、東南亞裔等族群,而且出現了較為突出的民間跨境行為。這種國家移民法律之外的遷移,實際上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關係構築過程,即移民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邊界建立社會性領域的過程。【1】人口流動必然伴隨著文化的流動,新的文化元素也會改變社區原有的文化權力和社會認同模式,從而對政治制度和民族認同產生重要影響。環南中國海區域出現了一系列由人口流動帶來的影響巨大的網路現象。對於「流動」與「網路」的理解可能是多樣化的,但本文關心的問題是如何理解社會與國家的共生,以及在區域背景下網路與社會、市場和文化的互動作用,由此出發認識這一區域的特殊性,進而反思已有的區域研究,提出新的思路。
一、整體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區域社會
凌純聲先生曾把南中國海稱為亞洲的地中海。【2】環南中國海區域的很多民族國家或地區內部,民族身份、民族意識雖各有特點,但不少民族在某些文化特徵上已經分不出彼此,形成了地區共有的文化元素。可以說,主要由民族和歷史淵源所決定的環南中國海區域社會,具有整體性。此外,該區域在人種、語言、歷史、信仰、民俗與民族互動等方面也表現出了文化多樣性特點。這種文化多樣性,需要放到區域整體性的視野里來討論,這是一個多樣與整體、流動與網路的問題。
從史前文化來看,環南中國海及周邊區域有著獨特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類型。【3】這一區域大多屬於熱帶和亞熱帶的海洋季風氣候,因而社會文化普遍反映出旱季和雨季分明的周期性特徵。根據海拔與地形,該地區又可大致分為兩種類型:高地社會,如克欽、伊班、瑤;低地社會,比如撣、巴厘、壯。二者有較大不同。這片地區整體上沒有大的地理屏障,但小型半封閉的環境特徵比較明顯,如島嶼環境或山間平地(在我國西南地區稱為「峒」或壩子)環境。這樣的環境決定了區域內形成的傳統社會規模不會很大,但呈現出了不同的社會類型。例如,南嶺走廊內存在著不同族群聚居的山寨社會,而山間平地也是其相互交流的重要空間。
歷史時期,農耕人口逐漸向華南地區擴張。獨特的自然環境導致了「南船北馬」的特殊現象。【4】農耕人口到達華南地區之後,又繼續向西向中南半島,經雲南南部、越南、寮國擴張至泰國;向南向東南亞諸島嶼,經由海南島和台灣向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太平洋諸島(不包括新幾內亞島和澳洲)擴張對南島語系諸族群的形成產生了影響。相似的自然環境決定人們採用了較為相近的生產方式,由此發展出有地區特色的文明。比如,稻作農業生產及其文化習俗;薯芋類作物生產及其文化習俗;沿海及島嶼地區的漁業生產及其文化習俗。稻作農業是環南中國海地區的主要生產方式,一年多熟、精耕細作等種植技術是其稻作文化的重要特徵。通過生產方式及其文化習俗的研究,可以清楚理解環南中國海地區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的複雜性。另外,水上交通使得各族群之間的交往相對便利,掌握了海洋知識和航行技術的人們可以在區域內來來往往。由此,現在看到的族群文化多以借用、交叉及滲透的方式聯繫在一起。相似的自然環境與共同的歷史過程使該區域構成為一個大的文化圈,呈現出諸多較為相似的文化特性。例如,華南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民俗文化,苗瑤等跨境民族的民俗生活,東南亞海島族群的文化習俗等。
宗教文化是文化傳播中的重要內容,區域內佛教、伊斯蘭教、道教和各種民間宗教之間的傳播,是人口流動與族群互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明化進程中,該區域呈現出本土傳統與外來文明(儒、佛、道、伊斯蘭)在不同層次、不同程度雜糅相交的複雜局面。南海是早期佛教向東南亞傳播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國早期佛教的輸入途徑之一。而伊斯蘭教最初進入中國的途徑,也是經由南海海道到達廣州、泉州等港口城市。此外,該區域還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如中國之南海神崇拜和民間的媽祖(天后、天妃)信仰。近代以後,隨著華南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向東南亞移民及華人華僑社區的出現,中國傳統宗教道教的影響也擴大到環南中國海的各個地區,分布在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緬甸、寮國等地的華人華僑社會中。道教以德教的形式廣泛流傳【5】,在有的地方還與當地的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及其他民間信仰等相結合,形成華人華僑社會所特有的、豐富多彩的宗教文化生活。改革開放以來,來自非洲、阿拉伯、東南亞和廣州的伊斯蘭信徒在廣州利用宗教信仰來重建他們的社區。清真寺、清真餐廳、家庭、公司、學校、旅遊宣教、網路等都成為哲瑪提存在的形式。如今的哲瑪提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傳統教坊,而是由流動的信仰群體組織起來的臨時的、流動的集體,馬強稱之為「流動的精神社區」。【6】
