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程恩富政治經濟學獎」獲獎作品||顏鵬飛：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再研究

06-15

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武漢大學顏鵬飛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思想史研究所所長，《經濟思想史評論》主編，以及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世界政治經濟學論壇顧問，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和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國內多所高校兼職教授或諮詢委員。主要從事中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保險史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再研究——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邏輯起點

顏鵬飛

原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摘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已經提供了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思想材料和邏輯構件。政治經濟學「五冊結構」、「六冊結構寫作計劃」和《資本論》四卷結構，從整體上代表了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的最高成就，提供了建立科學體系的框架和方法。本文闡釋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學說及其九大構建方法，並且力圖以此為指導，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起點的抉擇和定位問題，由此彰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的當代價值。

關鍵詞:總體方法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學說;術語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邏輯起點

世紀之交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中國奇蹟」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最為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但其背後存在的「話語貧困」，卻構成了當前我們必須解決的時代問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術語革命，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已經是擺在理論工作者面前的歷史擔當。

一、現在不具備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必備條件嗎?

學術界流行一種觀點: 中國經濟的社會形態還處在初級階段，呈現不成熟性，不具備建構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體系或邏輯結構所必要的條件。因此必須摒棄邏輯的方法或者「敘述」的方法，而應該採用庫恩的範式理論、實證的方法或者歷史學派及其祖師爺德國官房學派方法論，或者僅僅「致力於專題的研究方式」^①。其結果只能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成為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的堆砌，一系列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紅頭文件和政策條例的解讀。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以及政治經濟學「邊緣化」「標籤化」和「空殼化」現象，以至於西方學者甚至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抄襲西方的「山寨體系」，處于思維「被殖民」的狀態，^②上述這種觀點無異於對此起了不可推卸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已經提供了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思想材料和邏輯構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術語革命已經刻不容緩。這就需要「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如何重鑄以本土化的學術話語權為標誌的中國經濟學體系，無疑可以從中得到深刻的啟迪。

《馬克思傳》的作者戴維·麥克萊倫 ( David Mc Lellan) 、薩特 ( Jean-Paul Sartre) 、依納齊奧·斯隆 ( P. Sloan) 指出，馬克思在 19 世紀完成了哲學、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強有力的綜合」，這是「19 世紀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 他所建立的「哲學、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體系」是當今時代和未來的「精神支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給我們提供了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緯度」、「新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③被封為經濟學「聖經」的《資本論》，在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後再次成為西方國家的暢銷書。馬克思經濟學及其方法論受到人們的青睞，國外許多著名學者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其中不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以及哲學、社會學思想史等各種領域、流派和思潮的領軍人物，不得不承認馬克思這位思想巨人在思想界的歷史地位、貢獻和重大影響。

經典的魅力在於促使人們「親自到原著那肅穆的聖地去尋找永垂不朽的大師」 (叔本華語) ，從中尋找時代對接點、理論閃光點和增長點。而在全球化語境和當今時代條件下，重讀《資本論》，無疑有助於彰顯和發揚其在場的現實可能性、跨越歷史時空而與當今時代對話的當代價值，以及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回應現實和指引實踐的理論張力。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形成史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運用馬克思「總體」發展觀和方法論，構建反映「生產力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辯證法」運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④馬克思總體方法論，就是以揭示事物整體或總體的普遍聯繫為特徵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具體應用，形成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其精髓就是構建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的方法。

《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 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結晶，第一次系統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哲學的貧困》(1847年) ，不再採用見諸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即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範疇的經濟學邏輯體系的構建方法，並且批判蒲魯東構建的形而上學的矛盾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

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導言》中，首次推出了了以「總體」、「整體」或「體系」為核心概念的政治經濟學總體方法論，正面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剖析了構建「各種經濟體系」的方法。^⑤

1. 第一次推出「總體」、「生產總體」、「具體總體」、「思想總體」、「生產關係的總和」、「總的合力」、「總體工人」等範疇，並且用以闡釋「有機體制」即社會經濟形態這一總體的發展規律:「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於: 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⑥並且區分了生產總體或者具體總體 ( 即現實表象) ，以及作為其理論反映的思想總體、思想整體、思維總體或者精神具體 ( 即邏輯結構和思想體系) 。