環南中國海各國諸民族的形成,經過了複雜的遷徙、適應、融合、分化的歷程。當今區域內各國無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國家,各國對民族的分類和命名存在巨大差異。由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本來屬於同一民族的族群被認定為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在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稱謂。我國的漢族,在寮國被稱為賀族,在緬甸被稱作果敢族,在新加坡又被稱為華族。這裡面臨的問題是,區域社會和文化被民族國家再定義之後的互動問題。由於區域內的交往多受到民族國家範疇下概念和邊界的約束,因而區域內原有的整體性和共同性特徵很容易被遮蔽。
歷史上環南中國海區域內各個族群的交流互動可以大致分為幾種類型:一是瑤族、畲族、苗族等民族在我國西南和華南及中南半島的擴散;二是漢族的各大民系(廣府、客家、潮汕和福佬等)近代以來遍佈於東南亞,或者通過東南亞流動到世界各國;除上述居于山地、平地的社會外,還存在島嶼社會和水上居民社會。要深入討論環南中國海內部的文化網路和社會組織,就不得不首先弄清楚這些複雜的族群關係。例如,對瑤族及其相鄰族群的研究,是討論南嶺走廊與中南半島緊密聯繫的重要進路。【7】
總的來講,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該區域社會族群關係的顯著特徵。現代以來的資本流動、貿易、企業的全球化運作孕育出的經濟一體化則使這一特徵更為複雜。地區勞動力流動的速度、性質和方向變化反映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同樣也反映了地區勞動力市場的相互依賴和地區化的現狀。這種相互依賴得益於資本流動、貿易、企業的全球化運作孕育出的經濟一體化,也受到這一區域民族和歷史淵源的深刻影響。人口的大規模流動,觸發了國家或地區之間及其內部固有的族群矛盾、宗教衝突等問題。移出地的人和物,跨境進入移入地後,移出與移入兩個區域的社會文化都會發生變化。這種跨境的文化交融現象在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將會越來越多,原本由國家和民族所設定或隱喻的各種有形的和無形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界線」,不斷被越來越頻繁的人員、物資和信息流通所「跨越」。
二、網路化的區域社會體系
這一區域歷史上發生的持久而複雜的民族遷徙和人口流動,可以被納入到區域市場的體系中去理解。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考察了近代早期世界經濟的發展,對亞洲,包括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經濟關係做出了新的評估,對區域市場化的歷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8】藉助於海上交通和貿易,中國沿海的港口城市廣州、泉州、寧波、登州等相繼興起,將內地的生產中心聯結起來。而環南區域港口之間的往來,無疑是這一區域進入一體化體系中的重要基礎。【9】眾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工業國家興起之後,從中國沿海港口裝載的瓷器、茶葉、絲綢等,經過南中國海直航到了歐洲和美洲,而東南亞的香料、橡膠、錫等商品也通過海洋貿易進入了中國近現代的市場體系,甚至諸如燕窩等對於漢人社會來說的補養食品,其流動也與東南亞的山地民族有著直接的關係。【10】
雖然上面討論了環南中國海的各個地區是如何被文化、宗教、族群和市場等因素鏈接為一個整體的,但並不能將其視為一個由一些重要的文化和經濟產品所構成的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的地帶。實際上,區域是由一些層級地位會發生變化的地區所組成的系統,是建立在地區相互依賴的交換關係之上的表現模式。也就是說,一個區域的主要特點並不是內部的同質性,而是功能上的差異性。【11】這種「地區所組成的系統」反映的就是區域網路。從形式上看,區域網路既可以是有形的交通道路、市場網路,又可以是觀念層面的宗族譜系、族群認同、信仰網路和風俗習慣,其基礎是功能差異導致的社區間的相互結合,如信仰、貿易、婚姻、親屬關係等要素在空間上的擴展。
這個區域化的交往體系裹挾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多樣的族群文化和各種階層,背後是人、物、組織的複雜交織。阿帕杜萊在所編的《物的社會生命:文化視野中的商品》一書的導論中,開宗明義地提出「商品,就像人一樣擁有社會生命」的重要命題。【12】這一命題背後密切相關的正是上述的問題意識,其用意在於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重新看待物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並賦予物的研究一種新的視角,把物看作像人一樣,需要經歷不同的生命階段,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面向。水產資源利用及其相關的文化適應和策略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環南中國海的水產資源利用,以及圍繞著這一利用而產生的民族關係,是了解區域市場網路如何將各個族群聯繫起來,並改變他們的生產和生活的重要途徑。另外,圍繞著水產物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流通機構,以及某種水產通過怎樣的方式被集中在一起,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又形成了怎樣的關係網路,都是研究空間概念如何在地域內被生產出來的重要內容。人們在廣闊的水域內參與獲取、銷售各種水產資源,在區域市場網路中佔據不同位置,發揮各自的不同作用。比如,在印度尼西亞東部各族群之間圍繞著燕窩、海參等高級商品產生各種各樣的關係網路,這些商品經過當地華人的網路又進入中國大陸和港台的飲食結構。當地土著文化中有毒而不能食用的海參,在被中國醫學和文化認可之後,通過該區域華商貿易網路介紹到中國本土形成新的飲食文化。華人的飲食文化需求創造出新的市場,使海參成為當地除香料之外的另一重要產品,即通過各種人的組織和網路,海參在區域市場中得以流轉起來。【13】
區域網路自身也體現出一定的時間性,因為社會總是變動不居的,所謂的社會結構也只是某一時空條件下社會形態的穩定形式而已。不同的區域網路有不同的運行周期,不僅市場的周期不同於信仰儀式,而且不同社區進入市場網路和信仰體系的時間也各不相同,各個地區之間的關係在不同時間內也在不斷變化。社會網路的這種複雜的時間性表現為一系列的流動現象,即人口、宗教、民俗、商品,以及更深層次的市場體系、信仰網路、社會組織都在一個區域的範圍內流動。也正是這樣持續不斷的流動,區域的網路才得以形成。在某一「共時態」中見到的地域網路的相互關係及其特點,反映的不僅僅是特定地域支配關係的「空間結構」,而更是一個複雜的、互動的、長期的歷史過程的「流動」和「擴散」。陳春聲教授提出,要理解特定的區域,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會、經濟和人的活動的「機制」上邊,把握區域社會發展內在的脈絡,特彆強調「地點感」和「時間序列」的重要性。【14】因此,在環南中國海這一大的具有張力的區域內,諸如媽祖信仰的傳播與華人社區的流動,穆斯林信仰的網路與人口流動,以及絲綢、瓷器和香料、橡膠為代表的商品雙向流動,華人由中國華南逐步遷移與華商網路的擴張,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內部的民族流動與發展不平衡,區域內難民流動與文化認同等方面都是民族流動與社會網路研究的重要內容。【15】所以,環南中國海區域網路研究並不局限於具體的時空條件,而是要考察一些重要的關係、結構,考察網路在時間上的變遷和空間上的流動。
以區域內的宗教體系來看,宗教的傳播必然與人口的流動聯繫在一起,而且這種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並非一成不變。由於地緣關係,海南島與東南亞的交通甚為便利,社會文化交流頻繁。中國海南穆斯林先民的主體就是從越南遷移而來的,在當代社會中始終保持著與東南亞地區的密切聯繫。海南穆斯林的一部分,在20世紀上半葉遷移至馬來西亞的檳榔嶼,1950年後與家鄉失去了聯絡,其後裔成為馬來西亞的正式公民。曾任馬來西亞第五任首相的巴達維(Datuk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就具有海南穆斯林的血統。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一位美國人類學家的幫助下,三亞回族與他們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幾百名同胞取得了聯繫。從海南穆斯林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可以看到本區域內穆斯林多層次的網路關係。