2. 首次提出了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五冊結構」和「六冊結構寫作計劃」，即資本 ( 資本家為主體) 、土地所有制 ( 地主為主體) 、僱傭勞動 ( 工人為主體) 、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提供了建立科學體系的框架和方法，從整體上代表了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的最高成就。

以後，馬克思推出了《資本論》四卷結構。《資本論》第 1 卷闡述價值的生產過程存在著剝削;《資本論》第 2 卷闡述價值的流通或者實現過程存在著剝削；《資本論》第 3 卷闡述資本主義總過程存在著剝削，以及商人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轉型。《資本論》第 4 卷是剩餘價值理論思想史。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形成史告訴我們，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亦即「一個在價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進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進行了科學的剖析，從總體上邏輯地再現資本主義的本質、內部聯繫、邏輯結構和運動規律。馬克思把這種總體或者結構方法上升為「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乃至人類「掌握世界」的獨特的專有的思維「方式」的高度，即列寧所概括的「大寫的《資本論》的邏輯」。恩格斯後來把這個方法視為「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⑦⑧⑨

三、經濟學邏輯體系九大構建方法

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尤其是邏輯體系構建方法散見於其論著、手稿和筆記，僅擇其要點。

( 一)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的對立統一

馬克思區分了生產總體或者具體總體 ( 即現實表象) ，以及作為其理論反映的思想總體、思想整體、思維總體或者精神具體 ( 即邏輯結構和思想體系) 。前者決定後者，也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客觀事物的辯證法創造主觀觀念的辯證法，而後者是前者的反映。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絕對精神」的總體觀，指出: 「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於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為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⑩

( 二)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對立統一

現實或者表象中的具體———抽象的規定———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具體總體」，這是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邏輯運動的總路徑。僅僅依靠研究方法或者僅僅依靠敘述方法，是會半途而廢的。學術界大都推崇盧森貝方法論模式，把政治經濟學方法主要歸結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即敘述方法。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或者敘述方法僅僅是政治經濟學總體方法論的一個組成部分。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是對立統一的。研究方法是從現象進入本質的方法，是以經濟現象層次的東西為研究對象，也就是馬克思所強調的，「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¹¹^）敘述方法是關於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法，是以本質層次的概念和範疇為研究對象，是把本質逐步還原成為包含著諸多規定和關係的思想總體。兩者缺一不可。所以，就邏輯運動的總路徑和總過程而言，應該有兩種方法 (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 和兩種研究對象，它們都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

( 三)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

一方面，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從簡單到複雜的邏輯發展進程，從最簡單上升到複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應該舍象歷史的偶然因素和干擾條件。

( 四)內源性矛盾運動貫穿於邏輯運動的全過程

邏輯體系總體的運動實際上是一種無求助於外力的凸顯自我運動、自我揚棄、自我否定、自生自滅和自我發展的內源性矛盾運動，因為它所反映的現實社會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社會有機體。馬克思還批判了把經濟學概念和範疇物化、凝固和僵化的形而上學矛盾觀，即不知道任何經濟範疇、概念和規律後面的繁雜的生產關係，不知道它們身上銘刻的「歷史痕迹」，同樣也不知道它們是永恆的，是活生生的，隨著歷史的或者現實的變化而變化的; 而在馬克思著作中間，是找不到「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關係不是被看作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作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 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¹²^）

( 五)總體的邏輯起點選擇原則和方法，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

確定了總體的邏輯起點，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起點範疇即經濟學元範疇包含著此後展開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終端以揚棄的形式包含著自己開端的規定性，這充分體現了辯證邏輯運動的一以貫之的內在聯繫和自我運動的特性。起點範疇的選擇至少應該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抽象性、現實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起點與研究對象息息相關。

這就需要我們區分兩組研究對象，即與研究方法相聯繫的研究對象，以及與敘述方法相聯繫的研究對象，與此相呼應，確定兩個導向即「問題導向」以及「邏輯導向」。這一點至關重要。

其一，與研究方法相聯繫的研究對象 ( 因為研究方法是從現象進入本質的方法) ，是以經濟現象層次的東西為研究對象，也就是馬克思所強調的，「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¹³^）狹義的生產關係來源地是現實的生產過程，換而言之，與研究方法相聯繫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方式，亦即現實的勞動過程。