區域網路體現的是社會網路的空間化,多種社會網路及由此而生的象徵體系共同構成區域社會的複雜體系。這個體系就像一個萬花筒,從不同的角度看會發現不同的「區域社會」。研究社會網路,就是從社會的整合性因素如何伴隨人們的活動在地理空間上形成一個區域的網路入手,考察這種網路下人們活動的結構性。這種研究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網路結構的區域社會體系,二是這個網路中附著的文化象徵。從目前研究看來,大多數學者將區域網路視為一個場域或情景,而忽視將區域網路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忽視考察社會網路如何在地理上擴展,時間如何在其中發生作用,以及如何推動社會網路的民族交往與文化交流。通過社會網路來研究區域社會如何形成,以及網路結構與文化象徵之間的關係,是回應更大理論問題的方向。
三、從人出發的區域網路研究
理解這一區域的特殊性涉及文化流動與社會網路的關係,這並不是說文化流動是社會網路構成的結果,是族群結構關係的體現,因為文化格局本身就是社會網路擴展的動力和基礎。人們傾向於同自己有文化相似性的群體交往,或向與本社區有歷史關係的地區遷移,而這些行為所依靠的渠道往往就是已有的社會網路。華南地區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與福建人向港澳和東南亞的流動,是因為自身文化群體在該地區形成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如方言團體和地域集團,有固定的遷移網路,如海外宗親會。而兩地語言、習俗上的文化聯繫使得現代生產體系中商業、貿易、工作機會等新社會網路得以建立,從而使區域的網路關係顯現出新的內容。筆者曾在漢人社會研究中討論過傳統慣性和社會結合的問題。【16】相較而言,這一區域社會的傳統慣性和社會結合問題有著特殊表現。在這一區域,傳統慣性表現為文化交流的複雜歷史和多樣化的區域紐帶關係,今天它所面臨的社會結合問題是在民族國家邊界日益強化而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深入的背景中,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和資源分享的問題,即如何在國家邊界之上建立社會紐帶的問題,也就是如何以傳統推動區域合作的問題。
流動與網路的複雜性,導致了不同的交往方式形成不同類型的利益爭端和處理方式,反映的是區域網路的不同要素對區域多樣性的作用。區域網路的複雜性,決定了區域的整體性與多樣性特徵,而這一特徵要求以人為出發點作為展開研究區域網路的基礎。網路分析的焦點是個體和網路之間的關係,並強調個體的行為和經驗。社會流動與網路模型包括很多點或節點,以及將它們聯繫起來的橫切線,這些點和線代表組織、空間、時間,還有人,代表信息流和商品流和社會關係。【17】這些結構性因素伴隨著人們的交往活動,在跨越社區的範圍內不斷擴展,進而在社區之間結成一種特殊形式的網路。各個因素的擴展範圍不同,由此便形成了多種網路關係相互交錯的複雜關係。在區域意識強於國家意識的時期,高地與平地社會在處理與國家的關係上呈現出很大的差別,同時,這一區域內的人口流動也十分普遍。斯科特認為,生活在此區域的山地民族,最好被視作躲避低地國家高壓統治計劃的躲避者。這種躲避和流動,在無意識中建立了一個使他們可以不受國家管制的策略性位置,並塑造出躲避的生計方式、社會組織與意識形態。國家對族群的規定和約束成為其自我定位的資源,並成為他們與其他族群交往互動中的重要權力。他們不斷使用、修改或轉換認同,以取得最佳的策略位置。【18】在像環南中國海這樣沒有明確地理界線的的區域內,這一思路更好地展現了族群在國家與非國家之間的流動,對於區域內族群與國家之間關係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不同的人群面對各自的勞動對象,有著各自的生計方式。他們既受到國家政策不同程度的影響,對國家利益的訴求也不盡一致。通過梳理不同利益實踐者的交往方式、衝突模式、解決邏輯,進行利益爭端類型的積累,有助於充分認識區域內利益機制的多樣性,區域網路的複雜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歷史、文化、記憶與秩序問題,從而深刻理解環南中國海區域的整體性與多樣性。需要注意的是,民間衝突不僅有矛盾,還有自我調解、適應的方案,有值得汲取的民間經驗。通過紮實的田野研究,可以深刻理解某一群體面臨的利益衝突,以及民間的處理邏輯,從而有助於衝突的解決。廣東、海南的漁民去南海打魚,是其世世代代的生計方式,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歷史、信仰、民俗和知識體系。東南亞(如菲律賓、印尼、越南)的漁民也在開發同一個生態體系的漁業資源,也有其各自的生計模式。歷史上,漁民之間可能已經形成了一種協調、互助(特別是面對災難的時候)、合作的模式,這不僅有助於保護漁業資源的可持續開發,也可以降低海上作業的風險。但是,這些生計模式和傳統習慣受到當代民族國家主權的衝擊,現在因國家利益訴求不同、管理政策不同而引發衝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例如,每年5月至8月是我國規定的南海休漁期,但越南的漁民卻不受限制,這就加大了發生衝突的可能。因現代化技術引進而出現的漁業資源爭奪,以及對南海油氣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都使該地區面臨不少新的衝突問題。
此外,現代勞工在區域內的流動也反映了世界生產體系在區域內的分工狀況。地區勞動力流動的速度、性質和方向變化反映了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同樣也反映了地區勞動力市場的相互依賴與地區化。這種相互依賴得益於資本流動、貿易、企業的全球化運作孕育出的經濟一體化,也受到這一區域民族和歷史淵源的深刻影響。勞動力輸出和輸入的國家和地區,往往從自己的立場和利益出發,制定相關的勞動力政策,彼此之間缺乏廣泛和有效的合作。當前,由於該地區缺乏勞動力流動管理的國際法規和組織形式,勞動力流動相當混亂。隨著勞動力跨國流動的增加,國家與移民勞工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移民勞工具有自我再生產、強化和擴張的傾向;另一方面,剛性治理不斷細緻深入的現代民族國家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社會關係(如中介、行業協會、勞工僱主協會),通過對勞動力流動作出詳盡界定來實現對它的約束。【19】
近來,環南中國海地區日益進入理論研究與政治經濟實踐視野,已經成為當代國家利益焦點問題凸顯的核心場域,涉及多方面的社會事實及相關的理論思考。事實上,正是不同群體的國民在行動中實踐著國家利益。在這一視角下,學者們所關注的華南海洋世界、環南中國海海洋資源的利用與開發、多族群社會形成的歷史與現狀、傳統的延續和再造等問題,都不是一個空洞的學術問題,而是涉及到現實中人們的流動、交往與行動。從區域內不同群體的層面來看環南中國海的多邊利益,即從「利益」實踐者的角度來看何謂國家利益,才是適應這一區域整體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有效研究視角。人們的行為涉及到什麼樣的國家利益?國家的利益訴求如何影響到具體的個人?只有將環南中國海區域的「國家利益」具體化、類型化,並在此基礎上達成對區域網路體系、多邊利益機制的認識,才能為國家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支持。從人出發的環南中國海研究,或者說「自下而上」的微觀視角,重點要把握「空間」、「區域」與「人」的三要素環節,再現和重構地區的國家利益與社會網路。
四、以水為中心的族群文化研究
以水為中心的族群研究是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的重要通路。但是,國內目前以海洋為基礎做族群文化考察的研究還不多見。下面以水的流動為線索,在環南中國海的範圍內,看看不同民族的遷徙與交往是如何在水上流動起來的。
在我國開展的民族走廊研究中,通常是就走廊內的族際互動進行研究,而往往忽視走廊與區域的聯繫。事實上,只有將走廊與區域看成一個整體,才能真正了解走廊和區域間的關係,達到驗證和拓展費孝通先生提出這一理論的目的。前輩學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角度開創了南嶺民族的研究,將華南壯侗、苗瑤語族各民族的社會文化研究納入到學界的視野中。一直到現在,不斷有中外學者進入這一領域,從不同角度撰寫論著。但是人類學對南嶺走廊的研究依然局限於對單個地點及單個族群做細緻入微的民族志考察,而缺乏對這一地區的整體性,或者說特殊性的深入思考。作為民族走廊理論體系的一部分,南嶺走廊與其他走廊地帶相比,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水」文化特色,水對於該地區族群互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這點特殊性,決定了可以將這一走廊與環南中國海區域有機聯繫成為一個整體。