其特徵是「問題導向」。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而「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¹⁴^）它的哲學依據是世界統一於物質原理，也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理，即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去認識事物，從調查研究入手。把大量的感性材料加工 ( 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 成為理性材料; 其一是進一步確定材料的真偽和價值; 其二是從材料中引出路線、方針、政策、計劃、方案和方法來，以便去指導人們的實踐，解決現實問題。而「問題導向」所產生的成果，是進一步上升到與「邏輯導向」相關的邏輯加工的堅實的基礎。

馬克思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大量搜集「工廠視察查員」報告、「童工調查」、「公共衛生」、「麵包行業」等委員會的藍皮書——《資本論》第1卷近全書一半篇幅闡釋生產過程，其中包括從協作－－分工和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絕對剩餘價值生產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旨在從物質生產過程中尋找剩餘價值產生的秘密。

美國工人出身的「新左派」經濟學家布雷弗曼，上個世紀50年代起，先後任《美國社會主義者》雜誌主編、《每日評論》出版社社長及主編等職。布雷弗曼的《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年)一書，繼承了馬克思的研究路線和方法論，注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過程這一分析角度。

在他看來，《資本論》把對勞動過程的分析第一次置於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有鑒於此，布雷弗曼深入探討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程領域中的新變化和新現象，如勞動人民的職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變化，現代公司，辦公室勞動的演變，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 ( 其中包括壟斷資本主義制度造成了與工人階級和舊中等階級相區別的「職業的中間階層」) 尤其是企業管理和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其影響等等。他強調指出，上述變化或發展的原因是資本追求最大的剩餘價值。並且，他認為，自馬克思逝世後，至今尚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此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在他看來，勞動過程在19世紀末發生實質性的變革。這一時期正是西方「管理革命」崛起和新科學技術革命興起的時代。前者為勞動過程提供了新的組織形式，後者促成以技能為基礎的勞動向以科學為基礎的勞動的轉化，從而使勞動過程的內容產生了實質性的變革。他強調指出，勞動過程的重大變革和發展與壟斷資本主義形成在時間上是正相吻合的，促成勞動過程的形式和內容發生變革的管理革命和新技術革命是「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一部分，它們產生於壟斷資本主義，而又使壟斷資本主義成為可能。」，從而對巴蘭和斯威齊的壟斷資本理論作了重要的補充。

其二，與敘述方法相聯繫的研究對象 ( 因為敘述方法是關於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法) 。其特徵是「邏輯導向」，即以本質層次的概念和範疇為研究對象，是把本質逐步還原成為包含著諸多規定和關係的思想總體。

所以，就邏輯運動的總路徑和總過程而言，應該有兩種方法 (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 及其相應的兩種研究對象，它們都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兩者缺一不可。

( 六)強調中介範疇在邏輯推進和運動過程中的的重要性

這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總體構築方法的重要一環。「中介」範疇是邏輯演繹和體系構建的「樞紐點」。「中介」範疇就是邏輯中項，也是範疇上升或轉化的條件和過渡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一種「思想總體」要素的諸種範疇的自我運動，實質上是一系列中介範疇、中間環節之間的中介運動。

( 七)邏輯主線及中心範疇的選擇、邏輯聯繫或邏輯結構的布局謀篇原則

主線或者結構就是從總的聯繫和內在矛盾中，圍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辯證法或者觀念的辯證法這一條紅線，把反映錯綜複雜經濟現象的各個概念、範疇、規定、規律、理論或者子系統，置於應有的地位和正確的聯繫之中，力求真實地反映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現實運動。而按照何種客觀聯繫用以確定邏輯聯繫，這一切取決於研究對象，取決於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即勞動過程的品性，以及生產關係主體的本質，取決於是不是符合「現實歷史過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邏輯結構的布局即「分篇」的一般原則，即突出人類的物質生產，因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構成「有機整體」或「總體」的各個環節，而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分配、交換和消費，以及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而在資本主義生產總體中，其邏輯結構突出「資本」這一「中心範疇」、「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因為「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社會主義生產總體中，期邏輯結構突出「人民」（物質生產者）這一「中心範疇」。