南嶺走廊自然景觀中的溪水匯聚到一起成為河流,河流匯集到一起歸入珠江,該地區的族群流動正是建立在這一水路交通網路之上。梳理以往對珠江流域的族群和文化研究,其中的一個角度在於對某個行政區域族群和文化的歷史現狀進行調查分析;另一角度則以民族族別為單位來展開,如對苗、壯、侗、瑤等民族及其不同族群的研究,主要側重點是各少數民族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其中,對珠江三角洲和廣東各民系的研究,廣西壯族、侗族的研究,貴州苗族以及瑤族的研究等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是,如何從珠江水系全流域的角度,探討珠江流域族群和區域文化總體特徵;如何從族群理論的角度,重新審視珠江流域各族群的文化認同和族群互動,都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有研究著力探討珠江流域各族群的認同和具體邊界,以及這種認同和邊界如何影響了族群分布、族群關係和族群文化特徵,正是在這一研究領域內做出的積極嘗試。【20】珠江流域作為南嶺走廊和環南中國海區域互動的場域和中介,其區域文化是在各個族群,尤其是各個少數民族族群與漢族之間密切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各個族群對不同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適應的結果。要認識珠江流域的族群與區域文化,特別是南嶺走廊民族如何與環南中國海區域發生聯繫和互動,需要對珠江流域的族群發展史與交流史,族群認同和族群邊界,族群文化發展史和文化發展現狀,以及族群文化的區域性特徵進行全面研究。
侗鄉風雨橋
從逐步向外延伸的視角來看,海南島及其周邊島嶼成為南嶺走廊一些族群進入南中國海的重要中介,是中國聯繫東南亞社會的交通樞紐。海南島的民族研究,在中國人類學的學術版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德國民族學家史圖博於1930年代在海南進行田野工作,重點考察了海南省黎族的社會文化,同時也對海南省其他族群的情況進行了介紹。【21】1939年日本海軍侵略海南島期間,曾對海南島的黎族、苗族、回族等民族展開了大規模調查,留下了一批資料,如小葉田淳關於海南島歷史的研究。【22】20世紀50年代,岑家梧、容觀瓊【23】等為代表的研究,成為這一區域人類學研究的基礎。
水路交通是這一地區族群互動的重要條件。水上居民在中國珠江流域、東部沿海和東南亞國家分布廣泛,以船為家是其重要特色。現有的研究分別從社會人類學、歷史學的角度對疍民(水上居民)的歷史來源、經濟生活、政治地位、文化習俗、體質形態諸方面進行了考察,對不同族群環境下「疍民歧視」的產生、演變和消逝進行了研究。【24】這些水上居民,除分布在珠江流域外,還有一批遷移到了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如泰國等地。【25】如何在環南中國海這樣的大區域內討論水上居民的流動,以及他們與不同地區陸上居民之間的互動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海洋中的族群關係,既包括沿海的問題,如港口沿海的移民、貿易、宗教信仰、民間和官方的交流與衝突等,同時也涉及跨海的問題,如跨海的商人集團、貿易往來、貨幣流通、移民等。在環南中國海區域研究中,跨越海洋的族群關係研究特別重要,這是因為海洋是地區互動的重要媒介,海洋往往可以體現地區之間貨物、人口流動交往的動態過程。海與海之間的地理交匯,對於沿海地區的族群變遷和文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近代以來,一些海域之間貿易流動的重要節點,如香港、新加坡的興起,可以充分說明這一問題。
通過上面對以水為中心的區域族群關係進行討論,可以看出,基於山、水、海的複雜關係,從南嶺走廊研究擴展到環南中國海的區域研究,就是把民族走廊地區、少數民族社會、跨越國界的華人社會、交往中的東南亞與中國華南社會放在一個體系下進行研究。剖析不同歷史、政治、地理脈絡下區域文化的變遷和族群的互動過程,是認識區域社會的重要思路。以水系和海域融合為主的觀念來說明這一區域的歷史過程,比過去以土地為主的觀念可以涵蓋更多的地區和呈現不同的內容。南中國海內海洋與大陸、半島、島嶼之間的互相聯繫,構成歷史上中心與周邊的關係。以水為中心的族群研究是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徑,目前應大力拓展以海洋為基礎的區域族群文化考察。
南嶺走廊與珠江流域、沿海及島嶼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正好與環南中國海區域相連。因此,要建立區域的視野,研究區域內山地文明、河流文明和海洋文明間的聯繫,以把握環南中國海的整體關係。要從族群互動的角度認識南嶺走廊民族、華南漢族各民系、東南亞各民族、海外華僑華人這幾大群體間的聯繫,將區域作為一個開放的文明體系,探討各種族群和文明因素在區域內的「流動」,以及由此產生的複雜網路。
五、結語:陸海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族群互動
總體而言,目前環南中國海區域研究領域存在著理論架構薄弱,綜合研究水平欠缺,個案和實證研究不足的問題。很多研究者主要基於二手材料做歷史或概述性分析,缺乏綜合性整體研究和實證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以田野調查為根本的人類學研究,堅持深入實地收集第一手資料,主張進入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可以把區域的整體性與多樣性特點整合起來,是推進這一區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在個方向上,應充分挖掘歷史上錯綜複雜的文化交流和族群互動,以及現代複雜的生產分工和人口流動現象。文化、族群、社會與市場,還有現實的國際政治因素作用在一起,使得區域內部網路和流動的關係日益複雜化。南中國海的區域研究,應該是一個抽取和剝離這種文化和社會網路的過程,即筆者稱之為的「環南中國海」的區域研究。要強調這種「環」的特徵。在具體的網路結構中,最基礎的是參與其中的各個族群,也就是說,從人出發的區域問題類型化研究是此區域研究開展的基本落腳點,從而實現從「利益」實踐者的角度解讀「實踐中的國家利益」。其中涉及了很多問題,比如,環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地理空間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該地區各類群體的地方認同現狀如何?其塑造機制是什麼?在該地區,各類人群的行為涉及何種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訴求如何影響具體的族群和個人?存在何種社會流動機制或社會網路?就方法論而言,如何將環南中國海區域的「國家利益」具體化、類型化?如何在此基礎上達成對區域網路體系、多邊利益機制的新認識、新知識?通過對此類問題的探索,可以為國家重大政策制定與決策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與支持。
從華南走向環南中國海區域,在於考察族群互動和文化交流背後建立起來的山地文明、河流文明與海洋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中,往往從大陸文明的立場出發,以儒教、華夏等中原或中心的角度來認識周圍的世界,這種「中心」和「邊陲」對應的認識體系表現為歷史上所創導的「華夷秩序」、「朝貢體系」以及「天下」觀念的隱喻。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心」與「周邊」在不同的歷史和空間的背景下有著不同的涵義,不同族群之間存在著「周邊」和「中心」的對應,但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中心」和「周邊」的關係是可以轉化的。【26】「中心」和「周邊」是兩個靈活的、相對的概念,從中華文化區域著眼,「周邊」包括了環南中國海的中國民族地區,還涵蓋了包括東亞、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在這一區域內,「周邊」的概念在不同民族,以及各族群的互動中,又有著新的內涵和外延。「從中心看周邊」和「從周邊看中心」的雙重視角,有利於更加清楚地認識和把握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與「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理論。將族群互動的視野從南嶺走廊延伸到珠江流域,再擴展到東南亞社會,可以更好地描述環南中國海區域文明的開放性,將山地、河流、海洋文明的多元性特質有機兼容在一起。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原載《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文中圖片來源於網路。
【注釋】
【1】參見[日]廣田康生著、馬銘譯:《移民和城市》,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29-146頁。
【2】參見凌純聲:《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凌純聲:《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凌純聲先生論文集》,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版,第335-344頁。
【3】參見喬曉勤:《中國東南沿海史前文化與太平洋區域史前文化的關係研究》,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1988年,第22、52頁。
【4】參見[日]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発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1-2頁。