(八)警惕蒲魯東邏輯陷阱和李嘉圖邏輯陷阱

所謂蒲魯東邏輯陷阱，是用繼起的複雜範疇闡釋先前的簡單範疇，因此在構築邏輯範疇體系時，犯了在闡述簡單範疇時就急於推出和藉助複雜範疇的錯誤。李嘉圖邏輯陷阱是抽象過度，即熊彼特所講的「李嘉圖惡習」。例如把價值直接等同於生產價格，跳過中介範疇，忽視利潤平均化過程。此外，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頭二章，所有的範疇都紛紛出場亮相。由此可見，從邏輯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李嘉圖似乎還是蒲魯東邏輯陷阱山祖師爺。

但是，對於蒲魯東邏輯陷阱不能做形而上學的理解。

首先，在闡述簡單範疇時可以藉助繼起的複雜範疇的一般規定性，但是不能藉助複雜範疇的全部規定和規律，馬克思嚴格規定：從繼起的範疇或結構內吸取某些理論要素或規定性時，必須限定在對資本的一股分析的範圍內；而這些理論要素或規定性不是對充分發展的複雜的「具體」及其現實運動的反映，而是對往往在低層次發展階段上才出現的、尚處於未展開狀況或呈現理想的均勻狀態的一般的「具體」形態的理論反映。

例如，對於「競爭」這一繼起的範疇體系，則抽象掉競爭的實際運動和市場價格的現實運動，只研究在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現出來的競爭；並以此作為《資木論》第1卷的理論要素；關於「世界市場」這個綜合了所有規定性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體，則舍象了其複雜的具體形式，只研究一般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主要作為《資本論》第3卷的理論要素。

其次，「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比較具體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資本的一般性質以後，才能得到全面的說明。」因此，他把旨在闡述資本一般性質的第一冊首篇《資本一般》，即「基本經濟原理」或「政治經濟學原理」篇，擴充為「大寫」的「資本一般」，也就是放棄了繼續撰寫體現「六冊計劃」結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個分冊的打算，而大大擴展的《資本一股》，將以《資本論》為標題單獨出版，而《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名稱只作為副標題。

「六冊計劃」結構轉向四卷《資本論》結構具有開創性甚至是「決定性的重要意義」，^（¹⁵^）旨在夯實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的基礎，即講清楚馬克思稱之為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性質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資本一般」，這一點至關重要。毋庸置疑，完成「六冊計劃」首冊《資本》篇的《資本論》，是該體系的基礎或「精髓」部分，並形成一個始基性體系即「小圓圈」(抽象層次上經濟學範疇的辨證運動)，可以說「第1卷已經是一個完整的部分」^（¹⁶^），「六冊計劃」中的第2-6冊，即《資本論》「續篇」，是上升到具體現象層次上的"大圓圈"，再現以世界市場為最高具體的「總體」。《資本論》及其「續篇」、「小圓圈」與「大圓圈」構成了不可分割的邏輯體系整體，因此，「別人就容易在已經打好的基礎上去探討了」，^（¹⁷^）馬克思實際上期待後人最後完成「六冊計劃」邏輯體系。

(九)注重政治經濟學「術語革命」

《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部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¹⁸^）恩格斯的這一句話實際上有兩層涵義：

一是基於從屬型發展觀視角涵義，「把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即對老話語的改造或者推陳出新，其理論根據是關於反映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經濟範疇二重性的理論：它把經濟範疇歸結為由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決定的物質內容與反映一定經濟關係的社會形式組成的統一體，它要求在分析任何一個經濟範疇時，自始至終地區分開它的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其方法論意義在於強調經濟範疇社會形式的暫時性及其物質內容的繼承性（這與從屬型相關聯），強調應深入考察與舊社會形式剝離了的物質內容及其發展趨勢，預測與它相適應的新社會形式（這與創造型相關聯），以及這二者在更高級階段上結合的特徵。

二是基於創造型發展觀視角，「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推出新概念、新範疇、新規律、新表述或者新理論，但是這一部分所佔比重非常之少，屈指可數。這是基於更替性和創新性的「創造」形態的術語革命。

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這二類術語革命的典範。它是《資本論》三大嶄新因素之一，也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解決了價值由什麼勞動形成(價值是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對認識價值實體、剩餘價值實體有決定性意義)，價值量由什麼決定，為什麼形成價值，怎樣形成價值的問題；從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上完成價值本身規定性的研究。並且從價值形式的歷史發展和商品內在矛盾衝突中，推出貨幣範疇，解決了商品怎樣、為什麼、通過什麼成為貨幣的問題，並從價格(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和價值的關係中闡述了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這一術語革命的意義在於：這種在商品交換現象形態上完成的勞動價值論，包含一切資產階級形式的秘密，成為以後一切經濟科學的出發點。

馬克思還進一步研究了剩餘價值本身，區分了剩餘價值一般及其具體形式，確定了絕對剩餘價值形式和相對剩餘價值形式，勞動對資本的兩種從屬形式、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學說等。

馬克思提出的這一組新術語的意義在於：「什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好像晴天霹靂震動了一切文明國家?」因為它從本質上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裡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¹⁹^）（²⁰^）從而為工人階級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如何抉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起點

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尤其是邏輯體系構建方法，對於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如何抉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起點？確定了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如前所述，起點範疇即經濟學元範疇包含著此後展開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終端以揚棄的形式包含著自己開端的規定性，者充分體現了辯證邏輯運動的一以貫之的內在聯繫和自我運動的特性。

1.應該從具體的國情和時代主題出發，這是抉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起點的唯物主義前提。

馬克思指出：「相同的物質基礎一一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現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於經驗上已經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²¹^）擺在而前的研究對象，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於轉軌期和經濟新常態狀況下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下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國情出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是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唯物主義前提。

2.起點範疇的選擇至少應該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抽象性、現實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如何抉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起點、元範疇或始點範疇，也必須如此。甚至可以為了現實性而犧牲抽象性。馬克思當年是把「價值」而不是「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的起點，後來改變初心的原因是：價值是比商品更為抽象，但似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幽靈，缺乏現實性。

社會主義「變形的商品」應該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範疇。迄今為止，商品已經經歷了三次變形。

第一次變形：從一股的簡單商品即W-G-W，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即G-W-G^』。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不同於「作為為歷史前提的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應該是「一個在概念上和歷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經在資本主義下變形的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²²^）

第二次變形：在經濟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很多實體經濟條件下的資本主義商品，轉變為金融商品即金融衍生品、新金融商品或者虛擬經濟品(Virtual EGoods）。「最重要和最關鍵的進步，是向金屬貨幣的過渡。但是這種過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後果：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一事實，從此庄商品交換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來了。」^（²³^）

第三次變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條件下的商品，不同於計劃經濟商品，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商品，而是二元並存條件下的「變形的商品」。這種社會主義"變形的商品"大量存在於現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之中。

鑒於起點範疇的選擇至少應該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抽象性、現實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因此，起點範疇也是政治經濟學體系賴以演繹或邏輯推進的元範疇。同時，也基於馬克思恩格關於「資本主義下變形的商品」理論的有力啟迪，應該以大量存在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經濟形態條件下的「變形的商品」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或元範疇。

其一，社會主義「變形的商品」產生的前提條件，具有二元性質——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及國營企業與非公有制經濟體制及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並存。

其二，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變形的商品」的二元並存性質：

（1）這種「變形的商品」主要來自國營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就是出現了兩種並存的所有制(公有製為主體，與非公有制妾存)，其政策背景是「兩個毫不動搖」；

（2）「變形的商品」市場所普遍存在的二元並存的混合機制，一種是以利潤或者效率為中心的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另一種是力圖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看得見的手，即政府調節規律，即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並存，但是，卻往往很難釐正兩者的邊界。

（3）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力形態，具有商品屬性（例如外資企業）和非商品的二元性質。在外資企業是一種合作的勞資關係。

（4）勞動者二元並存的分配關係：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相結合。

（5）商品、投資品與公共產品（准公共產品）並存。

這種特殊的變形的商品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經濟形態條件下，尤其在雙層所有制結構（公有製為主體，與非公有制並存，以及多種規律或者機制，例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制約條件下，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由此而推動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和變遷。這種「變形的商品」及其生產，應該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範疇。

我們應該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學說為指導，將中國實踐中大量湧現的感性材料和成功經驗予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形成新表述、新話語、新概念、新範疇，從而形成這一理論製作過程的最終產物，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並由此彰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的當代價值。

注釋略。