【5】參見黃蘊:《徳教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拡大とネットワークの構築》,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37,山川出版社,2008年,60-84頁。
【6】參見馬強:《流動的精神社區:人類學視野下的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7】參見[日]白鳥芳郎:《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誌》,講談社,1978年,4-5頁。
【8】參見[德]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9】參見[日]濱下武志著,高淑娟、孫彬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78、280-291頁。
【10】參見Bien Chiang,"Market Price,Labor Input and Relation of Production in Sarawak"s Edible Birds"Nest Trade," in Eric Tagliacozzo and Wen-Chin Chiang,eds., Foreword by Wang Gungwu,Chinese Cri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pp.407-431。
【11】參見Carol A.Smith,"Regional Econimis Systems,"in Carol A.Smith ed.,Regional Analysis,Vol.1,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pp.3-63。
【12】參見Arjun Appadura,"Introdution: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 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3。
【13】參見黃一峰:《飲食文化與海外市場:清代中國與南洋的海參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1期。
【14】參見陳春聲:《序言》,張應強:《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市場、權力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4-5頁。
【15】參見[日]奈倉京子:《「故鄉」與「他鄉」:廣東歸僑的多元社區文化適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23頁。
【16】參見麻國慶:《永遠的家:傳統慣性與社會結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7】參見[英]奈傑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3頁。
【18】參見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324-338。
【19】參見項飈:《勞工移植:東亞的跨國勞動力流動和「點對點」式的全球化》,《開放時代》2011年第5期。
【20】參見周大鳴、呂俊彪:《珠江流域的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參見[德]史圖博著、廣東民族研究所譯:《海南島民族志》,中國科學院廣東民族研究所內部編印,1964年。
【22】參見[日]小葉田淳著、張迅齊譯:《海南島史》,台灣學海出版社1979年版。
【23】參見中南民族學院本書編輯組:《海南島黎族社會調查》,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4】參見何家祥:《「浮家泛宅」———廣東「疍民歧視」研究》,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2004年。
【25】參見秦璞、徐傑舜:《河疍與海疍珠疍》,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6】參見麻國慶:《作為方法的華南:中心和周邊的時空轉換》,《思想戰線》2006年第4期。
<民族微天下>
去遠方,接觸/理解他者,超越常識。
回內心,反觀/反思自我,洞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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